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獻學是關于古文獻閱讀、整理、研究和利用的學問，古文獻就形式而言，包括語言文字和版本形態(tài)，涉及中國古代語言文字學和古籍版本、目錄、�？薄⑤嬝�、辨?zhèn)�、編纂學等。就內(nèi)容而言，分具體和抽象兩個方面，具體方面包括人物、史實、年代、名物、典制、天文、地理、歷算、樂律等，涉及自然和社會、時間和空間諸多方面的考實之學；
抽象方面主要指思想內(nèi)容，需要結(jié)合語言文字和具體內(nèi)容由淺入深地剖析探求。按學術性質(zhì)來分，古文獻學又分考據(jù)學和義理學，有關形式方面的文字、音韻、訓詁、版本、目錄、�？�、輯佚、辨?zhèn)沃T學以及有關具體內(nèi)容的考實之學均屬考據(jù)學，有關思想內(nèi)容的剖析探求屬于義理學。從古文獻的利用角度來看，涉及古文獻的搜集、甄辨和對內(nèi)容的正確理解；
搜集、甄辨與目錄、版本、校勘、辨?zhèn)�、輯佚有關，對內(nèi)容的正確理解與語文解讀、內(nèi)容考實、義理辨析有關。古文獻學不僅對古籍整理研究有指導作用，而且是全部中國古代學科即所謂國學的基礎。

　　一

　　我們偉大的祖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有著豐富的古代文化遺產(chǎn)。在這豐富的古代文化遺產(chǎn)寶庫中，以漢語語言文字為載體的文獻典籍一直流傳不斷，占據(jù)重要地位。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但一般所說的中國古文獻，實際指漢語古文獻，本文論及的古文獻，亦沿用此含義。

　　古文獻學是關于古文獻閱讀、整理、研究和利用的學問。我國不僅有豐富的古代文獻典籍，還有著不斷整理、研究和利用這些文獻典籍的悠久歷史，在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的成果和經(jīng)驗，產(chǎn)生了有益的方法和理論，逐漸形成了完整、科學的古文獻學。中國古文獻包括傳世古文獻和出土古文獻，但以前者為主體，因此古文獻學的研究對象雖然涵蓋兩方面，并且產(chǎn)生了兩方面結(jié)合、互相印證的“二重證據(jù)法”，但歷來側(cè)重于前者。兩者在古文獻學上的內(nèi)涵基本相同，而出土古文獻有其特殊性，即在文字考釋和材料拼合上，難度更大。古文獻學內(nèi)涵的不斷完善以及人們對古文獻學的完整、系統(tǒng)的認識，經(jīng)歷了一個漫長歷史過程。早在西漢，劉向校理群書有所謂“校讎”之說(《文選·魏都賦》李善注引《別錄》)，本指校勘。后來演為校讎學，指校理群書、進行編目，已包括�？睂W和目錄學兩方面的內(nèi)容，見鄭樵《通志·校讎略》及章學誠《校讎通義》。

　　漢代又有“文章”或“章句”與義理相對之說，如劉向《晏子敘錄》：“其書六篇，皆忠諫其君，文章可觀，義理可法�！蓖醭洹墩摵狻ぶx短》：“夫儒生之業(yè)五經(jīng)也，南面為師，旦夕講授章句，滑習義理，究備于五經(jīng)可也�！笨梢姖h代考據(jù)學與義理學已有分野。宋代對此有進一步認識，如本時期古文獻學集大成者朱熹考據(jù)與義理兼重，言論甚多，如說：“讀書玩理外，考證又是一種工夫�！�(《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五《答孫季和》)又說：“才老(吳械)于考究上極有工夫，只是義理上看得不仔細�！�(《朱子語類》卷七八)至清代。

　　學術史已發(fā)展到更自覺的階段，學者們非常注意總結(jié)學術的類別和經(jīng)驗，對于古文獻學的全面內(nèi)容以及考據(jù)學與義理學的區(qū)別與聯(lián)系認識得更加明確。如王鳴盛在《十七史商榷序》中認為治經(jīng)與治史之法“小異而大同”，均有義理和考據(jù)兩方面的問題，應以考據(jù)為重，不必“空執(zhí)義理以求之”，考據(jù)又包括�？焙涂坚尩膬�(nèi)容，他說：“經(jīng)以明道，而求者不必空執(zhí)義理以求之也，但當正文字，辨音讀，釋訓詁，通傳注，則義理自見，而道在其中矣�！�…讀史者不必以議論求法戒，而但當考其典制之實；
不必褒貶為與奪，而但當考其事跡之實，亦猶是也�！庇秩绱髡穑�更明確地指出考據(jù)與義理的關系以及考據(jù)的具體內(nèi)容和義理的探討方法，他說：“求其一經(jīng)，啟而讀之，茫茫然無覺。尋思之久，計之于心日：‘經(jīng)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詞也，所以成詞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詞，由詞以通其道，必有漸�！�求所謂字，考諸篆書，得許氏《說文解字》，三年知其節(jié)目，漸睹古圣人制作本始。又疑許氏于故訓未能盡，從友人假《十三經(jīng)注疏》讀之，則知一字之義，當貫群經(jīng)，本六書，然后為定。至若經(jīng)之難明，尚有若干事：誦《堯典》數(shù)行，至‘乃命羲和’，不知恒星七政所以運行，則掩卷不能卒業(yè)。誦《周南》《召南》，自《關睢》而往，不知古音，徒強以協(xié)韻，則齟齪失讀。誦古《禮經(jīng)》，先《士冠禮》，不知古者宮室、衣服等制，則迷其方，莫辨其用。不知古今地名沿革，則《禹貢》《職方(氏)》失其處所。不知少廣旁要，則《考工(記)》之器不能因文而推其制。不知鳥獸、蟲魚、草木之狀類名號，則比興之意乘。而字學、故訓、音聲未始相離，聲與音又經(jīng)緯衡縱宜辨。漢末孫叔然創(chuàng)立反語，厥后考經(jīng)論韻悉用這，釋氏之徒從而習其法，因竊屢已有，謂來自西域，儒者數(shù)典不能記憶也。中土測天用句股，今西人易名三角八線，其三角即句股，八線即綴術，然而三角之法究，必以句股御之，用知句股者，法之盡備，名之至當也。管、呂言五聲十二律，宮位乎中，黃鐘之宮，四寸五分。為起律之本，學者蔽于鐘律失傳之后，不追溯未失傳之先，宜乎說之多鑿也。凡經(jīng)之難明，右若干事，儒者不宜忽置不講，仆欲究其本始，為又十年，漸于經(jīng)有所會通，然后知圣人之道，如懸繩樹檠，毫厘不可有差�！�(《與是仲明論學書》)這里雖就經(jīng)書而言，但對古文獻有普遍意義。文中所謂的道，屬于義理，他認為只有從通曉語言文字人手，并且考清名物、典制、天文、地理、算法、樂律等具體內(nèi)容，加以會通，才能求得義理。戴震對古文獻的語言文字載體以及內(nèi)容中的實體部分與抽象義理的認識，可謂已達到科學水平，對于我們今天認識與發(fā)展古文獻學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今人對古文獻學的認識，我們可以從有關古文獻學的著作書名和內(nèi)容看得出來。從書名看，有的稱“文獻學”，但內(nèi)容僅包括古文獻學，文獻有古有今，單稱“文獻學”，界說不清；
有的稱“古籍整理學”，而古籍整理學僅是古文獻學的一部分，涵蓋不了古文獻的研究和利用，因此稱“古籍整理學”，如果專講古籍整理的內(nèi)容未

　　嘗不可，如果用以稱古文獻學，有以偏概全之嫌；
有的稱“歷史文獻學”，內(nèi)涵有歧義，有的“歷史”與“古”字相當，“歷史文獻學”即指古文獻學，有的則指所講對象僅限于歷史方面的文獻，屬于�？莆墨I學，同一名稱既然產(chǎn)生歧義，則名不正，名不正則言不順，容易產(chǎn)生混亂；
有的稱“文學文獻學”，專講文獻僅限于文學方面，而且涵蓋古今，亦屬于�？莆墨I學。從各書的內(nèi)容看，一般都包括目錄、版本、�？�、辨?zhèn)巍⑤嬝�、標點、注釋等內(nèi)容，個別著作還把文獻檢索或抄纂(編纂)包括在內(nèi)，其共同特點是皆未脫離古籍整理的框架。

　　我本人對古文獻學內(nèi)涵的認識，經(jīng)歷了一個不斷深入的過程，是在長期的專業(yè)教學和科研的實踐中逐步完成的。僅就近2O年來說，也曾有過變化與進展。如1988年完稿、1994年出版的拙著《中國古文獻學史》，緒言中說：“概括言之，古文獻學是以古代文獻典籍的形式內(nèi)容和整理它的各個環(huán)節(jié)如校勘、標點、注釋、辨?zhèn)巍⑤嬝�、編纂等為骨架，�?gòu)筑了所需要的古代語言文字、古籍目錄版本、古代歷史文化等有關知識，以及運用這些知識解決實際問題的方法，形成了一個獨立的學科�！庇终f：“古文獻學實際上是一種綜合性的邊緣學科，它與古代語言文字學、古籍目錄版本�？睂W以及古代歷史學(包括通史、文化史、哲學史、思想史等)都有關聯(lián)。同時古文獻學又是實踐性很強的應用學科。古文獻學本身又有許多分支，諸如注釋(包括字詞的注音釋義及天文、地理、名物、典制等的考證辨析)、�？�、目錄、版本、辨?zhèn)�、輯佚、編纂等，可見它是一個成熟的學科。古文獻學不僅為研究整理古典文獻典籍的專門學者所必修，對于古代學科的研究者來說，也是需要加以掌握的，因為它關系到對史料的駕馭、精通和考辨。甚至對一般需要閱讀古書的人來說，知道一些古文獻學的知識也是必要的。因此古文獻學又帶有基礎學科的性質(zhì)�！边@里雖然講的較全面，不局限于古籍整理方面，但仍未擺脫以古籍整理的環(huán)節(jié)為主干考慮問題。后來我的認識有了進展，在《古籍整理與古文獻學》的文章中(1996年4月在臺北“兩岸古籍整理學術研討會”宣讀，收入《兩岸古籍整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998年江蘇古今出版社出版)又專從古籍(概指古文獻)形式和內(nèi)容的角度，按古文獻的內(nèi)在規(guī)律，更完整地分析了古文獻學的內(nèi)涵：“中國浩如煙海的古籍是中國古代文化的重要載體，其形式和內(nèi)容兩方面的特點決定了古文獻學是個交叉、兼綜的學科。古籍就形式而言，包括語言文字和版本形態(tài)，涉及中國古代語言文字學和古籍版本、目錄、�？�、輯佚、辨?zhèn)巍⒕幾雽W等。就內(nèi)容而言，分具體和抽象兩個方面，具體方面包括人物、史實、年代、名物、典制、天文、地理、歷算、樂律等。涉及自然和社會、時間和空間諸多方面的考實之學；
抽象方面主要指思想內(nèi)容，需要結(jié)合語言文字和具體內(nèi)容由淺入深地剖析探求。按學術性質(zhì)來分，古文獻學又分考據(jù)之學和義理之學，有關形式方面的文字、音韻、訓詁、版本、目錄、校勘、輯佚、辨?zhèn)沃T學以及有關內(nèi)容的考實之學均屬考據(jù)之學，有關思想內(nèi)容的剖析探求屬于義理之學�！边@樣對古文獻學內(nèi)涵的分析與闡述，就更加完整和系統(tǒng)了。此后在講課中還從古文獻利用的角度作了補充分析：古文獻的利用涉及古文獻的搜集、甄辨和對內(nèi)容的正確理解搜集、甄辨與目錄、版本、�？�、辨?zhèn)�、輯佚有關，對內(nèi)容的正確理解與語文解讀、內(nèi)容考實、義理、辨析有關。今年5月出版的拙著《中國古文獻學》的內(nèi)容和章節(jié)就是根據(jù)上述1996年以來新的認識編排的，如第一章緒論(古文獻與古文獻學)，第二章目錄，第三章版本，第四章�？保�第五章辨?zhèn)�，第六章輯佚，第七章古文獻的語文解讀(上)——總說·文字，第八章古文獻的語文解讀(中)——音韻，第九章古文獻的語文解讀(下)——訓詁，第十章古文獻的內(nèi)容考實，第十一章古文獻的義理辨析。這樣的結(jié)構(gòu)反映了古文獻學內(nèi)涵的完整性和系統(tǒng)性，無論對古文獻的閱讀、整理、研究還是利用，都是適用的。

　　二

　　前面分析了古文獻學的內(nèi)涵，現(xiàn)在來探討古文獻學的意義。

　　總的來說，古文獻學不僅與古文獻整理、研究有關，在理論和方法上都具有指導意義；
而且與全部古代學科(即傳統(tǒng)所說的“國學”，包括古代文、史、哲、經(jīng)濟、法律、科技等)的研究有關，因為“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古代學科的研究必須以相關的古文獻為主要材料依據(jù)，而凡是涉及古文獻，就存在準確利用的問題。如前所述，古文獻的準確利用涉及古文獻的全面搜集、科學甄辨和正確理解。要解決這些問題，必須依靠古文獻學。因此古文獻學實為古代學科的基礎。

　　關于古文獻學對古文獻整理、研究的指導意義不難理解，前人對不重視古文獻學，對古文獻亂加整理情況和后果多有論述。如明代科舉和王陽明心學釀成的空疏學風，古文獻深受其害。顧炎武對此痛心疾首，說：“新學之興，人皆土苴六經(jīng)，因而不讀傳注�！�(《日知錄》卷十八“科場禁約”)又說：“今之為科舉之學者，大率皆帖括熟爛之言，不能通知大義者也。”(《日知錄》卷一“朱子周易本義”)他鄙棄八股文和抄襲元人’灃而成的科舉讀本《五經(jīng)大全》，說：“自八股行而古學棄，《大全》出而經(jīng)說亡”(《日知錄》卷一八《書傳會選》)。他一再指斥與空疏學風相伴的臆改古書之風，說：“乃近代之人，其于讀經(jīng)，鹵莽滅裂，不及昔人遠甚，又無先儒為之據(jù)依，而師心妄作�？瘋饔浳匆岩�，進而議圣經(jīng)矣；
更章句未已也，進而改文字矣。此陸游致慨于宋人，而今且彌甚。”(《日知錄》卷二《豐熙偽尚書》)又說：“萬歷間人多好改竄古書，人心之邪，風氣之變，自此而始。且如駱賓王為徐敬業(yè)討武氏檄，本出《舊唐書》，其日‘偽臨朝武氏’者，敬業(yè)起兵在光宅元年九月，武氏但臨朝而未革命也。近刻古文改作‘偽周武氏’，不察檄中所云‘包藏禍心，睥睨神器’，乃是未篡之時，故有是言(自注：越六年，天授元年九月，始改國號日周)。其時廢中宗為盧陵王而立相王為皇帝，故日‘君之愛子，幽之于別宮’也。不知其人，不論其世，而輒改其文，繆種流傳，至今未已。又近日盛行《詩歸》一書，尤為妄誕，魏文帝《短歌行》：‘長吟永嘆，思我圣考’，圣考，謂其父武帝也，改為‘圣老’，評之日：‘圣老字奇!’……??此皆不考古而肆臆之說，豈非小人而無忌憚者哉!”(《日知錄》卷一八“改書”)又同卷“勘書”一條說：“凡勘書必用能讀書之人，偶見焦氏《易林》舊刻，有日‘環(huán)緒倚組’，乃‘環(huán)堵’之誤，注云：‘緒疑作琨；
‘井堙水刊’，乃‘木刊’之誤，注云：‘刊疑當作利’，失之遠矣。(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幸其出于前人，雖不讀書而猶遵守本文，不敢輒改；
茍如近世之人據(jù)臆改之，則文益晦，義益舛，而傳之后世，雖有善讀書者，亦茫然無可尋求矣。然則今之坊刻，不擇其人而委之讎勘，豈不為大害乎!”清代�？泵�家顧廣圻亦深嘆后人妄改為書籍之厄(見《思適齋書跋》卷一《經(jīng)典釋文》校本卷首跋)，其《禮記考異跋》也說：“校讎之弊有二：一則性庸識暗，強預此事，本失窺作者大意，道聽途說，下筆不休，徒勞蕪累；
一則才高意廣，易言此事，凡遇未通，必更張以從我，時時有失，遂成瘡瘐。二者殊途，至于誣古人，惑來者，同歸而已矣”(《思適齋集》卷一四)近人魯迅亦曾尖銳指出：“清朝的考據(jù)家有人說過，明人好刻書而古書亡，因為他們妄行校改。我以為這之后，則清人纂修《四庫全書》而古書亡，因為他們變亂舊式，刪改原文；
今人標點古書而古書亡，因為他們亂點一通，佛頭著糞：這是古書水火兵蟲以外的三大厄。”(《且介亭雜文-病后雜談之余》)當然對于明人刻書、清人纂修《四庫全書》、今人標點古書均不能一概而論，是非功過尚須具體分析，但是魯迅所指出的嚴重錯誤傾向確實存在。忽視古文獻學，對古文獻亂加整理而古文獻亡，這是一個普遍規(guī)律，已為古文獻整理史無數(shù)事實所證明，永遠值得我們深思，引以為戒。加強古文獻學的修養(yǎng)，不僅可以提高古文獻整理、研究的水平，而且可以端正古文獻整理的嚴謹學風和科學態(tài)度，因此如前所說，是否重視古文獻學，古文獻學水平的高低，不僅關系到古文獻整理、研究成果的優(yōu)劣，甚至關系到古文獻本身的存亡，這實屬客觀必然之因果聯(lián)系，絕非危言聳聽之空話。

　　關于古文獻學對古代學科研究的意義，前面已經(jīng)籠統(tǒng)提到古文獻學是古代學科的基礎。現(xiàn)在按古文獻學內(nèi)涵的各方面逐一具體分析：

　　目錄是治學的門徑。由于我國傳統(tǒng)目錄具有“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特點和優(yōu)良傳統(tǒng)，其在讀書、治學方面的指導作用猶為突出，前人對此多有共識。如唐毋更說：“夫經(jīng)籍者，開物成務，垂教作程，圣哲之能事，帝王之達典。去圣已久，開鑿遂多，茍不剖判條流，甄明科別，則先賢遺事，有卒代(即世，避諱改，下同)而不聞；
大國經(jīng)書，遂終年而空泯。使學者孤舟泳海，弱羽憑天，銜石填溟，倚杖追日，莫聞名目，豈詳家代，不亦勞乎不亦弊乎?”(《舊唐書·經(jīng)籍志》總序引《古今書錄序》)宋鄭樵說：“學術之茍且，由源流之不分。書籍之散亡，由編次之無紀�！�(《通志·總序》)又說：“學之不專者，為書之不明也。書之不明者，為類例之不分也�！�…人守其學，學守其書，書守其類。”“類例既分，學術自明，以其先后本末俱在�！�(《通志·校讎略·編次必謹類例論》)清代學者有關言論更多，如王鳴盛說：“目錄之學，學中第一緊要事，必從此問，方能得其門而人。然此事非苦學精究，質(zhì)之良師，未易明也。自宋之晁公武而下，訖明之焦弱侯(蚍)一輩人，學識未高，未足剖斷古書之真?zhèn)问欠牵�辨其本之佳惡，校其偽謬也�！?《十七史商榷》卷一《史記集解分八十卷》條)又說：“凡讀書最切要者，目錄之學。目錄明方可讀書，不明，終是亂讀。”(同上書卷七《漢書敘例》條)章學誠認為目錄可以“即類求書，因書究學”(《校讎通義》卷一《互著》)。又說：“目錄一門，不過簿錄名目之書，原無深義，而充類以求，則亦浩汗難罄。合而為七略四部，分而為經(jīng)史百家，副而為釋道二藏，其易言耶?……故日學問貴知類，知類而又能充之，無往而不得其義也�！�(《章氏遺書補遺·史考釋例》)龔自珍在《六經(jīng)正名》中曾就我國古代目錄的創(chuàng)始之作《別錄》、《七略》說：“漢二百祀，自六藝而傳記，而群書，而諸子畢出，既大備。微夫劉子政氏之目錄，吾其如長夜乎?”(《龔自珍全集》第一輯)這里把目錄比作指路明燈。張之洞《書目答問略例》說：“讀書不知要領，勞而無功。知某書宜讀，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又其《鯖軒語·語學篇》“論讀書宜有門徑”條說：“泛濫無歸，終身無得。得門而人，事半功倍�；蚪�(jīng)，或史，或詞章，或經(jīng)濟，或天算地輿。經(jīng)治何經(jīng)?史治何史?經(jīng)濟是何條?因類以求，各有專注。至于經(jīng)注，孰為師授之古學?孰為無本之俗學?史孰為有法?孰為失體?孰為詳密?孰為疏舛?詞章孰為正宗?孰為旁門?尤宜抉擇分析，方不致誤用聰明。此事宜有師承，然師豈易得，書即師也。今為諸君指一良師，將《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讀一遍，即略知學術門徑矣�！绷硗饽夸浛山逡钥疾彀姹镜脑戳�，確定�？钡牡妆竞托１�，鑒別古書的真?zhèn)�，考察古書的存佚、完缺和輯佚的線索，等等。

　　版本學涉及文獻文本的考察和鑒別。讀書、治學應選擇版本，依據(jù)可靠的善本。如張之洞《書目答問略例》說：“諸生好學者來問：‘應讀何書?書以何本為善?’……讀書不知要領，勞而無功。知某書宜讀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因此研究古代學科，需要具備版本學的知識和技能，不僅要懂得版本的鑒定，還要懂得版本源流系統(tǒng)的考證。特別是版本源流系統(tǒng)的考證，為一般版本學著作所忽略，而對版本的選擇和�？眮碚f非常重要，尤為古代學科研究者所應該重點掌握的。

　　�？笔墙柚�有關的理論和知識，運用相關文獻比對、綜合考訂的方法，以極其審慎的態(tài)度，校正古文獻在流傳過程中產(chǎn)生的種種錯誤，包括字句的訛誤、篇章的舛亂等等，以期恢復文本的正確面貌。�？钡囊饬x十分重大，它是取得正確文本的重要手段，是讀書、治學存真求是的先決條件，誠如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序》所說：“欲讀書必先精校書，校之未精而遽讀，恐讀亦多誤矣。”因此研究古代學科，必須具備�？钡闹�識和方法，能獨立校正古書的錯誤。

　　辨?zhèn)斡袕V義、狹義之分：狹義辨?zhèn)蝺H指關于書籍本身包括名稱、作者、年代等方面真?zhèn)蔚目急妫?br>廣義辨?zhèn)纬�此之外，還把關于書籍內(nèi)容真?zhèn)蔚目急姘�括在�?nèi)。辨?zhèn)问且豁楄b別史料的基礎工作，誠如清人崔述《考信錄提要·釋例》所說：“然則偽造古書乃昔人之常事，所賴達人君子平心考核，辨其真?zhèn)�，然后圣人之真可得，豈得盡信以為實乎?”又說：“大抵文人學士多好議論古人得失，而不考其事之虛實。余獨謂虛實明而后得失或可不爽。故今為《考信錄》專以辨其虛實為先務，而論得失次之，亦正本清源之意也�！币虼藢τ诠糯鷮W科研究來說，辨?zhèn)问且粋�首要的環(huán)節(jié)。否則會誤用偽書，如現(xiàn)傳《尚書》的25篇偽古文，有人竟當作真書引用。又如過去因為疑古過頭，把真書誤判為偽書而加以擯棄。至于對書中的偽事、偽說不加考辨，輕信援據(jù)，也屢見不鮮。

　　輯佚是從傳世的有關文獻中鉤稽、輯錄已經(jīng)散佚的整部古書或現(xiàn)存古書中部分遺失的內(nèi)容(包括完整的篇段和殘章斷句)，前者稱輯集，后者稱輯補。輯佚不僅是古文獻整理的重要課題，也是古代學科研究的需要。就某些方面而言，輯佚甚至可以說是整理或研究的先決條件，具有填補空白的作用。如《四庫全書》從《永樂大典》輯出的書很多，而且有不少大部頭的書，如一百五十卷《舊五代史》、二百卷的《建炎以來系年要錄》等。又如魯迅寫《中國小說史》，先輯編《古小說鉤沉》。再如研究古代詩文作家，沒有別集傳世的，要重新輯集；
即使有別集傳世的，也還有補輯集外佚作的問題。前人熱衷于補遺，目的正在于此。以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為例，建檔詩人近一萬家，其中有集傳世的僅有六百多家，被稱為“大家”；
無集傳世的占百分之九十四，被稱為“小家”�！靶〖覂H存零篇斷旬，散見于各類文獻當中，他們的詩作幾乎全靠輯佚所得來編定�！按蠹摇钡募�外詩，也靠輯佚來補遺。明嘉靖間呂槽編《張子鈔釋》，文集僅一卷，其中所收詩悉自《宋文鑒》出，清乾隆間刊《張子全書》沿之，遺漏甚多。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廣泛輯佚，從呂祖謙《宋文鑒》、邵雍《伊川擊壤集》、呂本中《紫微詩話》、阮閱《詩話總龜》、吳曾《能改齋漫錄》、趙與時《賓退錄》、劉克莊《后村詩話》續(xù)集、金履祥《濂洛風雅》(以上宋代)、《永樂大典》殘本、《詩淵》、朱存理《趙氏鐵網(wǎng)珊瑚》(以上明代)以及清汪景龍《宋詩略》輯得80首，又從晁說之《晁氏客語》、呂本中《童蒙訓》、《紫微詩話》、王應麟《困學紀聞》、陳景沂《全芳備祖》輯得零旬9則，編為一卷(見《全宋詩》第九冊)類似的例子很多，不勝枚舉。即使有集子傳世的作者，輯補佚詩也很重要，如唐代詩人高適的集子《高常侍集》，世傳版本不少，但敦煌遺書中所存集外佚詩很多，這些佚詩對于詩作的校勘和高適生平行事的考證，均具有重要價值，詳見拙著《高適集校注》及所附《高適年譜》。輯佚又往往服從于�？�、辨?zhèn)蔚确矫娴男枰�，如不少他校材料，得靠輯佚搜獲；
辨?zhèn)斡袝r也靠輯佚，因為古人作偽，往往依傍有關書籍的佚文，如果能輯得有關佚文，就容易發(fā)現(xiàn)作偽者是如何借助這些佚文妄加增益的，如前人辨?zhèn)巍豆盼纳袝�》就是這樣做的。至于輯佚與古代學科研究的關系，如皮錫瑞《經(jīng)學歷史》第十章《經(jīng)學復盛時代》在談到清代經(jīng)學的三大成就時，“輯佚書”居其首，次為“精�？薄�、“通小學”。由此可見輯佚之重要。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在談到輯佚書時，在肯定清代輯佚成績的同時，還流露出對輯佚工作的輕視，他說：“總而論之，清儒所做輯佚事業(yè)甚勤苦，其成績可供后此專家研究資料者亦不少。然畢竟一鈔書匠之能事耳�！陛嬝�是繁復的考證工作，無論佚文材料的搜集、甄辨、拼合，還是材料出處的準確注明，都離不開翔實的考證，決非如梁氏所說“畢竟一鈔書匠之能事耳”。

　　古文獻的語文解讀在古文獻學中居于基礎地位。古文獻是用文字記載的以書面形式存在的文本，也就是說古文獻以書面語言為載體的。因此要了解古文獻的內(nèi)容，必須從弄懂語言文字人手。這樣就決定了語文解讀在古文獻學中的基礎地位。語文解讀包括認字、讀音和釋義，涉及文字學、音韻學和訓詁學。所謂傳統(tǒng)小學，狹義指文字學，廣義則包括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一般用其廣義。從漢代起，小學就成為經(jīng)學的附庸，小學著作被著錄在“六藝略”中。東漢許慎撰《說文解字》，既是服從于研讀古文經(jīng)的需要，又是為了糾正今文家對文字的穿鑿附會的解釋。不僅許慎，漢代的古文家多兼小學家，王國維有《兩漢古文家多小學家說》一文，舉張敞、桑欽、杜林、衛(wèi)宏、徐巡、賈逵、許慎等人的事跡為例，結(jié)論說：“由此觀之，兩漢古文家與小學家實有不可分之勢，此足見其所傳經(jīng)本多為古文�！�(《觀堂集林》卷七)中國古文獻學有一個優(yōu)良傳統(tǒng)，就是以小學為中心。這個傳統(tǒng)屬于科學的認識和實踐，反映了古文獻學與語言文字學密不可分的客觀規(guī)律，從而確定了語文解讀在古文獻學中的基礎地位。就古代而言，清代是中國古文獻學發(fā)展的一個高峰，也是傳統(tǒng)小學發(fā)展的高峰，兩者是相輔相成、互相促進的，因此清代學者對小學在古文獻學中的地位，認識得非常清楚。例如，顧炎武說：“故愚以為讀九經(jīng)自考文(按，指文字)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諸子百家之書，亦莫不然0”(《亭林文集》卷四《答李子德書》)這里把讀古書與考訂文字，考訂文字與通曉古音的關系，說得非常明確。又如戴震說：“經(jīng)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詞也，所以成詞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詞，由詞以通其道，必有漸”，“誦《周南》《召南》，自《關雎》而往，不知古音，徒強以協(xié)韻，則齟齬失讀”，“而字學、故訓、音聲未始相離，聲與音又經(jīng)緯衡從宜辨”(《戴震文集》卷九《與是仲明論學書》)。這里不僅強調(diào)了小學在古文獻中的重要地位，而且說明了文字、音韻、訓詁密不可分的關系。紀昀對戴震的小學成就及其對古文獻學的影響評價很高，說：“戴君深明古人小學，故其考證制度、字義，為漢以降儒者所不能及�！�(《考工記圖序》)錢大聽也是小學成就極高的古文獻學家，他說：“六經(jīng)皆載于文字者也，非聲音則經(jīng)之文不正，非訓詁則經(jīng)之義不明。”(《潛研堂文集》卷二四《小學考序》)與顧炎武的觀點完全一致。又如王念孫師從戴震，其子王引之又家學相承，都是以精通小學見長的古文獻學家，龔自珍在《工部尚書高郵王文簡公墓表銘》中曾轉(zhuǎn)述王引之的話：“自珍爰述平Et所聞于公者日：‘吾之學，于百家未暇治，獨治經(jīng)。吾治經(jīng)，于大道不敢承，獨好小學。夫三代之語言，如燕、越之相語也，吾治小學，吾為之舌人焉。其大歸日：用小學說經(jīng)，用小學校經(jīng)而已矣�！薄�(《龔自珍全集》第二輯)“用小學說經(jīng)，用小學校經(jīng)”，準確道出了王引之古文獻學的特點；
如果把“經(jīng)”擴大到“經(jīng)、史、子”，那又是王念孫古文獻學的特點；
而“用小學”屬于方法，則是他們父子的共同特點。阮元《經(jīng)義述聞序》說：“古書之最重者莫逾于經(jīng)，經(jīng)自漢、晉以及唐、宋，全賴古儒解注之力，(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然其間未發(fā)明而沿舊誤者尚多，皆由于聲音、文字、假借、轉(zhuǎn)注未能通徹之故。我朝小學訓詁遠邁前代，至乾隆間，惠氏定宇、戴氏東原大明之。高郵王文肅公以清正立朝，以經(jīng)義教子。故哲嗣懷祖先生家學特為精博，又過于惠、戴二先生，經(jīng)義之外，兼核諸古子史。哲嗣伯申繼祖，又居鼎甲，幼奉庭訓，引而申之，所解益多。著《經(jīng)義述聞》一書，凡古儒所誤解者，無不旁征曲除而得其本義之所在，使古圣賢見之，必解頤日：‘吾言固如是，數(shù)千年誤解之，今得明矣�！薄�這里作者立足于所生活的年代，把從清初到乾嘉時期以小學為中心的古文獻學歷史，總結(jié)得相當精要。至于其后晚清的古文獻學也是如此，例如著名的古文獻學家俞樾、孫詒讓，都是繼承乾嘉傳統(tǒng)，特別是以繼承王念孫、王引之父子相標榜的。俞樾重視小學，以小學校釋古書，其《群經(jīng)平議自序》說：“本朝經(jīng)學之盛，自漢以來未之有也。余幸生諸老先生之后，與聞緒論，初識門戶。嘗試以治經(jīng)之道，大要有三：正句讀，審字義，通古文假借，得此三者以治經(jīng)，思過半矣�！�…三者之中，通假借為尤要，諸老先生惟高郵王氏父子發(fā)明故訓，是正文字，至為精審，所著《經(jīng)義述聞》，用漢儒讀為、讀日之例者居半焉。或病其改易經(jīng)文，所謂焦明(鳥名)已翔乎寥廓，羅者猶視乎藪澤矣。余之此書，竊附王氏《經(jīng)義述聞》之后，雖學術淺薄，倘亦有一二之幸中者乎。”孫詒讓繼承乾嘉傳統(tǒng)，以小學治古書的指導思想也很明確，他說：“年十六七，讀江子屏(藩)《漢學師承記》及阮文達(元)公所集刊《(皇朝)經(jīng)解》，始窺國朝通儒治經(jīng)史小學家法”，認為“我朝樸學超軼唐宋”，十分景慕“乾嘉諸先生”，“深善王觀察《讀書雜志》及盧學士(文)《群書拾補》，伏案研誦，恒用檢核，間竊取其義法以治古書，亦略有所寤”(《札適序》)。不僅如此，他在金文、甲骨文等古文字的考釋上更超越前人，對《說文解字》多有補正，而且把古文字資料與傳世古文獻互相證發(fā)。他研究古文字的目的有二：一是“證經(jīng)”，一是“說字”。如其《古籀拾遺序》說：“考讀金文之學，蓋萌柢于秦、漢之際。《禮記》皆先秦故書，而《祭統(tǒng)》述孔悝《鼎銘》，此以金文證經(jīng)之始。漢許君作《說文》，據(jù)郡國山川所出鼎彝銘款以修古文，此以金文說字之始�！彼�繼承了“證經(jīng)”“說字”這兩個傳統(tǒng)，并大有創(chuàng)獲。總之，如王力先生所說：“古人把文字(字形)、音韻(字音)、訓詁(字義)看成繼承祖國文化遺產(chǎn)的基礎知識，那是很有道理的�！�(《漢語音韻·小引》)就現(xiàn)當代而言，一些著名的研究古代學科的學者，也都是以精通古文獻為基本功底；
他們精通古文獻，十分強調(diào)傳統(tǒng)小學根柢，也是從掌握古代語言文字學人手的。例如章炳麟是著名的小學家，并用小學治古書，培養(yǎng)了不少知名弟子，影響很大。王國維是學貫中西的國學大師，就古文獻方面而言，他既精通傳世文獻，又精通出土文獻，并且提出了科學的“二重證據(jù)法”。他十分重視傳統(tǒng)小學，把小學視作古文獻學的基礎。在文字、音韻、訓詁方面皆有著述，并且多有創(chuàng)獲。關于章、王二人，詳見拙著《中國古文獻學史》第七章第十四節(jié)。羅振玉也十分重視小學，最早匯編了《高郵王氏遺書》。又如陳寅恪，俞大維《談陳寅恪先生》一文說：“關于國學方面，他常說：‘讀書須先識字。’因是他幼年對于《說文》與高郵王氏訓詁之學，曾用過一番苦功。”(見《談陳寅恪》，臺灣傳記文學出版社1978年版)馮友蘭在《我的讀書經(jīng)驗》一文中說：“我所讀的書，大概都是文、史、哲方面的，特別是哲。經(jīng)驗總結(jié)起來有四點：(1)精其選，(2)解其言，(3)知其意，(4)明其理�！�(見李常慶編《北京大學教授推薦我最喜愛的書》，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所謂解其言，就是懂得語言文字。馮先生在同篇文章中繼續(xù)寫道：“我們看不懂古人用古文寫的書，……這叫語言文字關。攻不破這道關，就看不到這一道關里邊是什么情況，不知道關里邊是些什么東西，只好在關外指手劃腳，那是不行的。我所說的解其言，就是要攻破這一道語言文字關。當然要攻這道關的時候，要先做許多準備，用許多工具，如字典和詞典等工具書之類。這是當然的事，這里就不多談了�！甭勔欢嘁彩侨绱�，他是詩人，又是卓有成就的古典文學研究學者，但是筆者曾聽季鎮(zhèn)淮先生講過，聞先生非常重視傳統(tǒng)小學，總是把《高郵王氏四種》(《讀書雜志》、《廣雅疏證》、《經(jīng)義述聞》、《經(jīng)傳釋詞》)放在案頭，經(jīng)常閱讀，還對他所指導的研究生們強調(diào)說：“這是經(jīng)典之作。”

　　古文獻的內(nèi)容考實就是指對古文獻具體內(nèi)容各個方面諸如人物、史實、年代、名物、典制、天文、地理、歷算、樂律等的實事求是的考證。古文獻的內(nèi)容考實直接關系到對古文獻的正確理解，前引戴震《與是仲明論學書》已經(jīng)作了很好的說明。因此內(nèi)容考實是古代學研究中準確掌握、利用文獻的前提。

　　談到古文獻的義理辨析，首先要明確義理與文義有別，文義是平常所說文獻語言的字面意思，是語文解讀所要解決的問題；
義理則指通過語言所表達的思想，屬于文獻的內(nèi)在意義，是義理辨析所要解決的問題。義理辨析作為古文獻學的內(nèi)涵，屬于最后一個環(huán)節(jié)：即首先取得可靠文本為依據(jù)，然后對文本進行準確的語文解讀和內(nèi)容考實，最后在前兩個步驟的基礎上對古文獻的內(nèi)在意義進行正確的理解和解釋。只有完成義理辨析這一環(huán)節(jié)，才算得上對古文獻由淺人深、由表及里的完全理解與掌握。傳統(tǒng)義理辨析的成果，穿鑿附會者多，實事求是者少。古人對如何探求義理，提出過很好的見解。如孟子曾說：“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孟子·萬章上》)這里《詩》指《詩經(jīng)》(也可以用以泛指文獻)，“文”指文字，“辭”指語言，“志”指作者在作品中表達的思想�！耙砸饽嬷尽敝敢宰x者之心去揣摩作品的思想。孟子認為在作者表達或讀者理解時，都可能在語言文字和作品思想之間產(chǎn)生矛盾，因此讀者閱讀時不要受語言文字的局限，要心領神會去了解作品的思想。這一見解，很有參考價值。但是“以意逆志”決不可擺脫語言文字，否則易陷于主觀附會，孟子的實際做法正流人此弊。又如戴震說過：“經(jīng)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詞也，所以成詞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辭，由辭以通其道，必有漸。”(《與是仲明論學書》)除了語言文字之外，他也強調(diào)內(nèi)容考實，認為屬于義理的“道”亦依附于文獻中的名物、典制、天文、地理等具體內(nèi)容，所謂“圣人之道如懸繩樹檠，毫厘不可有差”(同上)，“賢人圣人之理義非它，存乎典章制度者是也”(《題惠定宇先生授經(jīng)圖》)，因此只有考清具體內(nèi)容之后才能明道。關于訓詁和考實為推求義理的先決條件，他還說過：“松崖先生之為經(jīng)也，欲學者事于漢經(jīng)師之故訓，以博稽三古典章制度，由是推求理義(同義理)，確有據(jù)依”。(同上)戴震認為探求義理必須從理解語言文字人手，以考清文獻的具體內(nèi)容為前提，但他具體做起來仍難免陷入主觀附會，其《孟子字義疏證》一書，名義上是疏解《孟子》書中的某些字義，實際上是借題發(fā)揮，表達自己的思想，這是歷史局限。當代有的學者號稱運用馬克思主義分析古文獻的義理，實際陷入教條主義和形而上學，既歪曲了馬克思主義，又歪曲了古文獻的義理。面對復雜而深奧的思想內(nèi)容，沒有正確的人文、社科理論為指導，不可能準確地分析其義理。前人義理學的失誤，歸根結(jié)蒂是理論上的局限。人文、社科理論發(fā)展到現(xiàn)代，成果極其豐富，應該博采眾長，用以指導具體研究。應該特別指出的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仍然是顛撲不破的真理，必須善于運用這一銳利武器去剖析古文獻中復雜的社會意識形態(tài)，結(jié)合其存在的歷史現(xiàn)實基礎，揭示其真實含義。發(fā)展科學的義理學任重而道遠。只要我們善于總結(jié)前人的經(jīng)驗、教訓，勇于探索，是會不斷取得新成果的。

　　綜上所述，古文獻學的意義十分重大�，F(xiàn)在人們常提國學，國學指研究中國傳統(tǒng)的學問，實際上可用以概括全部古代學科。傳統(tǒng)正是把古文獻學包括在國學之內(nèi)的，不過我們還要強調(diào)一句，古文獻學不僅屬于國學，而且是國學的基礎。以前我經(jīng)常說：治學要有根，根深才能葉茂。古文獻學正是國學之根。

　　原載《江西社會科學》2006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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