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階級問題一直是重大的經濟社會問題。作為一種社會現(xiàn)象，成熟的階級形態(tài)只存在于市場經濟與工業(yè)化初期，是生產資料與勞動力徹底分離、社會利益嚴重分化的產物。中國在傳統(tǒng)上是一個農業(yè)社會，階級分化與對立不嚴重。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市場化、所有制多樣化，為階級發(fā)育提供了動力機制。作為執(zhí)政黨，中國共產黨要通過指導思想、社會核心價值與社會制度的創(chuàng)新，在維護社會基本群體利益的前提下，協(xié)調、整合不同社會利益，有效控制潛在的階級矛盾與沖突，順利實現(xiàn)中國的現(xiàn)代化。

　　關 鍵 詞 階級 市場經濟利益整合 改革創(chuàng)新

　　在中國，階級問題一直是人們關注的重大經濟社會問題，階級分析方法曾經廣泛用于政治、經濟及學術領域。在革命戰(zhàn)爭年代，中國共產黨曾經用階級分析方法分析革命形勢；
新中國建立后不久，又以“階級斗爭為綱”掀起暴風雨式的群眾運動。同樣的方法，在不同的社會發(fā)展階段發(fā)揮的作用與結果卻是大相徑庭。1978年以來，隨著經濟市場化與所有制多樣化步伐的不斷加快，中國的階級階層結構出現(xiàn)了前所未有的變化。在這種變化面前，我們一方面在理論上繼續(xù)強調執(zhí)政黨的階級性質與階級基礎，另一方面又不太愿意直面現(xiàn)實中的階級問題。正確認識階級以及現(xiàn)階段中國社會的階級問題，對于鞏固中國共產黨的執(zhí)政地位、推動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平穩(wěn)實現(xiàn)中國的社會轉型具有重要意義。

　　一、成熟的階級形態(tài)只存在于利益劇烈分化的市場社會初期

　　談到階級，人們便很自然地想起馬克思的幾段話。一是，“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二是，“我們的時代，資產階級時代，卻有一個特點：它使階級對立簡單化了。整個社會日益分裂為兩大敵對的陣營，分裂為兩大相互直接對立的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①。三是，“無論是發(fā)現(xiàn)現(xiàn)代社會中有階級存在或發(fā)現(xiàn)各階級間的斗爭，都不是我的功勞。在我以前很久，資產階級歷史編纂學家就已經敘述過階級斗爭的歷史發(fā)展，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也已經對各個階級作過經濟上的分析。我所加上的新內容就是證明了下列幾點：(1)階級的存在僅僅同生產發(fā)展的一定歷史階段相聯(lián)系；
(2)階級斗爭必然導致無產階級專政；
(3)這個專政不過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和進入無階級社會的過渡……”②。

　　階級的存在，與生產發(fā)展的一定階段相聯(lián)系，基本上是西方思想家的共識。與馬克思、恩格斯同時代的英國著名歷史學家和政治思想家阿克頓指出：“在所有權和勞動分化不充分的地方，階級和權力也沒有多少分化�！彪S著所有權與勞動的分化，階級產生了，“隨之而來的是數(shù)代之久的階級對階級的殘酷統(tǒng)治，富人對窮人以及知識階級對沒有文化者的壓迫”③。與馬克思、恩格斯一樣，阿克頓也看到了階級產生的物質原因。不同的是，馬克思、恩格斯認為，階級的產生既是生產力發(fā)展從而是人類進步的表現(xiàn)，同時也是生產力不夠發(fā)達的自然結果。只有當生產力發(fā)達到一定程度，階級的消亡才能夠實現(xiàn)。而在阿克頓看來，社會分化為階級以及階級壓迫的出現(xiàn)是世界的“普遍墮落”，古代國家的出現(xiàn)是“把世界從這種普遍墮落中解救出來”的偉大成就。

　　作為一種經濟社會分析方法，“階級”以及“階級斗爭”等概念產生于歐洲，具有很強的地域性、歷史性。在“階級”概念之外，西方思想家包括馬克思在內還常常用“等級”這個概念�！半A級”和“等級”這兩種經濟社會分析方法，既與社會形態(tài)的演進、生產方式的形式有關，也與人的主體性發(fā)展程度及人的社會聯(lián)系有關。

　　馬克思對于社會形態(tài)的劃分，人們耳熟能詳?shù)木唧w論述有兩種。一是從生產方式角度劃分：“大體說來，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現(xiàn)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可以看作是經濟的社會形態(tài)演進的幾個時代�！雹芏�是從人的主體性發(fā)展角度劃分：“人的依賴關系(起初完全是自然發(fā)生的)，是最初的社會關系，在這種形式下，人的生產能力只是在狹小的范圍內和孤立的地點上發(fā)展著。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這種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會物質變換、全面的關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體系。建立在個人全面發(fā)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的生產能力成為從屬于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是第三個階段。第二個階段為第三個階段創(chuàng)造條件�！雹萑绻�把生產方式和人的主體性發(fā)展結合起來，那么人類社會演進的社會形態(tài)，則依次表現(xiàn)為自然經濟占主導地位的前資本主義社會(包括“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社會)、商品經濟占主導地位的資本主義社會和商品經濟消亡了的后資本主義社會。

　　馬克思明確無誤地告訴我們，自然經濟占主導地位的社會是“土地所有制處于支配地位”、“自然聯(lián)系還占優(yōu)勢”⑥的社會。在英國，14世紀末期農奴制已經不存在了。15世紀，絕大多數(shù)人口是自由的自耕農，盡管他們的所有權還隱藏在封建的招牌后面�！霸跉W洲一切國家中，封建生產的特點是土地分給盡可能多的臣屬。同一切君主的權力一樣，封建主的權力不是由他的地租的多少，而是由他的臣民的人數(shù)決定的，后者又取決于自耕農的人數(shù)。因此，雖然英國的土地在諾曼人入侵后分為巨大的男爵領地，往往一個男爵領地就包括九百個盎格魯撒克遜舊領地，但是小農戶仍然遍布全國，只是在有些地方穿插有較大的封建領地�！雹咴谶@種封建所有制下，“農民對土地享有和封建主一樣的封建權利”⑧，封建主只是土地“名義上的所有者”⑨，盛行的是“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⑩。就個人而言，自然經濟占主導地位的社會是等級社會�！拔覀冊酵�前追溯歷史，個人，從而也是進行生產的個人，就越表現(xiàn)為不獨立，從屬于一個較大的整體；
最初還是十分自然地在家庭和擴大為氏族的家庭中；
后來是在由氏族間的沖突和融合而產生的各種形式的公社中。只有到18世紀，在‘市民社會’中，社會聯(lián)系的各種形式，對個人來說，才表現(xiàn)為只是達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才表現(xiàn)為外在的必然性�！�(11)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產生，一方面，意味著“要完成勞動者同勞動條件的分離過程，要在一極使社會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轉化為資本，在另一極使人民群眾轉化為雇傭工人，轉化為自由的‘勞動貧民’”(12)；
另一方面，打破了出身、血緣等“自然聯(lián)系還占優(yōu)勢”的狀況，形成了“普遍的社會物質變換、全面的關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體系”，消除了“一切等級的和固定的東西”，“使階級對立簡單化了”(13)。隨著“勞動的進一步社會化，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的進一步轉化為社會地使用的即公共的生產資料，從而對私有者的進一步剝奪，就會采取新的形式�，F(xiàn)在要剝奪的已經不再是獨立經營的勞動者，而是剝奪許多工人的資本家了”(14)。資本主義私有制是對“個人的、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的第一個否定。但資本主義生產由于自然過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對自身的否定。這是否定的否定。這種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資本主義時代的成就的基礎上，也就是說，在協(xié)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馬克思清楚地指出，“前者是少數(shù)掠奪者剝奪人民群眾，后者是人民群眾剝奪少數(shù)掠奪者”(15)。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私有制是對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小生產者私有制的否定的結論，間接地顛覆了我們的傳統(tǒng)看法，即前資本主義社會是大土地所有制、主要矛盾是土地占有者階級與無土地階級之間的矛盾，這里既有等級矛盾，也有階級矛盾，特別是被馬克思作為典型研究的14世紀之后的英國，更是一個建立在等級制的“封建的招牌后面”的自由自耕農社會。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盡管前資本主義社會也存在著階級，但表現(xiàn)得更充分、更普遍的是等級現(xiàn)象，階級及階級對立到了資本主義大工業(yè)時代才顯性化、簡單化。階級直接決定于生產資料的占有與勞動力的結合情況，而“等級”除了與生產資料占有相關外，更多地與權力、血緣、出身等因素有關。自然經濟占主導地位的前資本主義社會，是“行政權力支配經濟權力”的等級社會，正像《共產黨宣言》所說的那樣：“在過去的各個歷史時代，我們幾乎到處都可以看到社會完全劃分為各個不同的等級，看到社會地位分成多種多樣的層次。在古羅馬，有貴族、騎士、平民、奴隸，在中世紀，有封建主、臣仆、行會師傅、幫工、農奴，而且?guī)缀踉诿恳粋�階級內部又有一些特殊的階層�！�(16)大工業(yè)和市場經濟催生的資本主義社會，則是經濟權力支配行政權力的階級社會。自然經濟占主導地位的前資本主義社會，是“在階級對立還沒有發(fā)展起來”、“公共權力可能極其微小，幾乎是若有若無的”的社會，大工業(yè)和市場經濟催生的資本主義社會則是“階級斗爭和爭相霸占已經把公共權力提升到大有吞食整個社會甚至吞食國家之勢的高度”(17)的社會。市場經濟和市場經濟下的私有制，撕裂了邊界狹隘的共同體之內人們之間溫情脈脈的面紗，消除了由權力、身份等自然聯(lián)系決定的等級權利，使階級邊界日益清晰化，階級對立日益嚴重。

　　上述結論，并沒有否定“階級的存在僅僅同生產發(fā)展的一定歷史階段相聯(lián)系”這個論斷。所不同的是，細化了對階級及階級斗爭的理解，即階級及階級斗爭在不同歷史發(fā)展階段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只有到了資本主義發(fā)展的初期，也就是市場經濟發(fā)育的初期，等級的現(xiàn)象開始消失，階級的邊界日益清晰，階級之間的斗爭也日漸劇烈起來。為什么說是市場經濟發(fā)育初期呢？一個多世紀以來，歷史已經向人們展示，在發(fā)展迅猛的生產力的推動下，西方發(fā)達國家的經濟結構、階級結構都發(fā)生了前所未有的劇烈變化，社會福利基本覆蓋了所有的階級階層，階級斗爭理論曾經的輝煌已經不再。馬克思關于“階級斗爭必然導致無產階級專政”的預測，至今還沒有在世界主要發(fā)達國家實現(xiàn)。在“無產階級”本身已經變得面目全非的情況下，“無產階級專政”能否在這些國家實現(xiàn)，以及以什么樣的形式實現(xiàn)，都是我們難以回答的問題。一個并非結論的結論是，馬克思、恩格斯的階級及階級斗爭理論，是社會利益分化、爭奪加劇的理論反映，適用于市場經濟發(fā)育初期的社會經濟分析。在市場經濟發(fā)育充分成熟、物質生產達到相當水平的社會，其適用性尚待歷史檢驗。

　　二、中國歷史上沒有經歷過階級嚴重分化階段

　　近代以前的中國，從根本上講是一個以自然經濟為主導的農業(yè)社會。中國的封建社會與歐洲的封建社會相比，有很多不同之處。中國的社會結構，也與歐洲國家工業(yè)化條件下形成的社會結構沒有多少共同點。用產生于歐洲歷史土壤中的階級及階級斗爭理論來分析中國現(xiàn)實，向來存在著很大的爭議。只不過隨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的成功，這種爭論日漸消聲。然而，建國以后把階級特別是階級斗爭理論絕對化，卻給現(xiàn)實政治帶來了極大的消極影響。

　　　　20世紀40年代，毛澤東與哲學家梁漱溟進行了一場辯論。梁漱溟認為，西方社會有“很固定成型”的階級，中國社會沒有。但是，中國社會有“可以上下流轉相通”、“沒有固定成型”的“貧富貴賤”人群。原因是，中國社會“散漫”，“散漫就斗爭不激烈”，“不像兩大階級，一個貴族，一個農民或農奴，中世紀的，或者后來的資本主義社會，資本家跟工人兩大階級，中國缺乏那個東西”。“中國人喜歡調和，斗爭還是有，不過不大習慣斗爭，斗爭的兩面，強大的也沒有�！卑凑樟菏�溟的說法，毛澤東沒有“完全否認”這個觀點，只是認為梁漱溟“過分強調中國社會的特殊性，但是中國社會還是一個人類的社會，還有它的一般性”。梁漱溟同意毛澤東關于中國社會“有它的一般性”的意見，但更加強調中國社會的“特殊性”，強調“抓住中國社會的特色的一面”，認為階級分析不適合中國國情，階級斗爭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18)。在另一部書中，梁漱溟又說：“未構成階級，自是中國社會之特殊性；
而階級之形成于社會間，則是人類社會之一般性。中國其勢亦不能盡失其一般性。故其形成階級之趨勢，兩千年間不絕于歷史。同時，其特殊性亦不斷發(fā)揚。二者迭為消長，表見為往復之象，而未能從一面發(fā)展去。”(19)

　　作為一名哲學文化學者，梁漱溟的結論來自對中國歷史表象和社會生活的觀察，而不是對物質生產與經濟形態(tài)的分析，即歷史唯物主義的分析。中國的封建社會，同時存在著三種土地所有制形式：國有土地、地主的土地和自耕農的土地，后兩者是土地私有制。而且，這里的地主所有制，也并非人們慣常認為的大土地所有制。實際上，中國歷史上的大土地所有制，主要是存在于西周到秦漢時期和東漢到南北朝時期的封建領主制與門閥地主所有制。始于秦朝到西漢前期，特別是唐宋以后，門閥地主制和等級制度逐漸被打破。(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宋代政治體制發(fā)生了變化，人們入仕不再受門第的制約，選拔官吏基本通過科舉，孫以祖貴的現(xiàn)象不多見了。宋代地主階級的結構也發(fā)生了變化，宦室無常，庶民地主有所發(fā)展。即官僚集中的太湖流域也不例外，……這時地權分配也發(fā)生了較大變化，……在黃淮流域廣大地區(qū)，地權分散程度遠超過江南。到明清時代，尤其是清代前期，土地關系發(fā)生了更大變化，主要是庶民地主的發(fā)展。與此相適應，封建依附關系大為削弱，如主佃間及主雇間相互關系的變化”(20)。地權逐漸分散，庶民地主與自耕農、半自耕農得到同步發(fā)展。地主土地所有制占支配地位，自耕農私有制也大量存在，兩者之間并沒有森嚴的界限而是不斷地轉化。這種土地所有制情況，決定了中國封建社會階級結構的基本特征——階級分化不嚴重。

　　階級分化不嚴重，還有社會政治上的原因。第一，擁有自己土地的自耕農階級，是中央集權的經濟社會基礎。“一個經濟上能夠生存的農民階級，是一個政治上成功的政府的社會基礎”，始終是統(tǒng)治階級實施社會控制的基本政治邏輯。相應的國家政策，是抑制土地兼并，扶持小土地所有者，“力圖創(chuàng)造一個在其直接控制之下的小農階級，以減少其對于豪強的依賴”(21)。二是土地買賣自由。中國封建社會土地所有制的基本特點，是土地私有始終占主導地位且可以買賣，地主、商人和官僚往往實現(xiàn)三位一體的結合，不斷爆發(fā)的農民戰(zhàn)爭對土地的再分配起一定作用(22)。盡管受到宗族勢力的干預，土地買賣不是很自由，但畢竟為土地的上下流轉以及相應的社會分層與社會流動打開了一條有效的通道。三是分家制度。在土地等家庭財產的繼承上，西方封建社會實行長子繼承制，只有長子才有資格繼承家業(yè)。中國則不同，實行土地等家庭財產在男性繼承人之間平均分配的制度，分家在事實上發(fā)揮了破壞土地積累的作用。四是開放的科舉考試制度。布衣可以為卿相，科舉制度有利于促進社會流動，是弱化階級分化的制度性原因。

　　進入近代，商品經濟不斷發(fā)展。“中國許多地區(qū)的農村肯定有階級分化產生，……但更令人注目的是小規(guī)模農民耕作的延續(xù)。從事這種耕作的農民能夠在一生中，多次改變其土地使用占有地位和勞動力分配方式，并且在社會等級結構中，有限度地上下移動。……中國農民把耕作與手工業(yè)結合在家庭內，這種結合有時可能被商業(yè)滲透所改變，但很少被摧毀。財產關系通過分家和土地交易而起作用，在中國許多地方助長了一種使得階級分化不甚嚴重的社會制度�！�(23)

　　不管中國的階級發(fā)育到什么程度，有一點值得肯定，就是沒有經過充分的工業(yè)化，就難以產生馬克思所說的“簡單化”的“階級對立”。一種值得深思的觀點認為，五四運動開啟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實際上是由“五四運動中分化出來的一些先進知識分子”成立的中國共產黨成功爭取“中間勢力”的支持完成的。從社會政治圖譜來看，“國民黨的人只是一小撮，我們(指中國共產黨——引者注)的人也很少，實際上是第三種人占大多數(shù)。政治也是如此。革命能勝利，是因為我們黨把中間勢力拉過來了，如果中間勢力都倒向國民黨，共產黨就不可能勝利”。“中間勢力是什么人？包括知識分子、工商界、搞工業(yè)的、搞教育的，等等。過去說，資產階級是中間力量，工農、小資產階級屬于共產黨一邊的，是革命的依靠、基礎。實際上工農、小資產階級只是革命的可能的基礎。就階級說，它們是革命的，就具體的人說，它們當中大多數(shù)在政治上是處于中間狀態(tài)的，不可能一開始就都自動跟共產黨走。要做很多工作，才能使他們跟共產黨走�！�(24)國民黨的失敗，在于它的理念與實際政策的背離：一個是在農村無所作為，沒有搞土地改革，“把廣大農村讓給了共產黨”；
另一個是沒有真正發(fā)展資本主義，沒有真正反帝，不平等條約、租界等基本依舊，使本來支持國民黨的“中間派、資產階級漸漸感到失望”(25)。換言之，在當時內憂外患的歷史條件下，中國共產黨講階級斗爭，只是為了革命，為了弄清楚誰是朋友、誰是敵人，而非是西方經典意義上的、從自發(fā)到自覺的、經濟社會意義上的“階級斗爭”。

　　中國共產黨取得政權后，一開始還堅持新民主主義的觀點，即中國的問題是生產力不發(fā)達，主要任務是發(fā)展生產力，包括發(fā)展民族資本主義。但是，由于對社會主義理解上的偏頗，不久就對主要矛盾的認識發(fā)生了根本變化。1957年之后，在資產階級作為一個占有生產資料的群體已經不存在了的情況下，黨把“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當作社會的主要矛盾，迅速走向“以階級斗爭為綱”，走向對內對外全面而虛幻的階級斗爭。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同樣建立在經濟文化欠發(fā)達的基礎之上，實際上也屬于恩格斯所說的“階級對立還沒有發(fā)展起來的社會”。由于種種復雜的國內外原因，這些國家發(fā)生了革命，并取得了勝利，在“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指導下建立了新政權。20世紀80年代以后，這些國家的執(zhí)政黨曾經重視的“階級斗爭”，已經被各種錯綜復雜的社會矛盾所取代，其中一些矛盾還成為制度解體、執(zhí)政黨下臺的重要原因。在西方發(fā)達國家，隨著工業(yè)社會向后工業(yè)社會的轉型，階級以及階級斗爭理論逐漸地淡出人們的視野。

　　馬克思、恩格斯多次強調，不能把他們的理論變成教條。1877年，馬克思在《給〈祖國紀事〉雜志編輯部的信》中指出：“他一定要把我關于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概述徹底變成一般發(fā)展道路的歷史哲學理論，一切民族，不管它們所處的歷史環(huán)境如何，都注定要走這條道路——以便最后都達到在保證社會勞動生產力極高度發(fā)展的同時又保證每個生產者個人最全面的發(fā)展的這樣一種經濟形態(tài)。但是我要請他原諒。他這樣做，會給我過多的榮譽，同時也會給我過多的侮辱。”因為，“極為相似的事變發(fā)生在不同的歷史環(huán)境中就引發(fā)了完全不同的結果。如果把這些演變中的每一個都分別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們加以比較，我們就會很容易地找到理解這種現(xiàn)象的鑰匙；
但是，使用一般歷史哲學理論這一把萬能鑰匙，那是永遠達不到這種目的的，這種歷史哲學理論的最大長處就在于它是超歷史的�！�(26)馬克思本人明確指出，他的理論是“關于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概述”，反對把這種理論“徹底變成一般發(fā)展道路的歷史哲學理論”。然而很多馬克思之后的馬克思主義者卻把他的理論當成僵化的教條，最終付出了不可挽回的代價。

　　三、有利于階級發(fā)育與分化的條件正在中國出現(xiàn)

　　1978年，中國拉開了全面改革開放的帷幕�！耙噪A級斗爭為綱”的時代結束了，經濟建設成為執(zhí)政黨和整個國家的中心任務。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廢除了，以價值規(guī)律為基本導向的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建立起來。生產資料公有(國有與集體所有)制一統(tǒng)天下的格局和“一大二公三純”的謎思打破了，民營(多數(shù)是私人占有生產資料)、個體(個人占有生產資料)等非公有經濟蓬勃發(fā)展起來，混合經濟模式業(yè)已初步形成。經濟市場化，所有制多樣化，不可替代地促進了經濟社會的快速發(fā)展，也帶來了一系列需要迫切回答的問題。

　　以市場化為基本方向的經濟體制改革，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計劃經濟體制下的階級階層結構和社會利益結構。首先表現(xiàn)在，“人民”這個概念發(fā)生了變化。改革開放以前，“人民”這個概念更多地側重于整體意義上的“人民”，而忽視了作為個體和群體的“人民”。不僅如此，群體意義上的“人民”，表面上是屬于不同的“階級”，實際上還被劃分為不同的政治等級，享有不同的政治社會權利。還有一些群體，甚至身處“人民”范疇所涵蓋的范圍之外，是“階級敵人”。改革開放的首要成就，就是把個人從政治意蘊強烈的階級分野中解放出來，使之成為具有獨立利益意識、具有獨特價值追求的活生生的個人。與此同時，群體意義上的“人民”也發(fā)生了分化，改革開放以前那種固化的“兩個階級一個階層”的社會結構逐漸走向解體，社會群體出現(xiàn)了明顯的多元化趨勢。除傳統(tǒng)的工人、農民群體外，曾經被傳統(tǒng)意識形態(tài)排斥的新的社會群體，如私營企業(yè)主、自由職業(yè)人員、個體勞動者等，紛紛涌現(xiàn)。

　　“人民”這個概念的內涵所發(fā)生的變化，與社會利益結構的變遷是同步的。改革開放以前那種近乎靜止的建立在等級制基礎上的平均主義利益結構開始走向瓦解，利益主體日益向個體化、多樣化方向發(fā)展，個人利益在社會中取得了合法、合理的地位，群體與階層之間的利益邊界開始清晰，打破了過去那種利益主體簡單化的狀態(tài)。與此同時，利益分配也發(fā)生了重大變化：一方面，勞動、資本、技術和管理等生產要素開始成為利益分配的依據(jù)，市場機制逐漸成為利益分配的基本手段；
另一方面，舊的利益格局還留有濃重的痕跡，一些利益群體還在以非市場化的手段牟取利益。特別值得關注的是，工農群體仍是我國最基本的兩個群體。他們內部的分化也很嚴重，如從農民階級中分化出職業(yè)和生活環(huán)境已經改變、但社會身份仍是農民的農民工群體，從工人階級中分化出就業(yè)困難、醫(yī)療無保障、社�；�金不到位的失業(yè)工人群體等等。從總體上說，他們也是改革開放的受益群體；
但從橫向比，這些群體并不是改革開放的最大或較大受益群體。特別是工人群體，為改革付出的代價最多，實際經濟社會地位下降得也最厲害。

　　對這種現(xiàn)實，我們能否以階級分析理論予以說明？20世紀90年代以來，學界多用“階層”而棄用“階級”來分析社會結構，實際上是回避階級問題(27)。其理由是，“階級”這個概念利益沖突色彩濃厚，一提起“階級”就難免讓人聯(lián)想起“社會沖突、動蕩或人與人之間的斗爭”。“馬克思和毛澤東當年在對階級問題進行分析時，主要目的是為了改造社會制度”，“他們的分析特別強調階級關系之間的對抗性”�！霸诂F(xiàn)階段，中國共產黨已經是一個執(zhí)政黨”，“需要相應的調整階級階層問題的分析思路”(28)。應當承認，較之“階級”概念，“階層”這個概念，可以從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多種資源的占有上來劃分社會群體；
較之單單以生產資料的占有來劃分社會群體的“階級”概念，其覆蓋面更寬，分析力更強。但如果只是因為其覆蓋面窄、沖突性強而棄用“階級”分析方法，明顯不妥。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指出，無論是只強調“有機界的和諧的合作”，還是“到處只看到斗爭”，都是“片面的和狹隘的”。“自然界中無生命的物體的相互作用既有和諧也有沖突；
有生命的物體的相互作用則既有有意識和無意識的合作，也有有意識和無意識的斗爭。因此，在自然界中決不允許單單把片面的‘斗爭’寫在旗幟上�！�(29)這一論述也適用于人類社會。階級或階層之間的關系，并非全部是斗爭，也有合作。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特別是市場經濟初期，無論承認不承認，以生產資料占有、雇傭勞動為基本特征的階級現(xiàn)象，都是一個客觀存在。根據(jù)發(fā)達國家的經驗，當物質生產和社會文明水平發(fā)達到一定程度，生產資料在人的生存和發(fā)展中的重要性被職業(yè)、教育、公共福利等超過時，階級現(xiàn)象才不再成為社會分析的焦點，階級分析方法也相應失去其歷史價值。

　　如果承認市場經濟必然帶來利益分化，如果承認劃分階級的基本依據(jù)是生產資料與勞動力的結合情況，那么可以斷定，中國社會現(xiàn)正處在階級形成的開端。改革開放以前的中國，在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以及自然半自然經濟狀態(tài)下，階級以及階級斗爭更多的是政治意義上的而非經濟社會意義上的。中國所具有的，是從事不同職業(yè)、享有不同權利、封閉性很強而流動性很弱的政治等級——掌握政治權力的社會管理者、工人和農民。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市場化、所有制多樣化，表現(xiàn)在社會活動主體上，就是階級分化。當然，在這個過程中，教育程度、個人技能、職業(yè)身份等因素在人們生存和發(fā)展中的重要性也開始顯現(xiàn)出來。這個現(xiàn)實，要求我們既要重視以生產資料的占有為基本特征的階級現(xiàn)象，也要重視以職業(yè)、權力等因素決定的階層現(xiàn)象；
既要高度關注階級階層之間利益矛盾與沖突，也要強調階級階層之間的利益一致與合作，并采取有效的社會政策和制度安排，以化解矛盾與沖突、增強協(xié)調與合作。

　　四、執(zhí)政黨亟須采取措施弱化階級分化，加快社會利益整合

　　改革開放以來，我黨對于階級問題的基本觀點是：我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lián)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即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工人階級的領導是通過其先鋒隊中國共產黨來實現(xiàn)的，剝削階級作為階級已經被消滅，大多數(shù)社會矛盾不再具有階級矛盾的性質，階級斗爭已經不再是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但階級斗爭還將在我國社會的一定范圍內長期存在，并且在某種條件下還有可能激化。這個觀點，是擯棄“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基本依據(jù)，從黨的十二大報告到十五大報告，以及現(xiàn)行憲法和黨章中，都有明確的文字表達。(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不存在經濟社會意義上的階級對立，“以階級斗爭為綱”當然是錯誤的，必須徹底否定。需要我們警惕的是，我們現(xiàn)在的社會經濟狀況與20世紀80年代相比，已經截然不同，資本和雇傭勞動已經成為最基本的社會關系，經濟社會意義上的階級以及階級矛盾已經有了產生的土壤。作為執(zhí)政黨，我們必須對此保持清醒，出于改革、發(fā)展、穩(wěn)定、和諧的大局，從指導思想到制度安排，都要加強社會利益的整合，弱化階級分化，提倡階級階層合作，最大限度地防范階級對立與階級斗爭的出現(xiàn)。

　　1.以指導思想創(chuàng)新整合社會利益

　　政黨政治產生于近代西方，是市場經濟與工業(yè)化條件下利益分化與階級分野的產物。按照經典的政黨理論，政黨本質上是階級階層的利益代表，由階級階層的積極分子、活躍分子構成。政黨的根基，在于其所代表的階級階層利益。隨著社會階級階層結構的變化，在現(xiàn)代西方國家，幾乎所有政黨都成為選舉型政黨：意識形態(tài)上的差異逐漸縮小，以爭取選民支持上臺執(zhí)政為最高目的，有人稱這種政黨為“兼容型政黨”。盡管如此，在階級階層基礎問題上，當代西方發(fā)達國家的政黨，還是擁有其最基本的支持群體的。

　　我們已經指出，近代以來中國所走的路和社會結構與西方相比大相徑庭。帝制崩潰以前，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30)�！罢�如皇帝通常被尊為全中國的君父一樣，皇帝的官吏也都被認為對他們各自的管區(qū)維持著這種父權關系”，“這一家長制權威”，是“這個廣大的國家機器的各部分間的唯一的精神聯(lián)系”(31)。在道義上，實際的統(tǒng)治利益也要求這樣做，皇帝是全體人民的利益代表，以皇帝為圓心的大大小小的共同體及其“天然首長”是各個共同體的利益代表，他們對人民是負有責任的。中國共產黨產生于民族、國家危亡之秋以及相伴而來的國內外矛盾，而不只是簡單的階級矛盾。農業(yè)社會的自然經濟以及新中國建立后的計劃經濟體制，并沒有產生復雜的利益分化與利益沖突。在這樣的歷史文化環(huán)境中，在市場經濟帶來的民主意識、民主參與還沒有普遍化的情況下，在具有自由、自立、自主個性的公民還沒有完全形成的時候，一個政黨，代替歷史上“皇帝”的角色，盡可能地代表大多數(shù)人的利益，整合各種不同的利益訴求，是可能的，也是可行的。

　　執(zhí)政黨的指導思想，體現(xiàn)了治國理政思路及對各級組織和執(zhí)政骨干的要求，對于社會利益的整合雖然是間接的，但它的作用和影響甚為巨大。代表多數(shù)人的利益，一直是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新世紀以來，中國共產黨與時俱進地加快了指導思想創(chuàng)新的步伐�！叭齻�代表”重要思想，明確了共產黨要做最廣大人民群眾利益的代表者，明確了黨既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也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明確了所有由黨的改革開放政策催生的新生階層，都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建設者�？茖W發(fā)展觀和和諧社會理論，強調要“以人為本”，強調要做到發(fā)展為了人民、發(fā)展依靠人民、發(fā)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強調要在發(fā)展的基礎上正確處理社會矛盾、構建一個共建共享的和諧社會。生產力還不夠發(fā)達是我國的基本國情，不同的社會利益之間還存在著矛盾與沖突。共產黨作為執(zhí)政黨，把代表最大多數(shù)人的根本利益作為自己的指導思想，主張所有人都享受到改革發(fā)展的成果，以指導思想創(chuàng)新來加強社會利益整合，是十分必要的。

　　執(zhí)政黨要代表最大多數(shù)人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一定時期內有必要也能夠做到，但有一個問題必須搞清楚。那就是，在階級開始分化的條件下，黨的執(zhí)政基礎在哪里？代表最大多數(shù)人的利益，解決的是黨的社會基礎問題。黨的階級基礎，還是最基本的社會群體即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特別是，中國社會正處在加速轉型時期，經濟社會意義上的工人階級在不斷地產生，農民階級隊伍還很龐大，而且往往因土地喪失、農業(yè)弱勢、社會保障跟不上而成為最大的利益受損群體。當下迫切需要解決的，是工人階級與農民階級的弱勢化現(xiàn)實。在這個風險突發(fā)的世界上，如果出現(xiàn)獨聯(lián)體國家那樣的“顏色革命”，執(zhí)政黨能夠依靠誰？對于這個問題，我們一定要清醒，不應該回避，也不能視而不見。

　　2.以核心價值創(chuàng)新引導社會思潮

　　隨著市場經濟的推進，人們思想活動的獨立性、選擇性、多變性、差異性明顯增強，中國的社會思潮日益顯現(xiàn)出多樣化特征。社會思潮的日趨多樣化，是利益已經分化了的不同階級階層的主觀反映，也是我們一直強調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客觀結果，更是人民群眾推動歷史進步的思想動力。然而，任何一個社會要想健康地運轉，在思想意識上，就不能只有多樣化。多樣化之中，還需要有引導多樣性社會思潮的主流思想，為社會運轉提供最為基本的價值支撐。

　　人們經常說，現(xiàn)代西方社會是一個價值多元的社會，自由主義、保守主義、民主社會主義、社群主義等思潮百花齊放。實際上，在這種種名目繁多的“主義”之中，也不是沒有主流支流之分的。一直以來，自由主義居于西方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地位。自由是自由主義的核心價值。自由主義把個人看成是第一位的，是比人類社會及其制度更為“真實”或根本的存在，因而自由主義追求的自由首先是個人自由，主要是免于國家控制、干涉、限制和強制的自由。從這個意義上說，“自由主義思想從本質特征上來看是政治性的，而不是社會和經濟意義上的。……它思考的是法律和國家機器，而不是雇主、壟斷和經濟卡特爾的經濟權力，或者土地所有者的社會權力，或者溝通手段的權力”(32)。這樣的自由，事實上成為“積累無限經濟資源的自由”(33)。自由主義的統(tǒng)治地位，非�！拔⒚睢�，以至于人們“根本沒有意識到”(34)。對于價值觀念的多樣性與一元性之間的關系，當代自由主義大師羅爾斯設問道：“當一社會中自由而平等的公民因其諸種合乎理性的宗教學說、哲學學說和道德學說而形成深刻的分化時，一個正義而穩(wěn)定的社會何以可能保持其長治久安？”(35)答案是，各種合乎理性的學說達成“重疊共識”——“在此種共識中，各合乎理性的學說都從各自的觀點出發(fā)共同認可這一政治觀念。社會的統(tǒng)一建立在對該政治觀念的共識之基礎上；
而只有在達成共識的各種學說得到政治上積極行動的社會公民的確認，而正義要求與公民的根本利益——他們的社會安排培育并鼓勵他們追求這些根本利益——又沒有太大沖突的時候，穩(wěn)定才有可能�！�(36)羅爾斯的“重疊共識”，建立在自由主義的核心價值及其優(yōu)先性的基礎之上，是他極力提倡的各種學說都認可的、達致秩序良好社會的政治正義觀念。盡管羅爾斯研究的對象是自由主義主導的西方發(fā)達國家，但毋庸置疑的是，任何一個存在著多樣社會思潮的社會，要想穩(wěn)定健康地運行，都需要在多樣的社會思潮之間尋求一種大家都認可的主流價值。

　　中國共產黨第十六屆六中全會首次提出要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主張在尊重差異、包容多樣的基礎上，引領社會思潮，最大限度地形成社會思想共識。黨的十七大進而提出，要積極探索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引領社會思潮的有效途徑，主動做好意識形態(tài)工作，既尊重差異、包容多樣，又有力抵制各種錯誤和腐朽思想的影響，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園。建設引領社會思潮的核心價值體系，首先必須明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究竟是什么？開宗明義的是，一種社會思潮或制度的核心價值，必須是對作為社會主體的人來說的價值。自由主義基于“人生來是自私的”理論假設，把個人自由推向極端，刻意忽視了人的不斷社會化過程。馬克思則認為，“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xiàn)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37)。既然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那么我們研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也必須圍繞著人的這個本質展開。社會關系，本質上是勞動交換以及利益分配關系，這是物質生產的第一性決定的。在社會分工還存在的情況下，誰從事什么，應該得到多少，喪失或缺乏勞動能力的人怎么生存與發(fā)展，成為形成社會價值、規(guī)范社會行為的基本問題。這個問題，簡而言之就是社會的公平正義問題。2007年2月，溫家寶總理曾經發(fā)表過一篇《關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歷史任務和我國對外政策的幾個問題》。文章指出，鞏固和發(fā)展社會主義，必須認識和把握好兩大任務：一是解放和發(fā)展生產力，極大地增加全社會的物質財富；
二是逐步實現(xiàn)社會公平與正義，極大地激發(fā)全社會的創(chuàng)造活力和促進社會和諧。溫家寶的這個論述，實際上已經提出了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問題。

　　　　與羅爾斯以個人自由為目標或前提的政治正義觀念不同，我們所說的社會公平正義是首要價值，在自由、平等、民主等價值序列中居于優(yōu)先地位。社會主義，作為只重視人的政治解放而忽視人的經濟、社會解放的自由主義或資本主義的繼承者，把人的全面解放與自由發(fā)展作為自己的最高命題，自然應該把社會公平正義作為自己的核心價值。代表各種不同利益的社會思潮，各個階級階層的價值觀念，可以圍繞著這個核心價值展開自己的論述，構建自己的理論體系，最終實現(xiàn)社會利益的理論整合。

　　3.以制度安排創(chuàng)新加速社會流動

　　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為平臺的不同社會利益理論上的整合，必須通過一系列為多數(shù)人認可的制度安排才能最終實現(xiàn)。從社會學視角看，有效的社會流動，是整合社會利益的重要途徑，也是弱化等級與階級分野、形成以職業(yè)認同為基礎的現(xiàn)代社會的必經之路。社會學用先賦性和后致性理論來研究社會分層和社會流動。這種得到普遍認可的理論認為，如果一個社會的大多數(shù)成員的社會位置，主要由等級、階級和家庭出身等先賦性因素所決定，由繼承父輩的社會地位而來，這個社會就是封閉型社會；
如果一個社會的大多數(shù)成員的社會地位，主要取決于自己的后天努力，特別是由教育水平和技術技能等后致性因素所決定，這個社會就是開放型社會。

　　通過對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流動的研究，人們發(fā)現(xiàn)，在經濟市場化程度越來越高的情況下，“14歲時父親職業(yè)地位”這種先賦性因素對中國人初職地位的獲得不但呈現(xiàn)著明確的影響力，而且影響力越來越大。居于較高社會地位的父親(或母親等)，能夠有效地幫助自己的子女，使其在現(xiàn)職(終職)地位獲得中提高了自己的社會地位，維持了他們階層地位的代際繼承性�！笆芙逃�水平”較高、但“職業(yè)地位”相對較低的那些人，可以通過自己的教育傳承，為子女創(chuàng)造比較好的受教育機會，并通過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而使子女獲得較高的職業(yè)地位(38)。具體來說，產業(yè)工人、商業(yè)服務業(yè)人員、農業(yè)勞動者階層等社會底層和中下層的子女，向比較高的社會階層流動的可能性明顯減少，特別是農業(yè)勞動者成為代際繼承性最穩(wěn)定的階層；
國家和社會管理者和專業(yè)技術人員階層等等級比較高的社會階層，代際繼承性變得越來越明顯；
在高層、中上等級階層與中下層和底層之間，逐漸顯現(xiàn)出難以跨越的社會結構鴻溝，底層的貧困也就傳遞給了他們的后代，同樣中上層的富裕也由他們的子女承襲(39)。

　　這種情況說明，我國社會還存在著由社會流動不暢通造成的貧富差距代際傳承和趨固化，實際上是等級固化的危險信號。這樣一種現(xiàn)實，從根本上講與我們的制度安排有關。我國推行了幾十年的城鄉(xiāng)分割的戶籍制度，承載的是工業(yè)化初期不得不實行的城市對農村、工業(yè)對農業(yè)的利益侵奪，由此造成理論上身份平等的公民在政治、經濟、社會等方面權益的不平等。教育、社會福利等各種經濟社會資源，在城市與農村之間、大城市與小城市之間、不同省份與區(qū)域之間的不均衡配置，客觀上形成了種種決定個人社會地位的先賦性因素。特別是固化的戶籍制度和公共教育失衡，這兩個阻礙社會流動的最重要的因素，導致了越是在遠離中心城市的地區(qū)、鄉(xiāng)村，同期群的孩子們獲得的教育文憑就越低；
而越是在大城市出生的同期群的孩子們獲得的教育文憑就越高；
甚至勞動、生活在同一座城市，戶籍不同也使得同期群的孩子們接受的教育不同以至于未來命運的截然不同。社會政策方面的不平等，綿延千年的“父親職業(yè)地位”的影響，以及市場經濟發(fā)展初期生產資料占有對個人社會地位的決定性作用，造成我國社會結構的奇特性狀況：教育、個人技能等決定個人社會地位的后致性因素開始發(fā)揮作用，但父輩職業(yè)、戶籍身份等先賦性因素所導致的等級現(xiàn)象還大量存在，向市場經濟轉型帶來的由生產資料占有所決定的新的階級分化現(xiàn)象也開始萌生。種種情況，使我國社會轉型的風險大大增加。

　　作為擔負著厚重歷史責任的執(zhí)政黨和政府，我們必須采取有效的措施來消除這種潛在風險。首當其沖的，是改革現(xiàn)行的戶籍制度，建立起起點公平的教育制度，建立起共享社會福利的社會保障制度。(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實施城鄉(xiāng)一體的戶籍制度的意義，在于消除這個影響個人社會地位的最大的先賦性因素。建立起公平分配教育和社會保障資源的國民待遇體系，根本目的是保障每一個公民最基本的生存和發(fā)展權利，降低生產資料等因素對個人生存和發(fā)展的影響，增強社會底層和弱勢群體的發(fā)展能力。通過這幾種最基本的制度改革，最大限度地消除因出身、戶籍等先賦性因素帶來的等級現(xiàn)象，最大限度地降低因占有生產資料和出賣勞動力所導致的階級分化產生的可能性，最大限度地強化教育等后致性因素對社會流動的影響，促進以職業(yè)認同為核心的現(xiàn)代社會結構的形成。以“代表最大多數(shù)人利益”為核心的執(zhí)政黨指導思想的落實，以公平正義為首要價值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實現(xiàn)，最終都要體現(xiàn)在制度的改革與創(chuàng)新上，體現(xiàn)在制度的貫徹與落實上。沒有制度來保障，最終只能加深社會的利益分化，現(xiàn)代化與民族復興的目標也會離我們越來越遠。

　　五、幾點結論

　　首先，階級現(xiàn)象與生產的一定發(fā)展階段有關。盡管在奴隸社會就存在階級現(xiàn)象，但在市場經濟社會出現(xiàn)以前，等級現(xiàn)象比階級現(xiàn)象更普遍。階級嚴重分化及由此而來的階級對立，是工業(yè)化初期及之后一段時間內社會利益急劇分化的產物，既促進了社會的發(fā)展，也在某種程度上阻礙了社會的發(fā)展。緩解階級對立的，是在生產發(fā)展基礎上，在各個階級力量相對均衡的條件下，統(tǒng)治階級的主動讓步，在西方表現(xiàn)為福利國家的興起。隨著經濟結構的根本變化，特別是科技革命的不斷推進和后工業(yè)社會(或信息社會)的日見端倪，社會階級結構也發(fā)生了根本變化。在市場經濟發(fā)育到成熟階段、社會生產力大幅度提高、享有社會福利成為基本人權的情況下，階級分析方法的作用越來越小。

　　其次，歷史上，中國沒有經歷過充分的市場化、工業(yè)化，階級分化不嚴重。近代以來，內憂外患，民族資產階級沒有正常發(fā)育的空間，異常軟弱。軟弱的資產階級，不可能造就強大的無產階級。中國革命，在某種意義上延續(xù)了中國歷史上農民革命的傳統(tǒng)。與歷史上農民革命的最大區(qū)別，是革命的環(huán)境與領導力量不同。這場革命發(fā)生在世界開始普遍交往的時代，是一個由西方傳來的先進的革命理論指導的先進力量——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民族民主革命。共產黨執(zhí)政后，盡管在一段時間內，錯誤地實行“以階級斗爭為綱”，但計劃經濟體制下也難以產生階級分化，卻產生了與歷史上的等級現(xiàn)象類似的現(xiàn)象：把農民固定在土地之上，社會垂直流動而難以水平流動。計劃經濟實際上是一種國家高度集權的統(tǒng)制經濟。計劃經濟下的分配制度，是建立在等級制基礎上的平均主義體制。在這種情況下，難以產生真正的階級，也不存在真正的階級斗爭。

　　再次，20世紀80年代以來，經濟市場化成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大方向。進入21世紀，市場經濟基本框架已經牢固地確立起來。市場經濟、所有制多樣化、利益分化，是階級產生、發(fā)育的動力機制。作為執(zhí)政黨，中國共產黨要在發(fā)展經濟的基礎上，通過指導思想、社會核心價值與社會制度的創(chuàng)新，維護社會最基本群體的合法權益，協(xié)調、整合不同的社會利益，消除階級分化及劇烈沖突的潛在危險，順利實現(xiàn)中國的現(xiàn)代化。與18—19世紀的歐洲不同，當今時代是一個綜合國力競爭、民族利益矛盾日益短兵相接的全球化時代。如果再發(fā)生歐洲19世紀那樣劇烈的階級對立，毫無疑問會斷送整個民族的未來。只有從這個高度，我們才能領會到科學發(fā)展、社會和諧的重大意義，才能領會到中國共產黨所擔負的重大歷史責任。

　　注釋：

　　　�、佟恶R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2、273頁。

　　　�、凇恶R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7頁。

　　　�、踇英]阿克頓：《自由史論》，譯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7頁。

　　　�、堍�(1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25、2頁。

　　　�、荨恶R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4頁。

　　　�、撷啖幄�(12)《資本論》第1卷(下)，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785、786、797、829、828-829頁。

　　　　(13)(16)《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2-275、272-273頁。

　　　　(14)(15)《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8、269-280頁。

　　　　(17)《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0-171頁。

　　　　(18)[美]艾愷采訪、梁漱溟口述：《這個世界會好嗎》，東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第81-82頁。

　　　　(19)梁漱溟：《中國文化要義》，學林出版社1987年版，第160、54頁。

　　　　(20)李文治、江太新：《中國宗法宗族制和族田義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3-18頁。

　　　　(21)[美]王國斌：《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局限》，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8頁。

　　　　(22)參見傅衣凌《明清封建土地所有制論綱》，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9頁。

　　　　(23)[美]王國斌：《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局限》，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4、108、46-47頁。

　　　　(24)(25)“從五四運動到人民共和國成立”課題組：《胡繩論“從五四運動到人民共和國成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 年版，第3、4、30-32頁。

　　　　(26)《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2頁。

　　　　(27)在西文中，“階級”與“階層”這兩個概念是一個詞，即“class”。

　　　　(28)陸學藝主編：《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5-7頁。

　　　　(29)《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2頁。

　　　　(30)《詩經·小雅·北山》。

　　　　(3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1頁。

　　　　(32)(34)[英]安東尼·阿巴拉斯特：《西方自由主義的興衰》，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5、7頁。

　　　　(33)[美]羅伯特·達爾：《民主理論的前言》，三聯(lián)書店1999年版，第55-60頁。

　　　　(35)(36)[美]約翰·羅爾斯：《政治自由主義》，譯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25、141-142頁。

　　　　(37)《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頁。

　　　　(38)張翼：《中國人社會地位的獲得：階級繼承與代內流動》，《新華文摘》2004年第20期。

　　　　(39)王春光：《警惕我國貧富差距的代際傳承和趨固化問題》，中國社會學網，2006年9月25日。

　�。▉碓矗骸渡鐣�科學》2008年第3期）（作者單位：中央黨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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