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是基于CGSS2003數(shù)據(jù)，對中國中間階層社會存在狀況進行“確認”分析系列的一部分。本文從居住模式、社會交往、婚姻匹配和生活方式四個方面，分析了中間階層的社會生活狀況，“確認”在居住模式和生活方式兩個方面，中間階層并未顯現(xiàn)出特定的階層特征；
在社會交往和婚姻匹配兩個方面，中間階層已經(jīng)形成了顯著的階層特征。中國社會轉型的連續(xù)性、市場取向和急速性是造成上述結果的重要原因。

　　本文是一項中間階層研究的一部分。這個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在中國社會轉型的背景下，面對中國中間階層崛起和形成的過程，描述和分析中間階層的社會存在狀況，期望通過這樣的工作，分析性地揭示當代中國城鎮(zhèn)社會中的中間階層在哪些社會領域、在何種程度上、形成了什么樣的特征，從而對中間階層提供一個較為“全景式的圖畫”。

　　一、分析策略、分析框架和數(shù)據(jù)

　　1、分析層次和主題

　　本文作者曾經(jīng)在另一篇關于當代中國中間階層社會存在的論文中指出：第一，不同于發(fā)達的“中間階層社會”，當代中國的中間階層問題具有特殊意義；
第二，中間階層研究可以區(qū)分為兩個相互聯(lián)系、但有很大區(qū)別的主題，即中間階層的“確認”和社會功能的分析，前者關注中間階層的存在狀況及其特征，后者著眼于中間階層在社會結構和社會變遷中的影響作用。前者在一定程度上是后者分析的基礎。[1]本文是上述“確認”分析的延續(xù)。

　　對于中間階層的確認又可以分為兩個基本部分，即“人口統(tǒng)計學”意義上和“社會-文化”意義上的確認，前者著眼于中間階層的數(shù)量特征（例如，人口和職業(yè)等），后者關注中間階層的階層意識、政治意識、社會-文化特征以及形成機制。作者曾從中間階層的制度特征和階層-政治意識狀況領域，揭示了中間階層在階層認知、政治意識和利益取向等方面的不同狀況和特征。[2]本文將延續(xù)這種分析策略，從中間階層的社會生活領域描述性分析中間階層的社會存在。

　　本文對中間階層社會生活領域的分析，包括了兩個相互聯(lián)系的主題：第一，在上述社會生活領域中是否在階層化的特征，或者說中間階層是否彰顯出獨特特征？第二，這種特征的具體表現(xiàn)是什么？

　　2、分析領域

　　不同于政治領域，本文關注的社會生活領域主要是指中間階層的居住模式、社會交往、婚姻以及消費模式等社會活動諸領域。相對于政治領域來說，社會生活諸領域應該是“確認”中間階層形成過程和程度的更好指標，因為在很多研究者看來，中間階層的形成不僅在于社會結構中的特定位置，而且在于它們在生活方式、文化和意識形態(tài)等方面所具有的獨特特征。[3]同時，伴隨著階級分析中文化范式的興起，大多數(shù)以往的研究給予中間階層的生活方式和消費生活以更多的關注。本文的分析范圍將有所擴展，使用社會生活狀況來概括本文的關注領域，希望能夠從更多地方面分析性的描述當代中國中間階層的形成和特征。

　　居住模式

　　已有的很多研究都已經(jīng)證明，無論是在市場體制中還是在再分配體制中，居�。ㄗ》浚┒际巧鐣�經(jīng)濟分層的重要指標，盡管二者的機制不同。居�。ㄗ》浚┦侨藗兟殬I(yè)、權力、收入以及其他社會經(jīng)濟變量決定的產(chǎn)物，因而居�。ㄗ》浚┎町愂巧鐣�階層差異的重要方面。[4]居住或住房差異可以從兩個方面進行分析，一方面從住房產(chǎn)權、住房質(zhì)量以及住房面積、價格等方面，揭示不同階層之間的差異。[5]邊燕杰等人利用中國“五普”數(shù)據(jù)，揭示了在中國城市中，社會階層對于住房產(chǎn)權、居住質(zhì)量及住房價值等方面的顯著影響，認為在中國社會轉型的過程中，社會分層的分配機制仍然得到延續(xù)，而市場化機制同時并行地增長著，社會精英階層在住房資源的分配中占有顯著的優(yōu)勢。[6]

　　另一方面是“居住分異”的角度�！熬幼》之悺笔菑娜宋纳鷳B(tài)學的角度揭示社會階層在居住空間地域上的反映，關注不同社會群體在居住區(qū)位上所形成的積聚和分異狀況。[7]社會分層或社會經(jīng)濟地位差異是形成居住分異的重要機制之一，而城市居住空間形態(tài)的特點，是城市階層關系的一種反映：不同社會階層在社會經(jīng)濟地位上的差異會體現(xiàn)為居住空間的差異，所謂“擇鄰而居”即是居住分異的通俗表述。[8]可以說，不僅居住分異是階層分化的產(chǎn)物，而且居住分異也是強化階層差異、甚至維持階層再生產(chǎn)的機制之一。

　　社會交往

　　本文作者曾討論過社會交往對象分析在階層化分析中的意義，[9]這一分析的基礎之一，即布勞的宏觀結構理論所闡述的“接近性假設”[10]，社會網(wǎng)絡研究中關于關系強度分析的邏輯起點也是建立在這一假設之上。在社會資源、社會資本的研究中，階層地位對于社會交往方式和范圍的影響，一直是一個重要的解釋變量：個人和家庭的社會資源分布于一個金字塔式的社會分層結構之中，這一階層結構構成了不同階層成員之間社會交往的結構性制約，因而社會資本的變異性可以從階級階層地位角度得到解釋。[11]社會交往對象的分析提供了一個分析階層化的視角：如果處于某一特定階層位置的人們其交往對象更多地局限于同一階層之內(nèi)，在一定程度上意味著整個社會的分層結構呈現(xiàn)為較高程度的結構化，因而成為“確認”中間階層形成或存在的一個重要方面。

　　婚姻匹配

　　擇偶或婚姻是最重要的社會生活領域以及最基本的社會行為之一。雖然擇偶會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例如居住空間的臨近因素、工作接觸程度、興趣愛好選擇等，[12]但大量有關擇偶和社會階層關系的研究證明，在婚姻選擇中存在著一種“同類婚”模式，即擇偶雙方具有包括種族和民族、宗教和文化以及個人社會屬性（教育水平、社會經(jīng)濟地位、家庭背景等）不同層面上的相似性，可稱之為“同類匹配”，婚姻匹配過程的本身，就是一個社會進行自我建構、復制和再生產(chǎn)的過程，[13]其中，階層地位的相似性具有重要意義，有學者指出，（中國）絕大多數(shù)人的婚姻對象，都在自己所屬的階層或與自己所屬階層等級地位臨近的階層，因而是男女兩性在社會地位上的結合，可稱之為“階層內(nèi)婚制”。這種階層內(nèi)婚制不僅在傳統(tǒng)中國存在，改革開放以后，階層內(nèi)聯(lián)姻的趨勢同樣是越來越強，而且在未來很長一個時期都將持續(xù)存在。[14]特別是年輕一代和教育層次較高的人，配偶的社會經(jīng)濟地位在擇偶和婚姻過程中起到越來越重要的作用。[15]因此，“確認”中間階層的形成和特征，“婚姻匹配”狀況可以作為一個重要指標。

　　生活方式

　　生活方式與社會分層之間的關系一直是社會分層研究中十分關注的問題之一。韋伯以生活方式和社會聲望作為身份或地位群體區(qū)分的社會基礎，[16]而布迪厄、吉登斯等則借用了韋伯的上述思想，將生活方式與階級地位聯(lián)系起來，強調(diào)生活方式也是階級區(qū)分和階級地位的重要標志。布迪厄所謂“慣習（habitus ）即主要是指一定社會階級的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思想、行為所帶有的特定傾向，因而慣習的產(chǎn)生過程也就是階級形成的過程。[17]米爾斯更是因為中產(chǎn)階級在生產(chǎn)關系和權力關系中的”模糊位置“，將生活方式看作是中產(chǎn)階級的重要特征。[18]

　　盡管在后現(xiàn)代理論家看來，生活方式的意義脫離了“傳統(tǒng)的”階級概念，在現(xiàn)代社會中逐漸成為人們“建構”自己身份的標志，但是，無論生活方式與客觀階級地位是什么樣的聯(lián)系，研究者都承認生活方式構成了社會區(qū)分的重要標志，是人們認識自身階層地位的符號。[19]因此，生活方式將成為確認中間階層形成及其特征的重要領域之一，正如米爾斯那句著名的結論所表明的：美國中產(chǎn)階級具有“政治后衛(wèi)、消費前衛(wèi)”的特點，后者同樣是中產(chǎn)階級的顯著標志。

　　3、階層分類框架

　　顧名思義，階層問題，包括“中間階層”問題，其基本前提是其相對獨立性，特別是對于“（新）中間階層”來說，它所彰顯出的與其他階層不同的獨特特征是引起關注的基礎。只有確認了和中間階層相聯(lián)系的特征，中間階層的問題才真正具有意義，才可能進而解釋它的社會功能。為了實現(xiàn)這個分析目標，建立一個至少包括上層階層、中間階層和下層階層的階層框架是必要的前提。但是，由于本文的資料是來自于以個人為對象的抽樣調(diào)查，在樣本中僅存在很少的可稱之為社會上層的樣本，無法進行有效的分析。這樣的情況在基于此種方法所進行的研究中是正常的。[20]因此，本文的階層分類框架僅包含了（新）中間階層、社會下層和自雇傭者階層（老中間階層），盡管不盡如意，但仍然可以實現(xiàn)本文的基本目標之一：揭示中間階層的相對獨立性。上述三個階層構成了本文的基礎。同時，考慮到轉型社會在不同社會領域中社會分化的程度不同，以及中間階層本身的復雜性或異質(zhì)性，本文根據(jù)分析的需要，在中間階層之內(nèi)又區(qū)分了上層和下層中間階層或上、中、下中間階層，以便更好地揭示當代中國中間階層在不同領域、不同程度上的存在特征。[21]

　　本文所使用的數(shù)據(jù)來自“2003年中國綜合社會調(diào)查”（CGSS2003）的資料，[22]根據(jù)本文的分析要求，共獲得有效樣本3468個，具體分類和規(guī)模如表1.

　　二、社會生活領域中的中間階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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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部分的目的之一，是“確認”中間階層是否形成了與其他階層分異的居住模式。中國城市社會兩個特點使得這一分析有些復雜化。第一，再分配體制下的住房作為一種國家分配的“福利”，其不平等主要存在于“精英-大眾”的結構之中。第二，中國城市社會特有的“單位制”使得盡管在單位內(nèi)部住房分配上也存在多種形式的不平等，但在更廣泛的城市空間上主要體現(xiàn)在不同的單位社區(qū)之間，在單位社區(qū)內(nèi)部是不同社會經(jīng)濟地位的人共同居住在一起。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1998年住房商品化改革以來，住房分配領域中市場化機制開始發(fā)揮越來越大的作用，這意味著人們社會經(jīng)濟地位的差別或者階層地位的差別，對于住房和居住環(huán)境的選擇具有越來越重要的影響。

　　有研究表明，居住分異的現(xiàn)象在很多轉型社會，包括中國，特別是在大城市郊區(qū)迅速發(fā)展。[23]但是，在中國，住房商品化是遵循著兩條路徑發(fā)展的，即：市場化購置和福利性售房。因此，雖然單位制度在逐漸解體，但歷史上形成的單位社區(qū)作為一種區(qū)位空間形態(tài)并沒有完全消失，很多單位社區(qū)由于歷史的原因，占據(jù)了城市中最好的區(qū)位，其中的居民是通過福利售房的方式獲得了該住房的產(chǎn)權或居住權，這其中既包括了大量的中間階層成員，也包括了很多的社會下層成員。因此，中國城市中的居住分異很可能會表現(xiàn)出非常復雜的狀況，對此應該有足夠的預見。

　　本文根據(jù)社區(qū)性質(zhì)和位置兩個主要因素，將城市社區(qū)分為如下表的類型，然后從兩個維度上描述了居住分異的狀況。首先，不同階層在不同類型居住區(qū)中的分布（參見表2）�？梢钥吹�，中間階層和社會下層之間并沒有顯現(xiàn)出明顯的階層差異，兩個階層表現(xiàn)出一種共同的特征，即：這兩個階層中都有一半左右的成員居住在單一或混合的單位社區(qū)中；
自雇傭者階層則顯現(xiàn)出特獨的特征，即這個階層中只有約四分之一的成員居住在單位社區(qū)中。相對來說，不同階層之間的差別僅僅表現(xiàn)在：第一，與中間階層相比，社會下層中有更多的成員居住在未經(jīng)改造的老城區(qū)中；
與社會下層相比，中間階層中有較多的人居住在普通商品房社區(qū)中。第二，自雇傭者沒有呈現(xiàn)出特定的居住模式。

　　其次，不同社區(qū)中居民的階層構成（見表3）。從社區(qū)維度上可看到類似于階層維度的結果，即；
在單位社區(qū)和商品房社區(qū)中，主要居民為中間階層和社會下層成員，而且二者之間的比例相差不多。兩個階層的差別僅在于：在未經(jīng)改造的老城區(qū)中，大多數(shù)居民都是社會下層的成員，在那些環(huán)境較差的社區(qū)中，社會下層成員的比例也遠遠超過中間階層和自雇傭者階層。也就是說，由于社會下層成員數(shù)量龐大，雖然有超過一半的成員居住在單位社區(qū)和商品房社區(qū)，但在那些未經(jīng)改造的老城區(qū)及合并社區(qū)中，其主要成員仍然是社會下層。

　　綜合以上兩個維度，結論是：居住分異、特別是中間階層社區(qū)的模式并不十分顯著；
但是，在那些老城區(qū)及“合并社區(qū)”中，社會下層和自雇傭者階層居民占了絕大多數(shù)，具有某種程度的居住分異特征。

　　如果在三階層的框架下沒有顯現(xiàn)出顯著的階層差異，進一步更細致的分析才能夠揭示：在什么樣的程度上有可能存在階層差異？因此，我們將中間階層細分為三個階層（中上層、中中層、中下層），將社會下層細分為三個階層（下上層、下中層、下下層），(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保留自雇傭者階層。七階層的對應分析散點圖（圖1）顯示出更多的居住分異的信息：

　　第一，社會下層（包括下上層，下中層，下下層）更多地集中在“單一或混合的單位社區(qū)”“未經(jīng)改造的老城區(qū)”。其中，下下層和下上層表現(xiàn)出比較明晰的居住特征，即：下下層更多地和“未經(jīng)改造的老城區(qū)”聯(lián)系在一起，而下上層則集中在單位社區(qū)中。

　　第二，中間階層（包括中上層，中中層，中下層）更多地分布在單位社區(qū)和普通商品房小區(qū)之間，除了中上層中間階層與單位社區(qū)表現(xiàn)出更多的聯(lián)系之外，中中層、中下層中間階層沒有表現(xiàn)出集中的分布特征。

　　第三，自雇傭階層集中居住在“合并社區(qū)”中。

　�。ǘ�）社會交往

　　社會交往對象的分析直接揭示了階層結構化的程度。問卷調(diào)查了解了被訪者在過去半年里最重要的5位交往對象，包括了配偶、家人、親戚、同事、老同學、鄰居、朋友及其他人等，本文只選擇了“朋友”作為分析的對象，因為“朋友”相對于其他各類對象，更多受到階層地位相似性的影響。在本數(shù)據(jù)中，有1324個被訪者將他們最重要的交往對象（第一位）列為“朋友”，[24]本文據(jù)此分析不同階層成員的交往對象模式。

　　需要說明地是，由于人口分布的影響，邊緣頻數(shù)的分布（結構性因素）將影響單元格中的百分比值。因此，表4中括號內(nèi)數(shù)值為被觀察頻數(shù)與所期望頻數(shù)的比率，這個數(shù)值屏蔽了結構性因素的影響，反映了每個階層選擇不同階層朋友的機遇。從下表中可以發(fā)現(xiàn)，每一個階層成員最親密的朋友都有較高的機會來自本階層內(nèi)部（中間階層和社會下層為1.5倍，自雇傭者為3倍），或者說，來自于不同階層的最親密朋友的機會都遠低于本階層。簡單百分比的分布也顯現(xiàn)出同樣的結果：中間階層被訪者中有接近四分之三（73.86%）的最親密朋友來自本階層；
社會下層的這一比率接近60%，在自雇傭者中也是眾數(shù)分布。也就是說，每個階層都傾向于選擇相同或鄰近階層的朋友。對應分析的散點圖提供了更為直觀的信息（圖2）。

　　如果將中間階層區(qū)分為上下中間階層時，可以看到更為細致的階層特征（參見表5）。上層中間階層自我選擇的機遇為2.2倍，高于選擇下層中間階層的機遇（1.5倍）。而下層中間階層向上選擇的機遇和自我選擇的機遇非常接近（1.6：1.5），對于下層中間階層來說，上下中間階層的隔離并不是特別明顯。但是對于社會下層和自雇傭階層來說，情況則完全不同：不僅自我選擇機遇高，而且選擇其他階層，尤其是上層的機遇非常低。下層僅有0.03倍的機遇選擇上層中間階層的成員為朋友，而自雇傭階層也僅有0.5倍的機會。對應分析的散點圖提供了相似的信息。

　　歸納上述結果可得出如下兩個結論：第一，在社會交往領域，階層化的趨勢十分明顯，中間階層、社會下層和自雇傭者階層自我選擇的機會都遠高于選擇其他階層成員。第二，中間階層和社會下層內(nèi)部的差異并不十分顯著。

　�。ㄈ�）婚姻匹配

　　分析婚姻匹配的狀況，可借助于布勞-鄧肯所創(chuàng)立的地位獲得分析框架，即將婚姻匹配區(qū)分為“自致性”和“先賦性”兩種類型，前者考察地是婚姻雙方本人的社會經(jīng)濟地位的相似性，后者考察地是夫妻雙方家庭社會經(jīng)濟地位的相似性。[25]本文由于資料所限，將只分析“自致性”婚姻匹配的狀況，關注地是階層地位相似性的狀況，從婚姻匹配的角度揭示中間階層的存在狀況和相應特征。

　　本文并非是對婚姻選擇模式做一種因果分析的解釋，而是利用調(diào)查時點數(shù)據(jù)中已婚者的婚姻資料，對不同階層成員的婚姻匹配程度進行描述，其中的已婚者包括了離婚后再婚者以及喪偶再婚者。由于數(shù)據(jù)的局限性，無法對結婚時點時婚姻匹配的狀況進行描述和解釋。

　　表6顯示，階層內(nèi)婚的傾向是較為明顯的，婚姻的階層匹配程度相對較高，特別在社會下層和中間階層之間更為明顯，約四分之三的社會下層成員與本階層內(nèi)的人結婚。

　　對應分析更直觀地將這一結果顯現(xiàn)出來（參見圖3）：三個階層的內(nèi)婚傾向都十分強烈，差異僅在于自雇傭者的距離稍遠于其他兩個階層。

　�。ㄋ模┥�活方式

　　雖然生活方式被認為是中間階層的獨特特征，但是，在中國社會中是否已經(jīng)形成了中間階層的生活方式范式，存在一些矛盾的結論。[26]本文認為，消費和休閑是生活方式的主要形式，而且是消費和休閑的類型而不是能力或水平，能夠更準確地表達出中間階層的獨特性。本文分別分析了在消費和休閑領域中階層化的程度和特征，我們建立了兩個簡約的分類，即：根據(jù)消費的層次，將消費區(qū)分為“大眾消費”和“高消費”，根據(jù)休閑的類型將休閑區(qū)分為“大眾休閑”和“前衛(wèi)休閑”。上述分類中的“高”更多表示相對較貴的消費，也包含有時髦的意義，而“前衛(wèi)”更多地表示某種“品味”、“選擇”。同時，對于受訪者的生活感受進行了詢問。

　　表7是不同消費、休閑類型和生活感受的特征，以及根據(jù)對應分析整理的與不同階層的聯(lián)系。無論是“符合”還是“不符合”，如果標明了相應階層，意味著某一階層與此選擇具有顯著的關聯(lián)；
如果是空白，意味著在這個選擇上沒有顯著的階層特征（回答是離散的）。從下表中可以看到，即使是在生活方式領域中，階層化的特征也表現(xiàn)出復雜的情景，與政治意識領域有相似之處。[27]例如，在大眾消費方面，中間階層和社會下層表現(xiàn)出顯著的階層差異；
即社會下層與自雇傭者總是遠離高消費，但是，中間階層也僅是在購物商店選擇上顯示出不同于其他階層的選擇特征，在其他兩項高消費上則沒有形成顯著的階層特征。在休閑領域，中間階層和兩種大眾休閑形式之間都不存在顯著聯(lián)系，它們屬于社會下層或自雇傭者的休閑方式；
同時，社會下層和自雇傭者都與所謂前衛(wèi)休閑方式也不存在顯著聯(lián)系，但是，中間階層也僅僅在休息的方式上表現(xiàn)出顯著的階層特征，在其他兩個方面都沒有表現(xiàn)出階層特征。如果將中間階層細分為上、下兩個階層時，可以發(fā)現(xiàn)下次中間階層更多地與在健身房鍛煉相關，而上層中間階層更多地與家庭藝術品裝飾相關，這也許和不同中間階層的收入和工作狀況有關。從上述這些結果可以得出的結論是：在最為能夠標識中間階層的生活方式領域中，中間階層僅僅表現(xiàn)出部分的階層化特征，在很多方面都還沒有形成自身的特征。而社會下層和自雇傭者則在生活方式諸領域都顯示出明顯的階層特征。中間階層在中國確實還在形成過程之中。

　　生活方式受到中間階層分析的青睞，是因為相對于客觀階層地位本身，生活方式具有更多地社會建構的特色，無論它是地位結構還是文化價值“建構”的結果。本文嘗試分析影響生活方式的因素，包括職業(yè)、教育、收入等，但所得結果對于生活方式的差異沒有較好的解釋力。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可能是因為統(tǒng)計模型的建構問題，另一方面可能是因為整個社會、包括中間階層都處于急速變遷的過程之中，因而還沒有形成穩(wěn)定的模式。就其顯露出的趨勢來說，收入對于消費模式有著較大的影響，而休閑方式除了受到收入影響外，還更可能受到教育水平和職業(yè)的影響，但所有這些在本文的分析中都沒有顯現(xiàn)顯著的作用。有些研究強調(diào)了“消費分層”的視角或形成了“消費中間階層”的概念，需要指出地是，這樣的結論大多來自于對消費水平或消費能力分析的結果，而不是來自于對于消費模式和消費行為（偏好）的分析，后者被認為是中間階層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消費模式和消費行為來說，階層分化還不顯著，消費模式的差異取決于階層地位還是其他因素，本身就是一個存在爭議的問題。[28]

　　三、總結

　　社會生活領域中的中間階層，與政治意識領域中的中間階層相似，在某些方面顯現(xiàn)出中間階層的階層特征，在另一些方面則沒有形成中間階層的階層特征。

　　在居住方面，中間階層并沒有呈現(xiàn)出獨特的模式。但是，居住分異的特征已經(jīng)值得關注，即：與社會下層相比，中間階層中有較多的成員居住在價格較貴、環(huán)境較好的普通商品房小區(qū)中，而社會下層中有更多的成員居住在未經(jīng)改造的老城區(qū)中。

　　在生活方式方面，雖然有數(shù)據(jù)表明存在著中等消費水平的階層，但在消費模式或消費行為方面，中間階層的范式還未形成；
或者說，沒有顯現(xiàn)出與其他階層不同的中間階層消費模式。

　　與上述兩個方面有所區(qū)別地是，在社會交往方面，階層化的趨勢已經(jīng)十分明顯，各個階層的交往對象更多地來自于同一階層內(nèi)部的可能性，遠高于來自于階層外部。人們的社會交往更多地局限在本階層內(nèi)部。而簡單的婚姻匹配分析證明了“階層內(nèi)婚制”的存在，在中間階層和社會下層之間存在一條明顯的界線。

　　在本文作者看來，上述相互區(qū)別的結果，是中國作為一個轉型社會其特征所決定的，即：中國社會的轉型是連續(xù)的、市場取向的和急速的。所謂“連續(xù)性”主要是指在轉型過程中沒有發(fā)生斷裂式的變革，連續(xù)性的轉型使得再分配體制的“遺產(chǎn)”仍然大量存在于當今社會中，在居住領域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這種遺產(chǎn)的存在。朝向市場體制的轉型，使得基于“市場狀況”和“市場權力”（韋伯）的地位在社會交往和婚姻選擇領域中發(fā)揮著更多地影響，因而呈現(xiàn)出階層化的特征。如果按照階級階層的視角來解釋，急速的社會轉型則使得在生活方式領域中基于階層地位的消費模式還遠未普遍化，中間階層的模式還沒有形成，但階層化的過程已經(jīng)開始，社會下層已經(jīng)形成了具有階層特征的生活方式。當然，本文并不排除生活方式也許是“自我建構”的結果。作為一個研究分析的系列，我們將在下一篇論文中對于當代中國中間階層的社會經(jīng)濟異質(zhì)性特征進行分析。

　　The Social-Existence of the Middle Class in Contemporary China：thecondition of social life

　　This paper，which is based on the CGSS2003data，is part of a seriesof papers aiming to identify the social-existence of the middle classin cotemporary China.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nditions of social lifeof the middle class in four aspects including residential pattern ，socialcommunication ，assortative mating and lifestyle.The results show thatthere are no significant discrepancies between the middle class and allother classes in residential pattern and lifestyle.Whereas ，the middleclass shows notable features in social communication and assortative mating，。The continuity，market orientation and swiftness of Chinese social transitionare substantial causes for the result mentioned ab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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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參見：李路路，王宇，《當代中國中間階層的社會存在：階層認知與政治意識》，長春：《社會科學戰(zhàn)線》2008年第10期。

　　[2]可參見：李路路，李升，《“殊途異類”：當代中國城鎮(zhèn)中產(chǎn)階級的類型化分析》北京：《社會學研究》2007年第6期；
李路路，王宇，同上。

　　[3]參見：Bourdieu，Distinction－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of Taste.Translated.by Richard Nice.(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Routledge Kegan Paul Ltd.，London，1984；
《藝術的法則》，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
米爾斯，《白領——美國的中產(chǎn)階級》，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

　　[4]參見：邊燕杰，劉勇利，“社會分層、住房產(chǎn)權與居住質(zhì)量——對中國‘五普’數(shù)據(jù)的分析”，《社會學研究》2005年第3期。

　　[5]參見：邊燕杰，劉勇利，同上。

　　[6]參見：邊燕杰，劉勇利，同上。

　　[7]參見：李志剛，“中國城市的居住分異”，《國際城市規(guī)劃》2008年第4期；
徐掬芬，張京祥，“中國城市居住分異的制度成因及其調(diào)控—基于住房供給的視角”，《城市問題》2007年第4期。

　　[8]吳啟焰，“城市社會空間分異的研究領域及其進展”，《城市規(guī)劃匯刊》1999年第3期；
邱夢華，“中國城市居住分異研究”，《城市問題》2007年第3期；
李志剛，同上。

　　[9]參見劉精明，李路路，“階層化：居住空間、生活方式、社會交往與社會認同”，北京：《社會學研究》2005年第3期。

　　[10]即：人們更多地與自己群體或社會階層中的其他成員交往，處于相同社會位置的人們有著共同的社會經(jīng)驗和角色以及相似的屬性和態(tài)度，這一切都將促進他們之間的交往，例如婚姻、朋友等性質(zhì)的交往關系。參見布勞，《不平等和異質(zhì)性》，王春光，謝圣贊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第57-59，67頁。

　　[11]參見：邊燕杰，“城市居民社會資本的來源及作用：網(wǎng)絡觀點與調(diào)查發(fā)現(xiàn)”，《中國社會科學》2004年第3期，林南沃爾特。M.恩賽爾約翰。C.沃恩，“社會資源和關系的力量：職業(yè)地位獲得中的結構性因素”，轉引自：《國外社會學》1999年第4期。

　　[12]徐安琪，“擇偶標準：五十年變遷及其原因分析”，《社會學研究》2000年第6期。

　　[13]參見：李煜，徐安琪，“擇偶模式和性別偏好研究——西方理論和本土經(jīng)驗資料的解釋”，《青年研究》2004年第10期。徐安琪，同上。李煜，陸新超，“擇偶配對的同質(zhì)性與變遷——自致性與先賦性的匹配”，《青年研究》2008年第6期。

　　[14]參見：張翼，“中國階層內(nèi)婚制的延續(xù)”，《中國人口科學》2003年第4期。

　　[15]參見：徐安琪，同上。

　　[16]參見：韋伯，《經(jīng)濟與社會》（下冊），商務印書館1997年第253-260頁。

　　[17]參見：Bourdieu，“What Makes a Social Class ？On the Theoreticaland Practical Existence of Groups ”，Berkeley Journal of Sociology.1987（2）。

　　[18]參見：米爾斯，同上。

　　[19]參見：富塞爾，《格調(diào)：社會等級與生活品位》，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布迪厄，《《藝術的法則》，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

　　[20]Robert Erikson and John H.Goldthorpe，1992，"Concepts，Data，and Strategies of Enquiry"，in The Constant Flux ：A Study of ClassMobility in Industrial Societies，Oxford ：Clarendon Press，28-63.

　　[21]當然，社會下層同樣也具有復雜性或內(nèi)部異質(zhì)性。但由于本文的重點是中間階層的存在特征，因而忽略了社會下層的異質(zhì)性，而將其視為一個整體。在本文中，有時出于分析的需要，我們才將上述四階層做進一步的區(qū)分：在下層中間階層內(nèi)部將中層管理人員和專業(yè)人員與一般管理人員和專業(yè)人員區(qū)分開，為了與上、下中間階層相區(qū)別，本文將其稱之為中上、中中、中下中間階層；
在原來的社會下層中將監(jiān)工和技術工人與非技術工人以及下崗失業(yè)人員相互區(qū)分開來，形成下上社會下層、下中社會下層和下下社會下層三個階層。

　　[22]CGSS2003和CGSS2005的有關資料和原始數(shù)據(jù)已經(jīng)全部公布，供研究者使用。詳細情況，可登錄www.gsschina.org和www.cssod.org 兩個網(wǎng)站。

　　[23]參見：李志剛，同上。

　　[24]也有被訪者所列五位對象中都是“朋友”，那么，列在第一位的朋友可以說是受訪者最親密的朋友。

　　[25]李煜，陸新超，同上。

　　[26]可參見：張宛麗，李煒，高鴿，“現(xiàn)階段中國社會新中間階層構成特征研究”，《北京工業(yè)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2期；
李春玲，“中國當代中產(chǎn)階層的構成及比例”，《中國人口科學》2003年第6期。

　　[27]參見：李路路，王宇，同上。

　　[28]參見：李春玲，《斷裂與碎片——當代中國社會階層分化實證分析》，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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