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化倫理學（英文Evolutional Ethics，德文Evolutionaere Ethik）并不是一個新的名稱。早在1893年，威廉姆斯（Charles Mallory Williams）就出版了一本很厚的名叫《進化倫理學》（Evolutional Ehtics）的書。①他在該書中編排了大量的倫理學綱要或構想，它們都建立在進化論的基礎之上。同樣是在1893年，赫胥黎（Thmas Henry Huxley）在牛津大學由羅馬尼斯（Romanes）創(chuàng)立的年度講座上做了以《進化與倫理學》為題的著名講演。②可以確認，早在19世紀下半葉至20世紀初，就出現了大量的進化倫理學方面的構想。③在20世紀，鑒于同納粹主義打交道的經驗，進化倫理學的較新的討論還提示性地指向諸如社會達爾文主義和種族主義等變種。當然，進化倫理學的討論在20世紀上半葉并未在西方倫理學的討論中占據顯要位置。不過，直至20世紀70年代，一方面是洛倫茨（Konrad Lorenz）等人的動物行為研究（動物習性學，也稱動物生態(tài)學），另一方面是威爾遜（Edward O.Wilson）等人的社會生物學，加上進化博弈論作為精致的方法論工具的問世，共同為一種面向進化的倫理學構想的發(fā)展創(chuàng)造了條件。當代西方出現了許多新的進化倫理學方案，在其內部和在整個哲學倫理學范圍引發(fā)了各種激烈的爭論。

　　一、進化倫理學的寬泛界定

　　由于進化倫理學內部包含各種不同的具體構想，因此，要想得到一個關于它的精確的統(tǒng)一界定自然非常困難。不同的進化倫理學家所理解的進化倫理學往往截然不同，其理論立場、旨趣和觀點甚至恰好對立。

　　我認為，可以在承認進化倫理學具體綱要具有多樣性的同時，把各種不同的進化倫理學綱要都統(tǒng)一在一點上，即它們都在對道德現象的研究中運用了以達爾文(Charles Darwin)的名字命名的進化論，或者說，它們都以進化論為基礎來理解和把握人類的道德現象。他們首先具有對人類社會中已有的各種道德現象（道德規(guī)范、道德意識即良心、道德行為如利他主義行為等等）發(fā)生的根據進行說明或解釋的性質，即他們往往從自然選擇出發(fā)來說明這些道德現象。他們當然也對道德現象進行了程度不同的描述。在某些進化倫理學家那里，甚至還描述了人類社會從個體內部的小范圍的道德，經過部落和民族范圍內的道德，最后發(fā)展為建立在廣泛的市場交往基礎之上的超越民族狹窄范圍的社會道德（包括所謂“全球倫理”）乃至主張對其他生物施予倫理關懷的“生態(tài)倫理”的歷史演變過程。由于說明（解釋）和描述在進化倫理學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因此我們確實可以說進化倫理學首先具有說明或描述的性質，并因此同傳統(tǒng)的哲學規(guī)范倫理學在一定意義上存在著尖銳的對立。但是，確實有些人直接從進化的事實或根據進化論引申出了自己的“新的”倫理規(guī)范。還有不少當代進化倫理學家在對社會道德規(guī)范作出了自己的評論，并且在評論或批評的基礎上試圖限定某些規(guī)范起作用的范圍，或試圖對某些規(guī)范的內容進行修改。也正是因為進化倫理學保留了“規(guī)范”的這一維度，因此，它才不至于僅僅充當進化論的一個“子理論”，或僅僅是對道德規(guī)范等等作出說明和描述的“純粹經驗的學科”！當然，描述與說明同評價和規(guī)范這兩個不同層次如何在進化倫理學內部得以統(tǒng)一，這就恰如如何由事實推導出規(guī)范一樣構成進化倫理學的一個基本的難題。

　　這樣寬泛地界定進化倫理學，是為了我們更好地對西方進化倫理學發(fā)展的整個流程作出比較全面的審視和把握，而不僅僅局限于對當代特殊類型的進化倫理學——即便是占主導地位的——作出刻畫。當然，這樣理解的進化倫理學實際上就是包括了倫理學在內的道德進化論。也就是說，當人們運用進化來研究人類的道德規(guī)范、道德意識（良心）和利他的道德行為以及對它們所做的各種倫理反思和論證時，實際上也就是在研究這些道德規(guī)范、道德意識和道德行為乃至倫理學體系的歷史進化。這里所謂的研究，當然首先是指對道德現象進行描述，尤其是說明或解釋，同時也包含了對已有道德規(guī)范體系進行評價，并在評價的基礎上對已有的規(guī)范進行限定或修正，甚至提出、建構新的道德規(guī)范。

　　二、進化倫理學對傳統(tǒng)倫理學的挑戰(zhàn)

　　進化倫理學向傳統(tǒng)的哲學規(guī)范倫理學提出了多方面的挑戰(zhàn)。

　　首先，進化倫理學向西方傳統(tǒng)倫理學的基礎提出了挑戰(zhàn)。

　　西方傳統(tǒng)倫理學首先是哲學倫理學，或者說，是哲學的一部分。因此，它的基礎也并未超出哲學的范圍。具體來說，傳統(tǒng)倫理學建立在一種古典的、抽象的人性論或人類圖景的基礎上。人們要么從人的精神或理性本質出發(fā)，通過貶抑人的肉體或感性，即通過盡量限制感官的欲求（激情、沖動、需要等等），來達到理性或理智的精神要求，實現道德理想、人生價值和德行；
要么從人的肉體或感性（感覺、激情、情感）本質出發(fā)，通過肯定人的感性欲求的正當合理性，把精神或理性當作實現人的欲求和達到快樂、幸福的手段，最終把快樂和幸福當作人生的價值理想，并且把一切能夠帶來快樂和幸福的東西叫做利益，或者干脆將之理解為“善”。前者構成了從蘇格拉底、柏拉圖，經過斯多葛學派和基督教倫理學，一直到康德的以實踐理性為基礎的道義論倫理學的傳統(tǒng)；
后者則構成了從居勒尼學派和伊壁鳩魯學派的快樂主義，經過文藝復興時期哲學家們對人的感性情欲的高揚，一直到近代功利主義這又一個倫理學傳統(tǒng)。這兩種不同類型的傳統(tǒng)倫理學是圍繞人的靈魂與肉體、理性與感性的關系問題展開爭論的。一種采用的是“靈魂統(tǒng)治肉體”這一人學模型，另一種則采納“肉體決定靈魂”這一模型。而它們說到底還同時涉及到神—人—自然三者相互之間的關系。因為人的精神或靈魂與超自然的神或上帝相通，而人的感性欲望、情感以及直接構成其基礎的人的肉體，則直接依賴于自然物質。于是，構成傳統(tǒng)倫理學之基礎的古典的人性論要么以宗教神學作為理論前提，因而內含神本主義；
要么以自然唯物主義為理論前提，自然（物質）本體論是其內在構成因素。

　　進化倫理學向傳統(tǒng)倫理學基礎所提出的挑戰(zhàn)，從根本上說就是在倫理學的討論中試圖把生物學引進來，借以對傳統(tǒng)倫理學的規(guī)范體系作出說明。于是，不是與神本主義或自然主義相結合的古典的人性論，而是建立在生物學基礎上的人性論和人類圖景，直接構成了進化倫理學討論道德問題的出發(fā)點。進化論者宣稱：一種全新的人類圖景同達爾文的進化綱領即自然選擇論相關聯(lián)。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引起了人類圖景的重大變革，即引進了“生物人”的觀念。既然古典的人類圖景構成了傳統(tǒng)倫理學的基礎，那么，當生物進化從根本上使古典的人類圖景失去效力的時候，它自然也瓦解了傳統(tǒng)倫理學的根基，并有可能在生物進化論所提供的新的人類圖景的基礎上重新探討倫理道德問題。

　　就進化倫理學把生物學作為解答倫理問題的基礎這一點而言，它與整個傳統(tǒng)倫理學都有了重大的區(qū)別。不過，它同快樂主義—功利主義倫理學傳統(tǒng)的關系，要比同理性主義—宗教禁欲主義倫理學傳統(tǒng)的關系，較為接近一些。可以說，進化倫理學所采納的解答倫理學問題的生物學立場，歸根到底屬于哲學上的自然主義立場。在快樂主義—功利主義倫理學傳統(tǒng)中，人們很容易看出有一種有關人的自然性的假定和人來自于自然這一見解構成了倫理規(guī)范設定的基礎。這樣一種意義的哲學倫理學往往注重從現實經驗出發(fā)去描述和說明道德規(guī)范，因此大多具有一定的現實主義或經驗主義的品格。進化倫理學對于這種倫理學的推進，僅僅在于它把古典的自然主義的人類圖景從哲學層次推進到具體的生物學層次了。尤其是在當代以社會生物學為代表的進化倫理學中，傳統(tǒng)哲學倫理學的自然主義人類圖景建立在基因論的基礎上了。這當然也意味著對傳統(tǒng)的自然主義人類圖景的一種挑戰(zhàn)，即以生物學為基礎的自然主義向哲學自然主義的挑戰(zhàn)。只是這一挑戰(zhàn)遠遠不如進化倫理學向理性主義—宗教禁欲主義倫理學提出的挑戰(zhàn)那樣尖銳。

　　進化倫理學在許多方面向理性主義倫理學或宗教禁欲主義倫理學提出了尖銳的挑戰(zhàn)。當進化倫理學家從自然選擇、尤其是從基因的突變和選擇這類生物學條件去說明人類的道德選擇和行為時，以理性主義和宗教禁欲主義倫理學為代表的傳統(tǒng)倫理學所假定的構成人類道德之基礎的“意志自由”便受到了巨大的沖擊。換言之，如果人的一切意識和行為歸根到底都是受“自私的基因”所規(guī)定，那么，還存在傳統(tǒng)倫理學所宣揚的“意志自由”嗎？一切基于意志自由而作出的有意識的道德抉擇，不都成為一種“假象”嗎？同樣，假如人類的一切道德現象都可以找到現實的生物學根據，那么，諸如康德倫理學那種追尋道德的非經驗的、先天的根源的先驗哲學的做法，不就顯得是迂腐不堪的嗎？假如一切道德規(guī)范都只是生物進化的結果，則它們不是本質上就具有暫時的、歷史的性質，因而根本就不存在所謂普遍的、永恒不變的道德規(guī)范？正如烏克提茨在批評康德倫理學時所指出的：“如果人們在此期間嚴肅地接納了達爾文，嚴肅的接納進化，并承認人也僅僅是在漫長的有機進化的鏈條上的一個環(huán)節(jié)，那么，所有的‘倫理概念’就顯得同樣是有機進化的結果，而不是‘在理性中完全先天地’給定了的范疇�！雹�

　　其次，進化倫理學向傳統(tǒng)倫理學的學科性質提出了挑戰(zhàn)。

　　傳統(tǒng)倫理學從本質上說是一種規(guī)范倫理學。或者說，作為一種傳統(tǒng)，“倫理學”往往被理解為必須給出某種命令或設定某種規(guī)范。當然，傳統(tǒng)倫理學在提出命令或設定規(guī)范的同時，大多也試圖為這些命令或規(guī)范作出論證。例如，快樂主義或功利主義往往根據人的自然感性——一種趨樂避苦的自然傾向——提出、論證“趨樂避苦”或“趨利避害”這樣的道德規(guī)范，而以康德為代表的理性主義倫理學家則試圖從純粹的先天理性出發(fā)引申出具有普遍必然性的道德原則，而宗教倫理學則把上帝或神性作為人的道德規(guī)范的原始根據。在設定和論證道德規(guī)范的同時，傳統(tǒng)倫理學也給出了“善”“惡”概念的定義。因此，規(guī)范內在地包含了評價的成分。道德規(guī)范或原則被理解為必須和對善的追求相一致。

　　依照我在前面對進化倫理學的寬泛的界定，許多進化倫理學家其實也在對傳統(tǒng)倫理學規(guī)范作出評價的基礎上給出了自己的道德規(guī)范，因此不能簡單地認為進化倫理學當中不包含任何評價或規(guī)范的成分。但是，在當代的進化倫理學家之中，確實有許多人首先把進化倫理學理解為描述的、說明的倫理學，少數進化倫理學家甚至想把規(guī)范的成分從進化倫理學中剔除出去。例如，福爾邁、烏克提茨等人雖然試圖從其以生物學為基礎的現實主義的人類圖景出發(fā)對傳統(tǒng)的理想主義倫理規(guī)范作出了評論和修正，但他們一致意識到：不能從事實陳述合乎邏輯地推導出價值命題，因此，他們和元倫理學的創(chuàng)始人喬治·愛德華·摩爾（George Edward Moore）一樣認為必須小心避免“自然主義的謬誤推理”，即主張嚴格地區(qū)分事實陳述和價值命題，區(qū)分“是”和“應當”。

　　如果進化倫理學真如莫爾所說不應該（或不能夠）提供規(guī)范，那么，“進化倫理學”這個術語或許就只是一個無足輕重的標簽而已了。它就不是原本意義上的倫理學。也就是說，也許根本就不存在規(guī)范的進化倫理學，而只有一門學科，它描述性地把握道德的可能的進化的根源。它象其他被倫理學所利用的學科一樣也許是一門描述性的—經驗性的輔助學科，但這些學科并未借此成為倫理學科。這樣來理解進化倫理學，則把對這一精神思潮置于倫理學的名義之下就顯得文不對題了。于是問題是：進化倫理學還是倫理學嗎？

　　再次，進化倫理學中的某些構想向傳統(tǒng)倫理學的規(guī)范本身提出了挑戰(zhàn)。

　　就進化倫理學中所包含的規(guī)范的部分而言，它與傳統(tǒng)倫理學也存在很大的區(qū)別。進化倫理學向傳統(tǒng)倫理學的規(guī)范所提出的挑戰(zhàn)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或者根據自然選擇理論而得出為自私、強者辯護的倫理立場，或者通過強調倫理學的現實基礎（生物學基礎）而試圖糾正傳統(tǒng)道德規(guī)范的“理想主義”性質。

　　社會達爾文主義以及由此引申出的種族中心主義等各種變種，正是通過直接把自然選擇理論運用于人類社會，而主張個人或某些所謂的“優(yōu)等種族”在道德上有權利通過競爭而“淘汰”別的弱者或“低等種族”。這樣一來，達爾文的自然選擇理論似乎就成了社會達爾文主義者用來為強者或“優(yōu)等種族”的利己主義行為進行辯護的工具了。傳統(tǒng)倫理學所推崇的對弱者的同情、憐憫、保護，包括利他主義等等，都被徹底否定。在某種意義上，我們也可以把尼采的建立在“權力意志”基礎上的“超人哲學”及其道德理論也算做社會達爾文主義的一個變種。尼采的道德理論當然不是達爾文自然選擇理論在倫理學中的一種簡單的應用，(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因為他試圖把他的為強者、“超人”辯護的新道德理論建立在權力意志這一哲學的假定的基礎上，但是，不管尼采本人如何強調他的權力意志理論——作為一種哲學理論——同達爾文的自然選擇論——作為一種生物學理論——有多大的區(qū)別，他的理論確實和社會達爾文主義有許多相似或相通的地方。他對整個基督教倫理和理性主義道德說教的否定，和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傾向是相一致的。

　　在當代，進化倫理學中很少有人再像社會達爾文主義或尼采那樣明確地提出為強者辯護的倫理規(guī)范構想了。但是，對傳統(tǒng)倫理學規(guī)范作出“修正”的嘗試還是經常出現。例如，在性道德領域，不少從社會生物學出發(fā)的進化倫理學家，就試圖通過論證人的生物屬性或指明他歸根到底受基因的遺傳規(guī)定，而為男人的“多妻傾向”或“同性戀傾向”進行道德辯護。當然，這種立場由于其“男性中心主義”的嫌疑和生物遺傳決定論而遭到許多人的批評。同樣，在利他主義問題上，當代的許多進化倫理學家通過對動物和人類利他行為的生物學解釋，而得出許多利他的行為歸根到底出于利己的動機這樣的結論，因此對“純粹的利他主義”的道德適用性提出了懷疑。當然，這類對傳統(tǒng)道德規(guī)范的挑戰(zhàn)，同社會達爾文主義相比，相對弱化得多。

　�。ㄝd《倫理學研究》2007年第3期，人大復印資料復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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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者簡介：舒遠招，1964年3月生，湖南辰溪人，哲學博士、教授，現在湖南師范大學哲學系外國哲學和倫理學研究所工作，外國哲學研究所所長。

　�、� Charles Mallory Williams: Evolutional ethics. A review of the systems of ethics founded on the theory of evolution. Macmillan , New York/London 1893.

　　② Thomas Henry Huxley: Evolution and ethics(Romanes lecture 1893). In: Collected Essays, 9.Macmillan , London 1894.赫胥黎的講演，清代的嚴復（1853-1921）曾用文言文意譯了大部分內容并以《天演論》為名出版。1971年，科學出版社出版了白話譯本，取名《進化論與倫理學》。

　�、� Wuketits, F.M. : Moral-eine bieologische oder biologistische Kategorie? Ethik und Sozialwissenschaften1(1990)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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