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老城西北角有個文昌宮，其西側不遠處即是嚴翰林胡同，此地坐落著一片大院套小院、合計約百余間屋舍的大宅院，它的主人便是南開系列學校的創(chuàng)辦者嚴修。如今嚴家老宅在城市改造中已不復存在，其原址的方位大致在現(xiàn)今清真南大寺以北、鈴鐺閣中學以東，即新辟芥園道的東口。在這車水馬龍的通衢大道上，人們可曾想到：此處竟是南開學校百年歷程的發(fā)軔地所在。

　　 1898年冬，嚴家私塾開館，嚴修為其子弟們聘請的“新學”教師乃張伯苓，這位北洋水師學堂畢業(yè)的前海軍士官在此教授英語、理化知識以及健身怡情的體育游戲。嚴、張聯(lián)手合作，為此后創(chuàng)設北方名校奠定了根基。這一年，嚴修三十九歲，年近“不惑”，張伯苓二十二歲，人生之旅剛剛揚帆起航。

　　1904年10月17日，嚴修將嚴氏家館與另一大鹽商王奎章、王益孫的“王館”合并，建成私立中學堂，后定名為敬業(yè)中學堂，聘張伯苓為學堂監(jiān)督（校長），其日常經(jīng)費由嚴、王兩家平均負擔。嚴修六十歲時所寫《自訂年譜》記載此事道：“改家塾英文館為敬業(yè)中學堂”。此時，嚴家的商務經(jīng)營也頗為順遂，在嚴修好友宋則久的幫助下，嚴修的次子智怡創(chuàng)辦了天津造胰公司，此前嚴家在灤州煤礦、啟新洋灰公司和北京電車公司等均持有股份。

　　嚴修于1905年后的四年里擔任學部侍郎，主持晚清教育興革。同時，他對“敬業(yè)中學堂”等自辦學校始終投入精力和財力予以扶植。1906年間，鄉(xiāng)紳鄭菊如將津城西南“南開洼”十余畝空地捐贈給敬業(yè)中學用作新校址，嚴修與王益孫、徐世昌、盧木齋諸人共捐銀二萬六千兩建筑新校舍。一年多以后校舍建成，因學生日增甚感教室逼仄的中學堂始搬離嚴宅，遷入新址，學校隨之更名為南開中學堂（亦稱南開學校）。其日常經(jīng)費仍主要由嚴、王兩家擔負，此后出任東三省總督的徐世昌每月亦捐助常年經(jīng)費二百兩。南開學校計劃興建禮堂，袁世凱聞訊慨然捐資一萬元，禮堂建成，即名曰“慰亭（袁字）堂”。南開學校在北方特有的社會土壤和人文環(huán)境里艱難而迅速地成長起來，以至被今人贊譽為“私立辦學之楷范”。而其中嚴修和他的具有特殊身份的朋友們的作用是顯而易見的，可惜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人們有意無意地漠視或支離這些史實。

　　清末的幾年，天津長蘆鹽商的經(jīng)營狀況大不如前，加之“橡膠風波”等不利因素影響，嚴家虧空嚴重負債累累，辛亥年初不得不合并或停辦一些文教設施，對南開中學的捐款也一度中止；
同年底王益孫家族亦停止了捐助。一時間，私立南開學校面臨生存危機。此時直隸提學使傅增湘果斷決定將長蘆學堂、客籍學堂兩校并入南開學校，使得辦學經(jīng)費每月增銀八千兩。嚴修的姻親華氏家族也援之以手，緊急捐銀一千兩給南開。嚴修和張伯苓也出臺靈活措施，特設優(yōu)待名額若干，招收富商子弟，以擴大捐助來源。從而使得已有學生五百人規(guī)模的南開學校能夠繼續(xù)維持和發(fā)展。嚴家則適時調整投資方向，合理調度資金，漸漸從低谷中恢復過來。隨著南開中學十年辦學經(jīng)驗的積累，籌辦大學日益提上日程。1915年春，嚴修偕張伯苓先后走訪參觀京津兩地的北京大學、清華學校、北洋大學、匯文大學及工業(yè)專門學校、法政學堂、師范學校等機構，考察大學的基本情況，借鑒各校經(jīng)驗，為籌建南開學校大學部進行準備。由于最初兩次試辦不成功，嚴、張和范源濂等人商議遠走大洋彼岸向美國教育模式取經(jīng)問道，而如此動作也頗為吻合中國高等教育大變革前夕的思想價值趨向。1917年始，張伯苓進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師范學院，師從著名學者杜威等人研修教育學，為期一年；
翌年，嚴修與范源濂等聯(lián)袂而至，共同感受新大陸的教育理念和辦學經(jīng)驗，流行美國的實用主義教育思潮與嚴修長久以來對于教育的理解頗多暗合之處。他們結伴返國之后，期待中的南開大學隨之也就呼之欲出了。

　　南開的私立性質，決定了其經(jīng)費的不確定性，這也就造成南開辦學者不得不屢屢“折節(jié)化緣”的外在印象。清高的潔身自好無補于事功的拓展，看似低俗的奔走權門，換取的是成就教育的光耀亮色。1919年2月，嚴修與張伯苓、張彭春、華午晴和馬千里商定籌備大學事宜。隨后，嚴、張赴京與教育總長傅增湘、次長袁希濤等洽談大學立案事由，又與北大校長蔡元培和胡適等教育界人士晤面，尋求同行支持。3月底，嚴修、范源濂、張伯苓合請交通銀行董事長梁士詒、幣制局總裁周自齊以及曹汝霖，集議募捐籌款的具體辦法。此后，嚴修諸人便開始了行色匆匆的勸募之旅，由太原至南京，又從上海到杭州，一路下來，有收益也遭遇到尷尬。天津籍的江蘇督軍李純（秀山）允捐二十萬元（后又追加數(shù)十萬元），江西督軍陳光遠捐助一萬元，后來綏遠都統(tǒng)蔡成勛認捐五千元，大總統(tǒng)徐世昌則以其在震義銀行的存款票據(jù)八萬元捐贈南開。這些與北洋系有關聯(lián)的捐助者們，或出自桑梓之情，或緣于對范孫先生社會聲望的敬重，當然也有某種“人脈”因素。北洋實力人物段祺瑞挫敗張勛復辟“再造共和”之后，曾邀約嚴修出任參議院議長，雖未如愿，卻也反映出嚴氏這位“北洋文宗”的特殊身份。需要稍加說明的是，嚴修的次子嚴智怡此時擔任直隸省實業(yè)廳廳長，后又改任河北省教育廳長。

　　南開學校大學部終于在同年9月間正式開學，南開中學在歷經(jīng)十五年辦學風雨之后，終于有了與之相匹配的大學機構。不過，南開大學欲立穩(wěn)腳跟還需假以時日，當時社會上的各種評論也并非都是正面。對此，嚴修適時地函囑張伯苓校長：“他人反對我校，茍無正當理由，均可不必措意。若因言語失檢，招人疑忌，則不可不自檢”。張伯苓后來稱嚴范孫先生為“南開校父”，除了孕育南開之功，顯然還有更為深廣的精神涵義。1923年，南開大學遷入天津八里臺現(xiàn)址，嚴修邀請友人在此舉辦“城南詩社”聚會，放舟暢游，吟詩揮毫，雅集終日始散。隨后的幾年，繼而創(chuàng)建南開女中，不久又有增設南開小學之議。年近古稀的嚴修又一次出面約請王心容、紀錦齋、金小泉、范竹齋等津籍富商聚會，共商勸募集資事項，南開小學隨后得以成立。至此，南開學校在天津形成了自小學、中學到大學、女中的完整系列規(guī)模。

　　晚年嚴修有些懷古跡象，又與康有為等舊時人物來往，遂身涉遺老之嫌。其實，民國以后嚴修曾明確表示：“二十世紀中，帝制絕難存在。修雖淺陋，略知其義，豈猶眷眷于君主之國體，而自處于殷頑？”1913年，隆裕太后去世，津人在廣東會館集會追悼，嚴修“以無大禮服，不欲以便衣往，遂未到會”。廢帝溥儀移居天津張園，嚴修未曾拜見；
即使1928年元旦津門中原公司開業(yè)式，他與溥儀均應邀參加，仍尋機避開，終未謀面。他對家人說：“日人居心叵測，遜帝一入牢籠，終難擺脫，日后必有意外演變”。嚴修與康有為的往還，屬于敘舊性質，敏銳的觀察者注意到，他放手請梁啟超講學南開，卻不肯給康氏一個到校演講的機會。此一細節(jié)似能說明嚴修內心的輕重之分。作為新舊過渡人物，他對“五四”激進思潮未必完全贊同，但對于白話與文言之爭卻持平和態(tài)度，不走偏鋒。有趣的是，他對拼音字母持贊許態(tài)度，曾經(jīng)熱心支持王蘊山在津城各小學推行拼音字母教學，吳稚暉在《三十五年之音符運動》一文中稱：“第一位實行宣傳官話字母的，是天津嚴修”。

　　 此外，看戲之于嚴修，乃生平一大嗜好。當年在天津商界，嚴修喜聽戲與一王姓富商好打牌曾被寫成“聯(lián)句”流傳。嚴修對自己這一嗜好也曾痛加自律：“從今伊始，誓當強自自治，非因公益組合及真有關于改良戲劇之事，決不涉足劇場”。然事實上卻難做到�？墒恰盁o心插柳”帶來了提倡新劇的意外收獲。自《箴膏起廢》一劇在嚴家演出開始，新式話劇在津門一發(fā)而不可收，南開學校的新劇活動隨之活躍，《一元錢》、《一念差》等劇目即均由嚴修選定。“耽戀觀劇”引發(fā)的文化效應，再次顯示了“興趣的魔力”。

　　嚴修兩歲時祖母撫其頭說“此兒滿腹韜略”。嚴修七十歲逝世后，其友人陳寶泉追述：“先生為人，外寬厚而內精明，事變之來，往往觸機于先，故數(shù)當危疑之局，而未與于難”。似乎是說，嚴修具有先見之明，智慧非凡。他與袁世凱的交好與“周旋”，他對溥儀未來走向的判斷，他對學生周恩來“宰相之才”的預言，都在證明著上述說法�？墒且簧�癡迷于教育的嚴修，卻很難參透新教育帶來新困惑的迷局。他在直隸銳意興學，晚年卻發(fā)現(xiàn)，津城適齡兒童入學者樂觀估計不過十之三、四，與他早年仿行日本“強迫教育”的目標距離甚遠。學校教育中，過于偏重西洋文化，教師與學生相互隔膜，追求功利而無心于學問，學校功能雷同而缺乏多種發(fā)展機遇等等，此類深層問題“十余年來蓄之于心”，暮年嚴修對此卻已是無能為役了。

　　需要指出的是，近年關于嚴修、張伯苓的研究中，“私立”辦學被賦予頗高的評價，嚴修等人也儼然成了近代“新私學”的旗手。其實，私立僅僅是一種辦學方式，與公立辦學只有管理方式的某些不同，并無本質的區(qū)別。私立更不等于私學，尤其近代新教育移植于中國，其學問皆以西洋文化為主流，南開學校很長一段時間的教科書及教員主體均來自歐美，與清華等“官�！睕]有區(qū)別，又有何“私學”可言？就此說來，對嚴修等人過于拔高的評價，已經(jīng)與史實脫節(jié)，變成論說者的自說自話了。嚴修等人的民間辦學，如上文所示，有著特殊的地域政治因素和人脈成因，乃傳統(tǒng)紳商階層借助政治力量興學，仍是官、紳商聯(lián)手運作的結果，與所謂“市民社會”并不搭界。這樣說，并不降低嚴修等前賢的辦學功績，而是力求符合他們的史事“本真”和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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