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年來，左派（翼）和右派（翼）這兩個概念一直困繞著的中國人的思維。它如何被用在國內(nèi)政治上以及產(chǎn)生了什么樣的后果姑且不說，單以用它們來劃分西方政壇而論，似乎越左的政黨離社會主義越近，越右的政黨離社會主義越遠；
越左的政府對中國的態(tài)度就越好，越右的政府對美國就越親。近日，人們對德國和波蘭的大選最終結(jié)果倍加關(guān)注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此。對于德國，人們擔心右翼的聯(lián)盟黨候選人默克爾當上總理之后，德國將會出現(xiàn)一個親美的右翼政府，不僅德國甚至連歐洲都可能向右轉(zhuǎn)。對于波蘭，由于執(zhí)政的左派政黨在國民大會選舉中失敗，公民綱領(lǐng)黨的候選人圖斯克和法律與公正黨的候選人卡欽斯基不論誰獲勝，波蘭都將是右翼主政。在這種情況下，人們也不禁對德國、波蘭同中國關(guān)系的未來走向擔心起來，認為它們對華政策會變得強硬或冷淡。

　　其實，這樣的擔心既沒必要也沒用處，因為我們的任何但心也不可能左右別人的政治。然而，這還是表面的原因。從更深層次上看，西方的左右兩翼或者左中右等幾翼實際上都是平衡政治的不同法碼，所謂西方的民主政治，說穿了也是不同政黨或政黨集團之間的平衡，失去這種平衡就變成了獨裁統(tǒng)治。不過，既然是相互平衡，那作用力往往是相反的。所以，人們會看到朝野各政黨或者政黨集團之間相互攻擊，時常會有“凡是對手反對的自己就擁護，凡是對手擁護的自己的反對”現(xiàn)象。此外，當局者迷，旁觀者清，在野者多半也會以當政者的失誤為鏡子，用以校正自己的言行，因而在形式上也表現(xiàn)為與對手“對著干”。當政的與在野的換位后，相同的情況依然如故。但是，在這過程中，無論是左還是右的執(zhí)政理念都會受一種不變的因素來左右，那就是國家利益。為了國家利益，它們可以上臺之前說一套，上臺之后再另做一套。競選時可以是雷鳴電閃，而執(zhí)政時則多半為晴空萬里，直到下輪競選開始。所以，至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之后，西方變的多半是政壇的你來我往，不變的并且日益完善的卻主要是政治建制。

　　至于說大選對外交關(guān)系的影響，不能說沒有，但也不能夸大。德國、波蘭對中國怎么樣，對美國怎么樣，主要不取決于執(zhí)政的是左派還是右派，而在于這些國家的利益需要。有許多例子可以說明這一點。比如，美國總統(tǒng)大選時，對華政策時常被拿來說事。兩位候選人總是一個態(tài)度柔些，另一個硬些�？墒�，即使對華態(tài)度不好的人當選，他也不得不以國家利益為重來發(fā)展與中國的關(guān)系。再如，烏克蘭的尤先科在“橙色革命”中成為總統(tǒng)后，并沒有像國際社會普遍預料的那樣迅速倒向西方，與俄羅斯交惡，相反如今與俄羅斯的關(guān)系似乎越走越近。以國家利益為中心，新當政者可以對前任的政策做出某種程度上的微調(diào)，絕不會進行根本性的改變。

　　另外，還有兩點應當關(guān)注。第一，隨著社會各方面越來越朝著“標準化”方向發(fā)展，隨著面臨的共性問題越來越多，西方政壇上的左（中）右各派的言行日益呈現(xiàn)出趨中化的傾向，除了個別極端的政黨之外，多數(shù)政黨都是右派不右，左派不左，趨向中間，于是才使得了布萊爾的“第三條道路”大行其道。所以，在許多情況下，單憑政治、經(jīng)濟和外交主張，已經(jīng)很難分出誰是左派，誰是中派，誰是右派了。第二，從方位上說，左右都是相對而言的。但是，中國人常常習慣于以我為定位點，合意者為左，不合意者是右，親近者為左，不親近者為右�？墒牵�隨著世界的發(fā)展，我們自己也在變化著方位，再加上有開左燈向右駛和開右燈向左駛的現(xiàn)象，有時就弄不清底到誰是左派、誰是右派了。

　　由此看來，西方政壇，不易以左右而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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