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的良知與責任”這個問題不是一個純學術的問題，它關乎你如何定位自己，如何理解自己的職業(yè)。我不把自己定義為知識分子，因為在中國的語境下，“知識分子”承載了太多內容，太沉重，而我是一個避免崇高與責任的人。如此一來，今天我所說的，就是結合自己的專業(yè)，做一次置身度外的歷史回顧。

　　我想談談知識分子所賴以生存的外部環(huán)境，換句話說，什么樣的社會，什么樣的制度有利于孕育知識分子的良知，使他們充分擔當自己的責任，反之在什么樣的社會和制度下，他們難以承擔責任甚至泯滅了良知。知識分子是一個西方概念，在中國古代社會存在著一個與之相對應的階層，叫“士”，“士”的發(fā)展啟揚也做了回顧。當然中國的“士”與西方的“知識分子”之間有很多差異，但大體比附還是可以的。

　　中國歷史上的魏晉時期，最為后人津津樂道的是它的“竹林七賢”，而七賢中對后世影響最大的當屬嵇康和阮籍。嵇康和阮籍可以說代表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典型命運。嵇康“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fā)”；
“每非湯武而薄周孔”；
“以六經為蕪穢，以仁義為臭腐”。這樣的態(tài)度當然不討皇上喜歡，再加上鐘會之流經常在晉文帝前讒言，說嵇康這樣的人不殺，無以清潔王道。文帝隨便找了個事由，就把嵇康殺了。當時有三千太學生上書文帝，請以嵇康為師。嵇康臨刑前，神色泰然，索琴奏《廣陵散》，嘆為絕響。圍繞嵇康，既有鐘會這樣的小人，也有三千太學生的不畏帝命，聯(lián)名請書，看來中國的“士”階層遠比西方的同行復雜，充滿了分化與斗爭。阮籍與嵇康是好朋友，因此兩人的命運對比就格外耐人尋味。阮籍不像嵇康性情剛烈，他比較圓融。他也不滿當時的政治，但他的策略是逃避。終日喝得酩酊大醉，文帝與其談話，皆言玄遠，未嘗臧否人物，說的都是一些與現(xiàn)實政事人物不相干的話。文帝想與阮籍攀親家，阮籍大醉六十日，提親不了了之。阮籍做了一個小官，步兵校尉，僅僅因為這個官的后廚藏有美酒。凡此種種，阮籍無非是要向所有人，尤其是文帝表明：我無心政治。我的愛好就是喝喝酒，欣賞美女。阮籍因此得以保全性命，但阮籍真的快樂嗎？史書記載，他常常獨自駕車，隨意行走，走到無路處，大哭而返�？吹匠�漢戰(zhàn)場，感慨說：“可嘆現(xiàn)在沒有英雄，使這些小人們成了名�！彼�以說，阮籍的逍遙自在的生活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掩蓋，一種假象，或者更客觀的說，在他的經世致用的儒家抱負無從實現(xiàn)的情況下，他原來傾心的只是作為生活之一部分內容的道家逍遙現(xiàn)在放大為他的全部生活。這樣的論斷也可以放在陶淵明身上，雖然他以田園詩人名垂史冊，但如果你讀了他的那些詠懷詩，你不會再認為他是一位恬靜的心如止水的道家信徒。作為一位有操守的士，當他的原則不見容于當世，他只能選擇退隱。儒家與道家的精神常常如此融入中國古代士人的生命中。

　　嵇康與阮籍的命運不由使我想起孔孟的命運�？鬃右簧�周游列國，向各國國君推銷他的學說，孟子也一樣，最大的希望就是國君采納他的仁政主張。對于當時的政局，兩人都持批判態(tài)度，還是激烈的批判�？鬃优�評魯國大夫：“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13]孟子見梁惠王、齊宣王，慷慨激昂，長篇大論，教訓起君王絕不嘴軟�？酌辖K其一生說的都是國君不愛聽的話，他們的主張國君也不感興趣，但是與嵇康不同，他們得以保全性命，雖然有人為難，但基本上沒有性命之憂�？鬃踊盍�73（一說74）歲，孟子也活了80多歲，這在當時算是長壽，都算善終�？酌弦埠腿罴�不同，想怎么說就怎么說，可以喋喋不休，大發(fā)對政事的見解，不像阮籍那樣三緘其口，沉默是金�？酌吓c嵇阮的際遇有很多相似之處：對當政者持批評態(tài)度，阮籍的不合作其實是一種消極的批評；
主張不見容于當世；
身處亂世，孔孟時諸侯爭雄，嵇阮時黨派爭權。但為什么雙方的命運如此不同？為什么在魏晉時士人的命運有了如此戲劇性的轉變，以至被后世不斷提及？

　　我想關鍵的轉折乃在于秦，尤其是漢。秦始皇開始疆域、制度、文化上的大一統(tǒng)，最后在漢武帝時全方位完成，尤其是思想上的大一統(tǒng)。漢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原本作為一個思想流派的儒家學說具有了絕對真理的權威地位，而朝廷成為這一絕對真理的代言人�？酌仙�活的時代是真正的百家爭鳴，各派學說風起云涌，你爭我辯。諸侯國國君本著政治家的務實態(tài)度，從中選擇能快速富國強兵的學說，對其他的學說則愛誰誰。各派學說之間是平等的。儒家雖然在戰(zhàn)國后期成為顯學，一是因為其理論本身的魅力，二則仰仗孔門弟子的努力，雖是顯學，其身份仍是民間的，并不比墨、法、農、兵、道更高。但經過了漢武帝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情況大大不一樣了。到了魏晉，雖然這也是個亂世，雖然有曹操的不問操守的求賢令，雖然老莊之言大盛，但儒家思想的絕對權威地位并未撼動。尤其是晉朝標榜以孝治天下，儼然儒家思想的正統(tǒng)代表。所以，毫不意外，貶低儒家典籍，非薄儒家人物的嵇康會招致殺身之禍，不愿合作的阮籍只有緘默。

　　有趣的是，董仲舒通過“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實現(xiàn)了自己作為一位大儒的最大夢想，但對儒家學說的最終解釋權并不歸他，而是朝廷。知識分子最喜歡的莫過于有人傾聽他的觀點，支持他的觀點，采納他的觀點，尤其是帝王。一旦帝王采納，那就意味著其思想可以依仗國家權力實現(xiàn)最大的普遍化。因為這一普遍化的過程仰賴帝王權力，所以對思想的解釋權置換為帝王及朝廷，而不是思想者本人。這大概也是一種異化吧。知識分子最終要俯首聽命于高據于絕對真理之巔的某種思想及其背后的解釋者。董仲舒希望以天人相符的學說來限制王權。武帝的祖廟發(fā)生了火災，董仲舒寫了篇奏文，說這是老天在提醒您，朝廷里的事該怎么處理云云。文章還沒呈上，被一朋友看到，偷拿給漢武帝看。武帝很狡猾，不動聲色，召來眾臣，也不說誰寫的，只問他們怎么看這篇文章。董仲舒的一位學生不知是自己老師所寫，連說此人該殺。武帝公布謎底，卻赦免作者不死。自此，董仲舒再也不敢言災異了。

　　回到開始時的問題，言說是知識分子擔當責任的最主要形式，甚至可以說，是其生存方式。能否暢所欲言關乎知識分子的生存質量。一般而言，在一個存在絕對真理及其代言人的社會里，知識分子很難暢所欲言。反之，知識分子則可以自由呼吸。對于孔孟，我很羨慕；
對于嵇康，我很敬佩，對于阮籍，我很理解。知識分子也是人，人都很脆弱，尤其是在面對強大的專制權力時。在非常時期，大多數(shù)知識分子選擇做沉默的大多數(shù)，只有少數(shù)人，或者為了良知和信守而以身抗爭，或者為了利益虛榮而出賣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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