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最近幾年，商會史研究仍受到關注，但也有式微之跡象。這一方面是由于其他新興的研究領域正在崛起；

另一方面也與其面臨的一些困惑有關，如自我定位、理論方法、史料運用等。商會研究不僅僅是為了解商會，更是以此透視豐富的近代歷史，并且為其他學科理論探討提供經驗基礎。研究者要超過既有的成果，提出新的觀點，除了調整思路，更需要避免掉入資料敘述者的話語陷阱，努力從史料中去尋找本土性的問題。

　　【關鍵詞】 商會；

研究；

方法；

史料

　　在近代史研究界，商會史研究曾經有過不俗的成績。無論史料的發(fā)掘，還是問題的追尋，以及理論的探討，學者們都曾經有過辛勤的耕耘，這種努力對中國近代史研究有過重要的推動作用。

　　最近四五年來，商會史研究仍然得到不少學者的關注，研究成果在不斷發(fā)表，相關會議每年都有召開。盡管如此，商會史研究在近代史研究界似乎沒有昔日那么引人注目了。有影響力的公開出版的商會史著作及發(fā)表的論文越來越少，有關的研究者對一些熱點問題的討論也比較難以介入。這一方面是由于其他新興的研究領域正在崛起；
另一方面也與商會史研究面臨的一些“瓶頸”有關系。這既表現在商會史研究的自我定位問題上，也表現在理論方法，乃至史料運用等其他方面。

　　中國大陸近代史學界有關學科回顧性的著述最近幾年開始多起來，反映出當下研究者們對“近代史學科”發(fā)展正在思考的一些問題。當然，我們也可以從中看出此一研究領域目前的現狀，或某種未來可能的變化趨勢。在這種氛圍中，有關商會史研究反思性質的文章也明顯增加。討論者針對有關的問題已經提出了不少頗有價值的意見。在此，筆者不揣冒昧，對目前商會史研究的現狀與未來可能的發(fā)展前景再提出一些陋見，希望能對正在進行的討論有點助益。

　　為什么要研究商會?

　　通常，對某個歷史對象進行研究往往蘊含著研究者的自我關懷，研究者通常想透過對某個歷史對象的研究來了解或說明特定的歷史問題，其研究的“合理性”也得以在這個過程中構建起來。

　　早期研究者對商會歷史的研究，多半是有明確的研究旨趣。最早開始對商會研究發(fā)生興趣的學者基本上是通過商會來觀察“中國資產階級”，一些題目緊密圍繞著“資產階級的形成及表現”展開。而后，一些研究者也想通過商會來觀察“民族資產階級”的行動狀態(tài)，或者探討“民族資本家”在經濟或者政治方面的正面貢獻。現代化理論熱潮中，研究者又想通過商會來考察中國現代化的進程或者遭遇到的問題，乃至“早期現代化”的規(guī)模，以及商會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與功能。1990 年代后，研究者也想通過“商會”來發(fā)現近代中國的“市民社會”，以及探究國家與社會間的互動關系。這些研究動機實際上都反映了研究者的問題關懷，其研究的價值實際上也蘊含其中。商會史研究能夠在學術界產生比較大的影響，當與此有關。

　　不過，既有的商會史研究，更多地屬于傳統(tǒng)的政治史研究范圍，研究者往往根據一種預設的意識形態(tài)框架，或固定的“范式”來討論商會的政治作為，和商會對某些宏大歷史任務(如“國家現代化”)的貢獻多少。早期的一些通史性論著較多地表現出這一趨向。另一個研究趨向，則更傾向于從“社會史”角度而展開。其研究方法比較偏向于“結構—功能”的描繪，試圖弄清楚商會的內部狀況及其活動內容，從而對其性質等作出判斷。

　　1990 年代中期以后，由于經歷全球性的史學思潮變化，歷史學面臨越來越多的新沖擊，新的研究路徑正被愈來愈多的學者所強調。史學研究者越來越受年鑒學派、后現代主義，以及人類學的影響，但商會史研究者與這些“熱鬧”間有著層層隔膜。盡管最近這幾年仍有不少商會史研究論文發(fā)表，但很大一部分都是在既有框架中來挑選不同的個案進行相似的補充證明工作。不少成果局限于既有的幾種敘述框架，讀者難以從中發(fā)現新的議題。數量上的成果雖有增加，觀點上的創(chuàng)新卻相當不夠，基本上未能超過章開沅、馬敏、朱英、虞和平、徐鼎新等先生的觀點。有他們的成果作基礎，今天的人們已經對商會基本靜態(tài)的史實有相當了解，“結構功能”式或者“靜態(tài)文本制度”的描述分析已難以吸引讀者的視線，而一些新的“理論”嘗試，由于搬用的痕跡較明顯，也還未得到讀者的認同。

　　這幾年有關商會史范式討論日益增加，一些研究者或有所謂“范式危機”之感，潛意識里希望有新的“研究范式”來作為新研究的起點。目前商會史成果存在的同質化的現象，可能便是由這些“范式”所引起的。較早運用這些路徑來研究的學者尚能啟發(fā)讀者的思想，說明一定的問題，但隨著此種研究模式的流行泛濫，漸成為特定的預設性的敘述框架，一些研究者對商會史資料的解讀便很容易受制于慣性思維，而往往忽略敘述框架外的史料信息。如果說商會史研究有什么“危機”的話，那就是與研究者自我研究立場的“迷失”有關。研究者對自己的研究缺乏明確的目的，其研究行為的“合理性”也陷于危機之中。

　　史料如何擴展

　　史料是歷史研究的起點。商會史研究，依筆者的理解，應是基于商會史料，以商會為切入點而進行的近代史研究。此一研究領域在中國大陸的起步與發(fā)展其實是與商會檔案資料發(fā)掘與整理的歷程緊密相連的。目前商會史研究隱約存在的問題首先也是與商會史資料的發(fā)掘不力有關。

　　早先商會史研究的成就無疑是建立在史料的發(fā)掘基礎上的，尤其是蘇州、天津、上海等地商會檔案的發(fā)掘整理。這些史料披露之后，產生了類似于聚光燈的效應，涌現了一批與此三地商會有關的研究成果。但是，熱潮退去之后，人們便有這些資料被利用窮盡的感覺。新的商會資料的發(fā)掘又沒有太大的進展，一些研究者也漸漸失去了興趣。在人們的印象中，中國近代商會的資料大概也沒有多少新的發(fā)掘的可能。理論上陷于迷茫，史料上沒有新的突破，中國近代商會史研究的式微便似成為當然之事。理論的瓶頸歸根到底仍然與史料有關，如果我們試圖發(fā)現新的個案與問題，以及新的研究路徑，我們都需要在史料上有新的發(fā)現——或是新史料的出現，或是對已有史料新的解讀與利用。

　　商會的資料主要還是在檔案館，除了已知的上述三個城市外，中國其他各地也或多或少有商會檔案收藏，其中不乏數量較多，時間較長的系統(tǒng)收藏，如沈陽、汕頭等地。不過，多數檔案館收藏的商會檔案在形成年代上仍以1940 年代為主，尤其是戰(zhàn)后時期，即1945- 1949 年這個時段。雖然各地商會存在時間都比較長，但由于戰(zhàn)爭期間的各種原因，甚至人為的銷毀，此前的商會檔案能保留下來的并不多。以浙江省為例，目前還保留零星1940 年代之前檔案者，筆者所見僅寧波、紹興、杭州等處。江蘇省一般的縣級檔案館所藏商會檔案形成時期與浙江相像。不過，像北京等地的商會檔案，則包括了1937 年之后的，對戰(zhàn)時商人與日軍以及“維新政府”等勢力間合作情形均有反映。戰(zhàn)時檔案保管比較多的屬西南一些地區(qū)，如重慶、四川等地，筆者發(fā)現其保管的商會檔案的時間往往能追溯到比較早的1920 年代。數量較多的則屬經濟比較活躍的戰(zhàn)爭時期，特別是1938- 1945 年之間。數量上，一般的縣級檔案館大概均有數十卷商會相關檔案，較多的如浙江寧波、桐鄉(xiāng)等地，則超過百卷。像重慶等地，其數量則更多。

　　這些商會檔案的內容大致上包括以下幾類：
與上級行政機關日常的公文來往(如政府對有關事務的通知、商會主管機構如建設廳、建設科的命令、團體登記注冊的呈批) ；
有關經濟事務者(如稅務征收、物價調節(jié)等) ；
屬下同業(yè)公會名冊；
理監(jiān)事會議記錄等。各地商會檔案館保存的商會檔案文件，從文件性質上來看，大多類同。特別需要注意的是，同業(yè)公會的檔案在一些地方的商會檔案中占相當大的比例。

　　除了檔案外，其他類型的商會資料還有很多。例如報刊史料。有關商會活動的大量動態(tài)信息在地方報紙上都能找到記載，尤其對市縣一級的媒體來說，可能商會就是地方上最有勢力的團體，相關的報道特別豐富。例如，寧波的《時事公報》、紹興的《越鐸日報》、蘇州的《蘇州明報》和《吳語》、《嘉興民國日報》等等，均是了解當地商會最重要的資料來源之一。因為檔案雖然是原始的文件，但往往是靜態(tài)的，有時未必能看出團體及其主事者的活動。而且檔案文件通常反映了其編撰者的話語脈絡，如果我們能結合報紙上有關地方政治與社會、經濟等方面的信息，也許對商會活動的理解會更加深入�？�物也相當重要，一些商會有自己發(fā)行的定期刊物，但這個在中國近代商會中并不多見，許多商會活動的消息會出現在政府公報里，或者與工商業(yè)有關的雜志里。在大城市，刊物種類比較多，能看到商會活動報道的概率也便大一些。

　　團體的活動實際上便是人的活動。所以有關商會主事人以及會董乃至具體負責日常事務者的資料其實都是重要的商會史料。這部分的史料可能也是以前商會史研究者不大注意的。筆者在訪尋資料的過程中，偶爾能發(fā)現一些與商會有密切關系者的日記，或者文集之類，如上海市商會的重要人物駱清華、杭州市商會的王竹齋等人，均有言論集、紀念集。由于目前在檔案館看到的商會檔案實際大多數是1940 年代的，一些商會的當事人還在世，如果能做一些口述，可能對于了解商會活動會很有幫助。

　　如前所述，商會史研究的進展也與商會檔案整理工作緊密相連，尤其天津、蘇州等地商會檔案史料的編輯整理出版，對于近代史學科的推動無疑具有很大的貢獻。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我們需要對這種經整理的“檔案資料”保持一定的警覺。整理好的“檔案”與原初狀態(tài)的“檔案”實際上是有差別的。姑且不論檔案的形式不同，最重要的是選編出版的檔案集往往有一個預設性的框架。史料編選者出于編輯史料的便利，往往會先根據自己的理解設計一個框架(這種框架或源于自己對于編選材料的理解，或者源于某種意識“定勢”) ，然后將史料按照此一框架放進去，這樣的編選辦法，雖然能讓讀者一目了然，但是其實也很容易讓讀者落入編輯者的意識框架。因此，許多利用這些檔案史料選編撰就的研究成果，其結構往往與史料匯編相似。若論編選史料，筆者認為只需要按編年排列即可，而不能設計好一個帶有傾向性結論的框架挑選檔案填入其中。不過，在今天數位化、網絡化的時代，費時費力的史料選編工作也許可以停止。章開沅先生在2005年10 月的蘇州商會百年紀念會議上曾經提出，在數位化快速發(fā)展的今天，編選史料出版其實已經沒有多少必要性，而將檔案按原來的面貌數位化，并建立相應可供全文檢索的數據庫，對研究者來說，史料的利用價值將大為增加。只是此一工作如何進行，需要各方協(xié)調并且最好能得到政府或者有關基金的資助。在商會檔案數位化并且全面開放給學者利用前，整理出版紙質本自然仍有其價值。

　　史料的運用問題

　　除了開發(fā)史料外，商會史研究中的“史料瓶頸”，更為重要的或許是如何運用史料的問題。史料是商會史研究的現實基礎，然而，當面對這些同質性很強的各地的商會檔案時，我們應該如何取舍，如何去進行自己的研究呢? 筆者認為，商會史研究如果希望超越既有的成果，提出一些新的論點，可能首先需要調整研究的思路。也許我們研究者都要問一問自己：究竟是應該拿著預設性的概念與理論去找史料? 還是從史料中去尋找本土性的問題呢?

　　如果研究者不能將商會檔案與其他檔案結合起來閱讀分析，而是想僅憑商會檔案了解商會的歷史，那么這種商會史研究路徑可能會日趨狹隘。我們所能看見的往往只是一些商會及所屬同業(yè)公會的名冊，或其日�；顒拥挠嘘P檔案，如例行會議，以及與政府、國民黨黨部及其他政府職能機構、社團之間的來往公文。這些資料究竟能說明什么問題呢?

　　與有關其他一些社團的歷史研究類似，早先對商會的研究，比較關注的往往是商會的結構、功能、性質等問題，這種研究路徑在當時無疑對于我們了解近代中國商會的狀況有很多幫助。然而當我們做了幾個商會個案后，便會發(fā)現，如果仍沿襲相似的問題取徑，可能很難有新的觀點誕生。筆者認為，將商會歷史納入到特定時間與空間里，特別是與特定的事件結合起來研究，可能會增加我們有關商會史的新知識。既然我們面對的商會檔案資料多是屬于1940 年代的，商會史的研究重心似乎可以轉移到這個時間段上來。

　　例如1937 年戰(zhàn)爭爆發(fā)后，商會是如何應付不同的政治勢力? 商會主事者的實際心態(tài)與表現、商界權力結構變化如何?商會與地方民眾的日常生活的關系?如食物配給、物資統(tǒng)制過程中，商會扮演的角色? 地方治安維持中商會如何表現? 無論是汪偽政權的統(tǒng)治下，還是中共根據地，或重慶政府的治理下，(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一些問題是共通的。

　　在戰(zhàn)后“勘亂建國”時期，商會面臨的又是不同的處境。如物價平抑、工商業(yè)補助、金融調節(jié)、防止“奸匪”滲透等成為此時段商會文件中的重要主題。究竟在這些事件中，商會做了一些什么呢? 政府與商人對商會的期待分別是什么?如果說戰(zhàn)爭的爆發(fā)讓中國各個城市里的商界權力重新組合的話，那么，戰(zhàn)后對漢奸的清理以及審判，又是另外一次的商界權力重組機遇，商會組織發(fā)生了什么樣的變化，尤其人員的身份方面? 依江浙地區(qū)的商會檔案來看，處在戰(zhàn)后時局動蕩中的商會，愈到秩序崩潰邊緣，其對商界的權威性或者代表商界利益的可能性越小。這種變化與1920 年代、1930 年代的商會的活動有著明顯的區(qū)別，非常有研究的必要。

　　商會在1949 后被改組成工商業(yè)聯(lián)合會，是一個重大的事件，生活在一個城市里或者社區(qū)里的商人們在這個團體的重塑過程中，究竟發(fā)生了什么?新的政治意識形態(tài)是如何與舊的商界習慣碰撞的?筆者更加有興趣了解的是在尚未改造成工商聯(lián)之前商會的境遇。1949 年中共進入商人所在的城市后，是如何與商人溝通? 或者在財政上如何獲得商人的配合? 商會在此種過程中表現怎么樣? 如1950 年的折實人民公債推銷，商會以及屬下的同業(yè)公會如何應付?在其他事件中，如抗美援朝運動，沿襲舊的組織體系的商會主事者如何響應新的政治口號、并且將這種意識灌輸到下屬的商人頭腦中? 他們如何說服商人服從新的政治體系? 各地商會改組的過程異同如何? 其經驗與1914 年、1930年兩次商會組織形式的變化比較如何?是否遭遇到阻力?

　　除了這些問題，當然還有更多的題目可以討論。只是惟有從各地商會與工商聯(lián)的檔案及其他相關資料的比較閱讀與分析中，才能去發(fā)現新的題目。

　　史學新潮流中如何研究“舊商會”

　　最近幾年，史學界似有一股“趨新”的風潮，新文化史，新經濟史，乃至“新社會史”、“新政治史”蔚然成風，研究者的視野更多地轉向較小的地域空間，乃至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視角或由外部轉向內部，由上層轉向下層。題目范圍也越來越廣闊，舉凡人類日常生活的一切大概都開始變成歷史學家的研究對象。然而，在這種史學新潮流中，商會史研究者似乎成了一個落寞的旁觀人。

　　原來一些商會史研究與社會史更接近，但相關的成果多半是對機構團體的制度史研究，較少將人物放置于研究視野中，尤其沒有能夠與下層社會乃至“空間”等因素結合起來。因此，當“新社會史”研究越來越熱鬧時，商會史研究日趨冷寂。最近幾年“新文化史”成為史學研究新的研究增長點，包括疾病醫(yī)療史、性別史、身體史等等均成為新興的研究領域，商會史研究對這些領域都難以涉足。

　　最近幾年，有學者開始用“新經濟史”中的“交易成本”概念，以及“新制度經濟學”中的一些理論，來對商會進行考察，得出一些比較有意思的看法，只是尚未見到翔實的個案研究。這種研究路徑目前來看，似乎更有其理論上的啟發(fā)意義。這幾年，政治學界也有越來越多的研究者開始從合作主義、非利益組織(NGO) ，公共治理等角度探討商會的有關問題。但是目前采取這種研究框架的多半是對當代民間商會的一些研究。

　　如前所述，一個新的研究領域的開發(fā)，往往與當時的政治社會背景有密切關系，特定歷史題目的選擇，實際上反映了研究者對現實的關懷。在今天的時勢環(huán)境中，商會史研究者又能為現實問題的討論提供什么樣的經驗證據呢? 不同時間、空間里的商會，其獨特性在哪里呢?如何去發(fā)現其個案價值?不能以今天的視野去想象甚至反推當時的商會，那只可能得出某種資政性質的報告。要發(fā)現其個案價值，必須與特殊的時空環(huán)境結合起來，放在事件的脈絡中去討論。如果我們僅從商會自身去考慮，而不將它與它所存在的情境結合起來，那么，我們也許會以為一些事情只有商會在承擔，夸大其力量，忽略了事件本身的復雜性�！吧虝�”是一個“自為”主體嗎?它背后是否有其他力量在控制其行動與表達呢? 我們要注意其背后那些潛在支配力量。商會的貢獻都是正面的嗎? 目前，許多研究者，都是站在“商會”的立場來為之唱贊歌，然而，其潛在的臺詞實際是說今天的商會也應該發(fā)揮這些作用，因此其敘述都是有目的性的。正因為如此，研究者也經常在羅列商會在各方面的貢獻與成績，而未深入一件事的內部去仔細考察其內部的復雜性，以及商會實際扮演的角色。相似地，由于有這種先驗性的目的主義，因此，研究者對于一些商會檔案中有關這些“正面貢獻”的材料便十分注意，而缺乏對材料作者觀點的免疫力，無法避免掉入敘述者的話語陷阱中。

　　走出商會的商會史研究

　　商會史是什么史呢? 經濟史，社會史還是政治史?也許用單一的專門史來概括它可能都意味著方法論上的偏狹。馬敏在2004 年10 月的商會史會議上曾經提及商會史研究要繼續(xù)創(chuàng)新，需要研究者能夠“走出商會”，“走向總體史”。此點也可謂切中目前商會史研究之所以停滯不前的要害。依筆者之見，商會史研究應該是以商會為個案的近代史研究。我們要了解的不僅僅是商會本身，更重要的是特定空間與時間里的歷史脈絡。

　　最近幾年，中國大陸已經完成的與商會史有關的博碩士論文大概有10 余篇。然而，從這些論文的內容來看，多數作者的研究仍然沒有能夠走出商會，也就是說論文的討論范圍多仍局限于商會自身，而未能通過商會來對地方社會，乃至政治、經濟作深入的整體考察，提出創(chuàng)新性的觀點。由于受制于對材料的偏向性選擇，這些研究仍比較多地落入幾個人所熟知的語題中；
其對商會歷史的敘述也無法擺脫既有的模式。

　　需要認真思考的問題是，如何在商會史研究中不受制于“材料話語脈絡”，而能深入商會內部，通過商會來分析乃至解釋特定時空脈絡下發(fā)生的歷史?我們需要將與商會有關人事、政治等問題弄清楚。要將對商會的研究融入具體的歷史情境、事件中去討論。如果研究者能以商會為線索，而輔以其他方面機構團體的史料，乃至其他多元化的資料，來探究一個問題，比以商會史料談商會要更有價值。

　　值得留意的是，最近幾年其他學科對商會問題的關注越來越多，商會史研究者與政治學、經濟學的互動愈來愈多，研究者也越來越注意到近代史上的商會與當代商會的一些互相關聯(lián)的問題，也許這可以算作是商會史研究者正在走出“商會史”范圍的跡象之一。不過，政治學及經濟學界一些學者對當代商會的研究也存在問題。比較重要的一點便是當代商會發(fā)展的需求制約了研究的問題及觀點。一些討論不能觸及商會深層次的問題。而對目前中國大陸工商聯(lián)制度所存在的缺陷，也缺乏一些比較深入的反省。研究者往往會從某種西方的經濟學或政治學理論出發(fā)，由此來評判當代中國一些行業(yè)協(xié)會(商會) 發(fā)展的得失。因此，商會史研究者在這種“跨學科”對話中，應保持清醒態(tài)度，而不至于被那些新的“概念”或那些“新鮮的概念應用”牽著走。

　　商會史研究在此前的20 余年中取得了一批優(yōu)秀的成果，這構成了未來繼續(xù)從事研究的重要基礎。然而，瓶頸也是存在的。如何擺脫束縛，如何深入發(fā)掘商會史相關史料，促進商會史研究進一步發(fā)展，需要研究者來共同努力。商會史料的不斷發(fā)掘整理需要學者共同協(xié)力，希望能將有關資源有效整合，對商會有關史料進行全面的調查，并深入發(fā)掘史料中的線索；

同時借鑒不斷涌現的新的概念與理論，結合當代行業(yè)自律組織的特點與困惑，發(fā)現有價值的新問題，通過扎實的研究，提出創(chuàng)新性的知識，這是我們大家都期待的商會史研究新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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