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穗明/文

　　 提要：
本文系統(tǒng)地考察了法蘭克福學派傳統(tǒng)的批判理論第三代圍繞“承認”理論展開多年爭論的歷史過程，著重分析了爭論演進的四個階段及其理論主題；
全面概括了爭論的兩個主要對手南茜•弗雷澤和阿克塞爾•霍耐特各自的理論框架，具體剖析了他們在道德哲學、社會理論、政治分析等層面的分歧和共性；
并對這場爭論中第三代批判理論的歷史貢獻、理論地位和現(xiàn)實意義進行了深入闡述。本文的主要目的，是為從事批判理論第三代研究提供入門路徑。

　　 關鍵詞：承認；
再分配；
爭論過程；
理論框架；
歷史地位

　　 中圖分類號：
D081文獻標識碼：A

　　 從1992年阿克塞爾•霍耐特（Axel Honneth，法蘭克福大學社會研究所現(xiàn)任所長，法蘭克福學派的正宗傳人和第三代領軍人物。）的《為承認而斗爭》問世以來，西方沿襲法蘭克福學派傳統(tǒng)的批判理論家之間圍繞“承認”問題已經(jīng)展開了近16年的爭論。這場政治哲學層面的爭論在歐美哲學界波及很廣，吸引了批判理論圈內(nèi)外的許多重量級理論家的參與，而且至今仍是熱門話題。本文試圖通過梳理這場爭論的發(fā)展過程，著重解析這場爭論的兩個主要對手南茜•弗雷澤（Nancy Fraser，美國紐約社會研究新學院大學哲學與政治學系教授，是目前西方批判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和阿克塞爾•霍耐特的不同觀點和主要分歧，把握二者在政治哲學規(guī)范基礎上的差異和共同點，進而評判這一爭論的歷史貢獻和現(xiàn)實意義。

　　 一、關于承認理論的爭論演變過程

　　 所謂“承認（recognition）”是一個政治哲學和道德哲學概念，其基本含義是指個體與個體之間、個體與共同體之間、不同的共同體之間在平等基礎上的相互認可、認同或確認；
在全球化時代多元文化主義發(fā)展的背景下，該概念也突出了各種形式的個體和共同體在要求平等對待這一基礎上的自我認可和肯定。

　　 從純學理的淵源看，“承認”是德國古典哲學的舊概念，當代承認理論是黑格爾哲學的老樹新花。當代兩位最重要的承認理論家，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和霍耐特都是黑格爾派哲學家。但是，這一概念的當代勃興并非始于霍耐特。從理論上看，1978年，L.謝普（Ludwig Siep）發(fā)表了《作為實踐哲學之原則的承認》一書，率先考察了費希特和耶拿時期的黑格爾的承認理論，并把后者的承認理論區(qū)分為個體與全體的承認和個體與社會制度之間的承認，以及在社會制度中反映的個體自身及其利益。這里關于路德維希•謝普的介紹，參見丁三東：《“承認”：黑格爾實踐哲學的復興》，《世界哲學》2007年第2期，第86頁。該文作者認為，當前研究者對承認概念的關注均源于路德維希•謝普該書。霍耐特的名作《為承認而斗爭》無疑受到了這部著作的思路和觀點的啟發(fā)。從現(xiàn)實看，由于20世紀70、80年代多元文化主義思潮和制度改革實踐的崛起，泰勒、W.金里卡（Will Kymlicka）等主流政治哲學家先于霍耐特相繼提出了他們的承認政治理論。誠如泰勒所指出的，“對承認的需要，有時候是對承認的要求，已經(jīng)成為當今政治的一個熱門話題�！薄咎├眨�《承認的政治》，董之林、陳燕谷譯，載于《文化與公共性》，（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第290-337頁，1998年），第290頁�！恳猿姓J為主旨的身份（認同）政治關于identity的譯法，在這里我更傾向于譯為表示同一性、一致性的“身份”，而不是有動詞意味的“認同”。風靡一時，綿延至今�；裟吞亍⒗^而弗雷澤等批判理論家的貢獻就在于，他們將對承認問題納入了社會批判的理論體系，其觀點在總體上超越了多元文化主義和與之相關的共同體主義（Communitarianism），【國內(nèi)多譯為“社群主義”。Communitarianism一詞的詞根本來就是共同體（community），沒必要造詞。近20年來伴隨多元文化主義的興起，人們開始關注女性、種族、生態(tài)等各種小共同體的訴求。用“社群”概括這類新的多元群體并不準確，容易引起誤解�！繌亩�使承認理論成為當代政治哲學的中心問題。簡單回溯這一理論思想線索，目的是從這一前史出發(fā)，具體地梳理批判理論內(nèi)部以霍耐特和弗雷澤為主要代表的、關于承認理論的這場爭論，摸清其理路的來龍去脈。

　　 近年來，批判理論第三代在圍繞承認的爭論的10余年中大致經(jīng)歷了四個階段的發(fā)展。關于承認理論爭論四個階段的劃分，參考了K.奧爾森（Kevin Olson）的觀點，見奧爾森為他主編的《傷害+侮辱》一書撰寫的“導言”。（本書高靜宇譯，中文版見上海人民出版社“今日西方批判理論叢書”，2009年。）

　　 第一階段的討論集中在是否存在再分配與承認的矛盾的問題上。爭論首先在霍耐特和弗雷澤兩人之間展開。1992年，霍耐特的《為承認而斗爭》發(fā)表，突出承認作為中心理論范疇的地位。他對黑格爾早期的承認理念賦予現(xiàn)代意義，提出了現(xiàn)代承認的三種形式：愛、權利和團結。在一個好社會中，每個人都可以從愛和親密關系中獲得“情感承認”，從公民之間的平等權利和同等尊嚴關系中獲得“法律承認”，從群體成員的價值共同體關系中獲得“團結承認”。個人從三種承認中形成自信、自尊和自豪。因此，承認就是反對任何形式的蔑視。

　　 1995年，弗雷澤發(fā)表了《從再分配到承認？》一文，指出當代左翼理論中存在承認和再分配的分裂，認為基于民族、族裔、種族、性別和性行為的差異承認的文化訴求不斷增加，犧牲了經(jīng)濟再分配的訴求。她堅稱，霍耐特將再分配包含在承認之下是不正確的。弗雷澤反對霍耐特將分配從屬于承認，不同意霍耐特把再分配重新解釋為承認而斗爭的一種類型。她認為，今天的正義要求再分配和承認的統(tǒng)一，要求克服“再分配-承認的難題”，建立一種同時容納再分配和承認兩種訴求的替代框架。她將這兩個范疇設計為具有共同基礎的和互相不可化約的正義維度，以批判所有這些群體所遭受的經(jīng)濟與文化的不平等和非正義。弗雷澤的這篇重要文章最初發(fā)表在《新左派評論》（New Left Review 212， 1995)，第68-93頁。已收入《傷害+侮辱》一書。

　　 1997年，弗雷澤在《正義的中斷》（本書于海青譯，中文版見上海人民出版社“今日西方批判理論叢書”，2009年。）一書中，進一步分析了當前所謂“身份政治”與階級政治，文化左派與社會左派的分裂，并把這種分裂作為“后社會主義”狀況，號召長期相互爭斗的左翼各派在更為廣闊而統(tǒng)一的斗爭中聯(lián)合起來，為“經(jīng)濟上的社會主義”加“文化上的解構”而斗爭。弗雷澤揭露多元文化主義者與社會民主主義者之間對立的深層概念基礎的嘗試，作為承認理論最初的爭論觀點，在1995年后引發(fā)了歐美左派的熱烈反響。在1996—2000年間，歐美理論界許多重量級人物如R.羅蒂（Richard Rorty）、J.巴特勒（Judith Butler）、I.M.楊（Iris Marion Young）等人也加入了是否存在再分配與承認的對立的爭論。這幾位學者的具體觀點載于《傷害+侮辱》一書的第一部分。（本書高靜宇譯，中文版見上海人民出版社“今日西方批判理論叢書”，2009年。）

　　 第二階段的爭論在確立了再分配和承認之間對立的前提下，關注如何把社會正義的這兩種范式在理論和實踐中結合起來。

　　 2000年以后關于再分配和承認如何結合的具體爭論，詳見弗雷澤與Ch.澤恩（Christopher Zurn）、E.安德森（Elizabeth Anderson）等人的辯論。請參見上海人民出版社“今日西方批判理論叢書”中《傷害+侮辱》一書，尤其是該書第二部分中相關的幾篇文章。這一階段的爭論最突出地體現(xiàn)在2003年出版的弗雷澤和霍耐特合著的《再分配，還是承認？一個政治哲學對話》（本書周穗明譯，中文版見上海人民出版社“今日西方批判理論叢書”，2009年。）一書中。在這一對話中，兩人的共同出發(fā)點是：“承認”已經(jīng)成為我們時代的一個關鍵詞，差異族群爭取平等身份的文化斗爭在當代已不可忽視；
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下經(jīng)濟不平等在增長，分配正義問題同樣不可漠視。因此，對正義的理解必須包含為分配而斗爭和為承認而斗爭兩組關系。同時，兩人共同拒絕經(jīng)濟主義，反對把承認簡化為分配的附庸。

　　 然而，兩人對再分配和承認的結合方式的認識是明顯不同的。霍耐特將承認構想為基礎性的、統(tǒng)攝性的道德范疇， 而將分配視為派生物，主張道德基礎上的“規(guī)范一元論”。因此，再分配的社會主義理想被重新詮釋為承認而斗爭的一個亞種。弗雷澤反對這種“承認一元論”，提出一種“觀點二元論的（perspectival dualist）”分析框架，將承認和再分配兩種訴求整合為共同的正義基礎，認為惟有這一框架，能夠理解當代社會階級不平等和身份等級制的交錯重疊。在她看來，爭取正義的社會主義理想要為再分配和承認的雙重目標而斗爭。在這部書中，弗雷澤和霍耐特還根據(jù)各自的方法，以再分配和承認的關系為主軸，在道德哲學、社會理論和政治分析三個層面展開了激烈的辯論，為批判理論勾勒了各具特色的新框架。

　　 第三階段爭論的關鍵問題是，再分配和承認是否已經(jīng)窮盡了正義的所有維度，正義的含義是否還應擴展到政治維度。

　　 從2002年起，L.費爾德曼（Leonard Feldman）首先提出，政治上的非正義在分析中不同于、也不能還原為經(jīng)濟或文化的不平等，政治排斥可能構成了非正義的單獨動力。K.奧爾森進一步使正義的政治維度在規(guī)范性上和概念上優(yōu)先于再分配和承認維度，并基于此提出了具有政治內(nèi)涵的參與平等的概念。與第二階段對再分配和承認關系的肯定不同，第三階段人們質(zhì)疑這個二維的正義概念，因此形成了需要第三個政治維度的共識。這兩篇論文已收入《傷害+侮辱》一書第三部分。

　　 2005年，弗雷澤的《在全球化世界中重構正義》本文已收入《正義的尺度》一書（本書歐陽英譯，中文版見上海人民出版社“今日西方批判理論叢書”，2009年）。采納了批評者們的觀點，引入了正義獨特的政治維度，從而形成了一個包括了再分配、承認和“代表權”的三維的理論框架。由于政治代表權的加入，正義的二元視角發(fā)展成為三元視角。弗雷澤加入新的政治維度，是為了突破民族國家框架，解釋跨國的不平等，說明反全球化的各種斗爭。這樣，弗雷澤就修訂并發(fā)展了她的批判理論新框架：用再分配、承認和“代表權”構成了正義的經(jīng)濟、文化和政治三維度，并以參與平等的原則作為這一框架的規(guī)范基礎。與三個正義尺度相對應的，是三個理論化的非正義概念：分配不公、錯誤承認、錯誤代表權。

　　 最后，第四階段深入到正義理論的規(guī)范基礎的爭論，對霍耐特和弗雷澤理論各自的哲學基礎進行了探討和評估。

　　 2007年，N.孔普雷迪斯（Nikolas Kompridis）質(zhì)疑弗雷澤范式的基礎，否認承認對于正義的推動作用。他認為真正的批判理論將是解構，而非重構，即承認。承認的正義的后果是固定化那些還沒有獲得政治發(fā)言權的弱勢民眾所經(jīng)歷的傷害。因此，他要求批判理論放棄承認，替代以植根于自由而非正義的揭露模式。因此，這一對承認理論的根本性批評，不僅是指向弗雷澤的，也同樣是指向霍耐特的。與之不同，R.福斯特（Rainer Forst）主要在范式內(nèi)對弗雷澤提出批評。他基本支持弗雷澤的批判理論概念，但反對她把“參與平等”作為正義的根本原則（同樣也不支持霍耐特把“好生活”作為正義的規(guī)范基礎）。他認為，正義的根本原則是社會本體論深層次的“合理性證明的權利”，強調(diào)政治是正義的主要維度，反對弗雷澤把代表權與再分配和承認三者等量齊觀。

　　 弗雷澤回應了孔普雷迪斯的批評，捍衛(wèi)了批判理論的一般含義。她認為，承認理論家的首要任務，就是揭露制度化的支配。如果沒有對承認進行正義理論的說明，(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那么承認理論家就不能構建具有令人信服的主張或語言創(chuàng)新的解放力量。在對福斯特的回應中，她認為作為參與平等的正義理論，比以合理性證明的權利為核心的正義理論能更好地揭露權力的不平等。她批評福斯特錯誤地把權力完全等同于正義的政治維度，指出三個維度（經(jīng)濟、文化和政治）中每一個維度都標識了一種基本的、不可還原的社會權力維度。每個維度都對應著獨特的從屬模式和不正義，即突出了一種權力不平等秩序，這種權力不平等秩序是參與平等的一個獨特障礙。因此，政治維度不能被設定為（不）正義的那種主人維度。而參與平等理論避免了還原性的“政治決定論”的缺陷。

　　 上述四個階段的爭論，基本覆蓋了關于承認理論爭論的主題和爭論各方的立場觀點。除了2005年已經(jīng)在國內(nèi)出版的霍耐特的《為承認而斗爭》以外，上海人民出版社即將推出的、我主編的“今日西方批判理論叢書”，大致呈現(xiàn)了這場討論從1992年到2008年的概況。2009年晚些時候，我們還將推出霍耐特的《權力批判》中譯本。同時，2008-2009年期間弗雷澤和霍耐特均有新著出版。弗雷澤的《正義的尺度》和《傷害+侮辱》中文版基本與國外同步推出�；裟吞氐摹毒唧w化：承認理論研究》（Verdinglichung: Eine anerkennungstheoretische Studie，F(xiàn)rankfurt/M: Suhrkamp， 2005)的英譯本也即將出版。屆時，將引發(fā)國內(nèi)外學界對這場爭論的進一步關注和研究。

　　 二、爭論雙方的主要觀點和分歧

　　 從上述爭論過程看，圍繞“承認”的這場辯論不是枝節(jié)之論，而是批判理論家之間圍繞“承認”這一中心論題的、關于正義理論的一場論爭，是在政治哲學整體框架層面的重大爭論。在這場爭論中，霍耐特和弗雷澤關于社會正義與再分配、承認和政治代表權這三個維度之間的關系、關于正義理論的規(guī)范基礎和方法論等的一系列觀點，極大地超越了法蘭克福學派傳統(tǒng)的社會批判理論，對當代批判學派的規(guī)范理論做出了重要貢獻。

　　 概括地說，霍耐特主張以承認為中心的規(guī)范一元論，而弗雷澤主張以再分配和承認為雙重中心的“觀點（或視角）的二元論”。

　　 霍耐特的規(guī)范一元論即承認一元論，是道德本位的一元論。具體而言，霍耐特在1992年《為承認而斗爭》的基礎上，歷經(jīng)10年以上的發(fā)展，形成和完善了其承認一元論的正義理論基本框架。在他的框架中，承認構成其正義理論體系的中心范疇和基礎概念；
承認在私人領域、社會領域和政治（價值）領域分別具有三種形式，即愛、權利和團結；
這三種承認形式分別屬于情感關懷、法律承認和社會尊重三個層面；
承認的三個層面奉行不同的承認原則：愛和親密關系作為情感關懷領域，奉行需要原則；
權利作為法律承認領域，奉行平等原則；
團結作為社會尊重領域，奉行成就原則。在霍耐特看來，在上述三個承認領域通過三個不同的承認原則，達成了愛、權利和團結三種形式的承認。每一個社會成員從三種承認中分別形成他的自信、自尊和自豪。承認的全面實現(xiàn)，就是他的“好生活”的實現(xiàn)，也即一個理想的正義社會的實現(xiàn)。因此，承認就是拒絕一切形式的蔑視。相反，蔑視就是反對各種形式的承認：在愛和親密關系的領域，蔑視以強暴和身體與心理侵犯的形式摧毀人的自信；
在權利平等承認的領域，蔑視以剝奪完整的成員資格及其權利的形式傷害人的自尊；
在價值共同體的團結承認的層面，蔑視以否定人的能力、成就和自我實現(xiàn)的形式剝奪人的自豪�；�于對承認和蔑視的結構分析，霍耐特指出，蔑視體驗是社會反抗的道德動機，并建立了他關于后資本主義時期的社會反抗斗爭戰(zhàn)略。（參見阿克塞爾•霍耐特：《為承認而斗爭》，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5年；
南茜•弗雷澤和阿克塞爾•霍耐特：《再分配，還是承認？一個政治哲學對話》，周穗明譯，中文版見上海人民出版社“今日西方批判理論叢書”，2009年。）

　　 弗雷澤的“觀點的二元論”，是以再分配和承認為雙重中心的規(guī)范理論。具體而言，弗雷澤在1995年《從再分配到承認？》的基礎上，歷經(jīng)10多年的演變，形成并完善了其一元多維的規(guī)范的正義理論基本框架。在新近表述的框架中，她以再分配、承認和代表權構成其正義理論體系的中心范疇和基礎概念。她從三維視角出發(fā)，提出社會正義同時需要再分配、承認和代表權：再分配是正義的經(jīng)濟維度；
承認是正義的文化維度；
代表權是正義的政治維度。因此，參與平等原則在這三個層面的全面實現(xiàn)，就是她的理想的正義社會的實現(xiàn)。相反，與再分配、承認和代表權相對應的分配不公、錯誤承認和錯誤代表權（也稱錯誤構成，或邊緣化）破壞了參與平等原則，導致了各種形式的非正義或不公正。具體地說，在正義的經(jīng)濟層面，社會差異存在的形式是階級，主要的非正義形式是分配不公；
在正義的文化層面，社會差異存在的形式是身份，主要的非正義形式是錯誤承認；
在正義的政治層面，社會差異存在的形式是公民權，主要的非正義形式是錯誤代表權（也稱錯誤建構或邊緣化，指沒有充分的公民資格）。在這一框架中，經(jīng)濟、文化和政治三層面分別存在分配不公、錯誤承認和錯誤代表權三種非正義的形式，必須訴諸經(jīng)濟上的再分配、文化上的承認和政治上的包容這三種正義訴求和矯正方式。弗雷澤認為，再分配、承認和代表權三種訴求應被整合為共同的正義基礎和互相不可還原的正義維度，認為惟有這一框架，能夠理解當代社會階級不平等、身份等級制和文化蔑視的交錯重疊�；�于這個三維結構的分析，弗雷澤提出，對正義的理解必須包含為分配而斗爭、為承認而斗爭和為所有權而斗爭三組關系。當代爭取正義的社會主義理想要為實現(xiàn)再分配、承認和政治代表權的三重目標而斗爭。在她看來，真正的“后社會主義”戰(zhàn)略應當采取更為激進的深層結構“改造”戰(zhàn)略，以替代傳統(tǒng)社會民主主義的“肯定”戰(zhàn)略。

　　 比較上述兩種正義理論框架及其對承認地位的闡釋，框架之爭歸根結底是兩種哲學理論和方法論之爭。圍繞這一論題，弗雷澤和霍耐特在三個層面展示了他們的分歧。

　　 首先，在道德哲學層面，他們辯論規(guī)范一元論和規(guī)范二元論的相對價值。他們都強調(diào)其理論的政治倫理價值，但是，他們將承認置于不同的地位上。弗雷澤指出，承認范疇對于他們雙方的理論都是中心性的，它的形式適合于當前條件下重建批判理論的努力。但是，霍耐特的“承認一元論”認為承認概念具有獨一無二的支配力，是對道德生活總體性的理解；
而她認為，承認是社會正義的決定性的、但是有局限性的維度。資本主義社會的“承認秩序”不過是同樣包括市場機制的一個更大綜合體的一個方面。錯誤承認是一種從屬地位的社會關系，而不是身份扭曲的心理經(jīng)歷。她還提出，批判理論需要一個能夠定位激進的潛能的經(jīng)驗參照點。但是，霍耐特把他的承認一元論置于道德心理學基礎上，設定了一個“前政治苦難”的質(zhì)樸經(jīng)驗本體，然后要求重構那種經(jīng)驗，揭開社會不滿下面的唯一的道德期望：個人身份的承認。她批評霍耐特過分夸大了承認的基礎地位，是一種“準超驗的道德心理學”。弗雷澤反對從主體的經(jīng)驗出發(fā)建立社會批判話語，與之相反，她提出以“正義的民間范式”，即今天的承認和再分配，去取代霍耐特抽象的“前政治苦難”作為原初的經(jīng)驗參照點。她要求把道德心理學去中心化，為批判理論確保一個可信的經(jīng)驗參照點。

　　 霍耐特堅持其在道德哲學基礎上的規(guī)范出發(fā)點，認為弗雷澤沒能在哲學層面上規(guī)范地解決經(jīng)驗參照點問題，曲解了他的承認理論。他追溯了批判理論的黑格爾主義線索，認為從馬克思到第一代批判理論家都沒有擺脫黑格爾主義左派直接追求前理論的經(jīng)驗參照點的問題，幾乎不思考它的邏輯方法結構。他們基于生產(chǎn)勞動范式尋找革命主體，認為只要找到一個能夠被看作在推翻資本主義關系中有一種內(nèi)在利益的社會階級，其實踐和經(jīng)驗就能夠保證既定的社會秩序能夠被超越。這一解決方案以歷史－哲學的形式構成了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核心。在《啟蒙的辯證法》中，社會勞動過程本身受到質(zhì)疑。在哈貝馬斯60年代的理論批判之后，批判理論的各種新模式已確認社會勞動實踐不可能自動產(chǎn)生一種解放的興趣，開始質(zhì)疑經(jīng)驗和實踐能夠前-理論地保證戰(zhàn)勝既定秩序的可能性。霍耐特繼續(xù)考察了H.喬斯（Hans Joas）“創(chuàng)造性行動”的概念；
赫柏特•馬爾庫塞回應生產(chǎn)范式瓦解的“愛欲”的愉快原則（把超越社會秩序的需要轉(zhuǎn)向人性驅(qū)動）；
哈貝馬斯的主體間論和�？碌念嵏残缘臋嗔�理論。他指出，只有哈貝馬斯賦予批判社會理論傳統(tǒng)一個決定性轉(zhuǎn)折，把超越的解放潛能從勞動實踐轉(zhuǎn)移到以語言學為中介的相互作用的行動模型，因此是唯一一個不通過人類的精神或驅(qū)動力去最終尋找一個脫離生產(chǎn)范式崩潰的方法的人。哈貝馬斯認為交往的道德潛能是社會進步的引擎，指明了社會進步的方向�；裟吞卣J為，他不是追尋黑格爾主義的前批判左派的超驗的超越潛能，而是在哈貝馬斯的基礎上前進，弘揚黑格爾主義的另一線索。他的承認理論是批判理論現(xiàn)實化的努力，關系到如何去構想一個考慮到種種道德訴求的內(nèi)在證明的、通往社會現(xiàn)實的理論方法的問題。因此，道德哲學意義上的承認是具有社會歷史性的規(guī)范概念，負責解決社會訴求的道德合理性問題。承認構成了人類正義感的初級結構，否定承認的蔑視體驗則是社會反抗和超越的道德引擎。

　　 其次在社會理論層面， 霍耐特和弗雷澤爭論經(jīng)濟和文化的關系，它們之間差別的狀況和資本主義社會的結構。他們都認可承認概念對當代資本主義社會分析的意義和價值，都尋求回應和提升社會理論面臨的當代挑戰(zhàn)。但是兩人對在當前背景中發(fā)展社會理論反思所包括的任務，對承認理論的性質(zhì)和作用，有不同的見解。弗雷澤認為，全球化資本主義時代出現(xiàn)了不同于資本主義工業(yè)時代主導社會范式的重要文化轉(zhuǎn)折，性別、種族、生態(tài)等非階級劃分、身份和沖突異軍凸起，挑戰(zhàn)了傳統(tǒng)的社會理論。這種形勢對批判理論的新挑戰(zhàn)是：它應當如何理解全球化資本主義社會中文化的崛起？她認為，霍耐特的承認理論將資本主義社會還原為它的承認秩序，無法對當代資本主義中文化的地位提供一個能站得住腳的說明。在其三個資本主義社會“承認領域”中，承認的種種期望在一個既定的社會中被制度化。通過社會的這一“承認秩序”，霍耐特的批判理論推演了錯誤承認以及社會沖突的產(chǎn)生。承認作為社會整合的主要中介，解釋在每個領域中支配社會過程。一切相互作用，均受價值評估的文化模式所調(diào)控。因而，在霍耐特看來，關于分配的斗爭實際上是關于承認的斗爭。弗雷澤指出，霍耐特大大地夸張了承認在資本主義社會的作用。他從市場始終受到文化植入這一正確前提，走向市場行為在總體上受承認機制支配的錯誤結論。承認一元論天生對制度機制缺乏判斷力，而這些制度機制無法被簡化為各種價值評估的文化模式。并非所有關于分配的斗爭都是關于承認的斗爭�；裟吞赜靡环N簡化的文化主義取代了一種簡化的經(jīng)濟主義。從理解資本主義社會中產(chǎn)生分配不公正的過程來說，承認一元論是無力的。她認為，惟有一種將承認、分配和代表權結合的三維結構，能夠解釋當代社會階級不平等、身份等級制和文化蔑視，能夠說明為分配而斗爭、為承認而斗爭和為所有權而斗爭的三組關系，從而形成一個避免粗俗的經(jīng)濟主義和簡化的文化主義的、闡述資本主義社會的正義理論結構。

　　 霍耐特否認承認的社會理論具有文化主義的傾向，拒絕弗雷澤指稱其理論是社會理論“從再分配到承認”的文化轉(zhuǎn)折的體現(xiàn)，堅稱他并沒有無知地根據(jù)“文化的”承認孤立地分析市場過程，解釋當代資本主義的發(fā)展�；裟吞厣昝鳎�他重構現(xiàn)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承認秩序的嘗試，主要不是為了建立一個解釋這些社會發(fā)展過程的范疇框架，而僅僅是尋求揭示這一社會形式不同層面的社會相互作用之下的道德“制約”。他的基本理念是：社會成員的包容總是通過相互承認的機制發(fā)生，個人在他們個性的特殊方面學會在主體間彼此確認。這個與“制度整合”相反的“社會整合”應該被理解為承認過程的結果。其批判理論重構現(xiàn)代資本主義社會承認秩序的嘗試，旨在揭開制約社會整合的規(guī)范原則�；裟吞匾渤姓J，“承認秩序”概念對于解釋當代資本主義發(fā)展進程的動力學并不充分。但是，社會整合與制度整合相比占有首要地位。(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他由此把資本主義市場的發(fā)展看作是受潛在的規(guī)范原則定向和象征性地被中介的協(xié)商過程，從而強調(diào)市場經(jīng)濟、分配等經(jīng)濟領域也與所有其他領域的社會整合一樣，是受一些確定的原則，比如成就原則或法律平等原則來中介和制約的。從這個意義上，他把再分配納入承認秩序的一個層面，解釋為一種承認關系。與此同時，他反過來指責弗雷澤在一種本質(zhì)主義意義上談論的“社會整合”和“制度整合”，認為她陷入了其“馬克思主義遺產(chǎn)”的悖論：既要用匿名的經(jīng)濟過程的社會理論術語說話，又必須把一個極其相同的過程構想為強烈依賴于被價值所中介的交往，從而能把對再分配的內(nèi)在道德要求容納在內(nèi)�；裟吞嘏�評弗雷澤把經(jīng)濟領域理解為分配正義的制度化，從身份秩序追溯到一種特定形式的文化承認的這種制度整合模式，是對資本主義的社會基本結構不規(guī)范的社會理論解釋�？傊�，他們兩人都是從一種正義理論出發(fā)，以不同的方式使新資本主義的社會秩序概念化。但是，對資本主義社會經(jīng)濟和文化的深層關系，也即資本主義社會是不受制度化的文化價值模式直接調(diào)控的特殊經(jīng)濟秩序、還是其經(jīng)濟秩序從一開始就是與承認相關的文化評價模式的結果，兩人都沒有就這一層次的問題給出確切的答案。上述評介內(nèi)容主要是依據(jù)弗雷澤和霍耐特合著的《再分配，還是承認？一個政治哲學對話》(本書周穗明譯，中文版見上海人民出版社“今日西方批判理論叢書”。)第三章、第四章的觀點所做的概括。

　　 再次，在政治分析的層面，霍耐特和弗雷澤探討平等和差異之間、經(jīng)濟斗爭和身份政治之間、社會民主主義和多元文化主義之間的關系。弗雷澤認為，他們兩人都已回歸自由主義傳統(tǒng)的核心概念，即人類的平等自主和道德價值。同時兩人都認為，承認范疇在詳細說明平等的道德價值的意義和正義的需要兩方面都發(fā)揮著主要作用。她指出，“爭取承認的斗爭”在20世紀末迅速成為政治沖突的主要形式�！安町惓姓J”的訴求激發(fā)了各類群體的斗爭，使之在民族、種族、“族裔”、性別和性行為的旗幟下動員起來。在這些“后社會主義”沖突中，群體身份替代了階級利益，成為政治動員的主要媒介。文化統(tǒng)治替代了剝削，成為根本的不正義。文化承認取代了社會經(jīng)濟再分配，成為消除不正義的良方和政治斗爭的目標�！緟⒁娔宪�•弗雷澤：《從再分配到承認？后“社會主義”時代的正義難題》，本文最初發(fā)表在《新左派評論》（New Left Review 212， 1995)，第68-93頁。），已收入《傷害+侮辱》第一部分�！壳耙淮�人追求社會平等的擴大，而這一代人將大量精力投放在文化變革上。當前所謂“身份政治”與階級政治、文化左派與社會左派、多元文化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的分裂，反映了西方“后社會主義”的分裂狀況。她看到，承認政治的概念抓住了后社會主義斗爭的明顯特征，經(jīng)常采取身份（認同）政治的形式。但是這些身份政治形式更多地是在規(guī)定差異，而不是提高平等。她認為當前“為承認而斗爭”遮蔽了“為再分配而斗爭”，從而反對用承認政治取代社會經(jīng)濟的再分配政治，強烈要求恢復馬克思主義對平等概念的關注。她創(chuàng)造了參與平等的新的規(guī)范概念，作為其正義理論的基礎。參與平等的框架并非是對正義社會的社會特征的討論，而是說明在當前的社會關系中什么被視為非正義。

　　 霍耐特的承認理論盡管有文化主義的外觀，但實際上與泰勒等人基于多元文化主義的承認理論大相徑庭。他的承認并非文化承認，而是道德承認，主要不是政治理念，而是哲學概念。他與弗雷澤同樣，不僅看到承認崛起和它在9•11以后的突出地位，而且非常重視新自由主義全球化背景下再分配問題的突顯，經(jīng)濟不平等的增長。他與弗雷澤共同宣稱：“承認和再分配兩者皆不可能在目前相關人群中被忽視。迫于處理兩個難題的種種后果，政治哲學家除了檢驗它們二者之間的關系別無選擇。”【南茜•弗雷澤和阿克塞爾•霍耐特：《再分配，還是承認？一個政治哲學對話》（導言），本書周穗明譯，中文版見上海人民出版社“今日西方批判理論叢書”，2009年�！坎⑶遥�他也認為，兩人的共同任務是將再分配范式的平等主義理想，與承認范式中那些具有真正解放意義的東西結合起來。在各層面的爭論中，霍耐特和弗雷澤在平等問題上難得地達成了共識。他們各自的正義體系中，自由平等的理念都占據(jù)重要的地位。差異僅在于，霍耐特更重視自由主義強調(diào)的法律平等，而弗雷澤更傾向于突出當前被忽視的社會經(jīng)濟的再分配平等，更傾向于把平等訴求與社會主義悠久的平等主義傳統(tǒng)結合起來，并申明她的參與平等是更激進的平等要求。然而在政治分析上，霍耐特并不完全附議弗雷澤關于承認政治與再分配政治截然對立的說法，不認為在現(xiàn)實中承認政治已經(jīng)壓倒了再分配政治的議題，而認為社會經(jīng)濟的斗爭仍然是今天的主要現(xiàn)實。同時，他堅決拒絕將其承認理論與當代多元文化主義的承認政治掛鉤，重明其法蘭克福學派的社會左派的堅定立場。

　　 盡管霍、弗兩人在理論體系及道德哲學、社會理論和政治分析三層面存在諸多差別，但是在筆者看來，他們的理論觀點同多于異。其一，他們都不是（多元）文化主義者，而是批判社會理論的后裔。盡管他們都對新興的多元文化差異訴求表現(xiàn)了高度的敏感，但是他們都從批判社會理論出發(fā)吸納其理論要素。從這個意義上說，他們弘揚法蘭克福學派的傳統(tǒng)，堅持將理論重新宏觀化，在方法論上體現(xiàn)了對后現(xiàn)代主義政治哲學的超越。其二，他們的理論框架都是一元多維的正義理論。從元哲學的層次看，兩種體系都是一元多維的。霍耐特承認的一元論比較確定，但是將他對承認的三個層面和對錯誤承認的三種批判稱為“多元正義論”顯然有違“元”的本意，稱多維（多層面）正義比較準確。弗雷澤前期自稱“觀點的二元論”，后改為三元角度，但是新近的表述更為明確，她的理論是以參與平等為元規(guī)范的再分配、承認和代表權三位一體的理論，因此其正義理論同樣是一元多維的。關于這一點，參見弗雷澤《把參與平等置于正義的優(yōu)先地位》一文注釋4的說明：“盡管我把分配和承認（以及現(xiàn)在的代表權）構想為兩個（現(xiàn)在是三個）概念上不可還原的正義維度，但我把它們（所有）都歸入了參與平等的單一總體規(guī)范上。因此，對我而言，所有非正義都違反了單一規(guī)范的原則。因此，我的觀點是二（現(xiàn)在是三）維的，但在規(guī)范上是一元的�！保ㄒ姟墩�義+傷害》一書中文版，第334頁。）盡管他們對正義與非正義的三個維度的表述完全不同，但是都是從各個角度對全球化時代社會苦難、文化蔑視和政治壓迫的多角度揭露和批判。從這個意義上說，他們的正義理論都是對新自由主義的政治哲學的強烈批判。其三，他們都致力于為批判理論重構規(guī)范基礎，各自形成了其規(guī)范化理論。盡管霍耐特是從“好生活”的理想起點、弗雷澤是從“參與平等”的民主概念形成其不同的規(guī)范基礎，由此構筑其規(guī)范正義理論，但是他們都是對哈貝馬斯關于民主社會建構的規(guī)范理論和方法的繼承發(fā)展。然而，也正是在最后這一點上，表達了霍、弗兩人之間的根本分歧�？梢哉f，正是由于在規(guī)范基礎上、在衡量正義的根本標準上的分歧，形成了他們兩人在所有問題上的不同觀點。然而，盡管他們彼此指責對方無法提供能夠裁定今天的承認訴求的一系列規(guī)范標準，但是由于這種爭論始終是批判社會理論陣營的爭執(zhí)，不妨將之視為這一學術傳統(tǒng)內(nèi)部的“人民內(nèi)部矛盾”。

　　 三、這場爭論的貢獻、地位和意義

　　 第一，就批判理論本身的發(fā)展而言，圍繞承認的這場理論爭論開辟了批判理論的新方向，創(chuàng)造了批判理論的新形態(tài)，標志著批判學派第三代的正式形成。弗雷澤和霍耐特等批判理論家的重大貢獻在于，他們使批判理論恢復了法蘭克福學派第一代理論家重視社會批判的經(jīng)驗傳統(tǒng)，汲取了第二代理論家強調(diào)的規(guī)范方法，并與福柯以來后現(xiàn)代主義的解構方法相結合，從而實現(xiàn)了社會批判理論的當代轉(zhuǎn)型，建立了新的規(guī)范的正義理論。盡管他們的正義理論有不同的規(guī)范框架、規(guī)范基礎和規(guī)范解釋（比如，在規(guī)范基礎上，霍耐特強調(diào)“好社會”，弗雷澤強調(diào)“參與平等”，福斯特強調(diào)“合理性證明的權利”），但是他們的理論努力共同引發(fā)了人們對當代全球化發(fā)展中政治倫理的高度關注。誠如R.福斯特（Rainer Forst）所指出的，“N.弗雷澤與A.霍耐特之間的爭論代表了兩種最進步的學術努力，以構建我們能夠稱為廣義的正義批判理論�！保▍⒁姳緟矔�中南茜•弗雷澤主著，凱文•奧爾森編，高靜宇譯：《傷害+侮辱》一書第三部分中瑞尼爾•福斯特的論文，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第二，就批判理論與馬克思主義的關系而言，圍繞承認的這場理論爭論在理論上提出了富有挑戰(zhàn)性的當代緊迫問題，拓寬了馬克思主義的問題域。以弗雷澤和霍耐特為代表的第三代批判理論家將承認、再分配和政治代表權等正義問題理論化、概念化，批判分配不公、道德蔑視等非正義現(xiàn)象，以此揭示資本主義全球化帶來的經(jīng)濟上的社會苦難、道德上的蔑視侮辱和政治上的壓迫傷害等弊端。全球化時代的資本主義出現(xiàn)了不同于其戰(zhàn)后發(fā)展時期的新問題，文化差異引發(fā)的社會沖突空前激烈。第三代批判理論家以高度的理論敏感性強調(diào)了當代政治中承認問題的突出地位。為了促進更廣泛的社會平等，他們提出并擴展了承認的新研究領域，并以此為中心論題全面展開社會批判，構筑新的社會反抗戰(zhàn)略，試圖為當代西方的公民抗議運動和形形色色的現(xiàn)實批判奠立理論基礎。同時，批判理論家并不放棄社會主義傳統(tǒng)的平等主義追求，強調(diào)“任何站得住腳的社會主義后續(xù)方案，都不可能為了支持文化差異而放棄對社會平等的承諾。否則，將在事實上與占支配地位的新自由主義達成共識”。（參見南茜•弗雷澤：《正義的中斷》導言，本書于海青譯，中文版見上海人民出版社《今日批判理論》叢書，2009年。）在當前全球金融危機的背景下，第三代批判理論家多年來倡導的平等正義的理念無疑將與傳統(tǒng)社會主義爭取經(jīng)濟社會平等的思想相連接，共同為人民反抗新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爭取公正的經(jīng)濟分配、文化承認和政治平等的正義斗爭提供理論武器，從而在客觀上為當代馬克思主義的發(fā)展創(chuàng)造更為廣闊的新空間。

　　 第三，就批判理論與西方其他知識左派的關系而言，第三代批判理論家圍繞承認的這場理論爭論在理論上恢復了維科(Giambattista Vico)以來的社會科學、尤其是從馬克思到早期法蘭克福學派的社會科學“宏大敘事”的傳統(tǒng)，建立了他們關于總體的資本主義社會批判理論，從而實現(xiàn)了對西方左派主流的“后社會主義”的重大超越。以弗雷澤和霍耐特為代表的第三代批判理論家不拒絕后結構主義的解構方法，但否定后現(xiàn)代主義理論將社會科學瑣屑化、淺薄化和徹底去總體化。正如弗雷澤和霍耐特在他們合著的《再分配，還是承認？一個政治哲學對話》一書的導言中共同指出的，他們共享的意識是“那種把通常是不連貫的道德哲學、社會理論和政治分析諸層面連接在一個資本主義社會批判理論之中的雄心”�！拔覀儍扇硕伎释�建立資本主義社會的‘總體性’理論。因此，我們拒絕將‘宏大理論’歸類為認知上的謬誤和政治上的背離的那種觀點�！� 【南茜•弗雷澤、阿克塞爾•霍耐特：《再分配，還是承認？一個政治哲學對話》（導言），本書周穗明譯中文版見上海人民出版社“今日西方批判理論叢書”，2009年。】他們在一個全球化的時代，重鑄了被后現(xiàn)代時尚一度“解構”了的總體性的資本主義理論。從某種意義上說，第三代批判理論以其社會批判的宏觀框架，拓展并深化了當代西方政治哲學的討論，引領了當代西方左派正義理論和民主理論的發(fā)展，對一個時期以來在后現(xiàn)代虛無主義潮流下的社會理論微觀化傾向，是一次成功的反撥。由此，第三代批判理論家在“后社會主義”對總體性思想“普遍退出”之際，扭轉(zhuǎn)了80年代中后期以來統(tǒng)攝在拉克勞（Ernesto Laclau）和墨菲（Chantal Mouffe）的話語霸權之下的西方新馬克思主義左派的戰(zhàn)略思考，實現(xiàn)了對其“激進的和多元的民主”的“后社會主義”政治方案即戰(zhàn)略的總體超越�！緟⒁奫英]E.拉克勞、C.墨菲：《領導權與社會主義策略——走向激進民主政治》，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關于承認的爭論，全面展示了第三代批判理論的面貎，(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也給予我們一些重要的啟示。

　　 例如，第三代批判理論對當代西方后現(xiàn)代化悖論的解讀，揭示了全球化時代的新矛盾，提請我們重視現(xiàn)代化發(fā)展中的各種新的社會矛盾和沖突及其解決方式。

　　 弗雷澤等人的正義理論，指出了全球化資本主義時代西方國家內(nèi)部和國際范圍的新的兩極分化，全面分析了當代的階級斗爭、文化矛盾和政治沖突，尤其突出了當代資本主義矛盾的新特點，強調(diào)了關于性、種族劃分、兩性關系、宗教和語言的不公正等結構性的壓迫和集體身份。這種對“同一性”的抵制本身包含了西方左派的抗爭姿態(tài)和未來許諾的信息。他們對當代西方社會矛盾的深切關注，有助于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發(fā)展西方民主，推動公平分配，促進社會平等。

　　 批判學派第三代對公平分配、文化平等、社會團結、政治代表權、平等尊重等概念的詮釋，增添了我們對正義理念的現(xiàn)代理解。新一代批判理論家倡導的正義理念，對于我們解決現(xiàn)代化發(fā)展中的矛盾和問題，促進社會關系的平等和諧，將起到積極的作用。

　　 又如，第三代批判理論家對資本主義全球化背景下社會苦難和受侮辱狀況的高度敏感和深切關懷，對新社會主義正義理想的追求，以規(guī)范理論的方式表達了一種崇高的政治倫理，對于我們矯正現(xiàn)代化帶來的負面道德效應具有正面建設作用。也許西方批判理論家的批判尚未深刻抵達資本主義謀求利潤最大化的固有制度邏輯，也許其批判方式仍然執(zhí)著于規(guī)范而顯得過于學究氣，但是他們的理論有一種正義的道德力量，表達了對人類解放的熱烈情懷。這種道德力量、尤其是其中公平正義的政治倫理，對于匡正社會道德失序、政治倫理失范，有非常強烈的矯治意義，因此，對于我國建設政治文明、社會文明也是一種有正面意義的良性的理論和精神資源。

　　（作者工作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責任編輯：王喆）

　　原載《世界哲學》200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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