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國今天的精英，得到了財富，卻失去了社會的尊重

　　在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中，精英，特別是政治精英和思想精英（在古代中國兩者往往具有高度的重合性）是受到社會當中所有的階層高度尊重的。即使是在“打倒一切權威”，高呼“高貴者最愚蠢，卑賤者最聰明”的文革之中，除了少數高度政治化的中國人，在一般中國大眾內心里，精英，也許要除去經濟精英，仍舊是受到相當的尊重的，這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最根深蒂固的東西。所以，文革剛剛結束，中國的精英，特別是思想精英，便迅速恢復了自己在大眾心目中的崇高地位。而中國的經濟精英則不僅僅是獲得了巨大的財富，而且獲得了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公眾的尊崇。

　　中國的精英喪失公眾的尊重，應該是從上個世紀九十年代開始，直至今日。而這個期間恰恰是他們獲得巨大財富的時代。經濟精英自不必說了，政治精英，即使不算違法亂紀、貪污腐敗的，其待遇的提高也是相當驚人的，而思想精英得到的個人利益也并不少：他們所付出的勞動更少，所承擔的風險更小，過的生活卻異常地舒適。然而，中國的公眾卻在完全沒有“文革”期間那樣的政治引導和壓力的情況下，自發(fā)地對于精英階層充滿了蔑視（如把教授稱為“叫獸”，把“精英”寫成“JY”——這決不是為了打字方便，而是表示一種輕蔑，這一點是可以從上下文看出的；
在很多場合，“JY”還有著思想流派的含義，特指屬于某一思想流派的精英），甚至可以說是仇恨。對于這種現象，社會學家孫立平很形象地總結道：“每次精英中的某個人出了丑聞，都會引發(fā)一次小小的狂歡”。必須指出，特別是對于思想精英，這應該是一件令人十分震驚的事情，因為這是一反中國社會保持了數千年的文化傳統(tǒng)的。在今天的公眾輿論中，精英的個人品德不被認可，精英的智慧和能力也不被認可：政治精英的總體形象是腐敗加低能，經濟精英的總體形象是為富不仁加粗俗；
思想精英的總體形象與政治精英類似，也是腐敗加低能，但考慮到大的文明，如東方文明和西方文明，對于思想精英在個人品格和智慧方面的要求都高于政治精英和經濟精英（他們得到的回報則是更為舒適——不是更為富�！�—的生活，更多的尊敬），他們的這個形象甚至比政治精英和經濟精英更為糟糕。

　　究竟出了什么事情？精英對于社會原本應該負有什么樣的責任？我們應該如何評價中國的精英在過去三十年中的表現？我們的社會到底需要不需要精英？中國的未來到底需要什么樣的精英？這些都是擺在我們面前的重要問題。

　　二、公正評價各類精英過去三十年的表現：比下也許有余，比上明顯不足

　　首先我們評介一下政治精英。如果避開感************彩及階層利益，客觀地評價中國政治精英這三十年來的表現的話，應該說還是有不少可圈可點之處的，因為他們做了兩件相當不容易的事情：一是從文革的混亂、瀕臨崩潰的局面中恢復過來，二是避免了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大部分列寧主義架構的國家崩潰的命運，而且在后來的發(fā)展中證明了自己剩下來的當中最有活力、發(fā)展的最好的一個。然而，中國的政治精英的局限性也是非常明顯的。他們，正如劉力群先生所說的那樣，是“帶著舊特權，走入新社會”的一群，所出現的貪污腐敗問題至今不能得到有效的解決，在與其他階層的人民分享權利方面表現得相當自私，在渡過了危機之后，就失去了起初的進取精神，缺乏引導這個偉大的民族所必需的遠大的視野，表現為官僚主義的平庸。由于這些局限性，在中國經濟如此迅速發(fā)展，人民生活水平如此迅速提高，也就是說客觀環(huán)境如此良好，如此幸運的情況下（公正地說，這里當然是有他們一份功勞的），他們所得到的公眾支持一直很有限，套用社會科學術語就是“合法性問題一直沒有完全解決”。

　　其次我們說一下經濟精英。就精英階層而言，在這三十年中，中國的經濟精英的表現是其中最好的。與政治精英和思想精英相比，他們充滿了活力和進取精神，在經濟活動中體現出了高度的智慧。應該說，中國這三十年所取得的經濟成就，主要是由他們和廣大的普通中國人創(chuàng)造的。然而，一旦超出了經營企業(yè)的范圍，他們的表現就顯得十分粗陋了。在階級關系中，他們還遠遠沒有學會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精英的那種成熟，表現出對于其他階層利益的冷漠甚至無視，甚至毫無必要地激化與其他階層的矛盾，如毫無道理地指責中國人“仇富”之類，卻不明白這對于他們自己利益的傷害。筆者在描繪這一現象時曾經說過：“現在中國的貧富矛盾不是百分之九十窮的反對百分之十富的，而是百分之九次富的反對百分之一最富的，這就是需要百分之一最富的做自我反省的問題了”。在思想問題上，中國的經濟精英迄今其實沒有形成什么自己的思想，他們往往是跟在思想精英的主流的屁股后面，有一個十年到二十年的滯后。然而，他們的巨大財富和媒體為了獲利而對于他們的追捧，使得他們自以為自己無所不能，在思想上也走在中國的前沿，其中的一部分人非常熱衷于顯擺自己的思想，而不知自己之可笑。中國經濟精英在政治問題上的水平是相當低的，應該說遠遠比不政治精英，在思想上則跟隨且滯后于思想精英，完全缺乏超越本身乏善可陳的思想精英的視野，但他們現在卻過早地向政治和思想領域伸出手來，聲稱在所有這些方面，中國都應該接受他們的領導，這實際上是不自量力的，必將遭致對于自己的損害。這里需要補充一句的是，在最近的一段時間，中國的經濟精英中有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了與其他階層分享利益的必要性，并有一定作為，反映出了自身成熟度的一定提高。

　　最后我們論一下思想精英。實事求是地說，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國的思想精英也是做出了很大成績的。他們把這個世界上大量的新思想引入了當時嚴重思想饑渴的中國大陸——往往是以粗陋甚至錯誤百出的方式引入的，即使如此，以歷史的眼光看，也是很大的功績。除了純思想領域，他們也是積極參與了中國當時的改革實踐的，政治精英所做出的很多決策確實是受到了他們不小的影響的。再退一步說，即使我們不同意他們所倡導的思想，不同意他們所引導的實踐，我們至少要承認他們的活力和進取精神。筆者認為，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思想精英的最大問題有兩個：一個是他們毫無必要地把政治民主與逆向種族主義聯系起來，另一個是他們過于膚淺地把個人自由與不負責任和頹廢聯系起來。進入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他們的活力與進取精神消退了。有人說這是由于政治精英的壓制與贖買，有人說這是由于思想精英自身的腐敗，也有人認為是兩者兼有之。在這之后，他們之中大部分人在思想上早已悶聲不響，在行動上將不負責任和頹廢發(fā)展到極致，專注于制造所謂“符合學術規(guī)范”的思想垃圾，無休止地搞錢——民間譏諷為“這年頭教授越來越象商人”，甚至肆無忌憚的高學術腐敗，從根本上敗壞了中國思想精英保持了數千年的良好聲譽。另外一小部分仍舊堅持發(fā)聲。但正如劉力群先生所詬病的那樣：“推倒不敢，重建不會”，最后是柿子撿軟的捏，專注于咒罵一般中國民眾，咒罵中華民族，以媚外為自己的主要工作，以搞逆向種族主義來證明自己存在的價值。時至今日，他們的逆向種族主義胡言仍舊在誤導一般民眾，但由于信息傳播的發(fā)達，越來越多的老百姓知道了這個世界更多的事實，越來越不相信他們，所以，他們與中國社會漸行漸遠，留下的是一個讓公眾厭惡的猥瑣形象。這里需補充一句的是關于中國的科技精英，他們也應該算廣義的思想精英的一部分，在中國公眾心目中，在總體上他們仍舊保持了傳統(tǒng)中國思想精英的良好形象（當然不排除里面也有一部分弄虛作假的敗類招人罵），如宋曉軍先生所說：中國誰都有人罵，就是沒什么人敢罵搞航天的科學家。

　　在這里，我們也有必要作一點國際比較。因為篇幅的關系，我不再做更多的論述，只是下結論了。比起發(fā)達國家的精英，中國的精英是差了一些的。比如說美國，它的精英從總體上說迄今很優(yōu)秀（華爾街的金融精英除外，這是一群毫無高貴精神可言，靠欺騙發(fā)財的暴發(fā)戶，不能代表美國精英的主流），問題反而是出在一般美國人的八旗子弟化上面。宋曉軍先生形容這種狀況是“頭腦還雄心勃勃，但心臟不行了，肢體不行了”，其精英集團近年來的失算在于“神經末梢還沒傳遞上來心臟不行了、肢體不行了的信息”，所以做出了誤判。我則常常從另一個角度說：“中國現在是肌體開始強壯起來了，而頭腦還遠遠跟不上”。從總體上說，中國的精英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引領了這個民族，而時至今日，真正推動中國向前的卻是那些沒日沒夜干活的農民工——當然經濟精英仍舊在起作用。

　　另一方面，中國的精英階層確實比幾乎所有的發(fā)展中國家的精英更為優(yōu)秀。曾經有人對筆者說過：中國的官僚可能腐敗，但他們至少是干活的，而很多發(fā)展中國家的官僚則腐敗透頂卻什么活都不干。這確實是實情。即以印度這個中國許多左派和右派從不同角度贊頌的國家來說，他們的政治精英的腐敗程度遠遠超過中國，效率卻遠遠低于中國；
他們的經濟精英有極端優(yōu)秀的，但從面上講則遠遠不如中國，只有思想精英這個層面上，他們有可能比中國強。最終的結果是印度人的生活水平遠遠比不上中國，而筆者還真不相信他們在可預見的將來能趕得上。就如《紐約時報》專欄作家紀思道所寫：從感情上我希望印度贏，因為它是民主國家，但印度是輸定了的，所以我讓我的孩子學中文而不是印地語。

　　然而，中國是一個在世界上屹立了幾千年的偉大民族，不管她的國民現在在口頭上如何自輕自賤，內心深處對于自己民族的期許是非常高的，而且現在中國的起點和包括人力資源在內的稟賦都遠遠超過其他第三世界國家，老百姓自身的表現不僅超過發(fā)展中國家，而且好于發(fā)達國家，其外部條件和機會也都是不壞的，所以，中國人不可能接受精英的一個比下有余的成績，這就是使得中國的精英非常不如人意了。

　　三、精英衰敗的原因：歷史的傷痕導致喪失目標，喪失目標導致猥瑣

　　如果不以其他發(fā)展中國家的低標準——這種低標準標志著一個民族的無望——要求，而是以符合中國文明的歷史地位的恰當標準要求，則我們是可以批評中國的精英的衰敗的。用劉力群先生的話是“貴族血統(tǒng)衰敗”，當然“貴族”這個概念與精英還有一定的區(qū)別。那么，是什么原因導致了中國的精英衰敗呢？我認為首先是歷史原因。反右和文革等，確實大面積地，相當嚴重地傷害了包括紅色貴族在內的中國精英階層，使得他們“看破了紅塵”（文革后紅色貴族常說的一句話，直至今日），使得他們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進取成為一個相當短暫的現象，隨之而來的是無休止的謀私利。其中相對好一點的，也就是在謀私利還有個夠，某夠了之后“養(yǎng)生”了，絕少有人再為國家和民族的大目標著想。關于歷史的傷痕問題，筆者在其他文章中已經講過不少，本文主要談談大目標的問題。

　　請允許筆者稍微扯得遠一點，扯一下理論，因為這對于說清楚一個民族為什么要有大目標才能制止內部的腐敗很有必要。社會學上有一個“社會生物學”理論，雖然早知一些人從“政治正確性”角度的詬病，其對于社會現象的解釋能力之強卻是不能否定的。社會生物學發(fā)展到后來又有一個“分層選擇理論”。大意是：如果一個族群，其不存在外部選擇壓，則內部必然是那些最沒有道德，最自私，最不講誠信的人過的最好，所以，最后我們看到的必然是劣幣驅逐良幣，所有的人都變成最沒有道德的人；
那么，為什么我們看到的并不完全是這種狀況呢？關鍵在于存在外部其他族群的選擇壓，那個都是由最沒有道德的人組成的族群會被其他內部更有道德、更利他、更誠信的人組成的族群整體消滅。這個理論符合孟子的“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以及湯因比的挑戰(zhàn)-應戰(zhàn)論等感性認識，也符合中華文明過去的衰敗，歐美今天的老朽化等歷史事實。

　　對于中國這樣一個核大國，經濟發(fā)展又處于生氣勃勃的階段，而美國等世界強國則自顧不暇，今天的外部壓力也是很小的。中國的精英高高興興地睡懶覺、腐敗下去，也是人性。如果我們永遠沒有外部選擇壓，內部緊張隨著經濟的發(fā)展而消解，我們越來越多的人就可以永遠睡懶覺，這實在是一件好事，所謂人間天堂不過如此。然而，怕就怕是“溫水煮青蛙”（并不是一定說有誰故意煮我們，也有可能是天煮我們），若干年后高強度的選擇壓陡然而來，我們的民族就危險了，我們就面臨整體被淘汰的命運了（也就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一些思想精英們嚷嚷的“被開除球籍”，遺憾的是，這些思想精英不是因此而奮發(fā)有為，而是僅僅滿足于辱罵自己民族的扭曲快感）。筆者認為，這種高強度選擇壓是躲不過去的，更明確地說，它在這個世界的化石能源瀕臨耗盡時發(fā)生。像筆者這樣五十多歲的人或許可以躲過，而二十歲的人就很難躲過。(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我們的民族必須看得更遠一些，在現在沒有太大外部壓力的情況下，要給自己設定更大的目標，自己鞭策自己，自己給自己壓力。這樣的遠大視野，原本就是一個民族精英的責任，否則，你有什么資格過得比別人更富裕、更有閑、更舒適呢？可惜的是，中國革命的歷史傷痕導致了精英的衰敗，導致了一切大目標都被懷疑、被嘲笑，而大目標的喪失則導致了精英進一步的猥瑣化。

　　四、結語：我們的民族需要有一個大目標，需要有遠大視野的精英重生

　　我們的民族需要一個大目標。筆者曾在最近發(fā)表的一篇談當下的金融危機的文章《不僅僅是華爾街時代的結束，人類要開拓出新道路》中指出：中國應該為這個世界開拓出一條新路。于是就又有人上來詬�。骸耙粋�專制國家還能為人類開拓出新路？”這些人所不明白的是，有時候事情是要反過來作的：我們有了大目標，才會痛感到自己在哪些地方有嚴重的問題必須進步、必須改掉，包括內部利益關系、權力關系的調整，否則就實現不了大目標。沒有大目標，照中國現在這種壓力并不大的狀況，原地踏步就是精英們一個非常理性的選擇。

　　無論是設定大目標，還是實現大目標，離開了精英是不行的。那種所謂依靠民間草根解決一切問題的觀點絕不是實事求是的。就是倡導“高貴者最愚蠢，卑賤者最聰明”的已故毛澤東主席，在他的真實的政治和軍事實踐中，精英主義的傾向也是明顯的。列寧提出的“無產階級先鋒隊”的思想，本質上也是一種精英主義。我在一次演講中說過：“我們必須承認，精英或貴族階層在歷史上往往能起遠遠超出他們的人數比例的作用�！蔽覀兊拿褡褰^不是不需要精英，而是不需要猥瑣化的精英。我們的民族需要具有遠大視野的精英，需要精英的重生。以中國之大，人口之多，這樣的精英肯定是存在的，只是我們的民族能不能夠提供一個讓他們成長起來的土壤。這樣的精英也許不多，但只要讓他們成長到一定程度，則整個精英階層就會更新。本文就是想為此盡一份綿薄之力。

　　最后簡單談一下筆者心目中的大目標，細談則留待今后。所謂大目標，是要適當的，要符合中國的歷史地位�！笆澜缫黄�紅”的大目標是失敗了，不僅它自己失敗了，而且附帶的是中國人對于所有大目標的擯棄，這是一個沉痛的教訓。筆者以為，今天像這樣的大目標仍舊是不合適的，還有那些所謂“為萬世開太平”，以及更玄而又玄的“天道性理”之類，也是不合適。中國的大目標應該是領導這個世界。領導這個世界主要有兩重意思，一是要在這個世界上除暴安良，二是要更有效地管理、利用這個世界上的資源。中國在有些地方做得不好，或者沒有能力去做，這就是中國要努力的目標。但在更有效地管理、利用這個世界上的資源這件事上，世界人民已經用他們手中的鈔票在市場上投票表決中國是做得最好的。但這還不夠，中國還有責任超越市場，在國際權力結構中獲得更重要的領導地位。先說這么多吧，省得有些人的神經又受不了了。

　�。ㄔ�載：《文化縱橫》試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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