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二十世紀之交，歐洲列強掀起了瓜分世界剩余殖民地的狂潮，其外交政策具帝國主義特點。與此同時，美國社會在完成工業(yè)化之后經(jīng)濟影響力日漸提升，在國際關系領域，美國已經(jīng)無法繼續(xù)悄居一隅。因此，如何使用其積累起來的強大國力，如何確定本國與世界的關系，成為美國外交急需解決的問題。從十九世紀末到1920年代，美國外交思想幾易其轍，經(jīng)歷了孤立主義、帝國主義走向沉寂及國際主義興起的歷史過程。

　　一　激辯帝國主義

　　美國外交思想的轉型始于對帝國主義的大辯論。帝國主義是以搶奪、占有殖民地為特征的國際行為，它在國家間關系上表現(xiàn)為對抗乃至戰(zhàn)爭。1889年美國與英、德共同占領薩摩亞群島，成為美國海外擴張型帝國主義外交之始，也標志著美國社會對帝國主義熱情的升溫。從1890年開始，美國國內(nèi)圍繞著帝國主義外交政策展開辯論，第一個議題是是否兼并夏威夷。1894年7月在總統(tǒng)克利夫蘭（Grover Cleveland）支持下，夏威夷成立共和國取代臨時政府，在夏威夷兼并問題上反帝運動獲勝。1895年面對動蕩的古巴局勢，克利夫蘭總統(tǒng)頂住國內(nèi)主張干涉的壓力，于6月12日宣布美國中立。大部分民主黨人、共和黨元老派及一些具有自由主義思想的知識份子、宗教人士成為反對帝國主義的主力軍，并在1894-1896年的反帝斗爭中占據(jù)上風。然而，1897年麥金萊（William McKinley）總統(tǒng)上臺，美國國內(nèi)帝國主義勢力開始居于主導地位，麥金萊被迫采取強硬行動1。1898年，美國輕松取得與西班牙戰(zhàn)爭的勝利，并兼并了夏威夷。次年，在《巴黎條約》（Treaty of Paris）簽署之后，美國取得菲律賓、關島、波多黎各等殖民地。美國的帝國主義外交達到頂峰。

　　圍繞著《巴黎條約》的批準問題，反帝運動與帝國主義者在1899年展開了激烈辯論，雙方均打著高尚的道德旗幟。帝國主義者如洛奇（Henry C. Lodge）、貝弗里奇（Albert Beveridge）、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等人把帝國主義政策與崇高的道德動機相調和，認為軍事行動有助于衰朽文明讓位于先進文明。例如，羅斯福提出，戰(zhàn)爭能凈化民族心理，打擊奢侈的享樂主義等。帝國主義者敦促美國人要“掮起白人的責任”，以教化野蠻民族。帝國主義狂熱轉變成“責任”、“天定命運”等道德話語2。反帝運動的主要觀點是：擁有殖民地不符合美國的共和政體，帝國主義之路一旦踏上就很難停止，兼并外國領土并且在其人民不同意的情況下實行統(tǒng)治不符合民主自由的神圣原則，在道德上是一種由國家進行的“犯罪”行為。

　　1900年總統(tǒng)大選中，反帝運動與帝國主義者的辯論達到高潮，從道德論戰(zhàn)走向現(xiàn)實國家利益的論戰(zhàn)。在反擴張主義者的指責及美國在菲律賓殖民的血腥表現(xiàn)中，一些帝國主義者感到很難再把帝國主義與道德原則調和，于是摘下了偽善的面具。例如洛奇，在關于菲律賓獨立問題的辯論中，此前他一直強調美國殖民的利他性，但在1900年他清楚表明，在他的觀念中國家利益總是優(yōu)于國際利他主義�！拔覀儾槐匮b做僅僅是因為菲律賓人才對菲律賓感興趣。當我們把菲律賓人的福祉視為神圣的事業(yè)時，我們是把美國人的福祉置于第一位的”3。在這一年的辯論中，帝國主義者轉而鼓吹帝國主義政策對本國的現(xiàn)實價值，強調菲律賓群島的經(jīng)濟、戰(zhàn)略價值，強調它們對保持東方市場的重要的墊腳石作用。反帝運動也在現(xiàn)實國家利益基礎上迎戰(zhàn)帝國主義觀點。1900年反擴張主義者奧爾尼（Richard Olney）在給《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Monthly）撰文時指出，政府的首要責任是對本國國民負責，慈善與廣施恩義從屬于本國國民的需要，這一原則將為每一個國家的政策所遵循。奧爾尼認為取得菲律賓與美國的國家利益不相容，讓美國掮起保護遼闊遙遠、易受攻擊的地區(qū)的負擔，并且無利可圖，最后美國也會衰弱。另外一些反擴張主義者從孤立主義原則來考慮美國的國家利益。一些政治及社會改革者、自由派知識份子，把美國國家利益的實現(xiàn)歸功于與歐洲政治軍事沖突的隔離。

　　到1901年，一些帝國主義份子如羅斯福已經(jīng)開始懷疑自己對美國國家利益的界定過于雄心勃勃。他在給庫代爾（Frederic Coudert）的信中寫道4：

　　盡管我從未改變應持有菲律賓的想法，但在考慮我們持有菲律賓到底是否幸運時想法已經(jīng)改變很多，我十分熱切地希望事態(tài)的發(fā)展將有利于我們盡早離開菲律賓……

　　此時，羅斯福已經(jīng)認為菲律賓是一個負擔。無論是從道德還是實用角度看，帝國主義者關于國家利益的呼吁已經(jīng)愈來愈顯得可疑。

　　這一時期美國關于帝國主義的大辯論有幾個值得注意的地方：

　　其一，美國外交思想中孤立主義一統(tǒng)天下的局面被打破，現(xiàn)實主義的思想火花萌生。在十九世紀的絕大部分時間中，孤立主義“成為美國的一種傳統(tǒng)，是一筆地位幾乎等同于宗教的神圣思想遺產(chǎn)�！�5十九、二十世紀之交，有識之士以新的、現(xiàn)實主義的眼光考察美國與世界的關系，并在反帝大辯論中得以體現(xiàn)：從1900年開始，雙方都愿意在現(xiàn)實主義的基礎上展開辯論，爭論的核心在于甚么是美國的國家利益。一場高揚道德理想主義的辯論演變成一場帶有現(xiàn)實主義色彩的爭論。在1899-1901年的辯論中，國家利益成為反擴張主義者、帝國主義者共同使用的話語，并成了影響外交方向的重要乃至主要的因素。在美國的外交思維中，國家利益因素超越了其一向看重的道德使命感，以向外看的眼光尋找、確定本國國家利益成為世紀之交美國外交區(qū)別于過去的一個特色。雖然這一時期現(xiàn)實主義思想并不成熟，未形成1940-50年代那樣的理論體系，但它畢竟有助于美國外交在思想及行為上向現(xiàn)實主義發(fā)展。在辯論中反帝運動與帝國主義者出現(xiàn)一定程度的調和與折中：在反帝運動的反擊下，一些帝國主義者放棄掠奪海外殖民地等極端思想，同時卻又堅持國家實力在國際關系中的重要作用，其杰出代表是羅斯福。在羅斯福那里，國家實力指大國地位及強大的海軍力量。當?shù)蹏�主義者放棄野心勃勃的殖民地計劃卻又極其強調實力邏輯時，它與現(xiàn)實主義已經(jīng)相去不遠。

　　其二，孤立主義與帝國主義思潮的消退。在關于帝國主義的爭論中，反帝運動成功地喚起美國公眾對帝國主義的反對熱情，1898-1900年美國主要反帝組織“反對帝國主義同盟”散發(fā)了五十萬份小冊子及別的宣傳品。1899年該組織聲稱有三萬名成員及五十萬贊助人6。在其宣傳攻勢下，帝國主義者不再把帝國主義政策與人道主義精神、白人負擔、天定命運等措辭相聯(lián)，而是把擴張描述成國家經(jīng)濟需要，以及陳述從殖民地撤出的現(xiàn)實困難等。在反帝運動的打擊下，在推行帝國主義政策的過程中，帝國主義者都遇到巨大的阻力與震撼，如羅斯福這樣狂熱的帝國主義者都懷疑占有菲律賓是否幸運。1900年大選結束后，美國國內(nèi)帝國主義思潮趨于消退，與之相應，反帝運動也淡出政治生活。1902年與羅斯福關系密切的波那帕特（Charles J. Bonaparte）告訴丹麥友人：“除了少數(shù)極端帝國主義份子，無人再想擁有更多殖民地。菲律賓花了我們太多的代價，對美國產(chǎn)生的好處卻未能看到�！�7

　　其三，從總體上看無論是帝國主義還是孤立主義都不能給出令美國滿意的外交藥方：孤立主義要求美國繼續(xù)悄居西半球，不符合世紀之交全球化及美國社會開始向外看的國際國內(nèi)背景，也與美國強大的經(jīng)濟工業(yè)實力不相符。帝國主義過于激進，它對武力的崇尚、對殖民地爭奪的強調等不符合美國社會根深蒂固的自由主義思想傳統(tǒng)，也不符合美國的民主制度。這兩種外交思想在二十世紀頭二十年均趨于沉寂。

　　二　和平運動及國際主義外交思想的產(chǎn)生

　　美國的和平運動發(fā)端于1830年代，但直到十九世紀末影響都很有限，到1900年最資深的和平組織美國和平學會也只是一個年預算僅六千美元的小型組織。

　　從1890年代到1900年中期，美國和平運動發(fā)展的方向是重視國際仲裁。1899年，第一次海牙國際和平會議的召開確立了仲裁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機制。魯特（Elihu Root）在任國務卿后回顧此次會議時認為：“第一次海牙和平會議的意義不在于其成就，而在于其對未來的許諾�！�8 1899-1903年間，二十個國家簽署了仲裁條約。羅斯福看到這一勢頭，也對仲裁外交給予推動。在其授意下，美國1902年向海牙國際仲裁法庭提交與墨西哥的皮亞斯基金爭端，這是海牙國際仲裁法庭受理的第一個國際仲裁案。

　　然而，外交實踐表明，國際仲裁無法應用于解決涉及重大國家利益的爭端。1907年第二屆海牙國際和平會議召開，其令人鼓舞之處在于參加國從1899年的二十六個增加為四十四個，并推動美國和平運動繼續(xù)發(fā)展。一些和平人士認識到仲裁的不足，即仲裁不是以法律的方式而是政治的方式解決問題。蘭辛（Robert Lansing）對仲裁的體會是：“（許多決定）由妥協(xié)讓步達成……仲裁很難以公正的法律為基礎”9。仲裁具有就事論事的特點，在通用性上很欠缺。因此，從1905年開始，美國和平運動對國際法的關注增加，1906年美國國際法學會成立。還有一些和平人士探討通過建立世界性國際組織，甚至國際聯(lián)邦、世界政府達成世界和平。到1912年春天，美國的和平運動發(fā)展到頂點，計有二十九個和平團體成立。但是，和平運動很快在1913-1914年間就衰落了，主要原因在于國際仲裁無法獲得新進展，其他和平建議如強調國際法、建立世界政府等短期內(nèi)無法變?yōu)楝F(xiàn)實。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爆發(fā)更是粉碎了一系列和平條約。

　　二十世紀初期和平運動對美國外交的影響主要表現(xiàn)在主觀方面，即孕育了國際主義外交思想。美國和平運動復蘇的歷史背景是全球化與美國工業(yè)化的完成。從1880年代晚期開始，美國舉國以外向型的視角考察國際關系。這是工業(yè)化的必然結果：隨著現(xiàn)代交通通訊技術的出現(xiàn)、全球化的來臨，與外國的聯(lián)系大大加強，同時工業(yè)革新帶來制造業(yè)大發(fā)展，美國需要新的市場。總之，美國在十九世紀末就已感受到工業(yè)化加深了世界經(jīng)濟的相互依存程度。

　　在思想觀念領域，英國自由貿(mào)易理論也對美國和平運動產(chǎn)生影響。和平運動的許多杰出人物同時也是新英格蘭自由貿(mào)易同盟的成員，他們把自由貿(mào)易等同于和平，認為世界商業(yè)中商品的自由流通將加深世界經(jīng)濟的相互依存，從而有助于世界的安寧10。英國和平主義者安吉爾（Norman Angell）成為這一信念的理論代言人。1910年他出版了《大幻覺》（The Great Illusion）一書，主張商業(yè)與信用使得成熟資本主義國家的經(jīng)濟上相互依賴，戰(zhàn)爭因此有害無益，一無可取之處11。1913-1914年安吉爾應邀到全美宣講經(jīng)濟制約戰(zhàn)爭的學說。

　　和平運動思潮反對帝國主義、軍事主義，同時也批判孤立主義。美國《獨立》（The Independent）雜志編輯鮑威爾（E. P. Powell）于1896年向孤立主義原則提出挑戰(zhàn)：“（華盛頓）并不想阻止我們恰當?shù)乇Ｗo世界、撲滅非人道主義的憤怒火焰。”12和平主義在1890年代成為與帝國主義、反帝國主義并立的三大思潮之一。在關于帝國主義的大辯論中，和平主義者與反帝運動均反對海外領土擴張，但是二者存在兩點分歧。其一，和平主義雖反對海外領土擴張，但決不反對經(jīng)濟擴張，更不贊同退回孤立主義。雖然所有的和平人士都反對兼并菲律賓，但卻認為：“為了美國在遠東的商業(yè)及航運利益愿意接受美國在菲律賓群島建立一些加煤站�！�13其二，和平運動與反帝運動看待國際事務的眼光截然不同。1898-1900年反帝國主義同盟的五十二名領導人在政治、經(jīng)濟上均是保守主義者，他們留戀工業(yè)化之前的美國，悲情凄凄地看待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的美國社會；
在外交領域，他們也不看好美國在國際關系中的前景，主張退回到孤立中去。和平主義者則以樂觀的眼光看待美國社會及世界。美國世界和平基金會理事米德（Edwin D. Mead）認為：反帝運動的一個重要弱點是其潛在的悲觀主義14。阿特金森（Edward Atkinson）1900年年終寫道：“我想世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有趣，我對人類進步抱有更大信心�！�15

　　在和平主義思潮影響下，二十世紀初美國形成了國際主義外交思想，其內(nèi)容包括：一，反對戰(zhàn)爭，提出一些改善國際關系、維護世界和平的思路，如仲裁、運用國際法、裁軍、建立世界性國際組織乃至世界政府等，從1905年起對國際法的強調和重視成為諸多思路中的重點；
二，(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在外交中看重商業(yè)、投資等經(jīng)濟因素，通過加強經(jīng)濟關系達到經(jīng)濟上的相互依存，從而制約戰(zhàn)爭；
三，以相互依存的眼光看待大國關系，強調大國間合作；
四，反對外交對軍事力量的倚重。在外交實踐上，美國在二十世紀初的一系列國際危機中盡量回避戰(zhàn)爭，對軍事力量的依賴程度較小。國際主義外交在實施手段上包括政治、經(jīng)濟兩個層面：政治內(nèi)容包括和平運動提出的一系列構想；
經(jīng)濟層面強調商業(yè)、投資等經(jīng)濟手段在外交中的運用，其共同目的是建立大國合作，避免以戰(zhàn)爭方式解決國際爭端。

　　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美國外交在思想上呈現(xiàn)出孤立主義、帝國主義、國際主義三種思路，其共同主題是國際參與程度。孤立主義謀求完全避免或者徹底擺脫國際參與；
而帝國主義贊同國際參與，但更強調武力對抗等極端方式。兩者在對待國際參與問題時均持極端態(tài)度，要么完全回避，要么不惜戰(zhàn)爭為所欲為。在國際參與程度上，國際主義介于孤立主義、帝國主義之間，主張國際介入，同時又反對在國際關系中進行軍事對抗，主張溫和地參與國際關系的建構。

　　三　羅斯福政府：在帝國主義與國際主義之間

　　在羅斯福任期內(nèi)，美國外交告別了孤立主義，而且羅斯福本人也從其原來的帝國主義立場上有所倒退，在某些方面表現(xiàn)出國際主義特征。

　　首先，羅斯福政府注重大國合作。在他看來，“國際關系是文明在全球普及的過程”，“是一種世界性運動”，這一世界性運動要求文明國家間實行合作，對野蠻國家與地區(qū)實行帝國主義政策16。這同門羅主義略有不同，后者強調美國在西半球建立霸權時，應與歐洲孤立開來。羅斯福則在維持美國在西半球主導地位的前提下，愿意與歐洲大國進行合作，允許歐洲國家在拉美有經(jīng)濟、文化存在。在羅斯福的領導下，美國宣稱是某些歐洲國家利益的代理人，亞當斯（Henry Adams）稱：“美國人民最終將成為加勒比海島嶼上的警察，我們不是反對歐洲，而是支持歐洲�！�17在東亞地區(qū)，羅斯福政府謹慎地維持與日本的合作關系，認為日本是引導亞洲國家走上文明之路的主導國家。在亞洲的國際關系中，羅斯福關注的僅是美國與日本的合作及美在菲律賓的利益。面對咄咄逼人的日本，羅斯福謀求在日俄間達成均勢。締造均勢的努力失敗后，美日在1908年簽署了《魯特－高平協(xié)議》（Root-Takahira Agreement），美不惜犧牲對華門戶開放原則來回避美日關系的危機。

　　其次，羅斯福當政期間從帝國主義立場上后退，對和平運動予以一定支持。1904年國務卿海約翰（John M. Hay）簽署第一個雙邊仲裁條約，同年9月羅斯福表達了希望由美國牽頭召開第二次海牙國際和平會議的想法。同時，在接任總統(tǒng)后的第一次內(nèi)閣會議上，羅斯福要求盡快拿出古巴獨立的時間表。1902年美國在古巴的軍政府把權力移交古巴自治政府，古巴至少在形式上取得獨立。1904年在簽署《巴拿馬運河條約》（Panama Canal Treaty）時，美國政府使用的是“占用”一詞，以租借的形式在巴拿馬建立運河區(qū)，而未采用赤裸裸的占有方式。

　　最后，羅斯福政府積極回應全球化浪潮，第一次開創(chuàng)了具有全球性質的外交時代：在拉美建立起美國的霸主地位；
在遠東于1905年締造了日俄間的和平；
它甚至介入歐洲事務，在1906年阿爾赫西拉斯會議上調解德法在摩洛哥危機中的爭端。雖然羅斯福政府的外交體現(xiàn)了全球化的時代特點，但它并未真正理解全球化的內(nèi)涵：經(jīng)濟發(fā)展、政治戰(zhàn)略上的相互依存以及全球性統(tǒng)一思想的出現(xiàn)18。羅斯福總統(tǒng)輕視經(jīng)濟因素，過份強調武力、軍事。也許正是對商業(yè)、貿(mào)易的輕視才使他輕易犧牲門戶開放原則來換取日本在菲律賓的合作。寧柯維奇（Frank A. Ninkovich）如此評價羅斯福：“他的想法與時調合，心思恰與古人和應�！�19

　　羅斯福政府的外交帶有羅斯福個人的鮮明印記：注意到全球化浪潮的來臨，敢于突破傳統(tǒng)的孤立主義，但卻未能真正把握時代的內(nèi)涵；
關注國際合作，但卻在拉美地區(qū)揮舞“大棒”；
對和平主義表現(xiàn)出興趣，并刻意減少外交行為中的帝國主義色彩，但又熱衷于炫耀武力。國際合作、支持國際和平運動與對帝國主義政策的忌憚使羅斯福政府的外交帶有一些國際主義色彩，而對武力的崇尚又賦予其外交帝國主義的意味。

　　四　國際主義外交的實踐

　　國際主義外交思想在塔夫托（William H. Taft）和威爾遜（Woodrow Wilson）政府時期得以貫徹施行。

　　塔夫托總統(tǒng)任期正值美國和平運動發(fā)展的黃金時段，國內(nèi)洋溢著對和平的信心，其外交政策也帶有鮮明的國際主義特點。塔夫托政府對外交性質的界定是：“現(xiàn)代外交是商業(yè)性的”，其潛臺詞是戰(zhàn)爭已經(jīng)過時，和平合作與商業(yè)擴展是今天外交的規(guī)則20。在外交手段的運用上，塔夫托重視投資的作用，試圖以經(jīng)濟手段改變帝國主義列強在遠東，特別是中國的爭奪。從經(jīng)濟視角考察現(xiàn)代國際關系結構，塔夫托政府得出的結論是：“國家間彼此利益可以溝通并且相互依存�！�21基于此種結論，在遠東的國際關系中，美國政府積極與其他列強合作，加入歐洲國家組成的銀行團，對華投資、貸款。美國國務卿諾克斯（Philander C. Knox）認為“只要一國在一個地方投資，它就會同意保持那里的和平，并促進那里的資源開發(fā)和人民富裕�！�22塔夫托構想的國際關系模式是：在經(jīng)濟領域各國和平競爭，在政治、軍事領域保持國際合作。在1911年《美日通商航海條約》（Treaty of Commerce and Navigation─Protocol of a Provisional Tariff Arrangement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締結后，諾克斯說：“商業(yè)上最有力的競爭者可能是最忠誠的朋友�！�23

　　為打破日俄對東北的壟斷性殖民統(tǒng)治，諾克斯提出東北鐵路中立計劃。此舉意在以商業(yè)方式向東北滲透美國勢力與影響，把東北置于大國合作統(tǒng)治之中。但是，東北鐵路中立計劃在日俄抵制下失敗。這是美國國際主義外交與日本、歐洲國家的帝國主義外交在遠東的交鋒，美國未能占到上風。但是，塔夫托政府認為東北問題只是中國命運中的邊緣問題。在承認日俄在滿蒙、東北的特殊利益后，1912年四國銀行團接受了日俄，塔夫托政府評價道：“六國銀行團提供了一個理性的計劃，使中國的發(fā)展沿著互利的軌道運行，任何一國都不居于主導地位�！�24

　　塔夫托政府的歐洲外交主要致力于簽署一系列仲裁條約并要求擴大仲裁范圍，把牽涉到國家重大利益的爭端也提交仲裁，但未為參議院批準。仲裁條約和金元外交一同成為塔夫托政府國際主義外交的兩根支柱。

　　1908年，威爾遜任普林斯頓大學校長時加入美國和平學會。1911年，他支持塔夫托總統(tǒng)的仲裁條約。在任總統(tǒng)后，他繼續(xù)關注和平運動。1916年大選前夕，美與墨西哥發(fā)生邊界爭端，在美國媒體炒作下，戰(zhàn)爭一觸即發(fā)。值此關鍵時刻，美國和平組織反軍國主義聯(lián)合會廣泛搜集沖突材料，證實爭端由美軍挑起，并將材料散發(fā)開來。在該會的發(fā)動下，威爾遜收到雪片般的反戰(zhàn)電報，放棄了入侵計劃。

　　一戰(zhàn)期間美國國內(nèi)和平運動分化為進步派與保守派。進步派的代表性組織包括成立于1915年的美國婦女和平黨，一年之后該組織成員達到四萬人。婦女和平黨在一戰(zhàn)時提出的外交綱領為：休戰(zhàn)、限制軍備、自決、國家協(xié)商取代均勢。提出產(chǎn)生公正持久和平的條件：不兼并領土、不賠款、廢除秘密條約、殖民帝國等。另一個進步主義和平組織是美國社會黨，該黨在1915年5月提出裁軍、建立國際議會取代秘密外交的計劃。保守的和平組織的代表是強制和平聯(lián)盟，其領導人包括前總統(tǒng)塔夫托及其他一些在國際法領域卓有成就的共和黨人。強制和平聯(lián)盟強調國際法的作用，不關注自決與裁軍，主張美在加入國際組織時仍應保持獨立行事的權利。1914-1917年威爾遜接見美國和平組織代表超過十二次，傾聽其呼聲，并接受其建議在歐洲交戰(zhàn)國家間調停25。

　　威爾遜國際主義外交的集中體現(xiàn)是其國聯(lián)思想。國聯(lián)計劃對保守主義和平組織強調國際法的呼吁關注不夠。自1905年以后，美國和平主義思潮的重要方向是主張通過國際法的完善來改善國際關系，而對仲裁等政治機制的效用表示懷疑。威爾遜建立的國聯(lián)是依賴政治機制而非法律機制解決爭端，與該趨勢相背離。國聯(lián)盟約第十條規(guī)定國聯(lián)保護成員國的領土與獨立，以武力抵制侵略，沒有將武力運用與法律相聯(lián)系。美國和平人士認為未來的國際組織應體現(xiàn)民主精神，但國聯(lián)對此體現(xiàn)甚少。

　　國聯(lián)外交反對派并不反對國際主義外交思想，也不反對建立世界和平組織，他們反對的是進步的和平主義思想，反對建立國聯(lián)這樣的政治聯(lián)盟。他們認同的是保守的和平主義思潮，主張維護世界和平的國際組織應以國際法為基礎。另外，威爾遜在巴黎和會上為了通過國聯(lián)計劃，對英法等國讓步太多，進步主義人士對此大為失望：復仇而非正義主導了《凡爾賽和約》（Treaty of Versailles），國聯(lián)已經(jīng)成為非正義和平的附屬物。

　　這樣，威爾遜的國聯(lián)外交在實施過程中失去了和平主義運動中進步力量與保守派的支持，它的失敗也不可避免。威爾遜國聯(lián)外交的失敗不是由于美國社會拒絕國際主義外交思想，而是由于威爾遜在實施這一外交時，策略不當、引導不夠，脫離了國際主義外交賴以產(chǎn)生的社會基礎。

　　五　結論

　　十九世紀末到1920年代，全球化趨勢已經(jīng)十分明顯，并對國際關系產(chǎn)生顯著的影響：一、國家間交往更為密切，由此形成利益的融合、依賴，促使國際合作發(fā)生；
二、全球化是工業(yè)文明高度發(fā)展的標志，它的到來表明人類社會的工業(yè)化程度已達到相當高的階段，高度發(fā)達的工業(yè)文明在給人類社會帶來巨大進步力量的同時，也賦予人類空前強大的破壞力，戰(zhàn)爭成為不合乎理智的舉動。

　　在一個新時代來臨之際，歐洲外交并未改弦更張，繼續(xù)沿著以軍事爭奪、政治對峙為特征的帝國主義道路前行，結果跌入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深淵。面對新的時代，美國外交思想幾易其轍，先是帝國主義的興起與孤立主義的沉寂，繼而是以和平主義運動為標志的國際主義登上歷史舞臺。這一外交思想的本質特征是大國合作，突出政治上的和平主義及商業(yè)在外交中的作用。在外交政策領域，羅斯福上臺后雖然強調軍事力量與大國地位，卻也關注大國合作，并對和平運動的發(fā)展予以推動。塔夫托政府更多地強調經(jīng)濟對國際關系的改良，試圖通過貿(mào)易、投資來改變遠東國際關系中帝國主義一統(tǒng)天下的局面，但在歐洲、日本的抵制下失敗。威爾遜的國聯(lián)外交在實施中由于脫離了美國國際主義思潮賴以產(chǎn)生、發(fā)展的社會力量也未能成功。進入1920年代，美國國際主義外交繼續(xù)發(fā)展并取得一定成果。通過華盛頓會議，美國在遠東建立起大國合作型國際關系格局──至少紙面上如此：四國協(xié)商取代英日同盟，列強限制了海軍軍備發(fā)展，同時門戶開放政策寫進國際條約變成國際準則。美國外交與商業(yè)緊密掛?，商業(yè)外交大行其道。

　　國際主義外交思想指導了二十世紀初的美國外交。即使在1940年代，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設計的戰(zhàn)后大國合作的藍圖，也有國際主義的烙印。當今美國外交中的多邊主義也與此相通。由此可見，國際主義外交思想在美國外交中具有重要地位。

　　* 謹以此文獻給我尊敬的導師蔡佳禾先生、中美文化交流中心圖書館館長邵金麗女士。

　　注釋：

　　1 關于此間形勢參見Ernest R. May, Imperial Democracy: The Emergence of America as a Great Power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1961), 115-30。

　　2、 3、4　Robert E. Osgood, Ideals and Self-Interest in America"s Foreign Relations: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4), 46-48; 52; 53.

　　5 Alexander DeConde, Isolation and Security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1957), 3.

　　6、 7　Robert L. Beisner, Twelve Against Empire: The Anti-Imperialists, 1898-1900 (New York: McGraw-Hill, 1968), 225; 226.

　　8、 12　Warren F. Kuehl, Seeking World Order: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to 1920 (Nashville: Vanderbilt University Press, 1969), 47; 53.

　　9、 10、11、13、14、15　David S. Patterson, Toward a Warless World: The Travail of the American Peace Movement, 1887-1914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6), 154; 12-14; 203; 76; 87; 90.

　　16、 17　Frank A. Ninkovich, The United States and Imperialism (Malden, Mass.: Blackwell Publishers, 2001), 209.

　　18、 19、21、23、24　Frank A. Ninkovich, Modernity and Power: A History of the Domino Theo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18; 18; 26; 29; 31.

　　20、 22　Frank A. Ninkovich, The Wilsonian Century: U. S. Foreign Policy since 190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 27; 41.

　　25 John Whiteclay II Chambers, The Eagle and the Dove: The American Peace Movement and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1900-1922, 2d ed. (New York: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92),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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