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司馬光可以說是家喻戶曉婦孺皆知的歷史人物�！八抉R光砸缸”的故事，使他智勇雙全的模范兒童形象，成為每一個家長教育自己子女的榜樣；
一部《資治通鑒》使他成為史學(xué)泰斗而永垂不朽；
而他和王安石在變法問題上堅決而持久的抗衡，更使他成為近千年來備受推崇，又備受爭議的政治人物。

　　司馬光和王安石的分歧，并非道德上的正邪，更不是政治上的忠奸，而是立身處世準(zhǔn)則的不同，用今天時髦的話來說，是價值取向的歧異。在從政目的上，司馬光側(cè)重一個“仁”字，要仁者愛人；
而王安石側(cè)重一個“利”字，主張富國強(qiáng)兵。在從政哲學(xué)上，司馬光推崇西漢初年的“無為而治”，主張一個“靜”字，要與民休養(yǎng)生息，而王安石則張揚一個“動”字，力主變法革新。在施政方略上，司馬光主張循規(guī)蹈矩，一切按即定方針辦；
而王安石主張標(biāo)新立異，大刀闊斧，一切推倒重來。神宗年間，年輕的皇帝聽從了王安石的意見，推行變法，國庫暫時充實了，但社會秩序開始混亂，政壇大分裂，總體上看，失大于得。正是王安石變法的失誤才成就了司馬光的大名。

　　然而，司馬光為更多中國人所了解，還是與那個不朽巨著《資治通鑒》聯(lián)系在一起的。在中國史學(xué)史上，司馬光與司馬遷是至今無人能夠企及的兩座高峰。《資治通鑒》上起戰(zhàn)國周武烈王，下迄五代周世宗，共記載了16個朝代、1362年的歷史，全書300余萬字。司馬光用28年時間完成了這部不朽巨著，被宋神宗親賜名為《資治通鑒》。

　　但是不久，宋神宗與司馬光相繼去世之后，哲宗，徽宗先后繼位，已逝的司馬光又被打成另類，被視為奸臣之首。他原本希望通過他的著作來幫助治理的那個朝廷，將他徹底地拋棄了。宋哲宗任命的第一個宰相，便是王安石變法時的干將章惇。他一上任便提出將司馬光破棺戮尸的請求，雖未被接受，但司馬光死后追贈的職銜，謚號皆被剝奪。宋哲宗死后，章惇失勢力，被流放嶺南雷州。在宋徽宗時代，繼章惇而起的是權(quán)相蔡京。他明白對付文人，要從敗壞其名節(jié)處下手，于是他給元祐時期的那批舊臣樹碑，請皇帝趙佶用他別具一格的瘦金體書寫，刻成石碑，立于朝廷的端里門外，以丑化“奸黨”。這便是歷史上著名的“元祐黨人碑”。在這塊碑上，司馬光名列榜首，其他黨傀還包括蘇軾、蘇轍、陸佃（陸游的祖父）、黃庭堅、秦少游、李格非（李清照之父）等共120人。如果說王安石的變法是一場歷史悲劇的話，章惇和蔡京的按既定方針辦則是一場丑劇。但是，“風(fēng)流總被，雨打風(fēng)吹去”，最終被釘在歷史恥辱柱上的，正是章惇、蔡京之流的整人者。

　　宋朝是中國歷史上對文人最為寬厚的朝代。據(jù)陸游《避暑漫鈔》記載，宋高祖趙匡胤登基后，秘密刻了一塊碑，立在太廟寢殿背后，叫做誓碑，用黃色幔帳遮蓋，不許人見。至北宋亡，太廟洞開，人們才得以見到這塊碑的真面目。碑高八尺，寬四尺，上刻三行誓詞，其中一行是“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边@塊碑在中國歷史上可謂絕無僅有，它昭示了宋太祖對文人的豁達(dá)胸襟。趙匡胤曾被譏為“稍遜風(fēng)騷”，沒有雄文華章傳世，可他卻使眾多的文人得以展示其風(fēng)騷，那位譏人者自己雖是風(fēng)騷了，可文人都倒大霉了。

　　學(xué)問和政治是兩個完全不同的領(lǐng)域，對人的要求也相差懸殊。政治要求人“隨機(jī)應(yīng)變”，學(xué)問要求人“特立獨行”，如果不能在這兩者之間找到恰當(dāng)?shù)慕Y(jié)合點，而固執(zhí)一端者，大多難免悲劇的命運。司馬光做為一個著名的歷史學(xué)家，對歷代王朝的治亂興亡，政治人物的得失成敗可謂洞若觀火。他的著作《資治通鑒》，正是要以史為鑒，幫助掌權(quán)者來治理這個國家。但是司馬光從政的辦法是沒有辦法，一切因循守舊，率由舊章。一個偉大的歷史學(xué)家，面對著并不偉大的現(xiàn)實政治，表現(xiàn)出了昏昏然，飄飄然，無所措手足。他爛熟于胸的歷史，對他竟然沒有起到絲毫的“資治”作用，正所謂：明于史而昧于世。都說要“以史為鑒”，談何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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