【摘 要】汲古閣刊印《六十種曲》是中國戲曲史上最早的傳奇總集。其中《三元記》是劇作家沈受先在宋元南戲的基礎(chǔ)上改編而成的，也是《六十種曲》中唯一以商人作為主人公的戲劇。《三元記》在內(nèi)容、形式等方面明顯受到民俗文化的深刻影響，多個劇目中涉及大量民俗事象，對于探究民俗文化極具意義。
　　【關(guān)鍵詞】《三元記》；馮商；民俗；義利
　　中圖分類號：J805 文獻標(biāo)志碼：A 文章編號：11007-0125（2018）15-0021-02
　　汲古閣刊印《六十種曲》所收《三元記》是明孝宗弘治年間劇作家沈受先在宋元南戲的基礎(chǔ)上改編而成的�！度洝分v述了富賈馮商年屆四十，尚無子嗣，上天感其所積陰功，使其得子馮京，馮京長大后連中三元，成了宰相的乘龍快婿。戲曲作品在內(nèi)容、形式等方面明顯地受到民俗文化的深刻影響，《三元記》中《祝壽》《托媒》《議親》等多出劇目涉及大量民俗事象，劇本中民俗以各種方式融入，可以充分審視隱含在民俗文化背后的社會情態(tài)。劇作通過“賑饑”“還妾”“拒寢”“還金”“錯認馬匹”等事件塑造了一位寬厚仁德、仗義疏財?shù)纳倘笋T商極具開創(chuàng)意義，在中國文化的浸潤下，對于商人義利觀的變化與思考也越來越值得重視。
　　一、民俗事象
　　民俗即“那些在民眾群體中自行傳承或流傳的程式化的不成文的規(guī)矩，一種流行的模式化的活世態(tài)生活相�！盵1]民俗事象則是民俗文化生動的展現(xiàn)�！度洝穬�(nèi)涵豐富，民俗事象眾多，涉及社會民俗、民間信仰等多個方面。
　�。ㄒ唬┟藉鲇H。馮商夫妻伉儷恩濃，卻無子嗣，妻子金氏提出納妾�！锻忻健芬怀�，描寫了馮商托媒娶妾一事。戲曲中媒主婆念白道：“男要娶婦，女要嫁夫，都是老身作伐，賣貨的客人，買貨的客人，俱是老身為主，故此叫媒主婆。”[2]由此，可以看到普通男女的婚事需要媒人的參與。媒主婆唱道：“你聘財若出百兩，管教今夜便成雙，與你執(zhí)柯，期取弄璋�！盵3]亦可看到聘財在姻親關(guān)系上的重要性�！肚叉芬怀雒鑼懭㈡皇�，世情盡顯。馮商大擺筵席慶祝，由媒主婆將張家女領(lǐng)至馮商處，媒主婆賓白道：“新人已到，筵席已完，你兩人當(dāng)自酬酢一杯，請安置�！� [4]馮商之子馮京連中三元，《謁相》一出中左丞相富弼想招其為婿對下人道：“既如此，你可吩咐值日匠人，搭起彩樓，請小姐上樓看迎狀元，你可將絲鞭遞與他�！睓�(quán)貴人家使用絲鞭擇婿亦是一大特點。另《合歡》一出中趙得濟認為自己即將離世，二兒子又久未回家，未免耽誤女方婚事，決定將女方的庚帖送回。戲曲多處涉及媒妁姻親等事象，極具特色。
　　（二）酒令餞行。在《餞行》一出中，馮商的朋友離家行商餞行祝愿，并以行酒令的方式進行。劇作者在戲曲中以唱詞“各要自稱某姓，兼做某營生�！盵5]傳達當(dāng)時的行酒方式，由此觀眾可知馮商的幾位好友姓甚名誰作何營生，陳筆耕常年在外教書，褚種杏常年在家賣藥，衛(wèi)冰月常年在外算命。而后“如今腳色已定了，各要自家贊四句，贊得好者免飲，贊得不好者罰酒三杯�！盵6]將三位先生引出，為后文馮京師從陳先生，以及衛(wèi)先生為丞相女算命作鋪墊，可謂多得。
　�。ㄈ┥耢`關(guān)照�！度洝返摹陡裉臁芬怀觯敿毭鑼懥伺D月二十三各方土地匯聚在一起，向玉帝匯報一年的情況，京都土地向玉帝稟告馮商無子，聘張家之女，后可憐她將其送回，聘禮也沒要回，玉帝認為馮商應(yīng)得一子；江夏土地又向玉帝稟告了馮商在江夏積善行德，玉帝認為他應(yīng)得一貴子；中都土地向玉帝稟告王生曾受馮商的恩惠，無錢報恩，想讓其妻服侍馮商，馮商不允，玉帝認為馮商應(yīng)得一極貴子；祥符縣土地向玉帝稟告馮商在祥符客店撿到百兩黃金，沒有占為己有，在客店等待失主回來尋找，玉帝于是派文曲星下凡為馮商之子，連中三元，又命織女下凡為丞相之女，讓他二人結(jié)為夫妻。馮商善有善報，終得一子，他的善舉都是通過土地之口報告給玉帝的，在戲曲中因果報應(yīng)的思想往往會將一些主角的命運提前通過一些神異現(xiàn)象來進行預(yù)示。
　　二、社會情態(tài)
　　明前期，太祖朱元璋及其繼位者積極致力于重建儒家倫理綱常秩序， 十分推崇宋代理學(xué)家的學(xué)說，目的在于使?jié)h文化歸于正統(tǒng)，進而輔助政權(quán)上的大一統(tǒng)局面。儒家的綱常倫理被推崇到了至高無上的位置。民間沿襲一夫一妻的聘娶婚制，但也可以看到民間尤其是家庭經(jīng)濟狀況較好的依然存在納妾行為。同時整個婚娶過程都需要媒人的參與。明代狀元有騎馬游街的儀式，大戶人家招婿往往以絲鞭作為信物，尤其是對新科狀元，在其及第后很快送出，以免落空。民間男女則通過互換庚帖達成締約婚姻。社會運轉(zhuǎn)離不開這些約定俗成的禮儀和生活方式。戲曲中馮商進京行商，友人以酒令的方式飲酒餞行，頗具時代特色和生活色彩。
　　馮商平日積德行善，赴京貿(mào)易買得一妾——張家女，當(dāng)夜，女子自陳家世遭遇，馮商毅然使其歸家，百金賣身之資亦不取。張家女后來成了宰相之妻，未忘舊恩，自馮京出現(xiàn)時便提出將女兒嫁與馮家。后馮京連中三元，宰相欣然同意與之結(jié)親。可見，當(dāng)時社會上普遍存在的是人賢事美、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完美大團圓的思想觀念。神靈存在的這種民間信仰充滿神秘性和暗示性，它潛移默化地影響著當(dāng)時社會上的多數(shù)人，內(nèi)化到個人的言行中并間接影響著人們的生產(chǎn)和生活。
　　王國維在《紅樓夢評論》中說：“吾國之文學(xué)，以挾樂天的精神故，往往說詩歌的正義，善人必令其終，而惡人必罹其罰。此亦吾國戲曲、小說之特質(zhì)也�！盵7]社會生活對文學(xué)創(chuàng)作有著重要影響，人們往往將生活中所相信的果報觀念寄托于文學(xué)作品中。中國的命定思想歷經(jīng)數(shù)千年的發(fā)展，至明代早己深植于民眾的生活之中，宣揚因果報應(yīng)亦是傳達“勸善懲惡”的思想，借助于這一思想，往往會將一些主角的命運提前通過一些神異現(xiàn)象來進行頓示， 凸顯出生死禍福早有定數(shù)的民間大眾觀念。
　　三、士商關(guān)系松動
　　“明代是一個商人廣受注意的時代，明代文學(xué)是一種非常關(guān)心商人的文學(xué)�！盵8]商人形象的轉(zhuǎn)變與當(dāng)時社會商業(yè)的繁榮和商人階層的壯大密不可分。明代商人作為商業(yè)行為的主角在明代社會中更具舉足輕重的地位，并且和歷代以來的社會中堅分子——“士”的關(guān)系有了一定程度的松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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