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魯迅，大家都知道。但陳德征是誰，知道的人就要少些了。本來，除了在冷僻的史料上有可能看到他的名字外，這個人基本上應該“身與名俱滅”。但因為他與胡適和魯迅都有過一點瓜葛，我們在讀胡適和魯迅的書時，還會碰上他。打個不太確切的比喻吧，他就像寄生在參天大樹上的一根細藤，大樹不死，他也就活著。

　　陳德征，浙江浦江人。1923年與胡山源、錢春江創(chuàng)辦“彌灑社”并出版《彌灑》月刊。1926年任上�！睹駠�日報》的總編輯。1927后任國民黨上海市黨部主任委員，上海市教育局長等職。據(jù)說，在陳某執(zhí)掌《民國日報》時，曾忽發(fā)奇想，在報上搞了一次“民意測驗”，“選舉”中國的偉人。揭曉時，第一名是陳德征，第二名才是蔣介石。蔣介石一怒之下，將陳某押到南京，關了幾個月。但蔣對他的懲罰僅此而已。陳某回到上海灘后，照樣做他的官。

　　1929年，以胡適為首的“新月派”知識分子，發(fā)起了一場頗具聲勢的“人權運動”，反抗國民黨的專制獨裁，而點燃導火線的，很大程度上就是這個陳德征。1929年3月26日，上海各報登出專電，說上海特別市黨部代表陳德征在國民黨“三全大會”上提交了一份《嚴厲處置反革命分子案》。此案基本意思是譴責其時的法院審理“政治犯”時太拘泥于證據(jù)，往往使“反革命分子”漏網(wǎng)。陳德征提議：“凡經(jīng)省黨部及特別市黨部書面證明為反革命分子者，法院或其他法定之受理機關應以反革命罪處分之。如不服，得上訴。惟上級法院或其他上級法定之受理機關，如得中央黨部之書面證明，即當駁斥之�！标惖暮暾摿詈�適怒火中燒。再加上其他一些因素的刺激，胡適終于拍案而起，寫了《人權與約法》一文，在《新月》雜志發(fā)表。胡適在文章中呼吁：“我們要一個約法來規(guī)定政府的權限：過此權限，便是‘非法行為’。我們要一個約法來規(guī)定人民的‘身體，自由，及財產(chǎn)’的保障：有侵犯這法定的人權的，無論是一百五十二旅的連長或國民政府的主席，人民都可以控告，都得受法律的制裁�！彪S后，胡適又寫了《我們什么時候才可有憲法？———對于〈建國大綱〉的疑問》、《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知難，行亦不易———孫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難說’述評》等文章。在胡適的影響下，羅隆基寫了《論人權》、《告壓迫言論自由者》、《專家政治》等文章；
梁實秋也寫了《論思想統(tǒng)一》。

　　這些文章，直指國民黨執(zhí)政后的恣意妄為、倒行逆施，自然引來了國民黨黨徒的圍剿。而陳德征就是跳得最起勁者之一。陳德征在題為《胡說》的文章中這樣斥責胡適：“不懂得黨，不要瞎充內(nèi)行，講黨紀；
不懂得主義，不要自以為是，對于主義，瞎費平章；
不懂得法律，更不要冒充學者，來稱道法治……不容胡說博士來胡說�！睋�(jù)胡適日記，他在陳某文章邊上批道：“可憐陳德征”，“生平只知有三民主義，只知總理及其遺教，只知有黨，終以為黨是制法的機關�！薄�—順便指出，在1950年代大陸批胡適運動中，雖也有名公巨卿式的人物稱胡適言論為“胡說”，但發(fā)明權也許屬于陳德征。

　　在魯迅文章中，至少有兩次提到這個陳德征。第一次是在《關于中國的兩三件事》中，第二次是在《〈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中。在寫于1934年1月31日的《關于中國的兩三件事》中，魯迅說：“四五年前，我曾經(jīng)加盟于一個要求自由的團體，而那時的上海教育局長陳德征氏勃然大怒道，在三民主義的統(tǒng)治之下，還覺得不滿么？那可連現(xiàn)在所給予著的一點自由也要收起了。而且，真的收起了的。每當感到比先前更不自由的時候，我一面佩服著陳氏的精通王道的學識，一面有時也不免想，真該是謳歌三民主義的。然而，現(xiàn)在是已經(jīng)太晚了。”

　　魯迅所說的“要求自由的團體”，即中共地下黨在上海發(fā)起成立的“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馮雪峰在《黨給魯迅以力量》中回憶道：“在上海的黨中央希望魯迅也做‘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的發(fā)起人，派人來告訴我，要我先征求魯迅先生的意見；
我去和魯迅先生談了，記得他當時的表示是不大同意這種方式，認為一成立就會馬上被解散了，可是他又依然立刻答應參加并為發(fā)起人之一。以后是先由我介紹，黨又派人(我記得是潘漢年)和他直接談過幾次�！薄爸袊�自由運動大同盟宣言”印成傳單時，魯迅名列發(fā)起人第二，而第一則是郁達夫，這都是魯迅始料未及的。《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宣言》以這樣的話開始：“自由是人類的第二生命，不自由，毋寧死�！苯又鴮懙溃骸拔覀兲幵诂F(xiàn)在統(tǒng)治之下，竟無絲毫自由之可言！”“查禁書報，思想不能自由。檢查新聞，言論不能自由。……不自由之痛苦，真達于極點！”“感受不自由痛苦的人們團結起來，團結到自由運動大同盟旗幟之下來共同奮斗！”這樣的宣言，自然刺痛了陳德征輩的神經(jīng)，于是有了“連現(xiàn)在所給予著的一點自由也要收起”的怒吼。

　　其實，陳德征也曾是一個“文學青年”，而且是一個“為文學而文學”的“文學青年”。魯迅在寫于1935年的《〈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中，這樣說到《彌灑》和陳德征：“但上�！�…也崛起了為文學的文學的一群。這里應該提起的，是彌灑社�！�…一九二三年三月出版的《彌灑》……到四月出版的第二期，第一頁上便分明的標出了這是‘無目的無藝術觀不討論不批評而只發(fā)表順靈感所創(chuàng)造的文藝作品的月刊’，即是一個脫俗的文藝團體的刊物。但其實，是無意中有著假想敵的。陳德征的《編輯余談》說：‘近來文學作品，也有商品化的，所謂文學研究者，所謂文人，都不免帶有幾分販賣者底色彩！這是我們所深惡而且深以為痛心疾首的一件事�！�…’就正是和討伐‘壟斷文壇’者的大軍一鼻孔出氣的檄文。這時候，凡是要獨樹一帖的，總打著憎惡‘庸俗’的幌子。”———陳某從一個反對文學的“商品化”、主張“為文學而文學”的“文學青年”，到一個殺氣騰騰、流氓氣十足的國民黨黨棍，中間只有幾年的時間，用“搖身一變”來形容，一點也不夸張。

　　余英時在《中國知識分子的邊緣化》一文中指出，國民黨在奪取政權的過程中，中下層干部大量“光棍化”、流氓化，而陳德征便是典型代表。余英時說：“北伐成功后，國民黨與知識分子的關系迅速惡化，從《胡適日記》中，可以看到胡適在發(fā)表了《知難，行亦不易》一文后，國民黨方面的反應是多么強烈！但是最具代表性的則是胡適的真正對手，還不是做了立法院長的胡漢民，而是一個名叫陳德征的人。這個人當時是上海市黨部的重要角色……，寫的罵人文字充滿了流氣，正是一個典型的都市流氓。國民黨在奪取政權的過程中，它的中下層干部已大量的流氓地痞化，即此一例可概其余。”

　　來源：南方周末　2006-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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