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兩會”期間，一位省部級官員在回答記者關于財產公示問題時，反問:“為什么老百姓不公布財產？”將官員財產申報問題再次推上輿論高潮。近日，針對官員的這一說法，數(shù)十位網友在網上公布個人財產狀況，從月收入到房產，從存款到股票，從電視大小到女友數(shù)量，全部在網絡上公開。發(fā)起人說，既然有官員要求老百姓公布財產，就不妨先做起。移風易俗從主人開始，我們帶領公仆走向現(xiàn)代社會。

　　與迫不及待的民意支持相比，“官意”對于財產公示要矜持得多。多次為官員財產申報求法的十屆全國人大代表王全杰曾做過調查，稱接受調查的官員97%對官員財產申報持反對意見，抵觸情緒就更加普遍。如果“官意調查”結果可信的話，那么官員財產申報制度上的輿論分野，就再清楚不過了。

　　這種官意與民意的涇渭分明，表明官民之間，已經沒有了“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形式默契。黨政官員作為從事公共管理事務的特定群體，其利益特征與群體邊界都已經與普通民眾顯著不同。這種體制內外的意愿區(qū)分，暗合了社會分化的階層跡象。即使不觸及官員財產公示制度的進退，以官民的意愿比照，也解讀出令人不安的信息。

　　網友公布個人財產，意欲以公眾表率引領吏治變遷。這般舉動，與其說是移風易俗從主人開始，毋寧說是民意表達無可奈何。我們不愿認為這是天真的民間示范，但也深知這般舉動背后的認知陷阱。它把嚴肅的公共政治建設，幻化為你我之間的常人感情，將政治生活中法定的權責關系，扭曲為人與人之間的互相學習。這在國人公私不分的觀念中可以成立，在現(xiàn)代政治的分析圖景里卻不倫不類。

　　但這種民間意愿的執(zhí)意表達，本身釋放出了緊張的公眾情緒。這從官員財產公示的議題演化中可以回溯。今年全國“兩會”前夕，人民網調查顯示，今年公眾最關注的熱點問題，反腐倡廉始終以明顯得票居于首位。但這種場外公意，并未在“兩會”得到同等程度的強調。建立官員財產申報制度，正是在公意表達乏力的背景之下，以一種更具象、更可操的議題設置納入了輿論的強勢傳播。

　　官員財產申報替代了反腐倡廉，成為了輿論表達的新提法。公權腐敗的社會問題多年未解，輿論始終都在試圖追問這一事實。它難以真正推動反腐制度的改進，卻足以見證輿論本身的不屈不撓。它是社會對久治不愈的權力腐敗所幻化出的新寄托與新希望。民意洶涌但無能為力，官員財產申報制度持續(xù)20年論證未果，它的際遇就是公權力無法有效監(jiān)督的際遇。

　　因此，如果我們不直面權為民所授的現(xiàn)代政治原則，去修補體制的弱點，尋求對公權力的制約，則一切新花樣和新提法，都難以承載比話語泡沫更多的重量。反腐倡廉談論多年，如今已少有民眾言及，實乃現(xiàn)實讓人無言以對。權力過于集中且無法有效監(jiān)督，這是遍布整個體制的系統(tǒng)性問題，從高層到民間早已認知清楚。只可惜知易行難，迄今未能對癥下藥展現(xiàn)有力度的掘進。如今官員財產公示熱議又起，而避談權力無法制衡的體制根源，即便就此建立起官員財產申報制度，又會是怎樣的一番情形？建立在這種沙地之上的官員財產公示，如何能躲過權力玩弄的手腕，又如何真正達到制度踐行的實效？凡此種種，都不能不讓人生出舍本逐末之憂。

　　毫無疑問，在制約公權力的問題上，無論是過去的反腐倡廉，還是今天的官員財產申報，輿論所指始終都是要把泛濫的公權力請入牢籠，但公權力本身不是等待驅趕、等待馴服的事物。網民這種財產公布之舉實則意欲感召官員進行效仿。如果感召真的可以，那么權力早被感動得泣不成聲，可惜事實并沒有網民想像得那般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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