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高興應(yīng)邀來參加第五屆法理學博士論壇。宋方青老師要我致個辭，不知道說些什么好。在學術(shù)上，我比較小農(nóng)意識，只關(guān)心自己的那一畝三分地：北大法學院，自己的學生，以及個人的科研。我不大知道其他各校的博士生都關(guān)心什么問題，甚至因為時間有限也不大關(guān)心現(xiàn)在中國的法理學都在討論什么，怎么討論。我沒參加過法理學年會或諸如此類的法理學術(shù)討論會，自我逃避，因此也就自我放逐或邊緣化了。

　　這些話并非離題萬里。因為我認為，學術(shù)研究基本上是個人的事情，是個人的智力活動。扎堆干活，干農(nóng)活還可以，有人氣，情緒高，但就會有搭便車的可能。而一到工廠流水線上就要有分工了；
而分工說白了，就是每個人首先把自己的那塊事情干好。在學術(shù)上，除了工科的大規(guī)模項目和社會科學的對策性研究或社會調(diào)查必須協(xié)調(diào)行動外，我認為，基礎(chǔ)理論研究，無論是自然科學，社會科學還是人文學科，基本都是個人性的，冷暖自知。安于自己的本分，恪守自己的追求，因此，我認為是理論法學研究的根本特點之一。甚至，外人的批評和贊揚都是無關(guān)的。

　　但安分守已并不是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圣賢書。人都有關(guān)切，也必須有關(guān)切。我也有。但目光不應(yīng)盯著法律理論界，盯著法學人，盯著學術(shù)的主流或支流，中心或邊緣；
目光應(yīng)盯著社會，盯著人。但也不是抽象的社會和人，我主要關(guān)切的是今天的中國社會和普通中國人，以及與此有關(guān)的某些歷史（時間）和外國（空間）。集中——但不是僅僅——關(guān)注和研究中國的問題，中國人的問題，這不是眼光狹隘，而是我們只能如此。無論我們?nèi)绾侮P(guān)心國際，如何關(guān)心全人類，其實都注定只能從我們周圍的社會，周圍的人開始。哪怕是想著討論一般的法律，普世的法律，但也只能從本地的當代的法律問題開始�！袄衔崂弦约叭酥�老”，是我歷來主張的研究進路�！胺�律思考不很容易跨出國界”，即使你追求或自以為是在“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想想說這句話的張載；
或是想想那些追求永恒不變普遍適用的自然法學者們，例如西塞羅，就可以了。他們都只屬于歷史，從未進入永恒。永恒的概念不過是脆弱的人類個體從水銀中提練的長生不老的仙丹。

　　如果法理學不能回答具體的問題，或者說，中國的法理學甚至連中國的問題都回答不了，解決不了，你怎么可能回答普遍的問題，全人類的問題。因此，我個人認為，中國的法理學必須也只能扎根于當代中國，必須首先努力回答當代中國的問題。

　　這種回答，不能只是在一般層面，或在形而上層面，在我看來，它必須汲取各個部門法的知識，汲取其他學科的知識；
只要可能，還要努力對各個部門法能有些許用處。這不是說要建立某種高于部門法學或?qū)嵺`的法學理論，而是說，基礎(chǔ)理論的研究必須能解說部門法的某些問題，促使部門法的理論整合，形成某種融貫的話語。如果法學理論做不到這一點，就不會有人關(guān)心所謂的法學理論，所謂理論研究成果就可能成了小圈子里幾個人的自娛自樂。

　　我也不是說一個人不能做某些自娛自樂的研究。個人完全可以。但作為整體的一個民族的法律理論，它必須與部門法和部門法的社會實踐有關(guān)。

　　而且，當代中國的法學理論還承擔了重要的歷史使命。隨著中國的迅速和平崛起，隨著金融危機，中國正在走向世界舞臺中央，甚至是被拽進這個舞臺中央的，在中國還沒有做好足夠的準備，沒有完備的規(guī)劃，各方面的實力還不夠的條件下。而法學和法律理論是中國國力的一個重大薄弱點。如果中國走上世界舞臺，沒有或最終形成自己的政治觀、法律觀，沒有自己的國際政治法律觀，沒有相應(yīng)的理論，沒有相應(yīng)的建立在對人性、經(jīng)濟、社會和國際政治深刻理解基礎(chǔ)上的系統(tǒng)的經(jīng)驗的和實證的理論，顯然不行。那就缺乏軟實力。

　　我把政治觀放在法律觀之前，不是筆誤。因為在國際之間，或?qū)ζ胀ㄈ藖碚f，不可能理解和把握細致的法律理論，他們能理解和把握的往往只是復雜系統(tǒng)理論中衍生或抽象出來的幾個命題，甚至就幾個概念。因此在這個意義上，我大膽地，冒失地或者說政治不正確地說一句，所謂法律理論，在社會功能上，就是一種政治意識形態(tài)。這就像今天西方主張的人權(quán)、民主、自由一樣。中國的法理學當然要吸納這些命題和概念，但還需要我們的貢獻，需要中國人的貢獻，包括中國的政治意識形態(tài)。因為，中國不是一般的大國，而是一個文明的大國。

　　要實現(xiàn)這種法理學追求，不可能僅僅靠讀書，不能僅僅靠讀古書或外國人的書。實現(xiàn)這個追求的最堅實的基礎(chǔ)就是當代中國社會的實踐，中國的經(jīng)驗和教訓，注意，還不只是法治實踐和經(jīng)驗教訓，后者很可能只是前者中很小的一部分。這也就是說，我們的法律理論必定是要基于對中國的研究，包括對中國的政治經(jīng)濟社會歷史文化的全面把握和理解，才有可能。這是一個偉大的工作，一個并非每個時代或每個國家的學人都能遇到的偉大工作。而我們這個時代，我們的國家，為中國法理學提供了這種可能。

　　這是一個艱巨的工作，一個需要想象力和創(chuàng)造力的工作；
換言之，這是任何前人包括外國前人的經(jīng)驗都不足以應(yīng)對的工作。但我們必須去做，我們必須有這個雄心大志，在理解我們的時代和社會的背景下努力。即使我們作為個人努力最后失敗了，但我們這個民族必須成功。我愿意以我個人的失敗為這個民族的成功奠基。

　　年輕的博士生同學們，讓我們共同努力。

　　2009/4/15于北大法學院科研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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