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廷黻(1895—1965)是湖南邵陽人，十歲時進入長沙明德小學接愛“新式教育”，中國現(xiàn)代史上的著名人物黃興、張繼等人曾在這所學校任校，蔣廷黻后來經常提到的“國家觀念”就是在這個時期形成的。十七歲那年，蔣廷黻負笈遠游，十年之后獲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學位。歸國后即在南開大學、清華大學任教。上世紀三十年代初，與胡適、丁文江等人創(chuàng)辦《獨立評論》，在“民主與獨裁”論戰(zhàn)中與胡適打過筆戰(zhàn)。1935年，以學者身份從政，曾任駐蘇大使，后在聯(lián)合國工作多年。蔣氏退休后即受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之約，做“口述自傳”，惜乎尚未完成時，便于1965年秋天在紐約去世了。

　　作為歷史學家，蔣廷黻在當時不僅關注時人最為關切的中日問題，對蘇聯(lián)的外交政策也有深入研究。他后來之所以出任駐蘇大使，或于此有關。對于當時的中國，蔣廷黻雖然主張“開明專制”的道路，但對于輿論的重要性卻與胡適等人十分接近。蔣廷黻的政治思想核心部分就是切望中國能夠早日現(xiàn)代化，尤其是對一次大戰(zhàn)后土耳其的剴末爾所領導的革新運動充滿了敬意，甚至認為這個人能在很短的時間內，大刀闊斧地進行改革，將號稱“東方病夫”的土耳其復興起來，很值得中國效仿。蔣廷黻在其行政院政務處長之任上，看到“辦公習慣的現(xiàn)代化程度之不足”，便建議要研究行政效率等問題，甚至提出取消“政務處”這樣的官僚機構。蔣氏對檔案工作十分重視，曾制訂出一整套檔案科學管理的方法�？箲�(zhàn)時期政府各機關的檔案以行政院檔案最為完備，整理得也最有條理，這無疑要歸功于蔣廷黻的提倡以及同仁的努力。

　　蔣廷黻是一位對中國歷史頗有心得的人，提出過要“改革一般人的人生觀”。他在《幾千年來未有之變局》一文中說：“我以為我們要首先改革我們的人生觀，圓滑、通融、敷衍，以及什么消極、清高，都是該打倒，我們要做事。對一切公私事業(yè)，只要大政方針不錯，我們只有善意的批評，沒有惡意的破壞�！笔Y廷黻提倡知識分子應當做一個“現(xiàn)代人”，因為“現(xiàn)代人是動的，不是靜的，是入世的，不是出世的”，說白了，就是要對現(xiàn)實社會有一種關懷。蔣廷黻出身既非豪門，亦非望族，學成回國后矢志學術研究，本無意介入現(xiàn)實政治�？捎捎谒趯W術界的聲望，尤其是對蘇聯(lián)和第三國際的認識，“詳明透徹，深獲各方的贊賞”，國民政府才召其擔任要職的。在當時，不少朋友勸他不要接受這一項任命，甚至對政府“求賢”的誠意表示懷疑。但蔣廷黻“早已認定中日問題的一個關鍵在蘇聯(lián)”，并自信對蘇聯(lián)有足夠的認識，因此“覺得他有義務以他的見識貢獻政府”。當?shù)聡诉M攻蘇聯(lián)時，他出語驚人，認為“同盟國，尤其是美國，只應給斯大林以有限度的支援”。蔣廷黻在聯(lián)合國十五年，其豐富經歷也讓后人推崇備至。他學識淵博以及外語造詣極深，每逢辯論，常是語驚四座。一位澳洲外交官與之在聯(lián)合國共事多年，這樣評價蔣廷黻：“T.F是一個簡單的人，不復雜的人。他像一頭牛，充滿著笨勁，一直往前沖，眼睛只往前看，這像他能夠排除萬難而達到他的目標。這是他可愛之處，也是他成功之處�！�

　　不過，蔣廷黻對中國內政之抱負，或許超過了對外交的興趣。1942年早春，某個清晨，蔣廷黻與友人陳之邁有過一次談話。他問陳：“這場戰(zhàn)爭我們是必勝的。勝利之后你想做什么事？”陳回答說“想回清華教書……”蔣則說，“希望政府派我當臺灣省政府主席”。陳表示不解，說你是湖南人，為什么要去臺灣當省主席？蔣這樣回答：“臺灣自甲午戰(zhàn)爭以來即為日本的殖民地，戰(zhàn)時又受到許多破壞……政府有義務、有責任，好好地為臺灣同胞服務……”

　　蔣廷黻從政三十年，始終未改“天真性格”，而且“湖南脾氣太重”。他喜歡把人分成兩類，一類是他看得起的人，一類則是他看不起的人，“一生因為這個特性不知開罪了多少人”。有人說蔣廷黻“不屬于中國文人傳統(tǒng)的類型，既不自鳴清高，也不熱中仕途。但是政府既然征召他，他就應召，絲毫不作扭捏的姿態(tài)，半推半就，裝腔作勢……”

　　1965年5月，蔣廷黻退休后沒有回臺灣，與賢妻唐玉瑞暫住在美國。在做“口述歷史”時，“聲音微弱，究竟錄了多少次”，親歷者亦語焉不詳，可見其精力已有所不勝。蔣廷黻在大陸時，有過一本大綱性的《中國近代史》，卻不是一部具有權威性的中國近代史，所以一直希望自己能夠再寫出一部作為“傳世之作”的中國近代史。只是“這本書在他當教授時研究工作尚未完成故不能寫，在他任官一段長時間他沒有閑暇寫，在他退休以后蒼天沒有給他機會寫……”老友陳之邁借用曹子建的一句話評說此事，“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蔣廷黻真是死而有憾！

相關熱詞搜索：范泓 蔣廷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