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洪彬先生在《如何看待晚清的清議與名士？》（見《中華讀書報》2008年6月25日第10版）一文中論評道：“居于廟堂之高的清流，以儒家義理為依據(jù)臧否人物，維系了清議的傳統(tǒng)。然而這個傳統(tǒng)在晚清中國逐漸式微，取而代之的是名士鼓蕩，最為著名的代表就是梁啟超。名士區(qū)別于清流的是，他們不是處于廟堂之高，而是處于江湖之遠。他們在科舉和致仕的正途上通常并不很成功，只處于士人群體的下游；
……”此說頗有“通達”之見。但其于“致仕”一義確有“汗漫”迷誤之嫌。茲當一辨。

　　《禮記·曲禮上》“大夫七十而致事”。鄭玄作注為：“致其所掌之事于君而告老”。據(jù)此，徐連達主編《中國歷代官制詞典》“致仕”條：“古代官吏退休稱‘致仕’，亦稱休致。意即古代官吏交還執(zhí)掌的政事于國君。”《古代漢語詞典》（商務印書館1998年12月第1版）對“致仕”也緣詞一一對應解釋為“交還官職，即退休”。所以，“致仕”一詞，在張洪彬先生文中，就屬非常刺目的誤用了。

　　以此去檢點并衡量“名士鼓蕩”中“最為著名的代表就是梁啟超”的一生行狀，“科舉”之途確屬“很不成功”。1890年，赴京會試，不中。1895年5月追隨其師康有為參與了震動朝野的“公車上書”行動，后又“成為宣傳變法維新的第一個刊物《中外紀聞》的主要撰稿人”，會試也終因之名落孫山。功名僅止于（1889年廣州鄉(xiāng)試）“舉人”。所謂“當朝入仕”，也僅在1897年出任湖南時務學堂總教習這類相當于校長或教務長的職務。此后，梁啟超在“百日維新”里被光緒皇帝“賞賜六品卿銜”虛銜，“專辦譯書局事務”。沒等到他有意“致仕”，隨著戊戌變法失敗，“六君子”血染刑場，便開始了亡命海外而確有“名士鼓蕩”氣概，長達十四個春秋，令四海翻騰、五洲震蕩的“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的神奇生涯。

　　盡管，梁啟超既善變，也熱心政治，更志在“三不朽”，但終其一生，他都沒有來得及“榮歸”性地“致仕”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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