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多讀者向我提出如何加快政治體制改革的種種問題，這道出了當前公眾心目中的熱點、焦點、疑點和難點�，F在試以問答體吐露我的直言、忠言、諍言。

　　一、對黨的十五大提出“繼續(xù)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任務背景的認識

　　問：八十年代以來，政治體制改革問題在輿論界、學術界談得比較少了。不久前黨的十五大報告又鮮明地提出了“繼續(xù)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任務，您看它的背景是什么？

　　答：本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至少要與政治體制改革同步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發(fā)展到一定程度，一定會遇到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政治體制不改，經濟體制改革就很難再搞下去。這一點鄧小平同志認識得非常清楚深刻。他在1980年“八•一八”講話中表明，我們國家的改革應該從政治體制改革著手來帶動經濟體制、思想文化體制和對外關系體制等改革。本來政治體制改革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的1979、1980年是很響亮地提出來的，就是要政治體制改革開路。但是阻力很大，沒有辦法，就只好先搞經濟體制改革。到1986年鄧小平又第二次提出政治體制改革。因為經濟體制改革搞了七、八年，經濟體制已從原來過度集權的計劃經濟逐步轉軌到社會主義商品經濟，而過度集權的政治體制沒有多少觸動，出現了官商官倒、以權謀私等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小平同志明確提出了要實行黨政分開、克服官僚主義、權力下放、發(fā)展社會主義民主等等。特別是在1987年7月1日建黨66周年紀念日那一天，《人民日報》頭版重新發(fā)表鄧小平的1980年“八•一八”講話，目的是要喚起全黨重視，政治體制改革應該加快推進。這年秋后召開了黨的十三大，在大會報告中政治體制改革專門寫成了一部分，講了七個方面內容。十三大報告特別強調，關鍵是“黨政分開”，要從“黨政分開”來推進政治體制改革。而這一個問題本來是在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就提出來了。那么到了改革開放二十年后的今天再來看，黨政企依然不分�？梢哉f，這一點上我們改革是沒有多少前進，甚至黨政企職能交叉、互相扯皮的問題，在某種程度上說比七、八十年代更嚴重了。

　　從正面來看，我們這些年經濟改革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另一方面我們的政治體制還存在不少問題。1984年后官商官倒加劇。1992年十四大確定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后，這幾年腐敗又加劇了。原政治局委員、國務委員、北京市委書記陳希同就是例子。我們的政治體制已成為改革和發(fā)展的瓶頸，矛盾已堆積得越來越多，開始阻滯我們經濟和社會的發(fā)展。這些年歷史的經驗和教訓證明，要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健康發(fā)展，不能不加快推進政治體制改革。這是黨和政府順應客觀規(guī)律的要求，也是這些年黨內外人士、社會各階層的共同要求。

　　問：您剛才談到經濟體制改革要以政治體制改革為先導，我看到理論界有不少人發(fā)表文章認為，中國體制改革要經濟體制改革先行，到一定程度政治體制改革再跟上去，這種看法對嗎？

　　答：政治體制改革不能只是在經濟體制改革后面跟著走，兩者也不能只是同步發(fā)展，政治體制改革應該在某些方面先邁出一步。事實上我們當年之所以能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和會后改革有所突破，也是政治改革先邁出一步的嘛！如果不是在三中全會上打破了新的個人崇拜、新的個人專斷，發(fā)揚了黨的民主，就不可能端正路線，不可能會有今天的經濟體制改革局面。正因為鄧小平在三中全會上爭取了大多數中央委員，才使得改革開放的路線得到了確立。所以，我認為三中全會本身就是政治改革先行的產物，就是政治體制改革的起點。當然政治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還不是一個概念，政治改革的成果要在制度上體現出來才能穩(wěn)定和發(fā)展。后來中國改革當中出現這么多問題，就是因為政治體制改革沒有始終起先導作用，以致于政治體制改革與經濟體制改革不配套。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但這個“中心”，需要政治體制改革的先導作用。這既是經濟改革的需要，也是民主政治的需要、法治建設的需要。

　　二、關于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政治體制改革的成果和存在的問題

　　問：應該說隨著我國這些年經濟體制改革的推動，原有的政治體制也隨之發(fā)生了一些變化。您看這些改革主要表現在哪些方面？有什么特點？

　　答：政治體制改革在近二十年來，還是有不少變化的。如村民自治，現在報道約有60％的村都實行村民自治。村民委員會都是由農民直接選舉產生；
村務分開，實行社區(qū)自治，這是從基層來看。上層也有變化，比如上層克服了個人集權，加強了集體領導，對各級“一把手”的監(jiān)督比過去做得好一些，改變了“左”的路線盛行年代“書記專斷”的局面。另外，我們黨的代表大會、中央委員會通過選舉產生，在選舉中有一個10％的差額，雖然不大，畢竟已有了百分之幾的挑選余地；
同時對領導干部任職年限、年齡也已作了明確規(guī)定，即司局級不超過60歲，省部級一般不超過65歲，而且政府領導人任期不超過兩屆10年，這樣就在實際上廢除了領導職務終身制。還有，人民代表大會在縣級以上地方人大設立了常委會；
代表選舉當中也有一定的差額，也有自下而上的提名，十個人可以聯名提一個。再一個就是民主黨派的作用和地位也有所提高。民主黨派人士擔任部級干部、副部級干部數量也多了，跟民主黨派人士座談通報比過去更多了，民主黨派人士也參加了國家的對外對內的重要事務活動。如國家領導人出訪也帶著民主黨派人士，加強了對民主黨派人士的團結，這些方面都有所進步。還有十五大強調“依法治國”、“尊重人權”等，更是民主政治的進步。

　　但我的看法，這都還沒有解決根本問題。剛才講的黨政分開、制約權力的問題就沒有解決�，F在集體領導加強了，但權力還是過度集中在少數人。什么叫民主政治？民主政治對國家來說權力應該集中在人民代表大會，這才是民主政治�？峙挛覀円恍╊I導人的觀念里頭還沒有改變過來。黨章講了，共產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話說回來，如果共產黨的領導干部違法了，怎么辦，誰能監(jiān)督？我看比較難監(jiān)督。黨內領導人違背憲法沒人能監(jiān)督，這并不是一個假設，而是有實際情況存在。我們人民代表大會能提出監(jiān)督嗎？他們提出來能起作用嗎？很難很難。

　　當然，政治體制改革有個先易后難的問題，但不能忘了根本目標。如果不從根本上著眼，而只從枝節(jié)著手，比如說基層的民主、直選產生村民委員會或者說是精簡人員機構、實行公務員制度等，一是枝節(jié)的進步要受到宏觀體制制約，二是經濟、社會生活中的一些重大矛盾還是解決不了。根本問題是“黨政分開”，以權制權的政治民主化。首先要發(fā)展黨內民主和發(fā)展人民民主，改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在這幾個大的問題方面，目前還沒有提出具體方案。如果一味地只搞些枝節(jié)的改革，時間長了，會影響大局。大的問題不動，小的方面的改革也難以從根本上解決。例如有的地方搞村委會直選，只因提出的候選人不是鄉(xiāng)鎮(zhèn)黨委的意中人，提名者競被拘留起來，或者由上級宣布提名無效。出現這類現象就是因為黨政尚未分開。

　　三、關于機構改革問題

　　問：這次黨的十五大特別強調了機構改革問題。這些年經過了幾次的機構精簡，但每次都在精簡中膨脹。您對這次的機構改革是怎樣認識的呢？

　　答：我可以肯定地說，大的方面不改，機構改革即使取得成就，但過兩三年又會膨脹，肯定是這樣，這是多少年的經驗所證明了的。道理很簡單，對機構改革，人大沒辦法直接去影響決策、去監(jiān)督制約�，F在精兵簡政，過兩年黨委又批準增加了這樣或那樣的部門。比如規(guī)定縣級機關不能超過多少人，假設200人，可到縣里縣委有大權，縣委書記就有權批準增加編制，借口是：現在中央、上級給什么任務了，要掃黃防毒了，防止非法出版物了，植樹了，計劃生育了，工作需要成立一個計劃辦、植樹辦、掃黃辦等等。他就可以搞計劃外的編制，你有什么辦法？現在通過了很多法，但沒辦法執(zhí)行。......如果我們黨和政府的各級領導能夠從上到下將已經通過的法律法規(guī)真正依法執(zhí)行，是“法治”而不是“人治”，更不是權大于法，就能大大推進我們的政治體制不斷改革和完善。

　　問：機構改革主要側重國家黨政機關內部，直接目的是為了提高工作效率，增強黨政機關活力，節(jié)省行政開支，這個直接目的和政治體制改革要實現民主政治的終極目標又是什么關系呢？

　　答：精減了機構，機構不那么臃腫，不那么龐大，國家財政費用開支小了，效率提高了，工作改進了，使政府官員跟群眾聯系更密切了，使政府更能傾聽民眾的意見，這也是民主政治的內容。不能說跟民主政治發(fā)展沒有關系。但我覺得這還不是關鍵，還不是根本。如果整個以黨代政、政企不分的體制沒有改變，政府職能沒有轉變，精簡完過兩年很可能又膨脹。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實質是勞動人民真正掌握實權，自己當家作主。要改變由各級領導人代表人民甚至代替人民當家作主的舊體制和舊模式。不能放棄、取消黨的領導，但是要改革、改善黨的領導。黨主要是在理論、綱領、路線、方針、政策和政治思想上的領導。黨要善于傾聽人民的呼聲，接受人民群眾的監(jiān)督；
不能采取行政命令式的領導，要善于說服群眾。

　　四、關于前蘇聯東歐劇變的前車之鑒

　　問：我們的政治體制改革每向前推進一步都要遇到很多的困難，受到各方面的牽制。您看我們黨的十五大之后推進政治體制改革還會遇到些什么問題？

　　答：現在阻礙我們改革很重要的一點，是認識的誤區(qū)。從領導到群眾都有認識的誤區(qū)，這是我們首先要注意的問題。這個認識的誤區(qū)一是政治體制改革不能急，急了就會亂。二是急了會削弱黨的領導，從蘇聯東歐劇變來看，政治體制一搞就完了。這實際上完全是一種錯覺。蘇聯東歐改革失敗的教訓，從根本上來說是長期政治體制改革滯后，政治體制改不動造成的。前蘇聯東歐跟我們有一點不同，他們的政治體制改革不動，經濟體制改革也動不了，經濟情況很糟糕，前蘇聯東歐并不是沒有人認識到社會主義搞市場經濟，有人提出搞市場經濟都被蘇聯黨打下去了，因為黨政官僚害怕失去特權，失去從傳統的計劃經濟中得到的一些特權。如果他們能夠認識到經濟體制改革可以轉向市場經濟，而政治體制改革不必動，我看蘇聯東歐的黨政領導人也會同意搞市場經濟。因為政治體制改革不動，他們可以從市場經濟的權錢交易中得到更多的好處。

　　問：危險究竟在什么地方呢？要怎樣化險為夷呢

　　答：客觀地說，中國的改革成就比蘇聯大。中國共產黨自覺地從計劃經濟逐步轉軌到市場經濟；
經濟搞活了，物質生產豐富了，人民生活好多了。蘇聯東歐劇變，中國沒有發(fā)生劇變，因為我們搞了經濟體制改革，所以蘇東的沖擊波對我們沒有什么影響。從短期來看是這樣。但從長期、從深層來看，正因為中國主要搞經濟體制改革，沒有怎么搞政治體制改革，所以今天中國腐敗的程度，遠比蘇東劇變前更加嚴重。劇變之前，蘇東黨政干部有一些特權，像特供商店、療養(yǎng)別墅等。而中國今天的百萬富翁、千萬富翁，不少是政府原來的黨政干部或他們的子女，權、錢交易的機會和額度比過去大大增加了。如果任其發(fā)展下去，政治體制再不改革，我們國家就會培植一個新的官僚資產階級。所以這樣看來，表面上平靜無事，因為我們現在總的來說還是權力高度控制。蘇聯東歐黨開頭并不是不控制，他們也是強烈地控制，但他們到最后控制不住了。蘇聯東歐國家就是因為長期黨政不分、以黨代政，人民民主難以有效地得到發(fā)展，引起廣大人民群眾不滿，最后才被迫去引進西方的議會制和多黨制，致使共產黨丟失了政權。蘇聯東歐并不是因為先搞政治體制改革而垮臺的，恰好是因為不搞政治體制改革，最后被人民群眾拋棄的。要避免重蹈蘇聯東歐覆轍，只有加快政治體制改革。

　　五、關于實行黨的代表大會“年會制”和“常任制”的倡議

　　問：根據我們的國情，您看政治體制改革要經歷幾個階段？我們現在正處在哪個階段？如何加快推進我們政治體制改革的步伐？

　　答：按理說，社會主義政治體制改革首先是發(fā)展黨內民主，先改變黨內權力過度集中的問題。第一步先進行黨的領導體制的改革，應該把黨的權力中心從政治局轉移到黨的代表大會。黨的代表大會應該實行“年會制度”，即一年開一次，這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傳統。馬克思1847年建黨時黨的權力中心就在黨的代表大會，代表大會必須每年開一次，每年進行決策。如果五年開一次會、行使一次決策權，還叫什么“最高權力機構”？執(zhí)行機構的權力勢必超過代表大會。我黨確定黨的代表大會五年開一次是在1969年“九大”極左路線時�！熬糯蟆北旧砭褪窃凇拔母铩备叱碑斨虚_的，是毛主席個人專斷搞得最厲害的時候開的，(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沒有什么黨內民主。原來我們黨的代表大會的制度是“年會制”。從1921年建黨、1922年開二大、1923年開三大，建黨初期都是“年會制”。十年內戰(zhàn)、抗日戰(zhàn)爭和解放戰(zhàn)爭時期因地下斗爭環(huán)境殘酷和戰(zhàn)爭激烈沒有條件每年開一次，但臨解放前應該有條件開。1949年建國前，一是全國大部分地方都解放了，客觀條件有可能；
二是要建國，應該提出一個建國綱領體現黨的領導，可是1949年沒有開。不但1949年沒有開，建國以后好幾年也沒有開，拖到1956年才開八大。從七大到八大相隔十一年之久，嚴重違背黨章（1945年七大黨章規(guī)定，黨的代表大會每三年召集一次）。當然，1956年八大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八大特別規(guī)定黨的代表大會今后實行“年會制度”。這是總結我黨的經驗教訓，更是總結蘇聯的經驗教訓后得出的正確結論。八大還有個新創(chuàng)造，就是決定不僅代表大會實行“年會制度”，而且實行代表“常任制度”。我認為這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建黨學說一個重大的發(fā)展。非常遺憾，八大監(jiān)督機制不健全，它通過了一個新的黨章，但它沒有建立一個強有力的中央監(jiān)察委員會監(jiān)督中央。所以，八大會議通過的黨章中央沒遵守，中央僅在1958年召開八大第二次會議，然后相隔十一年之久才召開九大。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1982年十二大是個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好時機。開十二大時就有不少代表提出是不是應該恢復八大的“年會制”和“常任制”的傳統。如果不實行“年會制”和“常任制”，大會開完，代表的任務就完成了，他們的權力也沒有了，什么任務也沒有了。過五年開會又重新選黨的代表�！俺Ｈ沃啤辈皇沁@樣，五年之內你都當代表，都有當代表的權力，每年至少一次代表大會參政議政。坦率地說，我認為五年開一次代表大會，只適合革命戰(zhàn)爭年代，而成為執(zhí)政黨以后仍這樣做，就不符合馬克思主義建黨學說。繼續(xù)推進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應該實行黨的代表大會“年會制”和“常任制”，以增強代表們的榮譽感和責任感，增強黨內民主。

　　我們的政治體制改革處在什么階段，現在還很難說。本來我們的政治體制改革第一步應該發(fā)展黨內民主；
第二步發(fā)展黨際民主，就是發(fā)展跟民主黨派的關系；
第三步人民民主，人民民主就是從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起，直到地方基層民主制度。黨內民主、黨際民主、人民民主這三個民主二十年來都有發(fā)展，但都發(fā)展得不夠。

　　如何加快推進我們的政治體制改革步伐，我的意見：如果沿著黨政分開，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這個路線走下去，工作難度和風險會有，但黨的領導狀況會大大改善。比如說腐敗就能大大減少，貪官就會被罷下來，庸才也會被扒下來�，F在還是有不少庸才占居高位。要減少這些不利因素的生長土壤。中國要真正地把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搞好，必須沖破黨政一體、權力高度集中、權力缺乏監(jiān)督這個“瓶頸”。我們的政治體制改革不是照搬西方的“三權分立”、“議會制”和“多黨制”，我們有自己的一套理論。這就是黨內民主，黨的權力中心在黨的代表大會，不在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及其常委。黨的代表大會應該實行“年會制度”和“常任制度”。只要大多數共產黨員提高共識，就可能在2002年召開黨的十六大時促成。當然關鍵還不在于實行“年會制”，而在于黨代表能夠真正民主選舉產生，能夠真正把廣大黨員的意見帶到大會上，能夠真正在大會上暢所欲言，對中央進行有效的監(jiān)督，能夠真正就重大問題獨立自主地參與討論、爭論和表決，會后能夠真正如實地向廣大黨員傳達大會的實況。如果不能做到這五點，那么黨代會還難以成為黨的權力中心。

　　關于黨代會是否實行“年會制”，這并非是無關宏旨的小事，而是關系到是否堅持馬列主義建黨學說、是否確認全體黨員是黨的主人、是否確認黨代會是黨的權力中心的頭等重要大事，也是決定共產黨生死存亡的大事。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建立后，在列寧領導的頭六年堅持了“年會制”。從1925年以后斯大林破壞了“年會制”，黨代會相隔二、三、四、五年以至十三年之久都不召開；
到1952年斯大林參加的最后一次黨代會（十九大）規(guī)定每隔四年開一次，到1971年二十四大又延長為每隔五年開一次。東歐各國黨情況也大體相似。蘇聯東歐國家改革30多年，始終未曾恢復黨代會“年會制”，黨內民主嚴重不足，廣大黨員缺少主人翁感，積極性、主動性和創(chuàng)造性難以充分發(fā)揮出來，這也是蘇東各國共產黨覆滅的深層原因之一。

　　六、關于發(fā)展黨際民主，提高民主黨派地位和作用的倡議

　　問：您提出“黨際民主”這個新概念很有意思。請談談究竟怎樣進一步提高民主黨派的地位和作用呢？

　　答：政黨制度是近現代資本主義多元化商品市場經濟競爭的政治產物，所以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制度一般都是多黨制，各黨平等競爭，輪流執(zhí)政。社會主義如果是在繼承資本主義政治文明成果的基礎上建立，一般也應是多黨制，區(qū)別于資本主義多黨制的主要之處在于社會主義多黨制必須要由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政黨的長期穩(wěn)定領導。十月革命勝利后蘇俄曾實行共產黨領導與左派社會革命黨聯合執(zhí)政，1918年春左派社革黨退出政府后又實行三個共產黨聯合執(zhí)政，1920年三黨合并后才變?yōu)橐稽h制�？梢娞K聯的一黨制是特定條件的產物�？上�東歐八國受蘇聯模式影響，匈、羅、南、阿也搞一黨制，波、捷、保、德雖然保留有民主黨派，但長期未充分發(fā)揮作用。黨際民主不足也是蘇東劇變的深層原因之一。我國一直實行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為了吸取蘇東劇變教訓，應該進一步提高民主黨派的地位。建國初期，民主黨派人士曾擔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政務院副總理和十五個部的正部長。后來由于“左”的思想上升，民主黨派人士在政府中的地位逐步下降，直至“文革”期間民主黨派名存實亡。改革開放以來，中共對民主黨派的方針已經由“長期共存，互相監(jiān)督”進而增加了“肝膽相照，榮辱與共”，并且確認共產黨是執(zhí)政黨，各民主黨派是參政黨，按照馬列主義政治學原理，參政黨應解釋為參與聯合執(zhí)政、參加聯合政府的黨。今后要多選拔他們擔任正部長、國務委員以至副總理，使他們能夠參加國務院全體會議和常務會議，這樣才能共同決策，共同負責，真正做到榮辱與共。同時還要放手讓民主黨派發(fā)展組織，壯大隊伍，不僅后繼有人，而且人才輩出。

　　七、關于發(fā)展人民民主，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倡議

　　問：從1979年以來您就對如何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提出過很多設想和倡議，有一些已經付諸實踐，不知您現在還有什么新的想法？

　　答：如上所述，近20年來人大制度有不少改革和進步。但是由于以黨代政、黨政不分的問題尚未很好解決，所以改進還很有限。將來黨代會“年會制”恢復之后，應該每年初先召開黨代會，由黨代會向全國人大提出本年度施政綱領和決策建議以及人事安排意見，由人大進行審議并且加以具體化。人大不僅要履行立法權，而且要加強其相對獨立自主的決定權、選舉和罷免權以及監(jiān)督權。西方的“三權分立”不能照搬，但是權力制約是要借鑒的。在我們社會主義國家應該充分發(fā)揮全國人大作為國家最高權力機關的作用，使全國人大能夠對行政執(zhí)法和司法機關都能起制約作用，也能夠對各政黨的活動依法進行監(jiān)督。應該進一步擴大直接選舉的范圍，至少要先在部分城市試點。人大代表的結構要進行調整，要減少政府官員、共產黨員和勞模、各條戰(zhàn)線先進人物的比例，要增加非共產黨員、民主黨派成員和政治活動家的比例。抗日戰(zhàn)爭時期在農村革命根據地的民主政權中曾經實行過“三三制”，即在民意機關和行政機關中共產黨員只占三分之一，進步勢力和中間勢力各占三分之一，那時都能保證實現共產黨的領導作用，為什么現在共產黨員在人大代表中非要約占70%的比例呢？減到占50%多一點就足夠了。還有，作為社會主義國家，我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因此人大常委會的委員長應該改稱主席，即國家元首，勿需另設國家主席。1954年憲法設擁有最高實權的國家主席，是為毛主席設的，1982年憲法設虛位而無實權的國家主席是為功高望重的老革命家設的�，F在歷史任務已經完成，不應該在人大常委會之上再另設國家主席了。

　　反觀前蘇聯，國家領導人都由蘇共中央政治局挑選，等額交給最高蘇維埃投票通過，而且領導人多是終身制，政策難以大調整，蘇維埃代表對國家領導人沒有挑選余地，以致蘇維埃被稱為“橡皮圖章”、“表決機器”。這種體制幾十年也改不掉，使廣大人民失望了，這樣西方的“議會制”和“多黨制”就乘虛而入，擴大了市場，最終促使前蘇聯亡黨亡國。借鑒美國的經驗，吸取前蘇聯的教訓，我們必須主動擴大社會主義民主，進一步完善選舉制度，擴大差額選舉的差額比例，使選舉人有更大的選擇余地。

　　總之，要徹底懲治腐敗，肅清封建君主專制影響，清除官僚主義，激發(fā)人民大眾建設社會主義的斗志和活力，促使經濟體制改革和各種體制改革協調發(fā)展，強有力地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當前和今后惟有加快政治體制改革是最明智的戰(zhàn)略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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