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往事和公共記憶

　　公共記憶在中國受到越來越多讀者的重視，可以從2008年《南方周末》的書籍評選看出一些端倪。2008年初，《南方周末》提名的5部非虛構(gòu)類的“年度致敬”著作，全都與歷史記憶有關(guān)。這5部著作分別是楊天石的《找尋真實的蔣介石》、楊奎松的《國民黨的“聯(lián)共”與“反共”》、張賢亮、楊憲益、徐友漁等合著的《親歷歷史》、胡文輝的《陳寅恪詩箋釋》和我本人的《人以什么理由來記憶》。

　　這5部書所關(guān)心的都可以說是一種與現(xiàn)在相關(guān)的過去或歷史，也就是“記憶”。哲學(xué)家柏格森說，現(xiàn)實是在與過去相區(qū)分、相聯(lián)系中才顯現(xiàn)出來的，我們感知的現(xiàn)實每時每刻都銘刻著公共記憶。讀者關(guān)心記憶問題，這是他們關(guān)注現(xiàn)實的一種方式。記憶的原則是“真實”，在記憶不自由的環(huán)境下，記憶的真實便成為一種記憶者的道德行為。對楊天石的《找尋真實的蔣介石》、楊奎松的《國民黨的“聯(lián)共”與“反共”》，評選者繆哲是這樣說的：“唐代的劉知幾，對修史的人有三個要求：曰‘才’，曰‘學(xué)’，曰‘識’。清代的章學(xué)誠又不滿其義，于三者外，又標‘史德”。所謂‘史德”，按章的解釋，就是作者的‘心術(shù)’。心術(shù)的斜正，總不是無緣而發(fā)的。如生活于當今，卻稱桀紂好，道堯舜非，那一定是傻子。圖什么？但于殺士鉗口之際，竟說‘焚書事業(yè)費商量’，‘文字獄有利于穩(wěn)定’，就不是傻子的所為，而是心術(shù)的倚側(cè)�！�…從這角度說，《國民黨的聯(lián)共與反共》，與《找尋真實的蔣介石》，就是兩部很有史德的書�！比绻�不是因為歷史寫作說真話難，常常不得不說假話，又何必稱贊歷史寫作者的“史德”呢？

　　胡文輝讀陳寅恪的詩，則是以揭示陳寅恪的隱秘寫作為目的。列奧·施特勞斯說，在危險的思想環(huán)境中，寫作者會把要說的意思隱蔽起來，于是，便有了隱秘的寫作。破解過去的隱秘寫作，必須重新記憶這一寫作當時的現(xiàn)實環(huán)境。1980年代初，余英時在海外發(fā)表文章，認為陳寅恪晚年詩文里存在著一套“暗碼”系統(tǒng)（即借助詩的古典與今典，表達詩人的心曲），此論一出，堪稱石破天驚。不過，正如有論者指出，余英時的解說雖有篳路藍縷之功，但他解讀的只是陳寅恪晚年的部分詩作。胡文輝的這部大著，“解陳詩一句不遺，旁征之博，考訂之精，發(fā)覆之多，令人嘆為觀止。讀后方知陳詩率多‘當代史論’，令人大開眼界”。

　　許多人關(guān)心陳寅恪，看重他的“晚年心境”。陳寅恪在紀念王國維的碑文中提出了“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被當作當代知識分子共同的痛苦靈魂之聲。記憶不斷在提醒知識分子，他們已經(jīng)多么悲慘地喪失了獨立的知識人格。如梁治平所說：“歷史上士大夫階級中的個人還比較容易保持住一己之獨立人格的話，那么在現(xiàn)代，隨著社會格局的變換和此社會價值解釋權(quán)的移轉(zhuǎn)，知識階級中的個人要保持其獨立品格則是愈來愈困難了。為要求得絕對的思想一致，政治冠冕堂皇地干預(yù)乃至統(tǒng)制學(xué)術(shù)，其結(jié)果，不僅是造成了學(xué)術(shù)的荒漠，而且產(chǎn)生出普遍的虛偽和墮落。”

　　過去與現(xiàn)在之間可以有多種不同的聯(lián)系方式，但最根本的聯(lián)系有兩種。一種是從過去汲取智慧、啟發(fā)和美好、純真的理想，如人們之對待古希臘雅典的公共生活、啟蒙主義時期的人文理想、美國建國時期的共和政治理念，等等。另一種是從過去汲取災(zāi)禍教訓(xùn)，以避免再發(fā)生過去的那些暴行、殘害和人寰悲劇，如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殺、中國的“反右”、“大躍進”和“文革”。

　　第一種記憶和第二種記憶有時可以混合在一起，如美國的蓄奴與反蓄奴運動歷史就是交織在一起的。斯皮爾勃格導(dǎo)演的《斷鎖怒潮》(Amistad)所運用的就是這樣一種混合記憶，既有美國黑暗的蓄奴歷史，又有高尚的反蓄奴歷史人物和正義行動。特別有意思的是，反蓄奴的正義行動(亞當斯為黑奴辯護)正是以高尚記憶(美國的《獨立宣言》)來獲得勝利的。

　　《斷鎖怒潮》的往事大致是這樣的，1839年夏，關(guān)著53名非洲黑人的西班牙運奴船“阿米斯塔德號”（友誼號）行駛到距古巴海岸不遠處，遇上狂風(fēng)暴雨。黑奴首領(lǐng)辛凱帶頭造反，以武力控制了全船。他們只有一個目的：返回家園�！鞍⒚姿顾�德號”在美洲東海岸漂流兩個月，在美國康涅狄格州海岸被美國海軍攔截。53名非洲人以謀殺船員的罪名被起訴。廢奴運動的積極分子請來青年律師羅杰·鮑德溫，證明這些黑人來自非洲。根據(jù)當時走私黑奴為非法行為的美國法律，這些黑人在法院獲判無罪。

　　這一案件雖然在地方法院獲判無罪，但因牽涉美國南北方的分裂與對立，當時的美國總統(tǒng)范伯倫(MartinVanBuren，1837-1841年任美國總統(tǒng))為了討好南方保守派勢力，避免引發(fā)美國內(nèi)戰(zhàn)，直接干預(yù)此案審理，由司法部出面將此案送到最高法院進行上訴，而9名陪審團成員中7名為大奴隸主，判決結(jié)果預(yù)料會對黑奴不利。此時，前任美國總統(tǒng)約翰·昆西·亞當斯親自出馬，以75歲高齡之弱體，免費為這些黑人擔任義務(wù)辯護律師。在法庭，他陳述自由、平等、的美國立國之本，為本已處于劣勢的黑奴們贏到了與所有白人一樣具有的人類天賦權(quán)利——自由！

　　看過這部電影的人也許都能記得亞當斯在法庭上回憶和陳述美國建國理念的場面。這個電影故事是“文學(xué)性”的，因為它有相當大的虛構(gòu)成分。亞當斯1841年2月24和3月1日為黑人辯護，發(fā)言長達8個半小時，這個辯護詞已經(jīng)成為“維權(quán)”辯護的經(jīng)典。在電影中，亞當斯的辯護只有幾分鐘，他提醒所有在場的人，美國的《獨立宣言》是這樣寫的：“我們認為下面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賦予他們?nèi)舾刹豢蓜儕Z的權(quán)利，其中包括生命權(quán)、自由權(quán)和追求幸福的權(quán)利。”在快結(jié)束辯護的時候，只見亞當斯慢慢走過法庭旁側(cè)陳放的一排白色大理石雕像，每走過一尊雕像便說出一個名字：詹姆士·麥迪遜、亞歷山大·漢密爾頓、本杰明·富蘭克林、托馬斯·杰弗遜、喬治·華盛頓。他最后停在一尊雕像前，說，約翰·亞當斯，那就是他的父親。亞當斯對這些雕像自言自語道：“我們已經(jīng)很久不愿意向你們請求指導(dǎo)，我們是害怕告訴自己，我們并不只是存在于今天，我們是害怕，回顧過去會讓我們顯得軟弱，但是我們現(xiàn)在終于明白，事情并非如此，我們現(xiàn)在終于知道，我們以前是怎么樣，現(xiàn)在就是怎么樣。”

　　亞當斯在法庭上喚起人們對美國立國精神的公共記憶，斯皮爾勃格又在電影中以亞當斯1841年的辯護喚起今天美國觀眾對美國國精神、廢奴運動、道德理想以及社會公正的公共記憶。影片中的亞當斯看似贏弱，與他毫不妥協(xié)的反蓄奴立場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他的每一個字都透出果斷和堅定：“如果這會導(dǎo)致南北戰(zhàn)爭，那就開戰(zhàn)好了，這將會是美國革命戰(zhàn)爭的最后一役�！�

　　亞當斯維護的不僅是黑奴的權(quán)利，而且也是真正的美國精神。林肯在南北戰(zhàn)爭后發(fā)表的《葛底斯堡演說》，同樣也是用記憶美國革命的開國理念開篇：“八十七年前，我們的先輩在這個大陸上創(chuàng)建了一個新的國家。她孕育于自由之中，奉行人人生來平等的信條�！绷挚弦�述的同樣也是美國《獨立宣告》的偉大理想。亞當斯曾是美國第6任總統(tǒng)，他認識美國“建國之父”輩的前5位總統(tǒng)（華盛頓、約翰·亞當斯、杰弗遜、麥迪遜、門羅），在他生命的最后兩年中（1847-1848），他擔任參議員的時候，林肯正擔任眾議員，所以他成為美國建國之父們和林肯之間的“美國精神”象征橋梁�！稊噫i怒潮》用亞當斯保存美國精神歷史和道德記憶的目的非常明顯，誠如導(dǎo)演斯皮爾伯格自己所說：“這部影片將永遠跟隨著我們…我覺得我拍的不是別人的故事，我覺得這是每個人的故事，每個國家每個種族都應(yīng)該知道這個故事。”

　　二、公共記憶在中國

　　在自由、平等和人性價值的歷史資源上，美國人是幸運的，他們建國時期的文獻中充滿了至今仍在啟發(fā)和鼓舞美國人的共和自由精神。從比較歷史的角度來看，中國歷史缺少的就是這樣豐沛的共和理想資源。中國人追求自由、民主、憲政，該從哪個歷史時刻去獲得一代又一代能夠反復(fù)記憶的價值理想和目標呢？當然，這樣的歷史資源也并非完全沒有�？催^《走向共和》的人都會記得這個連續(xù)劇的最后一集。在這一集中，孫中山用中山裝的三個袖扣和五個口袋，解說他的共和三民主義和權(quán)力制衡的理想�？上�，正是這一集，在《走向共和》重播時被刪除掉了。

　　也就是這個例子，它告訴我們，在當今的中國，記憶是受到嚴格控制的。哪些是可以記憶的？哪些不可以記憶？以什么方式記憶？在什么限度中記憶？都不在記憶者個人的掌控之中。在種種現(xiàn)實限制下，還是有人會想方設(shè)法堅持真實的回憶，將回憶用文字或其它形式記錄和保存下來。他們的寫作行為于是成為一種具有特別意義的公共行為，那便是“見證”。

　　諾貝爾文學(xué)獎得主、德國作家卡耐提(EliasCanetti)寫過一本書，叫《卡夫卡的另一個審判》(Kafka"sOtherTrial)，在書中，他談到自己閱讀卡夫卡書信時的體會，“我覺得這些書信比我在過去許多年中讀過的任何書都令人深思，扣人心弦�？ǚ蚩ǖ臅�信與卡夫卡本人從中攝取精神營養(yǎng)的回憶錄、自傳和書信集屬于同一性質(zhì)。他生前就……反復(fù)地閱讀克萊斯特（HeinrichvonKleist，1777-1811，德國小說家、劇作家）、福樓拜（1821-1880，法國小說家）和赫伯爾（ChristianFriedrichHebbel，1813-1863，詩人、劇作家）的書信。如果稱卡夫卡的書信為‘文獻’，那就是太低估了它們的價值。”卡耐提認為，應(yīng)該把這些書信稱作為“生命見證”(life-testimony)才對。評論家費爾曼（ShoshanaFelman）解釋說，“生命見證”不只是對某個人個人生活的見證，而且是對一個更大群體生命的見證。陳寅恪就是這樣一個對1949年后的知識分子群體的生活見證，許多“‘右派’文學(xué)”中知識分子個體遭遇也都是這種性質(zhì)的見證。

　　在討論“‘右派’文學(xué)”時，黃勇就曾特別提到《束星北檔案：一個天才物理學(xué)家的命運》這本書為一個更大的群體生命作見證的公共作用：“作為一個極富天賦與聲譽的物理學(xué)家和教育家，束星北在1949年之后的新環(huán)境中不僅鮮有成績，更是歷盡坎坷磨難。在長達三十年的時間，正當盛年的束星北失去了作為一個科學(xué)家應(yīng)有的尊嚴，失去了從事物理研究和教學(xué)的權(quán)利�！妒�星北檔案》一書，不僅記述束星北后半生的經(jīng)歷，更折射出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束星北等科學(xué)家(包括其他學(xué)術(shù)領(lǐng)域的知識分子)不能適應(yīng)新的意識形態(tài)、環(huán)境和形勢，與社會、時代的矛盾漸次累進的過程”。這也是《束星北檔案》的作者劉海軍自己要強調(diào)的“右派”記憶公共目的：“這是一個人，一個優(yōu)秀的人不斷被閹割扭曲為另類的歷史”，“是一個英雄‘落敗’的歷程，也是個性與命運‘沖突’的悲劇”，這樣一段“不知被發(fā)掘揚篩了多少遍”的歷史，“束星北檔案，讓我有理由相信，我們匆匆踏過去的也許只是冰山一角。”(見黃勇：《“右派”文學(xué)中的自然科學(xué)家》，《二十一世紀》，2008年12月號)

　　束星北所經(jīng)歷的苦難不是由束星北自己敘述的，而是由作家劉海軍敘述的。這樣的作品在“右派”文學(xué)中還有許多別的例子，如楊顯惠的《夾邊溝記事》、《告知夾邊溝》，邢同義的《恍若隔世·回眸夾邊溝》，趙旭的《風(fēng)雪夾邊溝》、尤鳳偉的《中國一九五七》，等等。我們把這一類的作品該稱作什么呢？黃勇把它們稱作為“‘右派’文學(xué)”，是可以說得過去的。它們所敘述的故事，原始材料可能很零碎，并沒有一個完整的敘述結(jié)構(gòu)，作家對那些零碎的原始材料進行選擇、安排，為之設(shè)計一個它們原本所缺乏的完整傳記、記實小說或其它敘述形式，因而成為一種“文學(xué)”。它們的共同特征也許可以說是盡量真實地保留過去生活原有的事件、人物或環(huán)境細節(jié)，盡量避免虛構(gòu)。在中國的語境中，這樣的寫作需要寫作者具有很大的道德勇氣、社會正義感以及獨立思想和價值判斷的能力。但是，不管怎么說，這樣的作品具有的只是一種間接而非直接的真實性，是一種間接而不是直接意義上的見證。

　　直接或真正的見證，如猶太哲學(xué)家馬各利特（AvishaiMargalit）所說，應(yīng)當是苦難親歷者自己的見證。這種可能的見證者在中國人數(shù)極多，但確有的見證寫作卻相當少見。出現(xiàn)這種情況大致有三個原因。第一，真正的見證往往表現(xiàn)出記憶零碎、不清、遭壓抑等原始形態(tài)特征，很難有機會以寫作的形式出現(xiàn)在“文字”或“文學(xué)”的傳媒空間中。第二，它們往往形成對迫害性權(quán)力的直接控訴，由于沒有“文學(xué)創(chuàng)作”這道審美擋箭牌，所以更容易遭到封殺。第三，即便個人的遭遇被一一敘述出來，(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公眾也會覺得大同小異，未必會對此有興趣，不容易有廣泛的關(guān)注。這三個原因中，第一個涉及記憶的內(nèi)容本身，第二個涉及記憶的政治環(huán)境，第三個涉及記憶者所生活于其中的那個社會。

　　在“直接”的右派見證中，我們也許可以用高爾泰的《尋找家園》為例子。這個文集中講述的是高爾泰自己如何變成“右派”，以及他在夾邊溝勞改營的經(jīng)歷。高爾泰的這部書稿，寫了十多年，朋友們?yōu)橹�出版也奔波了四、五年。出版的艱辛歷經(jīng)艱辛本身便說明了中國“反右”記憶的環(huán)境。至于哪些文字有刪改，刪改到什么程度，便不是直接可以從現(xiàn)有的文字中看出來的了。

　　就我們現(xiàn)在能夠讀到的《尋找家園》，如評論者一平先生說的，“這部書可以傳予后人，固然它還有所散簡，但在中國未來的文明中，其必是一束永久的記憶－－不僅僅是見證，也是焚毀、苦難中人性之光�！备郀柼┑挠洃浭菍σ环N死亡生活狀態(tài)的見證，“高先生的文字即是毀滅后廢墟上斑斑遺跡。我似乎看到那些文字由夾邊溝連連骨骸和灰燼間冉冉升起、匯集，如同銘刻于夜空的碑文。酒泉，神往之名，中國古遠詩情；
可怎么就尸橫惡臭呢？而僅僅十年，那幾十萬蒼生白骨、冤魂鬼魅便在無盡風(fēng)沙中掩埋得了無痕跡。歷史不殘酷嗎？殘酷得使殘酷沒有痕跡�！�

　　《尋找家園》這個題目就蘊含著作者做見證的目的和用意：尋找人的家園。還在勞改的時候，高爾泰就曾在小紙片上用芝麻大的字寫道：“苦難在我的心靈中踐踏出一片荒涼的地域，我心靈中許多美好的東西都枯萎了，死了，再也喚不起我的一點激情。由于沒有這些東西，我早已感到自己不再有靈魂和生命，不再是一個活人。但是曾幾何時，這片荒涼的土地上竟奇跡般地長出了一些小小的新苗�！睂Ω郀柼﹣碚f，見證是一種連接和貫穿過去、現(xiàn)在、未來的寫作：“往事并非如夢，它們是指向未來的。而未來正是從那浸透著汗腥味和血腥味的厚土上艱難而又緩慢地移動著的求索者的足跡中誕生的。”他的見證不只是為他自己，也是為那些未能走出夾邊溝，未能邁過1976年那道歷史門檻的難友：“我感到深深遺憾、常常為之扼腕頓足的是，在那魂牽夢縈、塵沙彌漫的北國，在那遼闊、干枯而又赤裸的大野上，又有多少這樣的足跡，不留痕跡地消失在荒涼的悲風(fēng)中了。”

　　三、直接見證和間接見證

　　直接見證者和主張直接見證的人們?nèi)菀讓﹂g接見證和它的“虛構(gòu)”成分持否定的態(tài)度。結(jié)果直接見證被當成了非直接見證“虛構(gòu)性”的對立面。例如，一平先生在贊美高爾泰真實見證的同時，就對小說中的文革記憶表示失望：“高先生……這一代人歷經(jīng)磨難，生命七零八落。如此一生，何談完整？讀過不少文革小說，每每失望。藝術(shù)有其局限。如果小說是虛構(gòu)，那么真實何在？將奧斯維辛納入虛構(gòu)，即失去其意義。真實只有意義相對不足時，才需要虛構(gòu)。如果它沉重得將你墜入地獄，它就是你的生命，你必須穿透才能自救。重要的是，它是你親身所歷。虛構(gòu)、非虛構(gòu)，是一個界線�！逼鋵�，紀實見證和小說表現(xiàn)都可以具有真實性，只有它們是不實和謊言歷史的對立面。

　　直接見證者與間接見證之間的關(guān)聯(lián)，包括它們之間的矛盾和張力，是見證寫作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在西方的猶太人大屠殺寫作研究中也屢屢出現(xiàn)。例如，1978年美國三大商業(yè)電視臺之一的NBC播放了電視連續(xù)劇《大屠殺》，收視觀眾達1億2千萬，是美國人口的一半。NBC在1979年重播此劇后估計，在美國和歐洲的觀眾有2億2千萬之多。就在第一次放映三星期后，卡特總統(tǒng)宣布成立一個準備在美國建立猶太人大屠殺博物館的委員會。70年代后期在德國正在興起一陣“希特勒熱”，1979年初《大屠殺》在德國播放后，“希特勒熱”消失在公眾輿論的譴責之下。從此，在公眾語言中，“最終解決”這樣的中性詞被“大屠殺”這個帶有道德譴責的詞取代了。[注9]但是，身為大屠殺的幸存者的見證文學(xué)作家威塞爾（ElieWiesel）就曾猛烈批評這個連續(xù)劇，稱它“把一個人本體事件(ontologicalevent)變成了一部肥皂劇，”“全然虛構(gòu)不實，”因為“大屠殺是超越歷史的，大屠殺既不可能解釋，也不可以視覺化�！彼{茲曼（ClaudeLanzman）對電影《辛格勒的名單》也有類似的批評，他說，大屠殺是獨一無二的，它的周圍有一道火墻，“虛構(gòu)就是侵范性的越界�！彼麍猿�，“有的事情是不可能，也不應(yīng)該用來扮演的�！边@種批評本身是一個非常值得研究的理論課題。它涉及一系列有關(guān)災(zāi)難“經(jīng)驗”和“再現(xiàn)”之間的復(fù)雜關(guān)系，尤其是在“不可言說”和“必須言說”，在“難以再現(xiàn)”和“應(yīng)該再現(xiàn)”之間必然存在的矛盾。

　　其實，我們完全不必把直接見證與間接見證對立起來。直接見證與間接見證都是一種“言語行為”(speechact)，而不只是一種陳述。直接見證也好，間接見證也罷，都屬于一種苦難文學(xué)，它們都是象牙塔文學(xué)、風(fēng)花雪月文學(xué)、閑情逸致文學(xué)、宮廷故事文學(xué)、情色文學(xué)、只有風(fēng)景沒有人文景觀的旅游文學(xué)、緊跟主旋律的歌功頌德文學(xué)的對立面。作為“言語行為”，見證是一種承諾，一種決心，一種誓言。在這一點上，直接見證和間接見證的公共行為意義是相同的。

　　直接見證和間接見證都堅持把真實的人和事當作歷史的證物保存下來。當一個社會的真實出現(xiàn)了問題時，才特別需要見證。見證是在真實被隱蔽、真相被扭曲、真情被歪曲時才成為必不可少的。過去的苦難發(fā)生了，卻一直因為真實的蒙蔽而遲遲不能申張。這時候，見證便有了分善惡、辨黑白的公共倫理作用。孤獨無助的人們往往期待因果報應(yīng)幫助自己申張他們遭受到的非正義傷害。這種孤獨的等待在社會中形成了一種文化心理定勢，演化為一種穩(wěn)定的被動期盼。見證不接受這樣一種心理定勢和被動期盼。見證是積極的、反抗的，它拒絕孤獨，也拒絕順從。見證不是消極地等待自然發(fā)生的德報恩酬、怨釋仇雪；
而是積極地爭取人的尊嚴和社會正義。見證不是私人心理上的一架情感天平，而是公共認知的一個道德法庭。在這個法庭上，不僅苦難經(jīng)歷者作見證，而且整個正義社會也都是列席的證人，見證者以全社會和全體人類的名義呼喚正義，為的是不讓發(fā)生在他們自己身上的災(zāi)害再次發(fā)生到任何別的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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