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10月7日，經杭州師范學院馬一浮研究所現(xiàn)任副所長朱曉鵬教授介紹，我與研究室助手林桂榛君約好，在這個秋雨濛濛，桂香初飄的日子里，同去拜訪了我校馬一浮研究所原副所長馬鏡泉先生和其夫人趙士華女士�！蚱迋z在門口迎接了我們。

　　我給馬鏡泉先生看了陳萬雄寫的《跋馬一浮致丁輔之之函》，馬看后說，他手中有馬一浮給陳獨秀的二封信，并給我們看了馬一浮青年時讀《四庫全書》時作的分類筆記。據(jù)馬先生說，他祖父與馬一浮的父親是兄弟。他稱馬一浮為“大爹”，這是紹興話，意為“大伯”。趙女士當為馬一浮的姪媳。

　　趙女士退休前是杭大中文系的老師，曾教寫作，她跟我們講了第一次見到馬一浮的情景。那是她與馬鏡泉先生交往之后的一天，他們一起去看望大爹。一向安靜的馬一浮突然站起來從頭到腳上上下下打量她后，又拿起放大鏡來仔細觀看。以后馬鏡泉問“大爹”對自己女友的印象，馬說：“很好，人很老實”。趙女士告訴我們，他們的結婚儀式是在蔣莊馬府舉行的。馬一浮為他們主婚，時在1962年。經常到馬府作客的有杭大哲學史教授、嚴復的侄孫嚴群；
還有及門弟子，杭大中文系主任王駕吾教授。當時趙是中文系的學生，馬問王駕吾：“你認不認識這位年青女士？”王駕吾答：“不認識�！瘪R老聽后發(fā)出了一陣大笑，笑得連趙女士都感到有些奇怪。然后馬又問趙：“你認不認識這位老師？”趙女士當時是中文系的學生，系主任是知道的。但未對過話，接著大家一起吃中飯，趙女士座在系主任旁邊，對面是嚴群教授，上衣口袋里掛著表帶。馬老對嚴群又說起這件“老師不認識學生，學生不熟悉老師”的事，又一次發(fā)出了大笑，這笑聲一直留在趙女士的記憶里。

　　二十多年以后，當趙女士與夫合著《馬一浮評傳》，了解了馬一浮的教育思想才明白了馬一浮當年笑聲的含義。因為馬一浮對老師不了解自己學生，師生間缺少溝通的中國現(xiàn)代大學的授課方式是頗為不滿的。

　　1967年5月，馬一浮病重之時，馬鏡泉夫婦去浙江醫(yī)院探望過。馬一浮一見到他倆，兩股眼淚就從眼里流出，夫妻倆至今還后悔沒有最后問一下他有什么要囑托。

　　其實，馬一浮的大笑“文革”時是應到了。他也知道自己是危船中的一員。師生間的隔閡使教育變成了教條的灌輸失去了生命。學生勢必以破壞來回應一個沒有在他們心里播進文化生命的教育制度。

　　本來，現(xiàn)代大學University是來自西方的教育模式，而傳進中國以后其系所設置與管理方法上是近似了，但作為知識傳授現(xiàn)場的大學精神并未落實到師生關系上。維系中國傳統(tǒng)師生關系的是一條讀書作官的紅線，這一現(xiàn)象到了近代有增無減，而師生共同進道的民間講學只是歷史的陳跡，命脈時有時無，并未形成一個知識傳授的傳統(tǒng)，但到清代，書院又演變成了另一種師生間的授業(yè)形式。

　　梁啟超記道：清代讀書人“后輩之謁先輩，率以問學書為贄。——有著述者則媵以著述。——先輩視其可教者，必報書，釋其疑滯而獎進之。”（《清代學術概論。十七》）可見清人對文字學問的慎重。熊十力持著作《新唯識論》求見馬一浮，馬一浮讀后大加贊賞，逐資助出版。清人的治學方式到民國尚未斷絕。

　　抗戰(zhàn)前夕，竺可楨請馬一浮可按照西方Seminar的方式來浙大講座。這是一種怎樣的方式呢？日語將之譯為“演習”。我們的大學生可能會聯(lián)想到新生軍訓，其實不一樣，在西方的大學里授業(yè)有兩種方式，一種是課堂講義，一種是小班演習（討論課），兩者是平行的。演習由老師開出專業(yè)范圍內的參考書目，學生就各自的關心選擇讀書，發(fā)表心得，以形成自己的學思。老師每年開設演習班選出班長，一年會同演習班里的學生過幾天共同的旅行生活以促進感情交流，彼此了解，日語稱為“合宿”。馬一浮年青時去日本留學與同學從一日人學習德文，讀《浮士德》�？梢韵胂駧讉�中國留學生各捧一本洋書，圍著一個日本老師的場景。日本老師要給他們糾正德語的發(fā)音，講解長句和書中的要點。這就是演習方式的授業(yè)。章炳麟在東京民報社給學生授業(yè)也就是這種方式。馬一浮在復性書院的授業(yè)也近于這種方式。這是歷史陳述的現(xiàn)代活用。形式上是傳統(tǒng)的書院，但操作方式與授業(yè)內容都是現(xiàn)代的。他知道只有通過這種教與學的互動過程，教育才會獲得真生命。

　　胡適從美國留學回國任北大教授，帶來了西方講演式大課堂的授課方式，由于這一上課方式的成功，給國人留下了現(xiàn)代大學只有這一種上課方式的錯覺，越是學生多的課堂，老師越好。實際上，胡適懂得學術的傳授是要通過師生間的個人關系進行的。羅爾剛、顧頡剛是胡適引以為榮的成功例子。在近代學術史上，杜威與胡適，熊十力與牟宗三，南懷瑾與吳怡，饒宗頤與汪德邁都是通過個人關系進行學術傳授的成功例子。胡適通過自己少年時代在上海的學習體驗以及他父親鐵花先生在龍門書院的學習經驗，深知傳統(tǒng)書院式教育方式也有可取之處。他認為廢除書院與高等學堂是近代中國教育史上的憾事，他說過：“我主張學院中自動的精神，研究的方法，皆可補救今日教育的大病。”（《胡適日記全編》，第4冊，曹伯言整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04頁）梁啟超稱胡適有清儒“正統(tǒng)派遺風”，他所列出的清儒正統(tǒng)派學風十條《清代學術概論。十三》不僅是治學的一種方法，更是一種內在于學者人格的治學態(tài)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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