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往大多數(shù)涉及馮玉祥的研究成果中，通常會忽視馮玉祥是否軍閥的事實。究其原因，筆者認為，馮玉祥當時雖然有軍閥的身份，但他不同于一般的軍閥，他發(fā)動的北京政變也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的軍閥政變。

　　關鍵詞：馮玉祥；
軍閥；
北京政變

　　關于馮玉祥發(fā)動北京政變的原因，長期以來，學術界有兩種觀念，一是認為在孫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直接影響下進行的；
二是因為北洋軍閥對其壓制、排擠和打擊以及馮玉祥與吳佩孚關系惡化的結果。除此以外還有一種折中觀點認為是兩個原因共同作用的結果。在本文討論中，筆者試從軍閥的角度，對這個問題重新做些探討。

　　一、軍閥與政變

　　對于軍閥的含義，《辭�！分姓J為是指擁兵自重，割據(jù)一方，自成派系的軍人或軍人集團�！秳�橋中華民國史》中認為軍閥掌握一支私人軍隊，控制或謀求控制一個地區(qū)，并在一定程度上獨立行事。不論具體說法如何不同，有一點本質(zhì)東西不會變，軍隊和地盤是構成軍閥的核心成分。

　　軍隊是軍閥存在的基礎，而士兵是組成軍隊最基本的單位。大多數(shù)士兵為了生存而投軍，對軍閥來說，養(yǎng)兵是關鍵。雖然軍閥常以地緣、親緣為基礎培養(yǎng)忠誠，但這大都限于中高級軍官。對大部分士兵來說，實現(xiàn)生存的基本利益才是他們追求的�！叭祟愑�5種基本需要：生理需要、安全需要、歸屬和愛的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實現(xiàn)的需要。……人類的需要具有層次性，……只有低級需要基本滿足后，才會出現(xiàn)自我實現(xiàn)的需要�！盵1]如果軍閥不能滿足士兵的基本生存需要，就無法避免士兵叛逃，無法維系自己的軍隊。況且，任何形式的個人忠誠都需要利益維系�？傊�，軍閥必須滿足士兵需要，才能維系軍隊。地盤是軍閥存在的又一重要條件，是他生存的活動空間�！皩Κ毩�來說軍隊是主要因素，但不控制地盤也難維持。地盤提供可靠基地，再加上稅收、物資和士兵。”[2]首先，土地作為地盤，可以滿足養(yǎng)兵需要；
其次，軍閥控制地盤的多少，直接反映實力的強弱。

　　關于政變，通常是指統(tǒng)治階級內(nèi)部一部分人通過軍事或政治手段造成的政府突然更迭。放在特殊的環(huán)境里，這里所說的統(tǒng)治階級內(nèi)部一部分人就是指手握兵力的軍閥，他們選擇的手段是直接與武裝斗爭有關的軍事方式，而他們的出發(fā)點是為了發(fā)展自己的勢力。

　　軍閥要養(yǎng)兵、維持軍隊，實現(xiàn)最高理想，就要以戰(zhàn)爭爭奪地盤。雖然統(tǒng)一理想中，存在武力同和平兩種方式，但和平統(tǒng)一者最終也不得不以武力方式解決目前的問題，進而希望可以以和平的方式實現(xiàn)統(tǒng)一�！八�（袁世凱）訴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結果使軟弱的共和政治遭到削弱。……共和派因用政治手段不能使袁有所收斂，也轉而訴諸武力�！盵3]戰(zhàn)爭中，一方面，軍閥希望可以在有限范圍內(nèi)實現(xiàn)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且軍閥的個人利益與實現(xiàn)國家統(tǒng)一的利益是一致的；
另一方面，一方軍閥實力的擴大，就威脅到其他軍閥，所以他們要想辦法阻止這種情況。軍閥會為了自身利益，實現(xiàn)短暫聯(lián)盟。但由于結合點是利益，利益不可能永遠一致。筆者稱為這是臨時性的軍事結合，越權篡位的軍事政變，這是各派軍閥得以維系與生存的基本手段。軍閥派系之間的斗爭永無寧息之日。1920年，直奉聯(lián)盟，由于分贓不均，1922年，奉張與孫中山結合爆發(fā)直奉大戰(zhàn)；
到1924年，張、孫又再次結盟對抗直系。在集團內(nèi)部，1917年，黎元洪和段祺瑞發(fā)生沖突，援引張勛支持，結果張勛趕走黎元洪，擁立宣統(tǒng)復辟，最后，段祺瑞出面，取得勝利。1918年，段祺瑞勢力發(fā)展迅速，引起其他軍閥擔心，形成以馮國彰為首的直系，共同對抗段祺瑞。無論派系間還是派系內(nèi)部，都因為利益關系而出現(xiàn)倒戈現(xiàn)象，軍閥最關心的是利益，為了利益，他們會隨時形成臨時性的軍事結合，甚至發(fā)動越權篡位的軍事政變。

　　二、馮玉祥與一般軍閥的不同

　　馮玉祥從不把自己和軍閥聯(lián)系到一起，他說，“什么叫‘軍閥’？依我說，一是封建主義的，二是與帝國主義勾結的，三是壓迫剝削人民大眾。這就是軍閥�！盵4]1924年及以前一段時期，馮玉祥屬于直系軍閥，盡管他聲稱自己不屬于任何派系，但他是服從和支持直系北京政府的。1918年，馮玉祥奉命帶軍隊去湖南作戰(zhàn)，并成功在湘鄂邊境伏擊了吳光新。1920年，馮玉祥奉曹錕、吳佩孚之命率部支持閻相文入陜，之后，馮玉祥又被任命為陜西督軍。第一次直奉戰(zhàn)爭，馮玉祥為直系的勝利立了大功，吳佩孚也稱他立下“討奉第一功”，他因此被任命為河南督軍。在此過程中，他的軍事實力得到極大增長，并成功確立軍隊私屬性，成為直系力量最強的軍隊領導之一。他做督軍時，除了滿足北京政府定期和不時的財政要求外，他還在地方享有絕對的控制權。很明顯，馮玉祥具備作為軍閥的基本條件，這就是稱他為軍閥的依據(jù)。

　　但是，他和一般軍閥不同。1911年，馮玉祥在灤州發(fā)動起義，要求推翻末代皇帝宣統(tǒng)。1916年，他在四川要求鏟除洪憲帝制，聯(lián)合護國軍討伐袁世凱。1917年，他公開討伐張勛復辟。1923，他促使黎元洪總統(tǒng)離職，幫助曹錕實現(xiàn)總統(tǒng)愿望。滿清王朝應被推翻，重建帝制和復辟帝制的行為也不順應歷史潮流，這些行為體現(xiàn)了馮玉祥推翻帝制思想的一致性。

　　在馮玉祥身上，很明顯體現(xiàn)出兩種思想矛盾，一種是愛國愛民的思想，一種是軍閥思想，這兩種思想纏繞在一起，導致他的行為看上去呈現(xiàn)出沖突的特色。

　　“1923年6月12日，陸軍檢閱使馮玉祥、京畿衛(wèi)戍司令王懷慶向黎元洪辭職，不再負責維持治安，以迫其去職。”[5]6月13日，黎元洪離職后，“陸軍檢閱使馮玉祥、京畿衛(wèi)戍司令王懷慶于黎元洪被迫赴津后通電復職。同日，曹錕致電王、馮等，令協(xié)維持北京治安�！盵6]馮玉祥態(tài)度明確支持曹錕，到1924年，馮玉祥發(fā)動北京政變，反對吳佩孚、推翻曹錕、促使直系倒臺，我們怎樣看待馮玉祥對待曹錕一前一后的不同態(tài)度？除了利益的考慮以外，還由于曹錕賄選總統(tǒng)已失民心，這算是順應民意之舉。當然，馮玉祥的思想也并非一直朝著進步的方向行進，這個過程中依然有很多反復和曲折。

　　我們再看馮玉祥北京政變后的行為。1925年，馮玉祥反奉；
到馮玉祥與蔣介石聯(lián)合之后，他又兩次與之決裂。從馮張合作到馮反張，這才一年光景，很具諷刺意味�？芍�前選擇和張合作，而又在不久后看清奉張本質(zhì)，這本身的依據(jù)并不充足。只有一點，就是馮張間利益發(fā)生沖突，迫使他必須這么做。至于之后，馮反蔣的理由，行為和理論上是一致的。

　　所以，馮玉祥思想是不斷變化的。馮玉祥之后的行為可以解釋為他在接受先進文化、理論的指導下完成的，因而具有進步性，但馮玉祥在1917年及以前的行為也能保持一致就讓人費解了。原因其實很簡單，這一時期，馮玉祥還沒有發(fā)展成軍閥，他本身具有樸素愛國情懷，因此在行為上保持自己的原則性。

　　三、關于北京政變的原因

　　關于政變原因，馮玉祥說，“現(xiàn)今曹、吳專政，國亂民愁，余本早下決定為國除害�！盵7]到1924年10月23日發(fā)表的《灤平班師聯(lián)名通電》中說，“……乃者東南釁興，延及東北，動全國之兵，枯萬民之骨，究之因何而戰(zhàn)，為誰而戰(zhàn)，主其事者，恐亦無從作答。本年水旱各災，饑荒遍地，正救死之不暇，竟耀武子域中，吾民何辜，罹此荼毒，天災人禍，并作一時�！盵8]這些解釋以民族大義為因，以此為基礎，來分析當時的背景。

　　政變發(fā)生前，馮玉祥與吳佩孚利益不和，存在沖突。馮在做河南督軍時，擅殺寶德全，就引起吳的不滿，雙方開始心存芥蒂。之后類似的事件還很多，但都沒有導致雙方?jīng)_突最大化。吳佩孚作為直系實際領導，首先需要忠于自己的部隊，如果兼而有能力就更好。馮玉祥性格剛毅，不易受吳佩孚控制，又由于馮勢力擴大，對吳造成威脅。河南期間，吳佩孚命馮玉祥籌款80萬，并在以后每月?lián)軇?0萬，從養(yǎng)兵角度限制馮軍隊的發(fā)展。之后，他以明升暗降方式，把馮調(diào)到北京，任命他為陸軍檢閱使。在馮軍隊無法實現(xiàn)自給的情況下，吳還克扣馮的軍餉，使情況更加惡化。馮軍隊陷入困難，隨時導致軍事實力瓦解。吳佩孚統(tǒng)一過程需要更多控制馮玉祥及其軍隊，而馮玉祥并不愿被其完全控制，這導致吳用財政鉗制馮。一旦吳佩孚統(tǒng)一大業(yè)成功，他就會鏟除直系內(nèi)不服從他的勢力。馮玉祥和軍隊受到威脅，他需要反擊�？蓡渭円揽孔约海�又不足以取勝，因此，他需要尋找盟友，等待時機。在直奉戰(zhàn)爭期間，張作霖、段祺瑞聯(lián)合馮玉祥，占據(jù)了天時、人和，馮玉祥給吳佩孚一個漂亮的還擊。

　　馮發(fā)動政變也是受到孫中山民主革命思想影響。自1920年起，孫馮開始書信聯(lián)系，孫還贈送手寫稿《建國大綱》給馮，馮在自傳中也多次提到此事。《馮玉祥自傳》中，馮玉祥與岳西峰商談時說，“將來我們?nèi)艄�成功，必須迎請中山先生北來，主持一切。他是中國唯一的革命領袖，我們應當竭誠擁護。否則我們就是爭權奪利，不是真正的革命�！盵9]北京政變前，馮玉祥與孫中山接洽的事實是，“1924年10月22日，黃郛……與馮共商政府過渡辦法，決定由黃負責組織攝政內(nèi)閣，并對迎請孫中山北上問題進行籌劃。”[10]“10月25日，馮玉祥、胡景冀、孫岳在北苑召開軍事政治會議，……馮主張力電請孫中山北上主持大計�！盵11]

　　另外，關于馮玉祥與張作霖、段祺瑞的聯(lián)合,是張作霖、段祺瑞主動找上馮玉祥的。“9月29日，段祺瑞派賈德耀持親筆信到密云晤馮玉祥，希望馮對賄選政府加以自處。”[12]“9月下旬，是月，張作霖之駐京辦事人員馬炳南會見馮玉祥的交際處長張樹聲。張密告馬：馮部一師三旅已奉命移防，分駐高麗營、懷柔、密云、石匣鎮(zhèn)、古北口。馮因吳在第一次直奉戰(zhàn)后行賞不公，不擬于奉軍在作戰(zhàn)，并轉達馮意，請奉軍萬勿入關，囑馬立即回沈陽報告。10月初，馬由沈回京，與張樹聲等同去古北口見馮，并攜張作霖函，大意謂：只要達到和平，奉軍可以不入關內(nèi)。馮閱后即寫一大‘成’字作復�！盵13]“10月11日，馮玉祥與參謀長劉驥、熊斌及段祺瑞代表賈德耀等至灤平，與奉軍協(xié)議停戰(zhàn)。”[14]“10月12日上午，馮玉祥在灤平與王承斌所派之直隸督署參謀長李竟容密談。下午，馮對段祺瑞之親信，前陸軍部軍學司司長賈德耀、田雄飛談稱：大局糜爛，擬請段祺瑞、張紹曾諸位重出維持大局，并特請賈往天津疏通段，派田回京探詢各方情形�！盵15]“10月18日，段祺瑞派宋子揚至灤平語馮玉祥，‘檢閱使同段督辦三造共和，現(xiàn)在乃最須改造之時。若能辦到，即當一共和國名于愿亡足�！�馮答，‘若團結力量，可以為之�！�”[16]北京政變之后，“10月26日，馮玉祥、胡景冀、孫岳等電請段祺瑞出任國民軍大元帥，即日就職來京主持�！盵17]1924年11月24日，段祺瑞就任臨時執(zhí)政。

　　筆者認為何柱國證實，段祺瑞聯(lián)馮的主將是賈德耀，因為這是他的親戚，所以，賈德耀告訴了他關于馮玉祥和段祺瑞之間的聯(lián)系。[18]另據(jù)史料記載，“天津電（10月11日）；
據(jù)與段祺瑞有密切關系之語，馮玉祥昨派密使赍親書謁段，略謂老師之言，均銘膈肝，此次戰(zhàn)事，全因吳子玉一人之驕傲所釀。子玉不除，則北洋派之團結難成；
北洋派不團結，則中央政府根本不能確立，予際此機會，受公民之托付，愿率三軍為討伐吳子玉之先驅。惟此事亦不易，需費甚多。前次李氏攜來之款，不敷分配，擬請再備數(shù)十萬元，以應急需，云云。又胡將軍及王將軍，均已默契，并以奉聞。”[19]這說明馮與段祺瑞之間在事件發(fā)生前早有聯(lián)系。后來，馮玉祥解釋，他們選擇段祺瑞舍棄孫中山只是為拉攏鄭士綺。

　　在國外學者的研究中，他們曾多次強調(diào)日本的作用，如薛立敦所著的《馮玉祥的一生》中記載，“9月中旬，日本外務省雖聲明對直奉戰(zhàn)爭采取不干涉方針，但軍部派寺西秀武到奉天見張作霖，勸張聯(lián)合段祺瑞打吳佩孚，并獻計拉攏馮玉祥。旋赴津和段策劃，決定由段函請張作霖提供100萬元，用以運動馮玉祥、孫岳、胡景冀等人倒戈，張聽從日本軍事顧問松井七夫和坂東之勸，乃經(jīng)三井銀行奉天支店長天野悌二之手將款交日駐津司令官吉岡顯作轉段，由段派人交馮。”[20]馮玉祥策劃這件事情的開端是9月10日，而何以日本方面在9月中旬就得知此消息？這的確提供了一種可能性。作為對馮玉祥和段祺瑞、張作霖合作原因有了更充分依據(jù)。日本所起的作用，我們沒有確鑿證據(jù)，只是個有爭議的猜測，但為我們提供一種可能性。馮玉祥與吳佩孚之間出現(xiàn)利益沖突是事實，直奉戰(zhàn)爭第一階段，吳佩孚已取得勝利，控制大部分中國領土，他想實現(xiàn)統(tǒng)一并非不可能，而馮玉祥部成為他需要鏟除的異己。為了保全自己，他聯(lián)合吳佩孚的對手，發(fā)動北京政變。從確定的結果看，他最后選擇和張作霖等人合作，推翻直系統(tǒng)治。并在之后一段時期，達到了他軍事生涯上第一個鼎盛期。單純以利益為結合點的關系自然持續(xù)不了多久，1925年底，馮、張開戰(zhàn)，張作霖聯(lián)合吳佩孚共同擊敗馮玉祥。故筆者認為馮玉祥當時雖然有軍閥的身份，也會為了自身的利益，與其他軍閥實現(xiàn)短暫聯(lián)合，但是，他發(fā)動的北京政變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的軍閥政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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