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英九2008年底出席「中華民國憲法學會」年度會員大會，除頒發(fā)獎狀給2008模擬憲法法庭辯論比賽暨憲法論文徵選比賽得獎人外，并針對憲政改革、總統(tǒng)在憲法中的職權分際、兩岸關系暨集會游行法與憲法人權等議題發(fā)表重要談話，全文如下：

　　今天非常榮幸應邀參加「中華民國憲法學會」的會員大會，一方面是以總統(tǒng)身分應邀出席，另方面我也擔任多年的常務理事，雖不常參加學術活動，但不論擔任何種職務都努力保護憲法尊嚴�！钢腥A民國憲法學會」是憲法學界重要的組織之一，剛才頒獎看到這么多年輕的憲法學者與學生，愿就憲法內(nèi)涵與精神及其他行政措施或法律是否違憲的議題戮力以赴，進行研究，個人感到十分欣慰。

　　中華民國建國97年，行憲已達60年，盡管時間不短，但行憲后國家遭逢重大變故，國民大會于第二年即制訂「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實施戒嚴，導致中央民意代表無法定期改選、省及直轄市首長無法民選，因此有相當長時間憲政運作處于不正常狀態(tài)。民國76年解除戒嚴，直至民國80年開始修憲，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同時進行第1次修憲，之后歷經(jīng)7次修改，使國家憲政回歸常態(tài)。在此過程中，非常感謝歷任大法官在釋憲時用心維護憲法精神，讓憲法在實施過程中，解決許多民眾所關切的各項議題。

　　剛才主持人也提到，個人對大法官釋憲非常關心，其中包括392及419號解釋，都曾參與相關的研究與規(guī)劃，319號解釋我還親自出席，進行兩次言詞辯論，所以說對于憲法的發(fā)展，我一直非常關心。

　　臺灣盡管行憲60年，但早期憲法實施并未完全落實，完全落實是近10年的事。臺灣的民主包括國會改組、總統(tǒng)民選、許多違憲法律被宣告刪除或修正，都代表臺灣已進入了不同的時代。今年3月22日總統(tǒng)大選結(jié)束，美國布�？偨y(tǒng)在賀電中提到「臺灣是亞洲與世界民主的燈塔」，當時我內(nèi)心非常感動，因為這是中華民族以及全世界華人邁向憲政民主的重要里程碑。

　　今天希望就四項議題表達個人的看法：第一、要不要進行憲政改造；
第二、總統(tǒng)在憲法中角色的分際；
第三、兩岸關系與互不否認；
第四、集會游行與憲法人權。

　　首先有關憲改的問題，我在去年7月15日競選時在梨山發(fā)表政治改革宣言時提及，現(xiàn)行憲法并不完美，但也不是不能修訂，在過去17年已修改7次，最后一次是3年前，將立法委員席次減半、采取單一選區(qū)兩票制，實施至今不到3年，立委改選不滿1年，因此，現(xiàn)階段遵憲、行憲應重于修憲。尤其是中央政府體制需要一段時間充分運作，才能有效觀察應興應革之處，因此個人提出上任后兩年為觀察時間，并在兩年后根據(jù)運作情況與主流民意決定是否成立相關小組，就憲法修正問題廣泛交換意見。

　　其次是，在憲法三權體制下，總統(tǒng)職權行使應有的分際問題。一般而言，中華民國的政治體制，被稱為「雙首長制」或「半總統(tǒng)制」，最近中研院政治學籌備處曾召開有關「半總統(tǒng)制」研討會，世界各國的與會學者專家也到總統(tǒng)府來與我交換意見。有趣的是，他們研究這么多年，還是問我跟行政院長如何分工？這當然是全世界采行雙首長制國家所共同面對的問題，而在就任初期，我也提出第一線與第二線的問題，受到許多討論與批評。

　　依據(jù)雙首長制的精神，我是直選產(chǎn)生，面對人民，我當然是站在第一線，但憲法規(guī)定行政部門需面對立法院，則我當然是站在第二線，并不是個人高不高興的問題，而是根據(jù)民主政治與憲法的規(guī)定。憲法第387號解釋，特別提到「民意政治」與「責任政治」是民主政治的精神。該號解釋是有關行政院長于立委改選后是否提出辭職的問題。

　　我說我站在第一線，是因為我是直選產(chǎn)生，做了許多政見的承諾，而民眾投票給我，應該是支持并關心我會不會實現(xiàn)這些承諾，所以基于「責任政治」與「民意政治」的倫理，我必須站在第一線去實現(xiàn)這些承諾。此外，憲法也規(guī)定，行政院是全國最高行政機關，對立法院負責，所以政府的日常工作，例如行政院會我不出席，而是指派副秘書長或局長列席，因此日常政務是由行政院推動，到立法院報告或備詢，則是行政院長的職責，這點是非常清楚的。因此，總統(tǒng)與行政院長都是首長，都能對國家政務表達意見與關心，但在行使過程中必須有所分工。

　　此外，「政黨政治」在雙首長制國家非常重要。過去所提到的政黨，都是指人民不分種族、性別、黨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或是法官超出黨派獨立審判，但正式提到政黨，則是80年修憲后，把政黨的解散納入憲法增修條文第5條，是第一次政黨以現(xiàn)代政黨的身分制憲，并取得準憲法機關的角色，因此現(xiàn)在不避諱談政黨在政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而在雙首長制中，黨政一定要有分際，但黨政也不可能分離，如何分工合作使得雙首長制運作更為順暢，是所有雙首長制國家所面對的重要課題。因此，這段時間我也非常努力做好與政黨的關系，讓政黨能在雙首長制中扮演建設性的角色。

　　第三，有關兩岸關系。兩個禮拜前大陸海協(xié)會會長來訪引起許多爭議。我必須強調(diào)，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存在已超過97年，這一點無可置疑，沒有任何人可以減損這個地位。臺灣已經(jīng)完全民主化，選自己的總統(tǒng)、國會、管理自己的事務，所以如臺灣的前途等議題，當然要由全臺灣2300萬人來決定。

　　至于要如何定位兩岸關系，相信在座有少數(shù)人在十多年前曾協(xié)助訂定憲法增修條文處理兩岸關系，在增修條文第11條中規(guī)定，自由地區(qū)與大陸地區(qū)間人民權利義務關系及其他事項得以法律為特別之規(guī)定，這是因為國家遭逢重大變故，在憲法規(guī)定的國土上出現(xiàn)另外一個統(tǒng)治當局，因此憲法必須做調(diào)整，才能有效執(zhí)行法律，后來制定「兩岸人民關系條例」，全名為「臺灣地區(qū)與大陸地區(qū)人民關系條例」，很清楚區(qū)分主權與統(tǒng)治權，臺灣地區(qū)的定義是「臺灣、澎湖、金門、馬祖及中華民國統(tǒng)治權所及的其他地區(qū)」，大陸地區(qū)的定義是「臺灣地區(qū)以外的中華民國領土」。

　　在場許多留學德國的人都知道，德國人對類似問題也花費許多精神去處理。60年代社會黨的布朗德主張東進政策與東德和解，導致1972年雙方簽訂「基礎關系協(xié)定」，對雙方領土相互承認，但對主權則采取統(tǒng)治高權的做法，雙方相互承認對方的統(tǒng)治高權，以臺灣來說，就是兩岸人民關系條例第二條中的統(tǒng)治權，德國同樣的將主權與統(tǒng)治權加以區(qū)分，用此方式來解決法律上與政治上的困擾，在「基礎關系協(xié)定」簽訂后，兩德分別加入聯(lián)合國，在國際間互不代表對方。但這期間也有憲法背景，兩德當年都在1949年制憲，時間相隔很近，沒有一個是以全德國作為制憲的基礎，與中華民國不一樣，我們在制憲時內(nèi)戰(zhàn)尚未發(fā)生，中華民國政府仍然統(tǒng)治中國大陸。

　　綜上可見，此一類型態(tài)的國家要處理這些事務并非易事。而臺灣現(xiàn)在所采取的方式及定位，是從民國80年制定迄今17年，其中經(jīng)歷了3位總統(tǒng)、2次政黨輪替都沒有任何改變，「兩岸人民關系條例」修正了10次也都沒有改變，所以實際上是我們在法律上的基本定位。此一定位，也符合我長期以來所主張的兩岸交往必須「對等」與「尊嚴」，同時與「以臺灣為主，對人民有利」的原則也不沖突。

　　過去在終止動員戡亂時期，海峽兩岸不但相互不承認，而且是相互否認。大家都記得早期臺灣稱大陸為「匪幫」或「共匪」，對方稱我為「蔣幫」，當時是相互否認的年代。1996年當時的李前總統(tǒng)任內(nèi)，統(tǒng)一規(guī)定稱大陸為「中共當局」或「大陸當局」，雙方在實際上進入一種相互不否認的階段，也唯有用「互不否認」的原則，才能讓兩岸進行必要的和解，才能真正進行促進和平與繁榮的互動。所以我在海協(xié)會會長來臺前，把這次活動定位為「正視現(xiàn)實，互不否認，為民興利，兩岸和平」，沒有這樣一個框架，兩岸將來運作會非常困難。

　　記得在尚未終止動員戡亂時，執(zhí)行走私查緝非常困難，因為懲治走私條例規(guī)定是由國外進口，但由福建走私來的私梟表示，不是要貨暢其流嗎？因此福建到臺灣的貨物怎么算走私呢？之后特別將該法第11條加上「之一」，才能讓走私行為變成違法。因此，我們必須要有一套新的法制，這也是剛才所說憲法增修條文第11條制訂的背景。目前的法律讓政府在治權所及的區(qū)域執(zhí)行法律，而在治權所不及的地區(qū)，刑事法律比照刑法總則規(guī)定，而民事法律則比照涉外民事的相關原則處理，因此兩岸關系條例由29至41條對于婚姻、收養(yǎng)及契約等都有明確的規(guī)定。

　　最后要談的是集會游行與憲法的問題，各位都知道集會游行法也是在70年代那一波大改革所完成，尤其是在民國76年解除戒嚴以后，民國77年制訂集會游行法。當初制訂的時候，因為解嚴才剛開始，大家對于社會秩序的關切比較深刻，所以管制比較嚴格，因此在民國80年代就有人提請釋憲，大法官也作成了445號的解釋，把認為違憲的部份通通改掉了，包括警察在審查時不能審查集會游行的內(nèi)容，只能審查時間地點，也就是只能審查方式，不能審查內(nèi)容，如果審查內(nèi)容，就構成對于表現(xiàn)自由的侵犯，等于超過了憲法第23條的必要性。但是另一方面，他們也認為集會游行法采取的是許可制，但把它定位為準則主義的許可制，簡單講就是嚴格許可制，因為該法第11條規(guī)定了原則許可，例外不許可，但是大法官也認為例外不許可的理由太不具體，希望把它改成有明顯的事實，譬如一個美國最高法院判例所講的「明顯而有立即的危險」，才能夠不許可。正因如此，在過去21年時間，集會游行法不許可的比例大概是百分之0.23左右，但有百分之99.7均許可了。

　　今天談這個問題還有一個背景，我擔任臺北市長時曾遇過幾次大型的游行，因此深刻感覺哪些條文與保障人權有關，哪些條文跟維持秩序有關，同時也深刻感覺到集會游行法第26條有關比例原則的規(guī)定，非常重要。我的感覺是，不管采取那個制度，最重要的是建立一個警民合作與高度自制的觀念及期待。各位都知道大法官在445號解釋提到，集會游行在全世界有非審制、報備制跟許可制，非審制是事后的，報備制是德國目前所采行的，不但是事前而且全部要報備，不但是強制的而且警察也保留了禁止之權，所以在實務上它與我們現(xiàn)在采取的嚴格許可及例外不許可，在寬延方面相距不大，可是為什么我當了八年臺北市長，處理過大大小小十幾次大型游行，還是主張應該采取報備制呢？主要因為它可以減少警察做行政處分的需求，同時也能夠讓外界更了解、更愿意去建立我剛才所說的警民合作與高度自制。

　　民主政治不是暴民政治，它必須是一種有組織、有紀律的民主，同樣的自由與權利的行使過程中也要有責任，而群眾活動是一種隱責性很高的活動，在人群根本無法找出丟石頭與汽油彈的人，在此情況下，讓維持秩序的單位有若干權限，大法官并不認為有違反憲法第23條的范圍，這也是為何445號解釋對某一些大家認為好像有問題的條文，大法官并未認為違憲，包括禁制區(qū)，德國的游行法也有類似規(guī)定。而對警察可以解散集會游行、采取刑責，大法官也認為并不違憲，當然大法官不認為違憲的，立法機關要修也不是不可以，因此這些條文都可以討論，現(xiàn)在立法院內(nèi)政委員會已經(jīng)準備在這個月內(nèi)召開公聽會，邀請在自由廣場靜坐的學生參加。

　　我剛才講，個人支持許可制改為報備制。但自從1106圍城游行后，社會的氛圍對這點有很大保留，有好幾個民意調(diào)查清楚顯示，有2比1反對改制，這也是我一直強調(diào)的，關鍵不在「報備」而是「暴力」，因為出現(xiàn)了暴力，所以使民眾對改革轉(zhuǎn)趨保守。當我們還是在野黨時，我就贊成改為報備制，現(xiàn)在執(zhí)政仍然贊成，我一路走來，始終如一，我不會因換了位置就換了腦袋，我贊成改，但在過程中作為一個民主社會的一份子，我愿意聽不同的聲音，如果有民眾提出很強的理由認為該做某些調(diào)整，我覺得我們應該讓立法院有充分討論的空間。民主社會最可貴的地方就是尊重與包容多元，沒有那一個人的意見可以主宰一切，所以我非常希望關心此一議題的人都以立法院作為舞臺，共同檢討出一個適合臺灣社會的集會游行法。

　　當然也有人主張廢除集會游行法，就這個題目，制訂法律基本上并未違憲，但我要跟各位報告，集會游行，集會是表現(xiàn)自由，游行也是，但是我必須指出，社會長期以來有一種誤解，把集會游行與示威相提并論，示威隱含恐嚇的味道，因為誤解所以群眾在上街時認為，沒有示威似乎無法達到游行的效果，但不是這樣的，游行與集會都是表現(xiàn)的自由，把意見表達出來爭取大家的支持，以期在眾多媒體之外，以這種方式來表達意見而已，并不是要去恐嚇別人，更不能帶著武器作勢欲打，這是不可以的，若大家無法把道理弄清楚，認為一旦去游行就是要示威，去嚇別人，這是很危險的。也因此社會上更多人不敢贊成改為報備制，所以我認為這個觀念一定要改過來，我剛才也提到要警民合作與高度自制的道理，若無法辦到，真的會讓人民不放心。目前的統(tǒng)計百分之99以上的游行都許可的，因此希望大家能和衷共濟，共同討論出一個適合臺灣社會的集游法。

　　我再次強調(diào)，我支持改制，希望能夠減少不必要的干預，但一定要有共識，才能變成法律。過去我在擔任臺北市長期間，已將集游法操作到與報備制沒差別了，操作到24小時都能集會游行，操作到要在市府樓下反馬的都準，雖然他講的我都不同意，但我仍然誓死保護他講這些話的權利，這是政府應該要做的，而我也做到了。臺北市的集會游行相較臺灣其他地區(qū)更為自由，不會因某種形式或某一黨派而不準，這是不可以的，時間、地點、方式可以討論，但內(nèi)容是不用討論的。以上是我對憲改、總統(tǒng)角色分際、兩岸關系定位及集會游行與憲法人權等四個問題的淺見。

　　我并非憲法專家，也沒發(fā)表過論文，但有一點非常重要，520我宣誓就職，第一個承諾就是「余必遵守憲法」，所以我與大法官一樣有義務維護憲法尊嚴、貫徹憲法精神。

　　最后，希望本會會務昌隆，各位工作順利。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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