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注】本文是作者自2003年起所作的“西方知識界重要事件綜述”系列年度報告之一，原載《學�！�2009年第1期。

　　金融危機下的新“終結論”

　　2008年的金融危機如海嘯般從美國波及全球，對西方思想界也產(chǎn)生了強烈的沖擊，各種新的“終結論”席卷而來：新自由主義的破產(chǎn)、“美國世紀”與全球化的終結、資本主義體系正在走向滅亡……由此，一場思想爭論的風暴正在興起。無論是倍感興奮還是心懷憂慮，許多歐美知識分子都試圖探討這場危機更深層的意義：它是否暴露出資本主義社會內(nèi)在的根本矛盾？是否預示著某種歷史巨變的來臨？

　　Joseph E. Stiglitz（哥倫比亞大學教授、2001年諾貝爾經(jīng)濟學獎得主）在7月發(fā)表《新自由主義的終結？》一文[1]被廣泛轉載，他批評指出“市場原教旨主義的辯護者力圖將對市場失靈的譴責轉向政府的失誤”，但新自由主義在經(jīng)濟與政治上造成的危害是明確無疑的。Stiglitz斷言，“新自由主義的市場原教旨主義一直是為特定利益服務的一種政治教條，它從未受到經(jīng)濟學理論的支持，也沒有獲得歷史經(jīng)驗的支持。”美國《新聞周刊》在10月發(fā)表Jacob Weisberg（著名網(wǎng)站Slate主編）的文章[2]，宣告“自由放任主義的終結”。作者指出，自由放任主義（libertarianism）的辯解者給出了種種復雜的解釋，卻回避了一個更簡潔、更有說服力的解釋：那就是金融崩潰證明了其意識形態(tài)的失敗。自由放任主義者在思想上是幼稚的，他們難以接受市場可能是非理性的、可能會誤判風險、可能會錯置資源。他們看不到金融體系如果沒有強勁的政府看管和實際干預，那就是在制作“災難的處方”。Weisberg聲稱，自由放任主義“破產(chǎn)了，而這一次將不會有救”。然而，著名學者Richard A. Epstein（胡佛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芝加哥大學法學教授）持有不同觀點，他在《福布斯》網(wǎng)站發(fā)表回應文章[3]，認為Weisberg對自由放任主義的批評是粗糙的，完全無視其精微之處。他試圖澄清，堅持“有限政府”的自由放任主義者并不是無政府主義者，他們不僅強調市場競爭的好處，也深知非對稱信息、公共產(chǎn)品以及囚徒困境所造成的挑戰(zhàn)。困難的問題不是要不要政府管制，而是什么樣的管制才是適當?shù)�。Epstein認為，Weisberg的指控過分強調了市場失靈，卻低估了政府失靈。

　　對于資本主義未來前景的判斷，Edmund S. Phelps（哥倫比亞大學資本主義與社會研究中心主任、2006年諾貝爾經(jīng)濟學獎得主）顯得更為謹慎。他在《資本主義會有前途嗎？》一文[4]中分析指出，人們在談論“資本主義的終結”時，似乎忘記了它曾經(jīng)歷過的歷史危機，而在1980年代才開始在少數(shù)國家復蘇。對許多歐洲人來說，資本主義被簡單地看作放任的“自由市場”，但資本主義意味著開放與徹底創(chuàng)新。的確，“資本主義造成了破壞和不確定性。但我們不應該忽視這枚硬幣的另一面”。資本主義在激發(fā)企業(yè)家創(chuàng)新和消費者熱情的方面是獨一無二的，而其最大的成就在于將工作轉變?yōu)樘魬?zhàn)、解決問題、探索和發(fā)現(xiàn)。盡管2008年對世界經(jīng)濟充滿挑戰(zhàn)，Phelps相信“對那些重視創(chuàng)新的國家，明智的建議是保持資本主義”。

　　新的“終結論”熱潮究竟意味著什么？或許把握了深刻的歷史動向，或許（如20年前的“歷史終結論”一樣）不過是過眼云煙的喧嘩。在過去一個半世紀中，資本主義滅亡的喪鐘曾幾度敲響，這一次會不同于以往嗎？也許，一切宣告“終結”的論斷現(xiàn)在仍然為時尚早而失之草率。但無論如何，金融危機再度發(fā)出了強有力的警告：“自由市場經(jīng)濟”必須考慮自由的限度及其政治與社會后果。正如哈貝馬斯在11月接受德國《時代》周報記者采訪時所指出的那樣，“我的希望是，新自由主義議程不再因其表面價值被接受，而是會被懸置起來。讓生活世界聽命于市場指令的整個方案要接受嚴密的審查�！盵5]

　　　　奧巴馬的意義

　　　　奧巴馬（Barack Huseein Obama）角逐2008年美國總統(tǒng)大選并最終獲勝，成為當年傳媒的一個焦點，也引起了知識界的熱烈反響�！都~約時報》發(fā)表評論文章指出，這場大選更深層的意義在于恢復美國人民的自尊。八年以來，美國理想的崇高語詞被拙劣無能的政治掏空了意義，這導致了恐懼與失落，也剝奪了美國人的自尊。而奧巴自始至終都在努力喚起美國人的信心和希望。奧巴馬的勝利來自“理念的力量”：美國能夠比過去更好，美國能夠超越9·11之后的憤怒與恐懼。只要相信美國人民基本的正派、文明和判斷力，那么就能夠鑄造新的政治并且獲勝。[6]著名左翼學者Alan Wolfe（波士頓學院政治學教授）在《新共和》發(fā)表文章，認為奧巴馬的勝選開啟了“美國政治歷史的新篇章”——不僅標志著爭取種族平等的斗爭走向勝利，而且終結了某些共和黨政客煽動的“兩極化政治”和文化戰(zhàn)爭。[7]美國作家Marie Arana在《華盛頓郵報》撰文指出，傳媒大肆渲染“奧巴馬是美國第一位黑人總統(tǒng)”，這不僅是不確切的說法而是誤導性的。在她看來，奧巴馬是第一位“雙種族的”和“二元文化的”（biracial and bicultural）總統(tǒng)，而這具有更重要的意義：他是種族之間的橋梁，是寬容的象征，是必須拋棄“嚴格種族分類”的信號。[8]哈佛大學法學教授Laurence Tribe曾是奧巴馬的老師。他自己在1960年代經(jīng)歷了對民主政治的激情與幻滅，而40年之后又在奧巴馬身上看到了民主政治的新希望。[9]

　　左翼刊物《異議》在大選結束不久組織專題討論，十多位學者發(fā)表評論。[10]著名哲學家查爾斯·泰勒分享著人們的歡慶喜悅，因為“我們避免了民主之精華被民主手段所掏空的那種恐怖局面”。但他同時告誡人們，每當不可想象的新事務要成為現(xiàn)實，其反對力量將會更為猖獗地予以抗拒。因此我們必須提防“松懈”的誘惑——這也是奧巴馬在勝選當晚的演講之深意所在。在Michael Walzer（《異議》主編）看來，奧巴馬無疑是“魅力型”人物，但要實現(xiàn)其政治抱負僅有魅力是不夠的。Walzer認為，奧巴馬的政治訴求具有內(nèi)在的緊張：一方面他反對黨派分裂、倡導團結，另一方面他主張的政策具有激進左翼的傾向。這可能迫使他不得不變得更為激進，或許需要通過（1930年代和1960年代的）社會運動模式來尋求廣泛的支持。他相信，在這個潛在的政治轉型時刻，左翼知識分子是大有可為的。

　　自由市場與道德腐敗

　　在過去10多年中，市場經(jīng)濟及其對人們的習慣、信仰與制度的全球性影響已經(jīng)受到廣泛關注，而最近的金融危機使這一問題變得更為迫切。以雄厚資金贊助科學與宗教問題研究而聞名的坦普爾頓（John Templeton）基金會，今年將其“大問題”（The Big Questions）系列論壇聚焦于市場與道德的關系問題，邀請13位著名學者和公共人物就“自由市場會侵蝕道德品格嗎？”這一問題各抒己見，匯編為一部30頁的文集在秋季發(fā)布。[11]隨后，又在倫敦舉辦了相關的研討會，引起熱烈的反響。就基本傾向而言，絕大多數(shù)作者為自由市場做了道德上的辯護，或者有所保留的辯護。當然，重要的不是他們的立場，而是各自的論述。

　　Bernard-Henri Lévy（法國哲學家、著名公共知識分子）以他慣用的曲折筆法做出回應。他首先指出，那種以金錢和物質主義作為衡量萬物的標準、免除了所有規(guī)則而只是被貪婪所支配的自由市場，當然會敗壞我們的靈魂。歷史上許多哲學家和宗教思想家都表達過類似的觀點。但轉而指出，需要警覺的是，這也是每個時代的法西斯主義和其它極權主義的一個核心論題。因此，這個問題實際上要比表面上看起來復雜得多。我們不能（決不能）將“市場就是并只能是腐敗的”看作是一個確定的真理。首先，如果市場是腐敗的，那么各種對市場的否定也絕對是腐敗的。其次，如果這些腐敗必須被劃分等級，那么通過否定市場而生成的法西斯主義、極權主義的腐敗則明顯地更為深重和致命、更加無可挽回。最后，自由市場仍然保有一種促進社會化和相互承認的因素，這也是與腐敗對立的因素。他的結論是，自由市場并不侵蝕道德，相反會強化人們的道德防衛(wèi)，但前提條件是，必須服從規(guī)則和拒絕那種不受馴服的資本主義的誘惑。

　　Jagdish Bhagwati（哥倫比亞大學經(jīng)濟學與法學教授）是經(jīng)濟全球化的堅定辯護者，他認為全球化的自由經(jīng)濟不僅創(chuàng)造了財富的擴展蔓延，而且在倫理上具有積極意義，增進了人們的道德品格。首先，改變貧困本身就具有倫理意義，其次，全球化在男女平等、兒童就學方面具有正面的效果。最后，他用世界各地對中國汶川大地震的強烈反應這一事例表明：全球化在原本遙遠而陌生的人們之間建立了感情紐帶，人們因此而更多地傾向于彼此關懷和同情。

　　John Gray（倫敦經(jīng)濟學院榮休教授）認為，自由市場一方面侵蝕了某些傳統(tǒng)美德，但在另一些方面增進了新的道德（尤其是個人的自由選擇）。在總體上的利弊判斷與文化相關，取決于一個人對“良善生活”的想象。Gray指出，沒有任何一種經(jīng)濟體系能夠促進所有類別的道德，因此不能以理想模式作為評價標準，而要比較各種現(xiàn)實可行的經(jīng)濟體系，它們各自所張揚的道德品格各有不同。自由市場存在道德危險，這一事實并不意味著其它經(jīng)濟體系能做得更好。實踐中的計劃經(jīng)濟更嚴重地瓦解了道德。因此，真正的選擇并不是在自由市場和中央計劃這兩種抽象的模式之間抉擇，也不是選擇市場與管制的某種特定的混合，而是在不同的歷史狀況下，選擇不同的混合。但無論如何，一種現(xiàn)代市場經(jīng)濟不能置道德問題于不顧。

　　旅美中國學者何清漣認為，計劃經(jīng)濟的系統(tǒng)性失敗不只是經(jīng)濟的，也是道德和政治上的災難。自由市場不是完美的體系，但其道德缺陷來自于市場參與者的行動與動機，而不是其制度設計本身。因為價值與商業(yè)倫理影響著經(jīng)濟行動者的行為。我們不應將社會經(jīng)濟活動的道德評判混同與對市場規(guī)則的道德評判。如果要分析市場與道德的因果關系，必須使用一個狹義的市場概念。明顯的事實是：不同文化環(huán)境下，市場經(jīng)濟表現(xiàn)出不同的道德水平。而目前中國發(fā)展中的非道德化傾向與其說是市場規(guī)則本身造成的，不如說是其它的文化與社會條件的結果。

　　Michael Walzer（著名政治哲學家、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終身研究員）指出，民主政治與自由市場都會產(chǎn)生巨大的競爭壓力，人們在這種壓力下都可能無視行為規(guī)則并為此辯解，從而侵蝕道德品格（從“水門事件”到“安然公司丑聞”都證實了這一點）。但競爭也會促進合作、友誼、尊重和團結等美德。政治競爭和經(jīng)濟競爭一樣，都無法完全排除道德上的風險。但在西方國家，這兩種競爭表現(xiàn)出相當不同的道德狀況。目前公共生活最嚴重的腐敗不是來自政治領域，而是發(fā)生在經(jīng)濟領域。憲政民主成功地制止了最惡性的政治腐敗，因為公眾對政治精英具有高度的警覺，并能依靠制度化的機制不斷地與政治違規(guī)行為斗爭。但是，在目前的經(jīng)濟生活中，市場行為沒有受到類似的憲法制約。最近幾十年以來，經(jīng)濟精英的傲慢達到了驚人的地步，幾乎可以為所欲為。這樣一種不受約束的經(jīng)濟權力（正如阿克頓所指出的）當然會導致極度的腐敗。

　　1968激進運動：40周年的紀念與反思

　　1960年代是激進政治與文化反叛的狂飆時代，新左翼運動在1968年達到高潮，隨后開始走向衰落。在40年之后，歐美知識界與傳媒對1968年的紀念活動再度活躍。BBC第四臺推出系列紀錄片，從多個角度討論1968年運動。[12]其中4月30日播出的《1968：哲學家走上街頭》（1968: Philosophy in the Streets）采訪了Alain Badiou、Étienne Balibar、Simon Critchley和Slavoj Zizek等著名左翼學者，回顧“五月風暴”期間哲學家如何走出象牙塔參與運動，思想革命的風潮從巴黎傳向世界。6月19-22日在芝加哥召開的“2008社會主義大會”（Socialism 2008）上，來自世界各地的左翼活動家熱烈討論如何繼承1968年的革命傳統(tǒng)，在當下的資本主義危機中復興社會主義的政治運動。[13]

　　2008年春季號的《異議》推出“1968專題討論”[14]，邀請10位著名左翼作家和知識分子探討1968年的遺產(chǎn)。Robin Blackburn（《新左派評論》前主編、紐約社會研究新校教授）指出，(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當時的運動雖然遭到挫敗，但表面上獲勝的反動勢力（戴高樂、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已經(jīng)成為行尸走肉。而“變革精神的覺醒”作為1968年的重要遺產(chǎn)留存下來。今天與40年之前的不同之處在于，當年高喊的“革命”實際上意味著“變革”，而今天呼呼“變革”的力量可能會讓正義立于世界之巔。Michael Kazin（喬治敦大學教授）認為，在美國68年后的左翼力量基本掌控了好萊塢和大學這兩大堡壘，通過教育界和傳媒，對公共文化產(chǎn)生了巨大沖擊，最近的美國總統(tǒng)大選反映了這種影響。Mitchell Cohen（《異議》共同主編）通過對運動歷史的反思，主張當代左翼要學著同時成為“六八年一代”和“妥協(xié)的社會民主派”，這意味著結合抗議性的社會運動和制度性的民主參與，來推動進步的政治事業(yè)。Michael Walzer（《異議》共同主編）指出，左派在今天與40年前面對一個同樣的挑戰(zhàn)，那就是如何“堅持反潮流的觀點且同時與人民大眾保持聯(lián)系”。他認為正確的戰(zhàn)略是著眼于日常政策問題。而Ralf Fuecks（德國綠黨前主席）也認為，在日常實踐中發(fā)現(xiàn)政治，從內(nèi)部和底層著手切實改善社會，也是1968年的重要遺產(chǎn)。

　　“1968年的意義”之所以一言難盡，因為這場運動從來不是統(tǒng)一同質的現(xiàn)象，而具有多樣復雜的面向，在世界范圍也存在地域的差異。1968年的教訓和成就同樣明顯。一方面，這場革命并沒有如其所愿地根本改變資本主義世界的政治和經(jīng)濟制度，甚至在1968年之后出現(xiàn)了保守主義勢力的強勁回潮，主導了40年來的西方政治和經(jīng)濟生活。另一方面，“六八年一代”在文化變革方面獲得了巨大成就，始終在公共領域的民主辯論中發(fā)出“批判性的異見”，在種族、人權、社會正義與平等、女權、同性戀和身份認同等問題上改寫了主流價值觀念。

　　數(shù)碼時代的文化愚昧

　　最新一輪的技術革命（電腦、互聯(lián)網(wǎng)以及各種多媒體數(shù)碼通訊技術）與人類歷史上曾有過的科技突破一樣，正在改變我們的文化。但是，知識界對這場“文化范式轉換”造成的文化衰落卻一直存在憂慮。2008年出版的幾部著作則發(fā)出更為迫切警告：“E世代”的青年可能正在走向新的文化愚昧。這些著作引起廣泛而熱烈的討論。

　　美利堅大學語言學教授Naomi S. Baron的《總是開著：在線與移動世界中的語言》[15]，以長達十年的研究，揭示了網(wǎng)絡和短信文體對書寫語言的沖擊。數(shù)碼時代強化了年輕人對語言規(guī)范“無所謂”的態(tài)度，結果削弱了學生寫作正規(guī)文本的能力。而且，越來越多的人以“虛擬關系”代替直接交往，使人變得隔絕、專注于自我。而最有危害的是，由于“總是開著”（各種設備）而同時分心忙于多種事情，這種“一心多用”習慣減低了思維、反省和表達的品質。作者的告誡是，要學會“關掉”，而不要總是“開著”。知名作家Nicholas Carr的《大轉換：聯(lián)線世界，從愛迪生到谷歌》[16]是今年《華爾街日報》評選的暢銷書，《大西洋》月刊以“封面故事”推薦了他的相關文章《谷歌正在讓我們變得愚蠢嗎？》[17]。Carr的著作具有一種歷史視野，闡述每一次技術革命都對既有的文化方式產(chǎn)生了沖擊。他認為，互聯(lián)網(wǎng)正在給我們的大腦“重新布線”，讓我們適于“快速瀏覽”而不是持續(xù)的專注（認真閱讀、聽講或寫作長文）。我們在“谷歌”中喪失了專注和沉思，甚至沒有耐心讀完網(wǎng)絡上的長文章，更不用說書籍。Emory大學英語教授Mark Bauerlein的著作有一個駭人聽聞的書名：《最愚笨的一代：數(shù)碼世代如何麻痹了年輕的美國人并危及著我們的未來（或，不要相信任何30歲以下的人）》[18]。

作者以統(tǒng)計數(shù)據(jù)表明，目前美國大學生的整體素質下降：語言能力減弱、專注力喪失，學業(yè)規(guī)范淡薄而且知識貧乏。美國的年輕一代變得執(zhí)迷于同伴的娛樂和時尚。他們愚笨而無知，但自尊心卻很強，因此無法接受批評。作者認為，這是整個大眾文化與數(shù)碼技術合謀造成的結果。著名作家Susan Jacoby的《美國的無理性時代》[19]成為今年《紐約時報》評選的暢銷書，其主題延續(xù)了Richard Hofstadter在1963出版的經(jīng)典著作《美國生活中的反智主義》。Jacoby認為，當今美國的反智主義達到了史無前例的高峰，突出體現(xiàn)在對無知毫無羞恥感，并完全漠視理性和客觀真理。她的分析批判涉及到廣泛的政治與流行文化（包括庸俗化的大眾科學、追逐明星的媒體，“政治正確”的觀念，大學教學水準的衰落，原教旨主義以及道德相對主義等），其中也指出了新技術對反智主義文化起到的推波助瀾作用。針對這些討論，美國《高教紀事》連續(xù)兩期發(fā)表長篇評論文章《論愚蠢》[20]。作者指出，每一次技術革命都會有所喪失，年輕一代的“數(shù)碼原住民”正在適應新的“文化范式轉換”，這個過程會產(chǎn)生許多困擾，必須以有效的新教育方式（包括合理利用新技術和媒體）來對抗文化的衰敗。

　　關于《猶大福音》的爭論

　　近兩年來，關于《猶大福音》（The Gospel of Judas）的翻譯和闡釋工作在西方學界、宗教界和公眾當中引起廣泛關注，也激發(fā)了熱烈的爭論。2008年5月《高教紀事》發(fā)表長篇采訪報道，詳細披露了關于《猶大福音》爭論的來龍去脈。[21]

　　《猶大福音》是一部失傳已久的古經(jīng)，目前這個抄本以古埃及的科普特文（Coptic）寫在莎草紙上，于1970年代末在埃及的洞穴中被一位農(nóng)夫發(fā)現(xiàn)。經(jīng)多種方法做年代測定，證實為公元280年（誤差±50年）的抄本。經(jīng)過多年的輾轉周折，最終被美國“國家地理學會”以及兩家基金會購買，獲得共同保存以及鑒定和研究的使用權（研究結束之后要歸還給埃及的博物館收藏）。國家地理學會組織了以Marvin Meyer教授為首的專家研究團隊，在2006年初完成了26頁（原文共有66頁）的修復、重組和翻譯工作，并在4月6日召開發(fā)布會，報告了他們翻譯研究成果，其令人震驚之處在于，完全改寫了以往的猶大形象以及他與耶穌的關系。根據(jù)他們對《猶大福音》的研究，猶大不是教會正統(tǒng)教義所描述的那個出賣耶穌的叛徒，而是耶穌忠實的門徒、親密的心腹和朋友。所謂“出賣”耶穌其實是耶穌授意所為。發(fā)布會立刻引起轟動，世界各大報刊傳媒競相報道，國家地理電視頻道還于4月9日播出了一部長達兩小時的紀錄片，收看觀眾多達400萬人，隨后研究小組成員出版的相關書籍也極為暢銷，由此引發(fā)了為猶大“平反昭雪”的熱潮。與此同時，許多教會人士紛紛出面告誡，《猶大福音》是異端的經(jīng)文，不足為信。

　　然而，平反熱潮和警告反駁似乎都過于匆忙了。因為那些所謂“異端”內(nèi)容可能并非《猶大福音》的文本原意，而是來自那個（被稱為“夢幻團隊”）專家小組在研究中的失誤和過度闡釋。一些宗教學家和圣經(jīng)學者開始質疑Meyer等人對文本翻譯和闡釋的權威性，其中Rice大學的圣經(jīng)學研究教授April DeConick提出了嚴厲了批評，指出在耶穌對猶太評價的關鍵段落中，Meyer等人的譯文甚至與文本原意完全相反。她在《紐約時報》上公開了她的鑒定和批評，引起同行之間的爭論。多數(shù)學者認為目前的譯文存在錯誤，但對于錯誤的性質和嚴重性尚有分歧。Meyer仍然在為自己辯護，但他的團隊內(nèi)部也出現(xiàn)了批評的聲音。無論如何，目前專業(yè)學者（包括Meyer本人和他團隊成員）都不再支持或者熱衷于所謂“英雄猶大的新發(fā)現(xiàn)”�！丢q大福音》所引發(fā)的熱烈喧嘩可能會慢慢平息。

　　2008年人文學科重要獎項

　　美國國會圖書館12月3日宣布，彼得·布朗（Peter Robert Lamont Brown）和羅米拉·塔帕（Romila Thapar）共同獲得2008年“約翰·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John W. Kluge Prize for Lifetime Achievement in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22]布朗1935年出生于愛爾蘭，在牛津大學獲得博士學位，目前是普林斯頓大學歷史系教授。他是一位卓越的教師和學者，能閱讀15種語言的文獻，早年受到法國年鑒學派的影響。他的研究開闊了學術界對晚期古代歷史的理解，重新書寫了地中海世界2世紀到11世紀的歷史，特別是對羅馬帝國的終結、基督教的出現(xiàn)以及伊斯蘭教在地中海地內(nèi)外的興起等方面的研究做出了杰出貢獻。塔帕現(xiàn)年77歲，是印度尼赫魯大學（Jawaharlal Nehru University）古印度史的榮休教授。她的學術研究通過細致考察印度文明兩千年的演進過程，探尋其歷史意識，從而開辟出關于印度文明的一種全新的更為多元的視野。對于這兩位歷史學家畢生的工作，國會圖書館的詹姆斯·比林頓評價說：“布朗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具文學性和可讀性的歷史學家之一，把基督教一千年間一些鮮為人知的魅力人物，活生生地呈現(xiàn)在我們面前……。塔帕則運用大量的遠古資源和各種語言，全面介紹著現(xiàn)代社會科學，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傳統(tǒng)印度文化的豐富性和多樣性�！笨唆敻癃動�2003年創(chuàng)立，由慈善家約翰·克魯格資助，美國國會圖書館組織評審。該獎專門針對諾貝爾獎沒有涵蓋的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并期望獲得與諾貝爾獎同等的聲譽與地位。布朗和塔帕是克魯格獎的第六和第七名獲獎者，他們分享了100萬美元的獎金。

　　2008年度坦普爾頓獎（Templeton Prize）授予72歲的波蘭宇宙學家、物理學家、哲學家及天主教牧師邁克爾·海勒（Michael Heller）。[23]兼具科學家與神學家雙重身份，海勒提出并始終關切的一個根本主題是：宇宙是否需要具有涵義？在其30部論著中，這個主題在相對論、量子力學、幾何學以及科學歷史等領域獲得充分展開。對于海勒的貢獻，小約翰·坦普爾頓說：“他的創(chuàng)造性工作顯示出，物理學、哲學與神學這三個人文領域能夠彼此關聯(lián)；
科學與宗教的相互影響可以取得豐碩的成果，卻不會對科學的自主性造成絲毫破壞�！焙＠斋@得了82萬英鎊（約160萬美元）的獎金。此獎是由約翰·坦普爾頓（John Templeton）于1972年創(chuàng)建，旨在鼓勵通過各種不同的方式來探索和擴展人對神性的感知，包括對愛、創(chuàng)造性、智慧、宗教等的研究，以促進科學與宗教之間的對話關系。去年的獲獎者是哲學家查爾斯·泰勒。

　　2008年度霍爾堡國際紀念獎（Holberg International Memorial Prize）授予美國杜克大學比較文學教授弗萊德里克·詹姆遜（Fredric R. Jameson），他獲得450萬挪威克朗（約75萬美元）的獎金。[24]頒獎辭贊譽他“對理解社會構成與文化形式的關系做出了杰出的貢獻”。詹姆遜是當代世界最重要和最有影響的文化理論家之一，也為中國學術界所熟知。他的許多著作被翻譯為中文出版，對于中國學者理解文化批判、馬克思主義和后現(xiàn)代主義理論發(fā)生了深遠的影響�；魻柋お勈桥餐�議會于2003年創(chuàng)立的，專門授予每年在人文、社科、法律和神學領域中一位成就最為杰出的學者。此前的獲獎者包括朱莉婭·克里斯蒂娃（2004年）、尤爾根·哈貝馬斯（2005年）、舍穆爾·艾森斯塔特和羅納德·德沃金（2007年）。

　　2008年辭世的學者與作家

　　被稱為“俄羅斯民族良心”的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Alexander Solzhenitsyn）于2008年8月3日辭世，享年89歲。從《伊凡·杰尼索維奇的一天》到《第一圈》、《癌癥病房》到驚世之作《古拉格群島》，這位始終持不同政見的作家揭露和抨擊了斯大林主義。這使他大半生都流亡異鄉(xiāng)。在美國的二十年間，索爾仁尼琴繼續(xù)記錄俄國革命歷程，著書《紅輪》。然而在他心中，美國并非自由的化身。在1978年哈佛大學畢業(yè)典禮的發(fā)言中，他對美國精神之脆弱性予以批判，指出美國人正在喪失勇氣和剛毅，而陷于鄙俗的物質主義泥沼。蘇聯(lián)解體后，他于75歲的高齡回到祖國俄羅斯；
2007年與普京會面，并獲得俄羅斯聯(lián)邦國家獎。

　　2008年2月27日，美國保守主義奠基人威廉·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病逝，終年82歲。1951年，年僅25歲時的巴克利就進入公眾視野，在耶魯大學建校250周年之際發(fā)表著作《上帝與耶魯人》（God and Man at Yale），批判自己的母校已經(jīng)背離其最初的教育使命，一時激起知識界的熱烈辯論。(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1955年，他創(chuàng)建了《國家評論》（National Review），使之成為20世紀美國保守派運動的重鎮(zhèn)。巴克利主張將傳統(tǒng)的美國政治保守主義與放任政策及“反/共/產(chǎn)/主/義”相融合，這一思想奠定了以前總統(tǒng)里根等為代表的現(xiàn)代美國保守主義的基礎。1991年，老布什將總統(tǒng)自由勛章授予巴克利。2004年，巴克利指出新保守派“高估了美國的力量與影響力”。

　　法國文學巨匠阿蘭·羅伯－格里耶（Alain Robbe-Grillet）于2月18日去世，享年85歲。羅伯－格里耶著有《橡皮》、《窺視者》、《嫉妒》等，以其“非正統(tǒng)敘事”聞名于世，被公認為1960年代“新小說派”的先驅人物。他的劇本創(chuàng)作《去年在馬里昂巴德》由法國新浪潮大師阿倫·雷奈拍成電影，獲得奧斯卡最佳原創(chuàng)劇本獎提名和威尼斯電影節(jié)金獅獎。此后，格里耶親自執(zhí)導電影，代表作有《不朽的女人》、《撒謊的男人》等。

　　約翰·萊昂納德（John Leonard），美國著名文學、影視及文化評論人，美國國家圖書評論終身成就獎獲得者，11月5日病逝，終年69歲。萊昂納德曾擔任《紐約時報書評》主編，為《新共和》、《華盛頓郵報》等報刊撰稿。他是首位向美國引介諾貝爾獎獲得者托妮·莫里森和加布里埃爾·馬奎斯的書評人。

　　12月24日圣誕前夜，美國著名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與世長辭，享年81歲。亨廷頓在紐約出生，16歲考入耶魯大學，1951年在哈佛大學獲得博士學位（當時還不到24歲）。從1950年開始，他開始在哈佛大學政治系任教，直到2007年榮休。亨廷頓的主要研究領域是美國政治，比較政治學和政治發(fā)展理論，發(fā)表了17部著作和90多篇學術論文。代表作包括：《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1968年）、《難以抉擇：發(fā)展中國家的政治參與》（1976年）、《第三波：20世紀晚期的民主化》（1991年）、《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1996年），以及《我們是誰？美國國家認同的挑戰(zhàn)》（2004年）。他的研究著述被廣泛引用也引起許多爭議。

　　同一天，哈羅德·品特（Harold Pinter）因患癌癥逝世，享年78歲。品特被認為是英國繼蕭伯納之后最重要的劇作家。他深受貝克特和尤奈斯庫的影響，是荒誕派戲劇的代表人物。早年曾就讀皇家藝術戲劇學院，27歲時發(fā)表處女作《房間》，引起關注。代表作包括《生日聚會》、《看門人》、《情人》、《回鄉(xiāng)》，以及電影劇作《法國中尉的女人》等。他的寫作具有高度獨創(chuàng)性，使得“品特式風格”（Pinteresque）一詞被收入正規(guī)英文詞典。瑞典皇家科學院2005年授予品特諾貝爾文學獎，在頒獎公告中贊譽“他的戲劇發(fā)現(xiàn)了在日常廢話掩蓋下的驚心動魄之處，并強行打開了壓抑者關閉的房間”。

　　【注釋】

　　[1] Joseph E. Stiglitz, "The End of Neo-liberalism?" (http://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stiglitz101).

　　[2] Jacob Weisberg, "The End of Libertarianism," Newsweek (28 October 2008).

　　[3] Richard A. Epstein, "The Libertarian: Strident and Wrong," Forbes.com (28 October 2008).

　　[4] Edmund S. Phelps, "Does Capitalism Have a Future?," The Guatemala Times (21 December 2008).

　　[5] "Life after Bankruptcy," interview conducted by Thomas Assheuer,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by Ciaran Cronin (http://www.signandsight.com/features/1798.html). Originally published as "Nach dem Bankrott" in Die Zeit (6 November 2008).

　　[6] Roger Cohen, "Perfecting the Union," The New York Times (5 November 2008).

　　[7] Alan Wolfe, "Dixie Shtick," The New Republic (19 November 2008).

　　[8] Marie Arana, "He"s Not Black," The Washington Post (30 November 2008); B01.

　　[9] Laurence H. Tribe, "Morning-After Pride," Forbes (5 November 2008).

　　[10] "The Day After," Dissent Up Front Online Argument and Commentary (http://dissentmagazine.org).

　　[11] "Does the Free Market Corrode Moral Character? Thirteen Views on the Question" (John Templeton Foundation, www.templeton.org, Autumn 2008).

　　[12] 這個系列包括：1968: It"s Not Just about the Music; 1968: Day by Day; 1968: Day by Day Omnibus; 1968: Notes from the Underground; 1968: Philosophy in the Streets; 1968: Rivers of Blood; 1968: Sex, Telly and Britain; 1968: The Sixty-Eighters at Sixty; 1968: The Year of Revolutions等。

　　[13] http://www.socialismconference.org/: "Socialism 2008: A Weekend of Revolutionary Politics, Debate and Discussion."

　　[14] "Symposium 1968: Lessons Learned," Dissent (Spring 2008).

　　[15] Naomi S. Baron, Always On: Language in an Online and Mobile Worl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16] Nicholas Carr, The Big Switch: Rewiring the World, From Edison to Google (W. W. Norton, 2008).

　　[17] Nicholas Carr, "From Is Google Making Us Stupid?," The Atlantic (July-August 2008).

　　[18] Mark Bauerlein, The Dumbest Generation: How the Digital Age Stupefies Young Americans and Jeopardizes Our Future, or Don"t Trust Anyone Under 30 (Tarcher/Penguin, 2008).

　　[19] Susan Jacoby, The Age of American Unreason (Pantheon, 2008).

　　[20] Thomas H. Benton, "On Stupidity," 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1 August, 5 September 2008).

　　[21] Thomas Bartlett, "The Betrayal of Judas," 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30 May 2008).

　　[22] http://www.loc.gov/today/pr/2008/08-225.html.

　　[23] http://www.templetonprize.org/news.html.

　　[24] http://www.holbergprisen.no/HP_prisen/en_hp_2008_james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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