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央政府相關部門對本系統(tǒng)基層、主要是縣級主政官員進行培訓，已經蔚然成風。最高法院也加入這一潮流，啟動一項輪訓計劃，將用一年時間把全國3500多名中級、基層法院院長輪訓一遍。

　　這樣的事情，放在公安、信訪、黨務等部門，人們還是可以理解的，這些部門本身就是行政性的。但法院也這樣做，這也算中國司法體系高度行政化的一項具體表現。

　　面對行政體系運轉的問題，或者面對社會新問題，行政部門想出的第一個辦法，必是對官員進行培訓。仿佛通過培訓就可以解決很多制度性問題、政策性問題。這樣的信念未必站得住腳。決定人們行為的主要因素是制度，培訓結束后，官員們或法院院長們回到本職工作崗位，若制度未相應改善，則其行為模式就不會有多大變化。當然，不進行培訓，高層級政府部門完全可以有其他渠道發(fā)揮影響。司法部門更是如此。在任何國家，最高法院都擁有指導下級法院的權力。但專門就政策性問題對法院院長進行培訓，確實比較少見，因為這不合乎司法體系運轉的邏輯。然而，司法體系運轉的內在邏輯恰恰又為最高法院提供了影響所有法官的渠道，這種影響的效果應當遠勝于抽象的培訓。

　　比如，最高法院可以通過示范性判例，來宣示某種司法政策，指導下級法院以最高法院喜歡而又合乎法律精神的方式處理某些特定案件。法院的基本職能是審理案件，最高法院也不例外。當然，在大多數國家，最高法院審理案件的目的大大不同于它之下的各級法院。最高法院不是一般法院，不可能、也不應當花費精力去處理一般性案件。最高法院必須發(fā)揮政策指導功能，發(fā)揮此一功能的主要方式，就是有針對性選擇一些社會較為關注的案件進行審理，透過其推理過程及裁決結果，向下級法院提示解決類似問題的路徑。這樣的案件就構成了標志性案件或示范性判例，它等于宣告了一項司法政策。按照司法理論，這一政策對下級法官是有約束力的，下級法院法官有責任按照此一判例的原則對類似案件做出類似的判決。

　　這種教育指導下級法官的做法，通行于實行判例法的國家，比如普通法國家。沒見最高法院發(fā)什么文件，但通過判例，最高法院卻悄然調整著司法政策。

　　中國不實行判例法制度，但這種合乎司法邏輯的做法是可以部分地學習的。幾年前，最高法院也曾經提出，要建立“指導性案例”制度。但幾年過去了，一點動靜也沒有。結果，當最高法院要調整司法政策的時候，只好像行政機關一樣，發(fā)文件，或集中培訓。

　　除了制作示范性判例之外，最高法院還可以采用另一種渠道指導下級法院：最高法院派遣自己的法官到下級法院巡回審理案件，比如到省高級法院、甚至到中級法院，審理某些終審性案件。

　　舉例來說，本次對中級、基層法院院長的輪訓，有一項內容是如何應對突發(fā)性事件和群體性事件。不知此輪訓的內容是什么，是要告訴院長們如何防止群體性事件發(fā)生，還是告訴法官在司法過程中如何審理此類案件。如果是前者，那是讓法院院長們做自己不該做的事情，因而，防止群體性事件的發(fā)生是一項政治任務，該由地方黨政負責人負責。如果是后者，那與其請來一幫專家夸夸其談，不如最高法院直接派遣自己的法官去地方審理一些與群體性事件相關的案件。

　　這類似于一種法官巡回制度。在英格蘭歷史上，設在倫敦的幾家王室法院經常派遣其法官到郡法院去審理地方案件。古代中國也有所謂“巡察御史”，中央政法部門不久前宣告，將向上訪大省派出接訪組或巡回接訪組。鑒此，最高法院也可以派遣自己的法官巡回各地，辦理那些比較重大、具有政策含義的案件�？梢杂勺罡叻ㄔ悍ü倥c地方法官組成合議庭，由前者擔任庭長。在審理過程中，地方法官可以觀摩高級法官們是如何思考、如何推理、如何做出判決的。這樣的經歷比任何培訓都有用。

　　總之，最高法院如果真要培訓基層法官、院長，完全可以反求諸己，司法制度已為最高法院提供了很有效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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