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潔非的《寂寞茅盾》一文，兩次引述了拙著《逃墨館主――茅盾傳》，其中第二次是為了指出拙著的一個“錯誤”。其實倒是李潔非延續(xù)了秦德君、韋韜、陳小曼的“錯誤”。秦德君將楊賢江從日本回國誤記成1929年冬了，但筆者查證楊賢江年譜，他是1929年5月就回國了。現(xiàn)將拙著《逃墨館主――茅盾傳》中的相關章節(jié)也發(fā)給“天益網(wǎng)”。相信明眼人一看就能明了，倒底是誰“錯”了。

　　1928年6月底，茅盾寫完《追求》。有一天，陳望道來看茅盾。他發(fā)現(xiàn)茅盾久困斗室，身體、精神都不好，就勸茅盾：天氣這么熱，悶居小樓，是要弄出病來的，既然你對外放空氣說已去日本，不妨真的到日本去一下，換換環(huán)境，呼吸點新鮮空氣。當年中國人與日本人到對方國家都不用護照，十分方便，只是茅盾不懂日語，怕有困難。陳望道說：“吳庶五已在東京半年，她可以招呼你。”吳庶五是陳望道的女朋友，正在東京學習繪畫，也與茅盾相識。茅盾于是決定到日本去。7月初，茅盾化名“方保宗”，由陳望道代買船票，東渡日本。先住神戶，后乘火車到東京，吳庶五按陳望道囑咐到車站迎接，安排至東京一家中等旅館――本鄉(xiāng)館。秦德君正住在陳望道家中，化名“徐舫”，也要到日本去，陳望道就讓他們同行。

　　秦德君1905年生于四川忠縣，據(jù)稱是明末女將秦良玉之后。其母本是農(nóng)家女，懷孕后被秦家拋棄，在野地里生下了秦德君。后在二哥秦忠?guī)椭律蠈W。她積極參加學生運動，率先剪發(fā)，并接識了哥哥的義兄劉伯堅和《新蜀報》編輯穆濟波。被學校開除后，吳玉章幫助她赴重慶投奔《新蜀報》創(chuàng)始人陳愚生。酒醉后被穆濟波奸污，自殺未遂，陳愚生帶她輾轉北京、武漢、上海、杭州、南京等地，認識了惲代英、鄧中夏、李大釗等人，成了革命的“小勤務員”。期間又與穆濟波同居，并生下孩子。惲代英任瀘州川南師范教務長時，秦德君在小學部任教，與《虹》中梅行素的生活原型胡蘭畦結為女友。秦德君在上海大學工作期間，曾與茅盾有一段同事關系。鄧中夏安排她入東南大學教育系體育科上學，穆濟波任該校附中教員，再次同居。穆濟波的學生張光人，即后來的胡風，常來家玩，與秦德君相識。1923年秦德君經(jīng)鄧中夏介紹入黨，1925年被派往西安做地下黨工作，穆濟波帶孩子追來同居。秦德君與西北軍第二集團軍總政治部部長的劉伯堅相愛并懷孕。劉伯堅卻與秦德君的女友結了婚。國共分裂后，劉伯堅等共產(chǎn)黨員被“禮送”出西北軍。劉伯堅赴江西參加了南昌起義。秦德君來到武漢，再次與穆濟波同居，后移居南昌。為了表明一心尋找黨組織，秦德君在回憶錄中不提與穆濟波在武昌和南昌同居之事。1927年11月生下她與劉伯堅的女兒秋燕后，輾轉贛、寧等地，后化名徐舫抵滬，住陳望道家，隨后與茅盾結伴到日本。茅盾和秦德君在日本因“同是天涯淪落人”而相戀，隨后同居。

　　茅盾在流亡日本期間，創(chuàng)作上最大收獲是未完成的長篇小說《虹》。《虹》寫于1929年4月至7月。長篇小說采取的是“流浪者小說”式的縱向結構，描寫了女主人公梅行素從“五四”到“五卅”時期的覺醒成長歷程。梅女士在“生活的學�！敝薪�(jīng)歷了許多驚濤駭浪，從一個嬌生慣養(yǎng)的小姐的狷介的性格發(fā)展而成為堅強的反抗侮辱、壓迫的性格，終于走上革命的道路。茅盾有意要為近十年的“壯劇”留一印痕。

　　茅盾在1938年4月29日寫于香港的《從〈娜拉〉說起――為〈珠江日報•婦女周刊〉作》中指出：

　　十多年前為“娜拉精神”引出了“狹的籠”的女性，也不是完全演了悲劇的。十多年前的女戰(zhàn)士現(xiàn)在還能卓立在陣線上的，豈不是也還有在那里。但她們卻已不是“娜拉主義”所能范圍，她們已經(jīng)是“盧森堡型”的更新的女性！她們對于現(xiàn)實有正確的認識，她們有確定的政治社會思想，她們不能像娜拉似的只有一股反抗的熱情，她們已經(jīng)知道“怎樣”才是達到“做一個堂堂的人”的大路。（《茅盾全集》第16卷第141頁）

　　出川前的梅女士受“娜拉精神”的引導，沖破了家庭這一“狹的籠”。由于梅女士謀到了教師這一職業(yè)，自然就解決了魯迅在“五四”時期所提出的“娜拉走后怎么辦”的命題。梅女士性格的主要特征是不斷地“往前沖”。她乘江輪沖出了曲折驚險的川江，來到上海，投身革命，努力要從“娜拉型”的個性解放女性走向“盧森堡”型的社會革命女性。相對來說，出川前的梅女士寫得很精采，三峽風光的描寫也受到好評，但來到上海后的梅女士的描寫要遜色得多。從“娜拉型”的梅女士轉變?yōu)椤氨R森堡”型社會革命女性，沒有充分的過渡橋梁。茅盾原打算寫完《虹》后，接著寫《霞》，進一步寫梅女士的成長。說實在的，《虹》已經(jīng)有些虎頭蛇尾，自然就很難再續(xù)寫《霞》了。《虹》的前三章初刊于1929年6月號和7月號《小說月報》。1930年3月，《虹》由開明書店初版。盡管有些缺憾，但《虹》仍是當年同類題材中的翹楚。

　　關于《虹》中女主人公梅行素的模特兒，茅盾在1973年12月21日致表弟陳瑜清的信中指出：“來信談起吳朗西和你當時在東京到我住的旅館去，曾見過我作品中的一個主人公，朗西記得而你已無印象云云。朗西兄說的‘事出有因’，但弄錯了一個人。他所說的那個人是我的某一作品（《虹》）中的主人公的女友，亦即同鄉(xiāng)�！逗纭返闹魅斯且院m畦為模特兒的，胡是一九二七年武漢的國民黨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的女生……”（《茅盾全集》第37卷第203頁）信中所說的主人公的“女友”，就是指秦德君。茅盾也認識胡蘭畦，但不可否認，關于胡蘭畦的生平事跡，主要是秦德君向茅盾講述的。秦德君還照料茅盾，幫助抄寫稿件，至于說兩人“共繪彩《虹》”，未免夸大了秦德君的作用。《虹》不是《胡蘭畦傳》，是茅盾精心創(chuàng)作的小說，其藝術魅力來自茅盾的藝術創(chuàng)造。

　　韋韜、陳小曼著《我的父親茅盾》中說，1929年初冬，葉圣陶告訴孔德沚，茅盾與秦德君在日本同居了，這是剛從日本回來的楊賢江說的。葉圣陶還說，雁冰在信里沒有說明此事，表明他不打算與你離婚，你要耐心等待他回心轉意。（韋韜、陳小曼著《我的父親茅盾》，遼寧人民出版社2004年2月版，第188頁）楊賢江夫婦是1929年5月回上海的，由此推斷，孔德沚獲悉茅盾與秦德君在日本同居的時間應為1929年初夏。不久，秦德君就直接來找葉圣陶了。1929年9月，胡風和朱企霞一起去日本東京，在船上遇見秦德君�！�1927年大革命時在武昌，我在他們夫婦租住的房子里借住過，1927年底到28年初又同在南昌。在船上見到后，知道她已離開了穆，這時和茅盾在京都同居。她這次回國是為茅盾討版稅，看朋友。”（《胡風回憶錄》，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1頁）秦德君說此次回國是找日本醫(yī)生“板板”做人流。所謂討版稅，并不用去找出版社，而是找葉圣陶多要一些代收的版稅罷了。

　　“相愛容易相處難”。葉圣陶原先寄往日本的錢是供茅盾一個人日用的，現(xiàn)在要養(yǎng)兩個人，自然得再向葉圣陶多要一些；
秦德君懷孕后不想要孩子，就得設法人流；
最要命的是，秦德君是慧女士型的“時代女性”，被茅盾戲稱為“暴君”，兩人性格不合。

　　當年茅盾與秦德君在日本的同居生活，茅盾沒有直接的回憶文字，而秦德君的回憶錄又缺乏可信度。錢青是孔德沚和張琴秋在石門振華女校的同學。她當年在日本奈良留學，茅盾在回憶錄中也提到她。她的《茅盾在日本京都》寫道：

　　其時，茅盾的弟弟沈澤民與弟媳張琴秋在蘇聯(lián)留學。他們從莫斯科寄給茅盾的信件，都寄到我處，由我轉交。茅盾收到我交給他的信件的時候，總有種惘然若失的不自然的表情。我提起他母親與德沚，也時有相似的表情在無意中流露。我感覺到他對當時的生活，好像欠缺了什么似的，好像在不知不覺中對當時與他同居的女友流露出幽怨欠缺的情意。我不便多問，只是直覺地感到他對當時生活的不安與煩惱，有一種難言之隱似的心情，他歸國后即與女友分手，可見并非一朝一夕之故。（鐘桂松編《永遠的茅盾》，浙江文藝出版社1998年8月版，第333頁）

　　茅盾在回憶錄中沒有提到錢青幫助轉信之事，但提到了弟弟沈澤民從蘇聯(lián)寫給他的信。

　　茅盾是1930年4月5日回上海的。自1929年7月中斷《虹》的創(chuàng)作后，茅盾的小說和散文創(chuàng)作也幾乎中斷了，期間主要是寫論文和編書。茅盾回到家里，兩年不見，母親因忙于管理家務和照料孩子，加上茅盾的被通緝和婚外戀情讓她鬧心，顯得老了。女兒沈霞和兒子沈霜在商務印書館的附屬小學讀三年級和一年級�？椎聸b在一個與地下黨有關系的女子中學任教導主任，兼做地下工作。馮雪峰借住在茅盾家，兩位革命文藝戰(zhàn)線上的戰(zhàn)友此由相識。

　　茅盾與秦德君借住在楊賢江家里。他面臨一次艱難的選擇：與孔德沚的婚姻是包辦的，日后經(jīng)過母親和自己的“創(chuàng)造”，孔德沚有了文化，也要求進步，但性格太偏執(zhí)，有了孩子后仍忙于社會活動，忽略了相夫教子的責任。茅盾與秦德君的婚外戀情升溫很快，但真正同居后又面臨一系列難以克服的問題，兩人要成眷屬，茅盾必須與孔德沚離婚。最要命的是，秦德君的“暴君”性格以及原先畸形的婚戀恐怕也難以讓茅盾舒心地接受�？椎聸b與秦德君都不是茅盾滿意的終身伴侶，茅盾就這么尷尬而被動地拖著。住在景云里的孔德沚可謂“一個好漢三個幫”：兩個孩子很可愛，自然能打動茅盾；
如果說與秦德君的戀情是茅盾的“任性”，那么眼下就得聽老母親的話，乖乖地回到包辦婚姻里來對母親盡“孝”了；
葉圣陶、鄭振鐸等老朋友也都同情、安慰孔德沚，還幫她出謀策劃�？椎聸b終于悔悟過來，自己忽略了相夫教子的責任。于是，她就三天兩頭往楊賢江家跑，送衣服和茅盾愛吃的家鄉(xiāng)菜，還約茅盾帶孩子逛街購物。孔德沚最終獲得了“勝利”，茅盾回家來破鏡重圓了。

　　據(jù)秦德君回憶，1930年8月，她在福民醫(yī)院做了人工流產(chǎn)手術，一星期后回楊賢江家，發(fā)現(xiàn)茅盾已悄悄回家。直到此時，楊賢江才告知秦德君真相：“北歐運命女神上當啦！‘四•一二’政變后，黨的工作轉入地下。沈雁冰以‘茅盾’為筆名，發(fā)表《幻滅》、《動搖》、《追求》三部曲，在上海進步的文壇上引起批判，待不下去了，才去日本的。他已經(jīng)離開組織了�！�

　　我的天哪！忽然這樣一個晴天霹靂，我頓時感到天黑地暗。我原以為，茅盾一直是個共產(chǎn)黨員，我失落了組織關系，見到他，他就可以為我證明，這樣，我也就有了組織關系。誰知道完全不是這么回事�。≌紊淮菡�，愛情給狗吃了，我還有什么前途呢？我的心百孔千瘡，血流不止。我轉身回房，順手拿了兩小瓶安眠藥，那是茅盾忘帶走的，共200片，打開曬臺上的自來水管用手接水，把200片全送進肚里。我只嘆自己有眼無珠，認錯了人，真是紅顏薄命�。∵@是1930年8月，我和茅盾在楊賢江家只住了四個多月。（《火鳳凰：秦德君和她的一個世紀》，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年2月版，第78頁）

　　關于茅盾與秦德君的戀情，茅盾沒有留下直接的回憶文字。秦德君的自述主要有3個文本：《我與茅盾的一段情》，發(fā)表于1985年4月6日香港《廣角鏡》第151期；
《櫻蜃》，發(fā)表于1988年日本《野草》雜志41、42號；
由劉淮幫助整理的回憶錄《火鳳凰：秦德君和她的一個世紀》，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年2月版。前兩個文本一略一詳，但性質是一樣的：竭力謾罵、攻擊茅盾，把茅盾寫成了一個既叛黨又叛情的負心漢，但忽略了一個基本的問題：既然茅盾怎么壞，秦德君為什么還要與他同居？后一個文本作為回憶錄，承擔著回憶者對自己如何蓋棺定論的功能，因此，作者在敘述這段戀情時對自己小心修飾，努力要把自己塑造成一心尋找黨組織的革命女性，自然在謾罵和攻擊茅盾時有所顧忌和收斂。在《櫻蜃》中，秦德君說兩人初相識時，茅盾“崇拜浙江幫政權，贊美得口沫四濺地表示”，“平生志愿”“能做蔣介石的秘書就心滿意足了”�；貞涗浿芯褪÷粤诉@一誣陷�；貞涗浿校氐戮f茅盾一直隱瞞已經(jīng)脫黨的問題，她以為找到了茅盾似乎就找到了黨，由于誤認為茅盾是“同志”才相戀而同居的。在京都和上海，茅盾、秦德君兩度與楊賢江住在一起，而楊賢江在日本時是中國留日學生共產(chǎn)黨組織負責人，回國后又參加由潘漢年負責的黨的地下文委領導工作，發(fā)起組織社會科學家聯(lián)盟，想找組織還不容易？說穿了，秦德君既然愿意與奸污自己的穆濟波同居生子，又不愿對兩個無辜的孩子盡母親的職責，就是一個自暴自棄又十分自私的人。大革命失敗后她就自動脫黨了，她與茅盾的相戀和同居，與尋找黨組織扯不上關系。兩人應早就知道彼此都脫了黨，但都沒有叛黨，故能與楊賢江、高爾松兄弟等地下黨員和平相處。

　　韋韜、陳小曼著《父親茅盾的晚年》中說，1969年國慶節(jié)，茅盾沒有接到照例都有的去天安門參加慶典的通知，從此茅盾就從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名單中消失了。茅盾一直不明白自己為什么“靠邊站”了。直到1973年四五月間，胡愈之才向茅盾透露：有人檢舉茅盾在1928年去日本途中自首叛變了，檢舉者“恐怕還是我們的同輩人”。（韋韜、陳小曼著《父親茅盾的晚年》，上海書店1998年7月版，第111~112頁）正是此人的“檢舉”，才讓茅盾蒙受了長達4年之久的不白之冤。書中沒有點明檢舉者是誰，但秦德君是唯一伴隨茅盾去日本的中國人。秦德君如此“檢舉”茅盾，是典型的“莎樂美”情結在作怪，《櫻蜃》的寫作也是如此。茅盾在回憶錄只字未提秦德君，有其難言的苦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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