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內(nèi)外的現(xiàn)代史學界，林彪及“林彪事件”依然是他們關注的熱點。究其原因，不外有二，其一，相當一部分親歷者、研究者對三十多年來一成不變的官方說詞的強烈質(zhì)疑；
其二，林彪本人及“林彪事件”仍舊是未曾徹底解開的謎團。

　　本文客觀回顧2000年至2006年這七年間海內(nèi)外林彪研究的進展。

　　一、研究成果概說

　　（一）專著、專集

　　本節(jié)所列書目，全部在中國大陸境外出版。

　　1、赤男、明曉等：《林彪元帥叛逃事件最新報告》（香港中華兒女出版社，2000年2月第一版）赤男，即肖思科，是為現(xiàn)役的軍隊紀實文學作家，《中華兒女》編輯部副主任（特邀）。明曉，即高德明，參加過空軍“兩案”審理工作，已退役的空軍政治部保衛(wèi)部原部長。本書代表了官方的主要觀點。

　　2、明曉、赤男：《謀害毛澤東的黑色“太子”》（香港中華兒女出版社，2000年2月第一版）。原擬書名為《短命“太子”林立果》，雛形為1980年代初高德明參與對空軍“小艦隊”成員審理過程中，個人乘機搜集的大量內(nèi)部材料整理加工而成。書稿初由于“種種原因”未能問世，輾轉(zhuǎn)到了《中華兒女》手上后，經(jīng)肖思科參與文字修訂，再經(jīng)有關官方部門審查批準，在境外成書。與《林彪元帥叛逃事件最新報告》為“中華兒女秘史系列”的姊妹篇。同樣以境外出版社的面目維護了官方對“林彪事件”的定性。

　　3、辛子陵：《林彪正傳》（香港：利文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所謂“正傳”，實為章回小說體野史，一些中央文件的摘錄和作者自己編造的人物對話的東拼西湊的混合物。此類野史本不應列入學術(shù)研究成果之列，唯因個別大陸學者引用了該書沒有出處的文字作為學術(shù)性論文的1材料來源，故存目。

　　4、張云生、張從堃：《“文革”期間，我給林彪當秘書》（香港：香港中華兒女出版社，2003年7月第一版）。該書實為內(nèi)容不同的上下篇兩冊書。上篇是經(jīng)再整理的張云生回憶錄，篇名與書名同；
下篇是張云生女兒張從堃所著《林彪秘書走出毛家灣之后》。

　　張云生1981年4月離職休養(yǎng)后著有《毛家灣紀實——林彪秘書回憶錄》，1988年7月由北京春秋出版社出版。《“文革”期間，我給林彪當秘書》是《毛家灣紀實》的擴充修改版。據(jù)作者稱，新版回憶錄之新，在于把“文革”中的一系列鬧劇都歸因于“病”，林彪行為舉止上的一系列“怪”，是嚴重病態(tài)的表現(xiàn)（1），至于內(nèi)容方面的擴充修改是否成功，見仁見智�！读直朊貢叱雒覟持蟆穭t通過大量的第一手素材，記述了林辦眾秘書在“9.13”后近四年的審查經(jīng)過，以及日后的生活際遇。

　　5、丁凱文主編：《重審林彪罪案》（紐約：明鏡出版社，2004年7月第一版）。集結(jié)于本書的海內(nèi)外專家、學者有關林彪及林彪事件并有異于官方立場的文章，大部分散見于互聯(lián)網(wǎng)上的各媒體、網(wǎng)站，閱讀起來頗為不便。丁是海外文革史研究者，有意將這一類文章搜集起來，分門別類，成為一本海內(nèi)外首次以學術(shù)研究面貌出現(xiàn)的研究林彪事件的專集。丁在回答多維記者所問決定選入的文章根據(jù)什么樣的考慮時答稱：“完全是從學術(shù)上著眼，這些文章最大的特點就是立論嚴謹，分析詳實，實事求是�！薄拔冶救嗽谶x擇這些文章時也是極為謹慎。凡涉及野史、演義者一律不予考慮。盡可能嚴謹，畢竟是我們這本書的生命線啊。”（2）

　　6、吳潤生：《林彪與文化大革命》（紐約：明鏡出版社，2006年4月第一版）。吳潤生，自由撰稿人。本書的編排不以時間為序，而是圍繞幾個專題集中加以討論，即：“林彪與毛澤東的文革戰(zhàn)略部署”、“林彪與江青”、“林彪與張春橋”、“林彪與9.13事件”、“林彪的人生悲劇”。本書不是一部嚴謹?shù)膶W術(shù)著作。

　　7、舒云：《林彪事件完整調(diào)查》（紐約：明鏡出版社，2006年8月第一版）。這是明鏡出版社兩年之內(nèi)出版的第三本有關林彪事件的書籍。本書分上下兩冊，共五大部三十一章：第一部，誰識廬山真面目；
二部，“571”工程；
三部，人民大會堂；
四，北戴河之夜；
五，溫都爾汗。全書描述了1970年8月廬山會議至1971年9月13日一年間中共高層政治斗爭的全過程。從體例的角度而言，本書并非嚴格意義上的史學著述，更多地應視為一部紀實文學作品。作者似乎是將史學論著與紀實文學作一柔和性的嘗試，使本書即有史學論著方面的一些表征（如全書加有注釋以盡量使其言之有據(jù)），但行文筆觸又多具有文學描寫的感性色彩。圍繞林彪事件，作者在本書前言中提出了32個問題，并根據(jù)自己的調(diào)查和思考加以回答。細讀本書，無論我們對她的答案同意與否，無疑都會受到不少的啟發(fā)。

　�。ǘ┥婕傲直雴栴}的其它著述、回憶錄

　　1、王海：《我的戰(zhàn)斗生涯》（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2月第一版）。王海在1980年曾任軍委空軍司令員。1971年任空司軍訓部第二部長。在回憶錄中，他述說了“9.13”數(shù)天后據(jù)周恩來指示由他本人牽頭組織一個專家班子，對飛機失事原因進行研究的經(jīng)過。（3）

　　2、孫一先：《在大漠那邊：親歷林彪墜機事件和中蒙關系波折》（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1年1月第一版）。王海在其回憶錄中稱孫一先是中國駐蒙大使館武官，（4）而據(jù)孫自己說，他在1971年是駐蒙使館二等秘書。孫自稱未到蒙古之前長期在對外文委工作，但奇怪的是1980年代他欲以軍人身份出任中國常駐聯(lián)合國軍事參謀團團長，（5）此外，本書作者對于駐蒙蘇軍、蒙軍的情況相當熟悉，能在書中一一道來，這就令人覺得他的真實背景并非那么簡單。本書有迄今為止關于墜機現(xiàn)場堪察的最詳盡的第一手材料，并附有墜機現(xiàn)場示意圖。雖然墜機原因的分析根據(jù)的還是空軍專家組的研究報告，但比王海的回憶具體詳盡得多。

　　3、丁盛口述，金光整理：《丁盛回憶錄》（自印本，2001年2月）。金光將丁盛關于其生平歷史的錄音全部變成文字稿。之后由丁盛親自校改增刪，自印成書。丁盛生前對本書的署名和分段均作了安排。丁盛在本書中回憶了到廣州軍區(qū)以后幾年間與林彪接觸過的情況，否認廣州南湖的工程是為林彪修的，否認廣州軍區(qū)知道“林彪南逃”。

　　4、王力：《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10月第一版）。前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是在文革前及文革初期都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和中央書記處會議的中共意識形態(tài)思想庫主要筆桿子，自稱掌握著不少別人不知道的第一手材料。書中的“未完成的文化大革命回憶錄”寫于1991年，主要記載了作者在文革第一年的經(jīng)歷，內(nèi)中有不少是對林彪的批評，對鄧小平的吹捧，而批林又大多是將林彪與江青捆綁在一起批，客觀性成疑。（6）

　　5、譚云鶴：《見證歷史》（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版）。譚云鶴1948年春由東北局調(diào)到時任東北局書記、東北軍區(qū)司令員兼政委、東北野戰(zhàn)軍司令員的林彪處當政務秘書，1949年初調(diào)回地方工作。本回憶錄第二十五章標題即為“給林彪當秘書”分1.我不愿意去當秘書；
2.那時的林彪；
3.遼沈決戰(zhàn)內(nèi)情；
4.平津戰(zhàn)役；
5.回東北局等五節(jié)，記述了作者在林彪身邊10個月的所見所聞，尚為客觀。

　　6、高文謙：《晚年周恩來》（紐約：明鏡出版社，2003年4月第一版）。本書作者曾為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室務委員、周恩來生平研究小組組長。在大陸曾參與編寫《周恩來年譜》、《周恩來傳》和《毛澤東傳》等。本書涉及林彪的主要有兩章，即第五章周旋在文革營壘的內(nèi)斗之中，第六章林彪之死的致命一擊。高文謙對林彪的評價負面。（7）

　　關于《“571工程”紀要》，高文謙認為是林彪授意林立果搞的，以“準備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采取非常手段來捍衛(wèi)他本人的接班人地位”。雖然“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第一手材料可以證實林彪是否看過這份東西，不過，文中的主要思想顯然是出自林彪”。關于謀殺毛澤東的企圖，高也認為“這個主意即便是林立果首先提出來的，但最后的決心還是只有林彪才能下”。上述關于林彪的論斷，高文謙并沒有拿出真憑實據(jù)，更多的只是一種臆測。而且日后高文謙對“林彪事件”的觀點也有所改變。他在《當代中國研究》雜志（陳曉農(nóng)主編，美國，普雷斯頓）2004年第四期上發(fā)表的《把歷史的知情權(quán)還給民眾——駁復“司馬公”先生》中說到“1971年9月13日的林彪事件是文革中最大的疑案，至今懸而未決。這一方面是因為事件本身撲朔迷離，事出突然，堂堂的副統(tǒng)率竟然在一夜之間倉皇出走，成為死在異國他鄉(xiāng)的賣國賊；
另一方面，則是中國官方給事件的定性至今還維持當年的說法，出于政治需要，讓林彪和江青兩人為毛澤東發(fā)動的文革背黑鍋。其中加給林彪的罪名，無論是`搶班奪權(quán)`，還是謀反叛逃，都有很多不實之處，或缺少證據(jù)，存在許多漏洞和疑點，主要結(jié)論難以成立�！�

　　7、廖漢生：《廖漢生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3年9月第一版）。本書涉及林彪的是第六章“內(nèi)亂爆發(fā)”，第七章“囹圄歲月”。文中提及文革初期因與軍區(qū)司令員楊勇在工作上有過爭吵，受到毛澤東、林彪的批評。林彪批評楊、廖不向他反映北京軍區(qū)的情況，對他搞封鎖。廖稱：“對毛主席、林彪的批評，大家在討論時都表示又激動、又震動�！薄瓣P于林彪"搞封鎖"的批評，軍區(qū)黨委實在檢查不出什么疏漏。我們?nèi)匀槐硎�，應當誠懇接受，做出書面檢查，今后改正錯誤，及時上報情況。”（8）廖還提及1966年9月后林彪借王尚榮問題削去賀龍的“羽翼”。其實對王停職一事，目前尚未有任何材料證明林彪牽涉其中，而林彪是否真的說過對賀“要削其羽翼”？他在什么場合、什么時候、對誰說過這句話，廖沒有說明，亦無從考證。

　　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傳（1949－197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本書為中共管修的毛澤東傳記之建國部分，由中央文獻研究室負責人逄先知、金沖及任主編。據(jù)作者聲稱，本書主要依據(jù)中央檔案館保存的毛澤東建國后的文稿、講話和談話記錄，中共中央文件和有關會議記錄，同毛有過直接接觸者的回憶錄和對他們訪問的記錄。本書第三十八章“林彪事件”。雖然“913事件”過去了30年，本書仍然全面地沿襲了1971年以來官方的立場和觀點而未有絲毫改變。立場使然，編者雖有占據(jù)研究材料的便利條件，但公布的是這些材料的全貌抑或僅是對其有利的某些部分，值得懷疑。

　　9、吳德口述：《十年風雨紀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經(jīng)歷》（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4年1月第一版）。吳德的口述，由朱元石等訪談整理。這項工作始于1993年，兩年之后，吳德病逝。本書關于林彪事件的一節(jié)“廬山會議和林彪事件”，吳德在世時曾以單篇文章形式在《當代中國歷史研究》雜志刊登過。

　　該書類似口述史，一方面有著豐富生動的別人無可替代的個人經(jīng)歷的描述，另一方面欲也有口述者個體視角上的局限性。以本書來說，整理者進行訪談時，吳德已是年屆80的老者，且吳事事處處均以毛澤東的是非為是非，失實的成分恐怕難以避免，需要用其他旁證材料核對才能判斷其真實性。

　　10、李晨：《世紀風鈴——當代中國重大事件解密》（臺北：天箭資訊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3月第一版）。據(jù)本書的作者簡介稱：李晨，1050年代生于北京一個高級干部家庭，曾出國留學，現(xiàn)回國經(jīng)商。本書關于整個文革歷史進程的敘述與其它文革史籍相比較未有多少特別之處，唯一出彩的地方是刊載了林立衡當年關于9月12日晚至9月13日凌晨北戴河林彪住處發(fā)生的事情經(jīng)過給中共中央的一封信。該信著重講述了林立衡向駐北戴河的中央警衛(wèi)團人員報告“葉群、林立果要帶著首長逃走，先到廣州，然后再去香港”的詳細過程。這封信，當事人證實是真實的，（9）但流傳出來的渠道不得而知。此后，這一極重要的第一手材料經(jīng)電子媒體廣泛傳播。

　　11、徐景賢：《十年一夢——前上海市委書記徐景賢文革回憶錄》（香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6月第一版）。徐景賢，文革前為中共上海市委寫作班黨支部書記。據(jù)稱，從1992年至2002年，作者用了十年時間寫成這部由多篇獨立文章組成的回憶錄，又自詡“我所寫下的都是我的親身經(jīng)歷，或是親見、親聞……”，唯徐的文革思維根深蒂固，實不必對該回憶錄的史料真實性抱什么希望。本書涉及林彪的有多篇，多半以獵奇手法嘩眾取寵：“葉群林立果上海"選美"內(nèi)幕”、“林立果的"上海夫人"是誰？”等等。

　　以“毛澤東與林彪決裂的關鍵”為例，徐聲稱：“從葉群的話來分析，(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林彪有一個盤算：只有設國家主席，他自己才是擔任這一國家元首職務的最為適當人選。因為毛澤東既然早已辭去此職，肯定不會再重新復任。如果林彪出面提議由毛澤東當國家主席，大家當然贊成，而毛澤東定然會謙讓；
這一謙讓，國家主席的頭銜就會順理成章地落到林彪頭上”，（10）由此觀之，這位曾經(jīng)是上海市第三把手的論證水平，實在貽笑大方。

　　12、陳曉農(nóng)：《陳伯達最后口述回憶》（香港：陽光環(huán)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年3月第一版）。

　　陳伯達長期跟隨毛澤東，卻在1970年廬山九屆二中全會上突然被毛拋棄，后被指為與林彪沆瀣一氣的同一“集團”中人。陳晚年常與兒子對談。陳曉農(nóng)仔細回憶了父親的談話，并搜集了相關的史料文獻作為佐證，編篡了這部書。（11）

　　 本書涉及林彪問題的主要是第六章“文化大革命的歲月”中的第13節(jié)九大前后，第15節(jié)九屆二中全會之謎和第19節(jié)“林陳聯(lián)盟”之說駁議。陳伯達的談話雖然有時只是涉及一些事件的片斷，但因他畢竟曾是當時的中央核心成員，所以他的談話對于了解某些事情的真相仍不或缺。如陳曉農(nóng)問：既然毛澤東說過六次不設國家主席，那你們?yōu)槭裁催�要提出設國家主席呢？陳伯達說：“哪里有這回事？什么說過六次不設國家主席，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毛主席說過：中國農(nóng)民多，要設國家主席，可以讓陳永貴當�！保�12）

　　13、吳法憲：《吳法憲回憶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9月第一版）。

　　吳法憲是林彪的老部下，亦是文化大革命、尤其是林彪事件的重要當事人和見證人。他逝世后兩年在香港出版的這部回憶錄，資料頗為豐富，應可視為近年來關于林彪事件的最重要著述。涉及建國后林彪問題的主要是下卷其中五章：10，“文革”的前奏、11，風風雨雨鬧“文革”、12，九大前后、13，九屆二中全會、14，“廬山會議沒有完”。

　　本書推翻了“913事件”后作者本人在專案組的高壓威逼之下所作的假證詞。這些假證詞一直以來被官方反復引用做為指證林彪的材料，如關于葉群設國家主席一事的談話。吳法憲如今在本書中澄清道：“這里我要特別聲明一下，過去很多文件及文章都說這句話是葉群親自對我講的，這根本不是事實。實際上，這句話是我從程世清那里聽到的，是汪東興傳來的話。葉群從來沒有對我說過這句話。這是一個多年的冤案，我要在這里更正一下。這里當然我有一定責任，但歷史就是歷史�！保�13）吳的類似回憶當引起研究者的重視。

　�。ㄈ┢矫婷襟w上的單篇回憶錄、論文

　　本節(jié)所指平面媒體，除極個別外，主要為大陸境內(nèi)的報刊雜志。在此等媒體上發(fā)表的文章，為中共官方意識形態(tài)主管部門所審核認可，觀點不免受到一定范圍內(nèi)的限制和約束，大多為老生常談，有新意者當屬鳳毛麟角。此類首發(fā)于平面媒體上的文章，而后有多被境內(nèi)外電子媒體轉(zhuǎn)載。

　　狹義的“林彪事件”，特指“913事件”。中國大陸報刊雜志近年所發(fā)表有關該事件的回憶錄性質(zhì)文章，以康庭梓數(shù)量為最�？凳强�34師的飛行員，林彪乘坐的256專機第二副駕駛。9.13當晚與其他4名機組成員被有意識拉下未上飛機。他的文章以256起飛前后的事件經(jīng)過為主要內(nèi)容，多首發(fā)于《中華兒女》、《文史精華》兩雜志，也有見于《航空知識》、《縱橫》雜志。2000年第8期《文史精華》發(fā)表了康的《林彪座機副駕駛談三叉戟256號黑匣子》。此前，《中華兒女》1999年第4期發(fā)表了他的《林彪座機強行起飛之前》。此后，《文史精華》2000年至2006年陸續(xù)發(fā)表了他的多篇文章：《"林彪座機"機組人員的定性》、《林彪座機是被‘凈空令’逼走的嗎？》、《林彪座機副駕駛細說913墜機》、《“913”事件中林彪專機機組人員的走與留》。《中華兒女》在2001年后發(fā)表過他的《林彪座機強行起飛之后》、《“913”之夜的空軍指揮所》。《航空知識》2002年第2、3、4期連載了他的《林彪墜機過程的思考》。這些文章的內(nèi)容部分有重復。此外，《縱橫》于2003年第4期發(fā)表了他的（筆名木辛）《9.13事件中的專機師指揮所》。據(jù)悉，康手頭上還有一部38萬字的書稿《親歷“9.13”事件——“林彪座機”副駕駛自述》未及出版。

　　《中華兒女》2000年除在境外為高德明、肖思科出版了《林彪元帥叛逃事件最新報告》、《謀殺毛澤東的黑色“太子”》兩書外，在大陸境內(nèi)分多期刊載了高德明的文章：《將林立果“天才化”的造型內(nèi)幕》、《從絕望走向瘋狂的林立果》、《林立果在“9.13”前的六個晝夜》；
高厚良口述、高德明整理的《“9.13”之后的林立衡暨說給豆豆的知心話》。

　　《中華兒女》2003年除在境外出版了張從堃的《林彪秘書走出毛家灣之后》一書外，2002年至2003年間還在境內(nèi)分多期連載了她的《父親張云生在“9.13”后的日子里》。

　　2000年后在中國大陸境內(nèi)發(fā)表的涉及林彪問題的回憶錄類文章還有：

　　 ※宋德金：《我在林彪辦公室的前前后后》（北京：《百年潮》2000年第9期）。

　　 ※閻銘：《我的父親與“一號號令”》（濟南：《老照片》2002年8月第24輯）。

　　 ※譚云鶴：《遼沈、平津戰(zhàn)役時我給林彪當秘書》（上）（下）（北京：《軍事歷史》2003年第3、4期）。

　　 ※張金明：《陳毅元帥生前的最后回憶——談井岡山時期的林彪》（鄭州：《黨史博覽》2003年第10期）。

　　 ※田炳信：《王中遠：他把林彪父子埋葬在溫都爾汗》（廣州：《新快報》2004年9月15日）。

　　 ※呂學文：《我所親歷的林彪出逃》（石家莊：《文史精華》2005年第4期）。

　　 ※呂學文、王松山：《隨衛(wèi)林彪重上井岡山》（貴陽：《文史天地》第2005年9期）。

　　 ※呂學文、王松山：《親歷林彪出逃的前前后后》（上海：《檔案春秋》2005年第10期）。

　　 ※羅舜初：《我所接觸和認識的林彪》（北京：《百年潮》2005年第3期）。

　　2000年后涉及林彪問題的論文類文章：

　　 ※周敬青：《解剖林彪是否被挾持之迷；
兼評<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中的有關記述》（北京：《黨的文獻》2000年第4期）。

　　 ※彭紅英、余世誠：《民主革命時期毛澤東與林彪的幾次分歧》（鄭州：《黨史博覽》2000年第9期）。

　　 ※鐘兆云、蘇釗：《林彪在古田會議前后》（鄭州：《黨史博覽》2000年第7期）。

　　 ※林源：《“文革”中的“林彪現(xiàn)象”論析》（南京：《南京社會科學》2000年第9期）。

　　 ※郝俊卿：《關于“林彪一號令”及其他》（北京：《炎黃春秋》2001年第3期）。

　　 ※鐘兆云：《開國三將帥之間的一樁公案》（鄭州：《黨史博覽》2001年第2期）。

　　 ※劉志南：《關于建國后至中共九大期間“接班人”問題的歷史考察》（北京：《當代中國史研究》2001年11月第8卷第6期）。

　　 ※彭紅英、余世誠：《關于林彪研究的幾個問題》（北京：《北京科技大學學報》社科版2002年第1期）。

　　 ※黃瑤：《對遼沈戰(zhàn)役中兩個有爭議問題的看法》（北京：《軍事歷史》2003年第2期）。

　　 ※楊林生：《論羅榮桓關于學習毛澤東著作與林彪的分歧與斗爭》（衡陽：《南華大學學報》社科版2003年第4期）。

　　 ※朱建堂：《毛澤東對東北解放戰(zhàn)爭初期的作戰(zhàn)指揮——兼論毛澤東、林彪關于東北解放戰(zhàn)爭初期決戰(zhàn)問題的分歧》（武漢：《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6期）。

　　 ※彭厚文：《“文革”初期毛澤東為何選擇林彪為接班人》（武漢：《武漢理工大學學報》社科版2003年第6期）。

　　 ※周敬青：《毛澤東對林彪接班人地位的確立和廢黜》（上、中、下）（合肥：《黨史縱覽》2003年第11期，2004年第1、2期）。

　　 ※汪幸福：《林彪代表毛澤東到重慶談判的前前后后》（鄭州：《黨史博覽》2004年第3期）。

　　 ※張聿溫：《“文革”中毛澤東和林彪的分歧與裂痕》（鄭州：《黨史博覽》2004年第4期）。

　　 ※何云峰：《眾說紛紜解玄奧——毛澤東致江青的信研究評析》（長沙：《湖南科技大學學報》社科版2004年第5期）。

　　 ※厚而實：《林彪為何逃》（沈陽：《黨史縱橫》2004年第9期）。

　　 ※李曙新：《“文革”時期黨內(nèi)正義力量與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三次思想交鋒述評》（南昌：《黨史文苑》學術(shù)版2005年第2期）。

　　 ※劉明鋼：《林彪何以堅持設國家主席》（武漢：《黨史天地》2005年第3期）。

　　 ※孫煥英：《歷史將揭開林彪案件的更深層面》（北京：《民主與法制》2005年第3期）。

　　 ※汪幸福：《林彪進軍東北第一仗》（鄭州：《黨史博覽》2005年第9期）。

　　 ※彭紅英、余世誠：《毛澤東與林彪的九次矛盾和沖突》（北京：《海事大觀》2006年第2期）。

　　 ※蔣健：《抗戰(zhàn)期間林彪從蘇聯(lián)回國之后》（石家莊：《文史精華》2006年第6期）。

　　 ※何云峰：《“文革”發(fā)動階段毛澤東對林彪的態(tài)度辨析》（長沙：《湖南科技大學學報》社科版2006年第9期）。

　　海外中文平面媒體近年關于林彪問題的論文類文章，首推《當代中國研究》雜志（陳曉農(nóng)主編，普雷斯頓）2001年第1期首發(fā)的王年一、何蜀《1970年的廬山會議及毛澤東、林彪沖突之起源——在“設國家主席”之爭的背后》。該文稱：“1970年的廬山會議（即中共九屆二中全會）是‘文化大革命’的一個重大轉(zhuǎn)折點，在這次會議上發(fā)生了令人震驚的事件，即1969年才在‘文化革命偉大勝利’的基礎上建立的中共中央新的領導核心出現(xiàn)了分裂。林彪及其追隨者在會議上的一些活動后來被毛澤東定性為‘反革命政變’，有關‘設國家主席’和‘稱毛澤東為天才’的兩個意見被毛澤東定性為反革命政變的政治和理論綱領。毛澤東為什么要反對設國家主席？‘設國家主席’的意見怎么會成了‘反革命政治綱領’？本文根據(jù)中國大陸已公開的有關材料剖析這一事件，提出了不同于以往既定結(jié)論的看法”。這些看法包括：廬山會議上的爭論與“設國家主席”無關；
“林彪相當國家主席”之說十分可疑。大陸學者類似這樣有分量的爭鳴性文章，在境內(nèi)平面媒體根本沒有發(fā)表的機會。

　　《當代中國研究》2004年第2期再首發(fā)了王年一、何蜀、陳昭的《毛澤東逼出來的‘913林彪出逃事件’》。該文認為，九屆二中全會以后，是毛澤東主動地想方設法引蛇出洞，轟蛇出洞，展開了一系列“把林彪逼上絕路”的部署。另有高華的《革命政治的變異和退化：“林彪事件”的再考察》（香港：《21世紀》雙月刊2006年10月號），該文對林彪評價負面，在立論與史料應用的客觀性方面甚有值得商榷之處。

　�。ㄋ模╇娮用襟w上有關林彪問題的文章與討論

　　在中國大陸境內(nèi)電子媒體（主要指互聯(lián)網(wǎng)）上發(fā)表言論的自由度比平面媒體要高的多。境外電子媒體更沒有思想、言論的束縛。故而近年在電子媒體上有關林彪問題的文章及因此引發(fā)的討論往往呈現(xiàn)百家爭鳴的熱烈景象，與大陸境內(nèi)平面媒體上的近乎輿論一律大有云泥之別。

　　本世紀頭幾年互聯(lián)網(wǎng)上有關林彪問題的討論，本節(jié)僅舉較有影響的數(shù)例。

　　《楓華園》（www.fhy.net）是由一批海外學子在1993年創(chuàng)辦的中文電子雜志。2001年10月后，雜志首發(fā)了幾篇討論“913事件”的文章，在海內(nèi)外引起注意。2001年10月2日出版了特刊第32期，發(fā)表陳曉寧的《質(zhì)疑林彪“913”事件》，文章認為：256號飛機在外蒙溫都爾汗著陸前，在空中就已經(jīng)發(fā)生爆炸起火；
空中爆炸起火原因是在溫都爾汗附近上空被駐蒙蘇軍導彈擊中所致；
飛機受傷后，進行帶火迫降時又發(fā)生事故，最后迫降失敗，機毀人亡。

　　《當代中國研究》的電子版（www.chinayj.net）于2001年第1期與紙質(zhì)雜志同時首發(fā)了王年一、何蜀《1970年的廬山會議及毛澤東、林彪沖突之起源——在“設國家主席”之爭的背后》。該電子版2004年第2期再首發(fā)了王年一、何蜀、陳昭的《毛澤東逼出來的‘913林彪出逃事件’》。同年，王年一、何蜀、陳昭于2004年2月29日在《觀察》網(wǎng)站上又發(fā)表了《林彪是“文化大革命”中特殊的觀潮派、逍遙派》，指出：綜觀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真實表現(xiàn)，(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我們認為他是一個特殊的觀潮派、逍遙派。

　　近年，眾多網(wǎng)站的政治、歷史、軍事、人物專欄，都不同程度地收集了有關林彪的專題材料，開展過有關林彪問題的專題討論。其中資料歸集數(shù)量比較多、質(zhì)量比較高的，當推《華夏文摘》的“網(wǎng)上文革博物館”（www.museums.cnd.org）、《欲火鳳凰》（www.yhfh.net）（2005年已關閉），及《林彪.軍隊.文革》（www.linbiao.org），而吸引了眾多網(wǎng)友參與、互動性討論最為熱烈的，當推《強國軍事縱橫》（www.jsqg.cn）。

　　網(wǎng)上文革博物館1996年春由《華夏文摘》編輯部建立，收集有數(shù)百萬字的文字資料，以《華夏文摘》增刊的形式分期在網(wǎng)上發(fā)表。其中自2000年有關文革中林彪問題的文章有五十多篇，除轉(zhuǎn)載了上述王年一、何蜀、陳昭及陳曉寧的文章外，還有王年一、何蜀合著的《汪東興回憶錄讀后感》，王年一的《全景式的大曝光——林彪事件完整調(diào)查序》，何蜀的《對林彪幾次天安門講話的一點考證》、丁凱文的《也談林彪913事件——評肖思科<粉碎五大謠言——知情人證明林彪真正死因>》、《林彪事件幾點問題的再辨析》、《<林彪與文化大革命>得失談》、《“林彪事件”研究的再思考——與高華先生商榷》，千秋的《傾聽歷史的聲音——千秋評林彪事件》，閻長貴的《“締造”和“指揮”的風波》，華飛的《“軍事林彪”和“政治林彪”》，陳小雅的《清理歷史的垃圾桶——重審林彪罪案的幾個問題》、《林彪的罪名及其變遷》，舒云的《黃吳李邱在913事件前一天》、《我沒有參加政變會議——原南空副司令周建平訪談錄》、《廣州軍區(qū)不知道“林彪另立中央”》、《我不是“資敵罪”——空軍副參謀長胡萍訪談錄》，史學的《誰掌握了破解林案的鑰匙》、《客觀、歷史、正確地看待林彪事件——兼論林彪事件的歷史地位》、《林彪當年最多只是“政治流亡”》、《孫一先代辦沒有說出的秘密》，陳倫和的《也談<林彪‘小艦隊’成員近況>——當事人陳倫和自述》，康庭梓的《林彪墜機過程的思考》，劉曉波的《林彪對毛澤東的背叛》，陳益南的《從歷史軌跡思考林彪問題》，心遠的《推倒加在林彪頭上的不實罪名——林彪研究專家丁凱文答問》，黃琨《歷史不是案——專訪吳法憲女兒金秋教授》，朱學淵的《一堆糊涂蟲說林彪》，云衡的《難得糊涂，呼喚清醒——評朱學淵<一堆糊涂蟲說林彪>》，余汝信的《林彪“南逃廣州，另立中央”罪名考釋》、《“913”前后的空34師》、《1969：對蘇戰(zhàn)備中的軍委辦事組、林彪與毛澤東》、《未可忽略的“一家之言”——<吳法憲回憶錄>述評》。

　　以研究林彪問題為己任的《林彪.軍隊.文革》網(wǎng)站，建立于2005年。版主射天狼在開壇辭中稱：“林彪早已成為歷史人物，文革也成為歷史學家們研究討論的重要課題，而且有關圍繞這一課題的研究將會歷久而不衰，其中的原因不言自明。本壇的開辦，就是希望將林彪、軍隊和文革的關系作為一個集中討論的題目，使重點得到突出。歷史的經(jīng)驗值得總結(jié)，以史為鑒方能知興衰，亦能認清歷史的潮流�！痹摼W(wǎng)站設立了崢嶸歲月、913親歷者言、林彪事件、軍隊與文革等數(shù)個專欄及部分作者文集，已成為目前海外研究林彪、軍隊與文革歷史的重要陣地。

　　《強國軍事縱橫》網(wǎng)站建立于2004年。至2006年12月止，擁有注冊會員五千多名，主題總數(shù)七千多個，回帖總數(shù)二十六萬多個。未可否認，各別討論延伸開來多少有些跑題，唯論爭熱烈程度與此還是可見一斑。

　　電視是電子媒體重要的一種。有中資背景、在香港注冊、節(jié)目可在中國大陸落地的《鳳凰衛(wèi)視》，近年做過三期有關林彪事件的節(jié)目。一為2004年7月間分兩次播出的魯豫訪問吳法憲夫人陳綏圻；
二為2004年12月魯豫主持的《林彪墜機之謎》；
三為2005年7月請康庭梓講述“913事件”當晚的經(jīng)歷——《那一夜驚心動魄》。節(jié)目播出后，在海內(nèi)外引起頗大反響。

　　二、研究專題概說

　　新世紀以來，林彪研究在其廣度和深度上均取得了長足的進展。其中以下專題的討論較為集中、熱烈，有一些新的見解及新的突破。

　　 （一）戰(zhàn)爭年代的林彪

　　 （二）林彪與“羅瑞卿事件”

　　 （三）林彪“5.18講話”

　　 （四）文革發(fā)動階段的毛、林關系

　　 （五）林彪被確立為接班人的過程

　　 （六）林彪在“文革”中的真實表現(xiàn)

　　 （七）林彪與“九大”政治報告

　　 （八）林彪與“第1個號令”

　　 （九）九屆二中全會上的斗爭

　　 （十）關于設國家主席問題

　　 （十一）“913事件”是毛澤東逼出來的

　　 （十二）林彪對林立果的活動及《“571工程”紀要》是否知情？

　　 （十三）“南逃廣州，另立中央”

　　 （十四）“913”之夜（1）

　　 （十五）“913”之夜（2）

　　 （十六）256號專機墜毀原因

　　 （十七）林彪的缺陷

　�。ㄒ唬⿷�(zhàn)爭年代的林彪

　　新世紀以來有關戰(zhàn)爭年代林彪的著述雖然不多，唯著述者在立論上大多數(shù)已較客觀公允。研究者方面，彭紅英、余世誠列舉了林彪與毛澤東自1928年在井岡山相識后，在民主革命時期的幾次分歧，較為客觀地指出：“民主革命時期，毛澤東與林彪的幾次分歧，我們認為可作如下評說：林彪并非‘一貫緊跟’毛澤東，也不是‘一貫反對’毛澤東。其實分歧多是革命隊伍內(nèi)部的意見分歧。這些分歧不僅沒有傷害毛澤東與林彪之間的關系，反而使他們愈加契合，應該說這是正常的。”（14）黃瑤對廣為流傳的遼沈戰(zhàn)役中林彪背著羅榮桓發(fā)出回師長春電報一事，根據(jù)當時林彪秘書譚云鶴的回憶及《陣中日記》的記載作了辨析，否定了這一說法。（15）

　　譚云鶴回憶了1948年中央軍委令東野南下攻擊錦州和北寧線時，林彪打錦州決心一度動搖，是因為“準備了一桌菜，欲來了兩桌客人”，后來在羅榮桓提議下，給中央重發(fā)電報主張仍攻錦州，與中央意見再度一致的詳細過程。譚還述及林彪口授電報的一般程式，以及對林彪近身的觀察：“林彪的生活和警衛(wèi)不歸我管，但我從王本口里和我日常接觸到的，覺得那時林彪的生活是很儉樸的，很少聽說他要穿什么，吃什么，房子冷了、熱了。那時他的廚師是一位冀東人，政治上當然可靠，是個共產(chǎn)黨員，技術(shù)上卻不太高明，但林彪從來不說什么。”（16）

　　羅舜初自1940年起，歷任東北民主聯(lián)軍、東北野戰(zhàn)軍三縱政委，四野40軍政委、軍長，軍委海軍參謀長、副司令員，國防科委副主任，沈陽軍區(qū)副司令員，1955年授中將軍銜。他的《我所接觸和認識的林彪》是經(jīng)后人整理、于他逝世24年后發(fā)表的。該文對林彪有褒有貶，褒多于貶。由于羅舜初不被視為“林彪集團”中人，他的“褒”就顯得有點兒令人注目。（17）

　　《吳法憲回憶錄》對東北戰(zhàn)場林彪功績的肯定，尚不及李建國的《遼沈戰(zhàn)役研究》。如東北易帥、林彪出任東北局第一把手，吳回憶錄僅一筆帶過，而《遼沈戰(zhàn)役研究》則對此有多處精辟、獨到的評價和分析。（18）

　　可惜的是，類似《遼沈戰(zhàn)役研究》這樣對戰(zhàn)爭年代的林彪有一定深度的理性分析和評價的著述，在本世紀頭幾年再未出現(xiàn)過。

　�。ǘ┝直肱c“羅瑞卿事件”

　　近年，由官方編篡的著作仍堅持認為，文革前夕發(fā)生的羅瑞卿事件是林彪誣陷的結(jié)果。指1965年11月30日“林彪派葉群帶著他的信和11份材料坐飛機趕到杭州，單獨向毛澤東作了幾個小時的匯報……林彪誣陷的內(nèi)容包括：羅瑞卿要奪取軍權(quán)；
羅一貫反對突出政治、反對毛澤東思想、存在單純軍事技術(shù)觀點，等等�！保�19）

　　有論者不同意以上說法。該匿名論者認為：“在解釋1965年12月中央政治局會議打到羅瑞卿原因時，均將其歸為林、羅工作上的沖突，林彪擔心羅瑞卿取而代之。而毛澤東似乎是無辜的，被迫接受了這個結(jié)局，因為他需要林彪在未來的斗爭中支持毛，而不是劉，權(quán)衡利弊，只有保林舍羅。此為大謬也。盡管林彪沒能在打倒羅瑞卿一事上持公正立場（如同在打倒彭德懷是一樣），但林彪決非要打倒羅瑞卿，而是在得悉毛的態(tài)度后，對毛表示支持，并同意毛的安排，由葉群以林辦主任身份代表林在會上做相關發(fā)言�！保�20）

　　以上署名“佚名”的論者所言，較官方說法更符合邏輯，更言之有理，并非一般不了解內(nèi)情者所能編造�！柏闭呦氡赜衅淇煽康男畔碓�，可能因某種原因未愿透露。唯要令研究者及后來人更心服口服，公布其資料來源應為上著。

　�。ㄈ┝直搿�518講話”

　　對林彪“518講話”，官方言論調(diào)子依舊。如《毛澤東傳（1949－1976）》聲稱：“18日，林彪在會上講話，駭人聽聞地講了一篇‘政變經(jīng)’�！直氲倪@篇講話，使黨內(nèi)和國內(nèi)的政治空氣陡然緊張起來，使本已存在的個人崇拜狂熱更加泛濫起來。”（21）

　　王力的回憶則較為客觀：“18日林彪講話，講政變經(jīng)，這已經(jīng)有全文，就不多說了。我們事先知道葉群到科學院等單位搜集中國歷史上關于政變的資料。林彪為什么講這個呢？因為毛主席多次講要防止在我國發(fā)生反革命政變�！飨餐饬耍嬃巳�，但毛主席背后說他不那么贊成，是跟江青說的。”（22）

　　余汝信著文詳細羅列了林彪“518講話”前后大半年時間（即從1965年11月至1966年8月八屆十一中全會），毛澤東“沒有睡好覺”，而在“上層”采取了“防止反革命政變”措施，包括：一、更換中辦領導人；
二、整肅軍事系統(tǒng)高層；
三、加強廣播事業(yè)局安全警衛(wèi)；
四、成立首都工作組，擴編北京衛(wèi)戍區(qū)；
五、撤銷公安部隊番號。余汝信認為，以上措施給我們的啟示至少是：“其一，‘防止反革命政變’是在毛澤東本人督導下所作的一篇‘文章’。是毛澤東‘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們怎么辦？很可能出，這是最危險的’防修反修思維的具體實踐。其二，‘防止反革命政變’的總決策者，是毛澤東本人。未可否認，林彪因其自身的利害關系，對此決策是積極響應的，但更不可否認的是，周恩來、鄧小平，尤其是周恩來也是積極響應、堅決貫徹的�！f林彪一個人在念‘政變經(jīng)’，完全不符合歷史事實�！保�23）

　　戚本禹2003年12月與余汝信談及林彪“518講話”時稱：林彪“518講話”是周恩來要他講的。林彪說：“常委的其他同志要我先講”，指的就是周。講話記錄稿先由中辦的工作人員梁川作了初步整理，再交戚作進一步整理。因為林講了很多歷史上宮廷政變的例子，這些剛好是戚熟悉不過的東西，可得心應手地加以史料上的核對和文字上的加工。戚基本是按記錄稿整理，沒有作任何大的增刪。林彪看過整理稿后十分滿意，說戚是高水準的整理。（24）

　�。ㄋ模┪母锇l(fā)動階段的毛、林關系

　　目前，官方言論仍稱“913事件”后次年才公布的毛澤東給江青的信表明了在文革發(fā)動階段毛對林彪的疑慮，所以，信中將林彪稱為“我的朋友”，而且信中毛稱他一生中第一次在重大問題上違心地同意別人，這個“別人”指的也是林彪。（25）

　　大陸學者何云峰則指出：“‘文革’發(fā)動階段毛澤東對林彪的基本態(tài)度是支持還是懷疑，大多數(shù)人長期以來一直傾向于前者。自從上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一些文獻材料的正式公布，這一看法遭到了不少研究者的質(zhì)疑。一時間，‘文革’發(fā)動階段毛澤東對林彪的態(tài)度再度變得模糊不清�！保�26）

　　何云峰認為，這主要是由于對這些文獻材料的誤讀而造成的。關于毛致江青的信，何云峰認為：毛對林講政變問題并沒有不安，為毛所不安的是林關于毛是天才的提法（不僅是跟馬、列并列的天才，而且是超過馬、列的天才），為此毛專門委托周恩來到大連，向林彪講了信中的內(nèi)容，借此提醒林在宣傳上不要搞得太過頭。這本身就說明毛對林是信任的。另信中一句“我猜他們的本意，為了打鬼，借助鐘馗”，不僅不足以說明毛對林的懷疑，反而說明了毛對林的信任，認為林這樣做雖然有點過頭，但心是好心，只是出于“打鬼”的需要而采取的權(quán)宜之計罷了。何云峰稱：根據(jù)這兩個文獻材料斷言毛澤東在文革發(fā)動階段對林已有懷疑，其實是一種誤讀。

　　關于毛致江青的信真?zhèn)螁栴}，陳小雅認為，這封信存在重大“破綻”，在指出可疑之處后，陳小雅稱：“我們基本可以得出一條結(jié)論，毛澤東在1966年7月8日，確曾有過‘給江青的一封信’，但這封信不是1972年發(fā)表的《給江青的一封信》。前者是一封私人信件；
后者是一封‘公開信’。毛澤東之所以選擇給江青的信作為‘宿主’，(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一是因為他們有‘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共同利益，尤其是在林彪問題上，他們都受到同樣沉重的打擊�！保�27）

　　戚本禹在答余汝信有關外間對該信真實性的質(zhì)疑時則稱：“可以肯定地回答你，有這封信。你可以看看這封信的字里行間，完全是毛的風格，而毛的風格是任何人都難以模仿得神似的。江青收到這封信后，覺得應該在黨內(nèi)最高層部分人中傳閱，的毛同意。傳閱過程中，周恩來抄了一份，陶鑄亦抄了一份。”

　　其實，何云峰未有講清問題的實質(zhì)。這可能是囿于大陸的現(xiàn)實條件所致。通觀毛致江信全文的風格，可以相信它是真的。官方1972年內(nèi)部公布它的目的，是用以表明毛早就對林有非凡的洞察力，但適得其反的是，它給明白人看出了毛對林即暫時利用又加以防范的陰暗心態(tài)，是毛出于政治需要一定要利用林，而絕非林要利用毛。

　　（五）林彪被確立為接班人的過程

　　有關林彪被確立為接班人的歷史過程，大陸學者彭厚文認為：“眾所周知，‘文革’前毛澤東對外宣布的接班人是劉少奇。但實際上，毛澤東在對接班人的考慮上，并不像對外宣布的那樣簡單。‘文革’前，毛澤東除了一個很短的時期外，大部分的時間里沒有把劉少奇看成唯一的固定的接班人。進入毛澤東選擇接班人視野的，除了劉少奇，還有鄧小平、林彪。而且，到了‘文革’發(fā)生前一、二年，劉少奇甚至被毛澤東摒棄在接班人的范圍之外。接班人只剩下鄧小平和林彪。而在鄧和林之間，毛澤東又更傾向于選擇林彪�！保�28）

　　高文謙則描述了1966年8月林彪被確立為接班人時的一些具體情況：“8月5日，毛澤東在下決心換馬以后，首先把周恩來找去，把他剛剛寫好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底稿拿出來交給周看，說：看來劉少奇不行了，對他觀察了21年，完全失望了。對鄧小平觀察了7年，也失望了。然后話鋒一轉(zhuǎn)，問周的意見……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自然順勢表示：那就只好叫林彪回來吧。這一提議正中毛澤東的下懷。毛很高興，當即拍板，并吩咐周按此進行部署。隨后，周恩來馬上安排飛機把林彪從大連接回北京，并召集會議，分別向中央黨政軍各部門負責人打了招呼。。這就是林彪成為接班人的大體經(jīng)過�！保�29）

　　（六）林彪在“文革”中的真實表現(xiàn)

　　王年一、何蜀、陳昭著文認為：綜觀林彪在“文革”中的真實表現(xiàn)，林其實是一個特殊的觀潮派、逍遙派。（30）

　　王年一等認為：在毛澤東發(fā)動“文革”之處，林彪同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一樣，也是沒有一點思想準備的，對“文革”究竟如何搞法，也是完全不清楚的。高文謙在《晚年周恩來》中指毛對林、周、鄧、劉四人的策略是“聯(lián)林、拉周、整鄧、倒劉”，林彪不過是被毛澤東“聯(lián)”過去當了被借助的“鐘馗”而已。

　　至于林彪成為觀潮派、逍遙派的原因，王年一等認為有兩個，一個是林彪的病。憑林的聰明和敏感，他不會不明白，毛選他這樣的病人來做“接班人”，決不會像宣傳上說的那樣是因為他“高舉”、“緊跟”，而只不過是便于一時的利用；
另一個原因，或許是更重要的原因，是他對“接班人”地位的恐懼，明哲保身，即可免毛的猜忌，又可落得超脫，在政治上不負責任。

　　（七）林彪與“九大”政治報告

　　林彪事件發(fā)生兩年以后，中共“十大”的政治報告說：“九大”以前，林彪伙同陳伯達起草了一份政治報告。陳伯達起草的稿子。后來被指責為“鼓吹唯生產(chǎn)力論”。

　　林彪與陳伯達在起草“九大”政治報告過程中的關系，陳曉農(nóng)在《陳伯達最后口述回憶》中作了比較詳細的敘述。（31）

　　有關在起草“九大”政治報告時，陳伯達被指為“鼓吹唯生產(chǎn)力論”，與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等被陳反擊為“像波恩斯坦說的運動就是一切，而目的是沒有的”的激烈爭論、沖突過程，陳曉農(nóng)引用了王文耀、王保春在2003年3月出版的《中共黨史研究》第2期上發(fā)表的《關于陳伯達起草“九大”政治報告的前前后后》一文，該文稱：毛對陳“不能按期交出報告稿”，可能延誤九大的召開表示不滿，說，不行就重新搞嘛，請康生主持重搞。根據(jù)王文耀、王保春的文章，陳伯達的報告起草完后，沒有給任何一個領導人看過就被否定了。陳曉農(nóng)說，陳伯達在同張春橋爭論時，沒有援引過任何“林副主席指示”來支持自己的觀點，也說明林彪對起草九大報告沒有表示過具體意見。

　　關于林彪同“九大”政治報告的關系，張云生稱，葉群對他說：“老夫子的稿子，‘中央文革’不想在討論。因為主席對張、姚的稿子已經(jīng)親自作了修改，說明主席對它已經(jīng)基本認可了。但是老夫子還是不甘心，他堅持將它印出，托我勸首長好好看一看。說是首長看，實際上還得靠你們?nèi)ブv。我是同情老夫子的，只能說首長已經(jīng)看過他的稿子，這是給他一點安慰。但是，你們給首長講的時候，不能講得太細，以防止首長的腦子一熱，又對老夫子的東西發(fā)生了興趣�！保�32）

　　張云生說，林彪最初想搞個“平行作業(yè)”，準備一個“九大”上用的“條子”，但在毛澤東親自過問政治報告的起草后，林最后決定不搞了。對張、姚寫的東西，林彪始終不感興趣，一眼沒看。對陳伯達的稿子，林彪雖不想知道它里面寫了什么，欲讓張在“拉條子”時把它當作參考的素材。

　　張云生以上說法與陳曉農(nóng)的說法略有不同。陳說陳伯達的稿子“沒有給任何一個領導人看過”，張云生說陳伯達的稿子已印出交林辦，林彪雖沒有看過不想知道它里面寫了什么，但欲讓秘書看且將其當作參考素材。

　　（八）林彪與“第一個號令”

　　早于1980年代末，中國大陸學者蘇采青即著文澄清：所謂林彪“第一個號令”與疏散中央領導人到外地以及下放干部到“五七”干�；蚧鶎訂挝贿@兩件事，不存在直接的因果關系。（33）1994年吉林人民出版社的多卷本《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亦較客觀地介紹了“第一個號令”，作出了該“號令”并非陰謀活動的結(jié)論。

　　唯近年部分官方出版物，如官方編篡的《毛澤東傳（1949——1976）》仍老調(diào)重彈“陰謀論”，稱“對這樣一件牽動全局的大事，林彪竟在事先沒有得到軍委主席毛澤東批準的情況下，就自行作出這樣的緊急指示，并立即向全軍各大單位下達，采取行動。命令下達后的第二天，林彪才用‘電話記錄’（急件傳閱）的方式報告毛澤東。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不曾發(fā)生過的事情”。“林彪采取這種‘先斬后奏’的做法，確實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此例一開，就造成一種既成事實：副統(tǒng)帥可以不經(jīng)過統(tǒng)帥而在一夜之間調(diào)動全軍進入臨戰(zhàn)狀態(tài)�！保�34）

　　張云生修改后重新發(fā)表的回憶錄，專辟了一章即第17章談“第一個號令”問題，可視為有關此事的第一手材料。有關林彪指示的標題及向毛澤東報告一事，張云生說：“這個電話稿，我以‘首長讓給黃總長去電話’作標題，將它的原件存在檔案柜里。奇怪的是，總參作戰(zhàn)部向下傳達時，擅自加上一個所謂‘林副主席的第一個號令’這樣的題目，使它成為后來‘批林’的眾矢之的。葉群與我約好，‘兩個小時’以后在我將林彪的‘六條’傳給黃永勝的同時，她負責將‘六條’內(nèi)容報告正在武漢的毛主席。按葉群平時一貫注重突出主席的心態(tài)，她打這個電話的時間不會比我晚。”（35）

　　當年“第一個號令”的記錄、整理、執(zhí)行者——解放軍副總參謀長閻仲川的兒子閻銘，2002年著文對閻經(jīng)手“第一個號令”作了詳細說明。（36）閻仲川在1971年“913事件”后受到隔離審查，時間長達7年6個月，1979年4月解除監(jiān)管。1982年，一位總參領導才代表組織向閻宣布了審查結(jié)論。結(jié)論籠統(tǒng)地稱閻在總部及此前在廣州“支左”工作中犯有錯誤，只字未提“一號號令”，閻隨即按正兵團職待遇離休。2002年6月22日，閻仲川病逝。

　　原廣州軍區(qū)司令部動員部部長遲澤厚，2003年亦曾著長文，對“第一個號令”發(fā)出前前后后的經(jīng)過作了客觀、理性的敘述。（37）

　�。ň牛┚艑枚腥珪系亩窢�

　　關于九屆二中全會上林彪、軍委辦事組成員吳法憲等與張春橋等的斗爭經(jīng)過，在《陳伯達最后口述回憶》一書中，陳伯達作為參加會議的一個關鍵人物，對此有專門的回憶。關于林彪的講話，陳伯達說：“在九屆二中全會正式開會前，林彪單獨和毛主席在一個房間談話，周總理和我，還有其他人，在另一個房間等待，等的時間不短。他們談完出來后，大會開了。原定的議程是康生報告憲法草案的問題，并沒有林彪講話的安排，但林彪忽然搶先講話，記得是講關于憲法里寫毛澤東思想的問題和關于天才的問題。林彪講話似乎有一個擬稿，但語言無序�！薄吧螅胰柫直耄闹v話是否事先同毛主席談過。林彪說，他的講話是毛主席知道的。”（38）

　　作為當事人，吳法憲在他的回憶錄中以大量的篇幅，專設一章描述了九屆二中全會上與張春橋的斗爭。斗爭開始時，張春橋似乎一度居于下風，據(jù)葉群對吳法憲說，林彪在8月23日開幕式前，與毛澤東談話，提及了吳法憲與張春橋在稱天才、三個副詞（天才地、創(chuàng)造性地、全面地）等問題上的爭論，毛同意林“這個要講一講，要批評，但是不要點名”，吳法憲說，這就是林彪在開幕式上突然發(fā)表講話的緣由。這個講話的大體內(nèi)容，毛澤東事先是知道的，而且也是表態(tài)同意了的。（39）

　　毛澤東是否如吳法憲所言事先知道并同意林彪講話的“大體內(nèi)容”？學術(shù)界是有分歧的。唯會議上吳等對張春橋的不點名攻擊，欲得到了與會大多數(shù)中央委員的支持。吳等未講究策略，操之過急，引起江青、張春橋的極大反彈。更重要的是，軍人們當時絕未有料到關鍵時刻毛澤東對江青、張春橋的關愛之情，甚于對林彪的所謂“戰(zhàn)友”之情！

　　吳法憲在回憶錄中如此這般對廬山的這場斗爭進行了總結(jié)：“我們當時萬萬沒有想到的，是毛澤東竟然會在最關鍵的時刻站在江青、康生、張春橋、姚文元一邊……現(xiàn)在看來，毛主席本來就站在江青他們一邊，是要堅決地保衛(wèi)他的‘文化大革命’的。我們同江青等人在廬山上的斗爭，危及到了‘文化大革命’，因此，毛澤東是絕不會放過我們的。”（40）

　�。ㄊ╆P于設國家主席問題

　　所謂“堅持要設國家主席”，是“林彪集團”主要罪名之一。官方《毛澤東傳（1949－1976）》仍然堅稱：“為什么在毛澤東一再表明態(tài)度后林彪仍要堅持設國家主席的主張呢？七月，葉群私下向吳法憲把話挑明：‘如果不設國家主席，林彪怎么辦？往哪里擺？’”（41）

　　王年一、何蜀2001年著文對官方的論調(diào)提出了不同看法。該文稱：中共黨內(nèi)高層有關“設國家主席”有不同意見，林彪并不是唯一要堅持設國家主席的人；
廬山會議上的爭論以至毛“龍顏大怒”，并非源自于設國家主席問題，而是與會上許多人批評了江青集團有關。“林彪想當國家主席”之說十分可疑；
毛澤東有關不設國家主席的言論不但算不上“英明指示”，而且完全不講道理，十分霸蠻�！斑@實際上是毛澤東晚年錯誤的一次較為充分的暴露�！保�42）

　　對于毛澤東說過六次不設國家主席的官方說詞，陳伯達在回憶時堅決加以否定：“哪里有這回事？什么說過六次不設國家主席，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毛主席說過：中國農(nóng)民多，要設國家主席，可以讓陳永貴當。”（43）

　　吳法憲在回憶錄中談及了林彪在設立國家主席問題上的態(tài)度：“在要不要設立國家主席這個問題上，我想著重說一說林彪的意見和態(tài)度……林彪當即表示：‘我不當這個主席，這個不妥。應該是毛主席當國家主席，這才是名正言順。一個十億人口的大國，沒有國家主席，沒有一個元首，這樣名不正，言不順。這個國家主席、國家的元首，只有毛主席來當，別人都不合適。但是毛主席的年紀大了，當國家主席要出國訪問，別的國家元首來還要回訪，毛主席出國有困難，可以設副主席，副主席可以出國對其他國家進行訪問。我也不適合當這個副主席，我的身體不好，不能參加活動，不能出國訪問。要設國家主席還是毛主席來當�！保�44）

　　關于國家主席設立與否的爭論，一直延續(xù)到當年8月的廬山會議。吳法憲在回憶錄中著重談及了汪東興在此問題上初始的態(tài)度，及“9.13”后吳交代葉群說過“如果不設國家主席，林彪怎么辦，往哪里擺？”這句話的由來：

　　“8月20日，我約江西省革命委員會主任程世清一道下山，一起去接中央和各省市來的人。程世清是東道主，我管飛機。我和程世清過去就很熟悉，所以在下山的路上他同我說起，前一天他陪毛澤東上廬山，汪東興對他講：‘這次修改憲法，要堅持設國家主席，毛主席當國家主席，林副主席當國家副主席。如果不設國家主席，毛主席怎么當我們的國家主席呢？不設國家副主席，(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林彪同志往哪里擺？’我聽到這句話感到很高興，我想汪東興傳的話，就是主席的意思吧。這一下，我感到心里更有底了。

　　“這里我要特別聲明一下，過去很多文件及文章都說，這句話是葉群親自對我講的，這根本不是事實。實際上，這句話是我從程世清那里聽到的，是汪東興傳來的。葉群從來沒有對我說過這句話。這是一個多年的冤案，我要在這里更正一下。這里當然我有一定的責任，但歷史就是歷史。當年在‘九一三事件’之后對我審查時，專案組為了收集林彪有‘野心’的證據(jù)，千方百計誘導我，非要我把這句話安到葉群的身上。我開始拒絕了，后來迫于他們施加的種種巨大壓力，就順從他們，說了違心的話。但我在當時寫的材料上，對一些被逼出來的假話都做了記號，怕時間一長，自己也忘了。如果現(xiàn)在還能找到我當時寫的材料，就會看到，我當時特地在這句話下面做了記號�！保�45）

　　吳法憲說，他對一些逼出來的假話都做了記號，時至今日，倒是可以查證得到的。“吳法憲的親筆交代”可見于當年大量印發(fā)的中共中央文件《粉碎林彪反黨集團反革命政變的斗爭（材料之三）》，即中央專案組編印的《林彪反黨集團反革命政變的罪證》。吳法憲親筆交代的影印件原文為：“（二）七0年七月，葉群曾向我當面說過：如果不設國家主席，林彪怎么辦？往哪里擺？”在“林彪怎么辦？往哪里擺？”九個字下邊，吳法憲確實加了“……”的重點符號。（46）

　�。ㄊ唬熬乓蝗录笔敲珴蓶|逼出來的

　　2004年，王年一、何蜀、陳昭合著的《毛澤東逼出來的“九一三林彪出逃事件”》，在海內(nèi)外引起頗大反響。文章引述了王年一1996年10月在一次學術(shù)討論會上的發(fā)言稱：“‘913’事件是給逼出來的，甚至可以說是毛制造出來的�！蔽恼掠终f：“高文謙在蜚聲中外的大著《晚年周恩來》中也用了這個‘逼’字。他赫然醒目地在小標題中用了‘把林彪逼上絕路’七個字，在正文中，這個‘逼’字反復出現(xiàn)。真是不謀而合�！保�47）

　　該文稱，毛澤東是避著林彪南巡的。此次南巡共28天，約見各地軍政大員，講話13次，其中充滿了給林彪上綱上線定性定罪的話。至此事情已經(jīng)沒有轉(zhuǎn)圜的余地，于是有了逼出來的“913”事件。

　　關于毛之南巡，丁凱文著文認為，毛澤東1970年8月的南巡與文革前夕在南方巡視隱居策劃打到劉少奇如出一轍。毛在南方接見各省市軍隊領導人時，將一年多前的廬山會議矛盾上綱上線到“兩個司令部的斗爭”，毛聲稱“有人急于想當國家主席”，“設國家主席”是反黨政治綱領，“天才論”則是反黨理論綱領。事實上，毛已將林放到自己的對立面，必欲置于死地而后快。（48）

　　千秋在論及廬山會議之后的毛林關系時稱：“他（指林）哪像是一個野心家、陰謀家�。繌]山會議后，基本上獨坐家中消極抵抗，唯一主動的就是想找毛澤東談心消除誤解。而毛澤東呢？又摻沙子又甩石頭又挖墻角，多有干勁啊！對林彪有意見當面不提，專程南下串聯(lián)，背后嘀咕說盡林彪壞話。堂堂的主席，玩這種把戲，讓人齒冷。在里面，誰光明正大，誰在搞陰謀詭計？誰要團結(jié)誰要分裂？還不明白嗎？”（49）

　　吳法憲在回憶錄中則稱：“看過毛澤東的這個‘南巡講話’，我才知道，原來我一直都蒙在鼓里。在此之前我一直認為，是林彪、葉群、林立果在‘913事件’中跑了，我才倒的。直到看了這些談話，我才相信了，就是沒有‘913事件’，毛澤東也是決心要在九屆二中全會上把我們徹底拿掉的。他的這次南巡，就是在組織上和輿論上為徹底拿掉我們做準備。”（50）

　�。ㄊ┝直雽α至⒐幕顒蛹啊丁�571工程”紀要》是否知情？

　　官方《毛澤東傳（1949－1976）》堅持認為，《“571工程”紀要》“定稿后，曾由林立果連同有關政變資料帶往并‘留在’已到北戴河的林彪、葉群處。”“這些情況表明，為實現(xiàn)搶班奪權(quán)的野心，林彪等已走上鋌而走險、孤注一擲的犯罪道路。”（51）又稱：“9月5日、6日，在北戴河的林彪、葉群先后得到周宇馳、黃永勝的密保，獲悉有人透露的毛澤東南巡談話的主要內(nèi)容。覺得自己‘末日’即將來臨的林彪一伙終于作出瘋狂的決定：要將毛澤東殺害于巡視途中，發(fā)動武裝政變。”（52）

　　吳法憲在其回憶錄專門一節(jié)“管不了的林立果”中，透露了吳對到空軍以后的林立果的不滿：“現(xiàn)在回想起來，林立果剛到空軍時，確實比較老實，但是很快就在周宇馳等人的影響下變了，變得不知道天高地厚，胡作非為了。他背著空軍黨委、背著我，搞了那么多的活動。林立果的這些活動，我當時不知道。至于這一切的內(nèi)幕我就更不知道。燈光燭影，千古之謎。這一切只有留待后人去查證了�！保�53）吳法憲并沒有提及林立果的活動與林彪有什么關系，更不要說得到林彪的支持了。

　　陳倫和1970年調(diào)入空軍黨辦“調(diào)研小組”任外文翻譯，該小組內(nèi)部戲稱自己為“小艦隊”。陳在“小艦隊”期間從未見過林彪和葉群，他還回憶道：“雖然和林立果在一起，他欲從未向我透露過他欲謀害毛主席的‘反革命陰謀’或《“571工程”紀要》。我不知道當時廬山會議上毛與林已分道揚鑣，也不知道什么‘選妃小組’、‘教導隊’的事。我見到他平時不喝酒、不抽煙、不講究衣著外表，好像整天忙于工作和學習，平時還督促我學馬列。記得當時批陳整風的要求發(fā)給我《共產(chǎn)黨宣言》，《國家與革命》等六本馬列的書，叫我認真學習……我認為他是緊跟毛主席的。”（54）陳倫和的回憶表明初期的“調(diào)研小組”確是為掌握國外的軍事、技術(shù)動態(tài)而成立，并不反毛。

　　陳曉寧著文集中反駁了當局指控林彪?yún)⑴c政變的各類證據(jù)，認為：“當局提供的這些所謂證據(jù)，要么本身就是錯誤的；
要么僅靠這些證據(jù)還不能確鑿無疑地得出林彪?yún)⑴c了政變的結(jié)論。仍然存在著這樣一種可能性，即：被林立果、葉群利用的所謂的林彪?yún)⑴c政變計劃的諸多證據(jù)，很可能是林立果、葉群打著林彪旗號編造出來的。所以，僅憑當局目前給出的那些證據(jù)，是不能充分地認定林彪?yún)⑴c政變的罪名的�！保�55）

　　史學則對林彪與《“571工程”紀要》的關系甚至《“571工程”紀要》本身提出質(zhì)疑：“經(jīng)歷30多年的反復查證，始終沒有關于林彪授意和批準這個‘紀要’的直接證據(jù)。在林彪反革命集團中，至今也沒有找到一個‘571工程紀要’的目擊證人。根據(jù)現(xiàn)有的材料，不僅黃吳李邱這些集團‘主犯’沒有看到過這個‘政變綱領’，而且在所謂政變‘指揮班子’的所有成員中，也沒有一個目擊證人。就連參加過‘機場密謀’的成員和被‘571工程紀要’列為‘保密范圍’之內(nèi)的所有活著的‘聯(lián)合艦隊’的成員，以及所謂‘分艦隊’的‘上海小組’的成員，竟也沒有一個看到過這個‘571工程紀要’�！薄皻v經(jīng)30多年的審查，我們不得不面臨的是這樣一個不爭的事實：似乎死了的（指飛機上摔死的），都是‘571工程紀要’的目擊者，而活著的，卻沒有一個人見過這個‘綱領’�！保�56）

　　據(jù)說，《“571工程”紀要》是“913事件”20多天后在空軍學院“秘密據(jù)點”（將軍樓）由王蘭義發(fā)現(xiàn)上交的。舒云稱：“2006年有人訪問過李偉信。李偉信說：最后收拾將軍樓沒有燒東西，他也沒有在桌上發(fā)現(xiàn)那個寫有五七一工程的紅??幢盡Ｕ餼推媼耍?詈罄肟?睦釵靶潘得揮瀉燉?幢盡６?謁?搶肟?蟮諞桓黿?サ耐趵家迦詞譴詠??シ⑾值惱飧齪焐??幢荊?饈俏?裁茨兀?

　　 ……

　　這里還有一個疑點：一般說，既然是草稿，就應該只有一份。要是按李偉信的說法，《“571工程”紀要》應該在北戴河，為什么這個‘本子’卻出現(xiàn)在空軍學院的秘密據(jù)點的茶幾上？是不是還有一個‘副本’？可是北戴河的所有檔案都沒有被帶走，全留在了北戴河。為什么沒有發(fā)現(xiàn)‘副本’呢？這說明，只有一個‘本子’。那么，北戴河的‘本子’怎么出現(xiàn)在空軍學院的秘密據(jù)點里呢？而且‘赤裸裸’地放在李偉信精心善后的屋子里，這如何解釋？……”（57）

　　（十三）“南逃廣州，另立中央”

　　官方《毛澤東傳（1949－1976）》稱：“毛澤東安全返回北京，使林立果等在途中謀害毛澤東的計劃落空，完全打亂了林彪一伙的部署�！直搿⑷~群‘林立果又緊急策劃難逃廣州，企圖另立中央，分裂國家，宣稱‘如果要動武，就聯(lián)合蘇聯(lián)，實行南北夾擊’。王飛（空軍司令部付參謀長）等據(jù)此擬定了南逃名單，除林彪一家外，還有黃吳李邱等.”（58）

　　吳法憲回憶錄中沒有涉及“南逃廣州，另立中央”的內(nèi)容。吳法憲連林立果調(diào)動飛機一事也不知情，更別說“南逃廣州，另立中央”了。吳法憲夫人陳綏圻在接受《鳳凰衛(wèi)視》采訪時則稱：“林彪對一些問題的處理，一向很慎重。林彪假如真要搞政變，肯定要跟黃吳李邱他們商量。當然他也估計黃吳李邱不會同意。所以他也不跟他們商量，也可能的。究竟怎么一回事，林彪已經(jīng)死了，我們也無從證實。但是他（原注：指林立果）也確實想把黃吳李邱弄到廣州去，那是王飛說的�！保�59）

　　余汝信著文根據(jù)“兩案”審判對江騰蛟、胡萍及“小艦隊”成員的庭審結(jié)果稱：“所謂‘小艦隊’，指的就是空軍中以王、周、于、劉為核心的一小群中青年軍官。其核心成員的思想體系及行動綱領，已充分體現(xiàn)在由于新野執(zhí)筆的《‘571工程’紀要》之中。以今日的視角去閱讀《‘571工程’紀要》，無疑可以發(fā)現(xiàn)其超越同時代人的、銳利的批判精神！從目前披露的材料觀之，林立果及王、周、于、劉反毛的目標是明確不過的，但由于當時的政治氛圍，他們給‘艦隊’其他成員所灌輸?shù)�，恐怕只能是對張春橋、姚文元的不滿（甚至還未敢提毛的夫人江青）。真正知道謀劃的最終目的和真實意圖的，正如陳綏圻所判斷：‘王飛應該算一個，周宇馳一個，于新野一個，劉沛豐一個�？赡芫瓦@么幾個人。他們的范圍很小’�！保�60）

　　余汝信該文引述了時任廣州軍區(qū)空軍參謀長顧同舟及廣州軍區(qū)司令員丁盛對“南逃廣州，另立中央”說法的駁斥：“愿再三申明：不知道南逃，絕對不知道。林彪出行，一般只是兩架飛機。七八架飛機，那么大的舉動，那么超歷史的，不是我一個人能解決的問題。我可以負責任地講，可以用人格擔保，我對此一點也不清楚，不了解，沒有人通知過我，也沒有人打過電話�！�

　　至于大軍區(qū)方面，《丁盛回憶錄》披露了不少內(nèi)情，丁盛所言：“我今天有責任說，我當時是廣州軍區(qū)主要負責人之一，我是司令，劉興元政委，孔石泉，任思忠，他們都是政委、副政委，還有其他的人，所有的人，都不知道。絕對不知道！林彪南逃，他怎么想，這個我們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保�61）

　　余汝信最后說：“《571工程紀要》無疑出自于‘小艦隊’之手。在《571工程紀要》中，‘小艦隊’視上海為行動基地�！咸訌V州，另立中央’是‘小艦隊’核心成員非常倉促的臨時決定，未及付諸行動便已夭折。從目前已公開的材料來看，‘小艦隊’打著林彪的旗號，但沒有充分的證據(jù)表明，林彪（以及葉群）事前知道‘小艦隊’的計劃，更不要說同意他們的計劃了。根據(jù)現(xiàn)代法學‘疑罪從無’及‘疑點利益歸于被告’的原則，所謂‘林彪又陰謀攜帶黃吳李邱等人，南逃廣州，另立中央’的指控，不能成立。而更無任何證據(jù)表明，黃吳李邱以及廣州軍區(qū)、廣州軍區(qū)空軍的領導人知曉‘南逃廣州，另立中央’的計劃�！保�62）

　　遲澤厚《卜占亞上下“賊船”記》（63）和舒云《廣州軍區(qū)不知道“林彪另立中央”》（64）均稱，“913事件”后張春橋等人曾逼迫廣州軍區(qū)副政委兼湖南省軍區(qū)第一政委卜占亞承認，9月12日零點在長沙接到林彪“南逃廣州”的通知。由于卜占亞的偽證，林彪“南逃廣州，另立中央”的罪名變得撲朔迷離，幾被坐實，至今未得澄清。

　�。ㄊ模�913”之夜（1）

　　關于“913”之夜北京及北戴河、山海關機場的情況，上世紀末《中華兒女》雜志發(fā)表過原林彪警衛(wèi)秘書、總參辦公廳警衛(wèi)處副處長李文普及林彪專機組成員康庭梓的回憶，近年，又見有當事人吳法憲、林立衡及康庭梓更多的回憶，吳、林、康的回憶，均可視為北京、北戴河林彪住處及山海關機場三處事情經(jīng)過的第一手材料。

　　吳法憲在回憶錄中稱，9月12日夜間11時，周恩來突然來電問是否調(diào)飛機到山海關機場。吳對此十分茫然，一無所知，經(jīng)詢問空34師，方知三叉戟專機被胡萍調(diào)到山海關，再訊胡萍，胡解釋是飛機改裝后試飛，吳令立即飛回并復電周恩來。周指示，飛機返回時不準帶任何人到北京。周為何如此緊張？他是否還知道了些什么而沒有向吳透露？

　　為進一步追查專機調(diào)動問題，(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經(jīng)周恩來同意，9月13日凌晨零點左右，吳法憲從城內(nèi)空司直接去西郊機場。其實，周恩來此時已要控制“副統(tǒng)帥”的行動自由！

　　吳法憲回憶到：“我到西郊機場時，胡萍還沒有回醫(yī)院，正在和空34師的龍副參謀長談話。見到我，龍副參謀長就走了。接著，我問飛機調(diào)動的情況，胡萍說的還是和電話里說的一樣。正在這個時候，周恩來又打電話到西郊機場，告訴我說：‘林彪已經(jīng)和葉群、林立果乘車離開了北戴河，車正向山海關機場方向開去，臨走的時候還開槍打傷了警衛(wèi)人員。’

　　接到周恩來的電話，我頓時感到問題嚴重了。我估計，車從北戴河到山海關機場，需要個把小時，我就要秘書張叔良打電話到山海關機場，找到三叉戟飛機駕駛員——空34師副政委潘景寅。我在電話里命令潘景寅：‘要絕對忠于毛主席，飛機絕對不能起飛，不管什么人的命令都不能起飛�！敃r在電話里，潘景寅滿口答應�！保�65）

　　如果吳法憲的回憶無誤，潘景寅的角色和立場卻是值得深究的。否則，為什么他一邊“滿口答應”不起飛，一邊最終還是起飛了呢？或許，事情本來很簡單且令人容易理解——吳法憲的“命令”如何比得上在現(xiàn)場出現(xiàn)的活生生的“林副統(tǒng)帥”？況且，吳法憲在電話里也沒有說明“不管什么人的命令都不能起飛”是誰的意思，毛澤東的？周恩來的？如林彪本人或葉群、林立果以林彪的名義命令起飛，潘景寅又能作何選擇？

　　“但是，當我打電話把潘景寅的表態(tài)報告周恩來時，他卻告訴我說，林彪、葉群已經(jīng)上了飛機，而且飛機已經(jīng)起飛了。這大約是9月13日凌晨1點鐘。周恩來要我注意看飛機的航向，注意它往哪里飛，降落在任何地方，都要報告他，他準備去和林彪談話。我問周恩來要不要準備飛機。他說：‘你準備一下吧�！耶敃r要34師準備了兩架飛機，因為隨周恩來去的還會有警衛(wèi)部隊。

　　我一直在雷達監(jiān)視器前關注著飛機的動向，并隨時向周恩來報告。林彪等人乘坐的三叉戟飛機一開始向西飛，然后慢慢轉(zhuǎn)彎向北飛去。當飛機開始向西飛的時候，我要胡萍用34師指揮所的報話機，不停地向飛機喊話，命令潘景寅向北京飛。可喊了大約15分鐘，潘景寅不做回答。這些情況，我都及時報告了周恩來。

　　當飛機飛到赤峰附近的時候，我想起在赤峰附近有我們的殲擊機部隊，就問周恩來要不要把三叉戟攔截回來。周恩來說：‘這要請示毛主席�！^了一會兒，周恩來答復我說：‘毛主席不同意，說‘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到9月13日凌晨2點多鐘時，周恩來又來電話問飛機到了什么地方。我說：‘已經(jīng)快出境了，離中蒙邊界只有100公里。飛機高度只有3000公尺，快看不見了。’很快，飛機就從雷達熒屏上消失了。我立即報告了周恩來，說飛機已經(jīng)飛出國界，雷達看不見了�！保�66）

　�。ㄊ澹�913”之夜（2）

　　關于“913”當晚北戴河林彪住處的情況，《林立衡913后寫給中央的材料》應是可靠的依據(jù)。詳情是從“9月12日下午5時左右”寫起的。關于9月12日之前的情況，林立衡是否寫有過其它材料，不知道。本材料對9月12日之前的情況只有一小段“我（指林立衡）從9月7日便分別找林彪的警衛(wèi)參謀劉吉純、李文普及林彪身邊的兩個衛(wèi)生員陳占照、張恒昌談話，其中和李文普談的最多，因為林彪對李文普的信任超過了對葉群和林立果的信任。我讓李文普注意觀察情況，組織工作人員應付隨時可能發(fā)生的突然事變，特別要防止有人在林彪身上用藥，一定要確保林彪神志清醒和人身安全�！保�67）

　　劉吉純曾對采訪者稱，9月7日晚，林立衡對他說：“主任、老虎在外面做了壞事被上邊知道了。他們怕挨整，在北京待不住了，想挾持首長（林彪）到外地去。我說，怎么辦，是否去報告？她問，向誰報告？我說，只有向汪東興、張耀祠、楊德中報告。她說，汪在廬山也受到了批評，現(xiàn)在對誰都不要講。首長國慶節(jié)還要上天安門�，F(xiàn)在離國慶節(jié)還有二十多天，等幾天再說吧。當時我同她商定，她在里面，我在外面觀察動靜�！保�68）

　　林立衡不報告，劉吉純也沒有報告，林立衡告之的其他人有沒有報告？北京是否對北戴河的動靜就毫無所知還是另有耳目？林立衡稱等幾天再說，于是，就等出了個“913”！

　　林立衡在材料中表露的最大不滿是，在林彪、葉群、林立果出走的過程中，8341部隊沒有采取有效的攔阻措施。而更重要的是，林立衡認為，“這一切事情”的背后似乎另有目的：“姜副大隊長等人氣憤地告訴我，他們在先行車上一直等張副團長的命令，由于沒有接到命令，他們不但沒有進行阻攔，反而給紅旗車讓了路，直到張宏的小車開來才一起在后面追趕紅旗車。但那時已追不上了。”（69）

　　關于以后在研究者中引起很大爭議的李文普的槍傷成因，林立衡說：“很快，我聽到距離很近的地方有一聲槍聲接著又是一聲槍聲——后來聽說是肖奇明中隊長在大隊門口的哨位上用手槍朝汽車后面開了一槍，另一槍是李文普在離58號樓大隊部門口約30米處從紅旗車上下來時槍走了火，李文普也因此受了傷。作為外科醫(yī)生，張清林當著8341部隊衛(wèi)生員的面親自為李文普包扎了左臂傷口�！保�70）

　　而李文普本人在上世紀末著文的說法則是：在開往山海關機場的林彪座駕上，“車到56樓時，我突然聽林彪問林立果：‘到伊爾庫茨克多遠，要飛多長時間？’林立果說：‘不遠，很快就到。’汽車開到58樓時，姜作壽大隊長在路邊揚手示意停車�！崩罘Q他聽林彪說要去伊爾庫茨克，便決心下車，大喊一聲停車，司機楊振剛把車停下來，李即開門下車，李轉(zhuǎn)身朝58樓喊一聲：“來人哪！”與此同時，李聽到了車門響聲和槍栓聲，林立果就向李開槍。“當時距離很近，只1米左右，我側(cè)著身，手揚著，所以子彈從前胸擦向左臂。”（71）

　　以后官方的各種出版物都引用了李文普的“證據(jù)”以認定林彪為“主動叛逃”。但民間研究者多為質(zhì)疑李說的真實性。如李晨說：“反正汽車里的人全死了，他想怎么說就怎么說，一切都是‘死無對證’，連個‘旁證’都沒有”，“‘913事件’發(fā)生后，李文普一開始并沒有揭發(fā)林彪在車里問過‘到伊爾庫茨克多遠，要飛多長時間’這句話，只是中央專案組將他單獨關押時，審訊時，他才迫于政治壓力向紀登奎交代了這句‘關鍵性’的話，并改口說他的傷是林立果開槍打的�！保�72）

　�。ㄊ�256號專機墜毀原因

　　1971年9月13日凌晨2時半左右，林彪等人乘坐的三叉戟256號專機墜毀于蒙古溫都爾汗地區(qū)。專機墜毀的原因，是近年有關林彪事件討論熱點中的熱點。

　　專機駕駛員潘景寅所扮演的角色與所持立場，是專機得以起飛的關鍵，也是至今懸而未決的一個疑團�？低ヨ鞣Q：“午夜，時間的腳步剛跨入9月13日，潘景寅接到一個電話，然后馬上用調(diào)度室電話通知海軍場站要加油車。零時5分，潘景寅走出調(diào)度室，把睡在第三個房間的3位機械師叫起床”�？嫡f，潘景寅自己不但不主動叫機組的其他5個人起床，而且，還阻止別人把他們叫醒�！坝幸稽c可以肯定，機組9人有走有留的局面是機長潘景寅直接造成的。問題是，潘景寅自己主動安排的，還是有人授意他這樣做的呢？從各種跡象分析，潘景寅是在聽了別人的授意之后，積極主動安排的。向他授意的人很可能就是林立果�！保�73）

　　康文引述了1980年11月15日鄧小平接見美《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總編輯厄爾.費爾時說的話：“據(jù)我個人判斷，飛行員是個好人，因為有同一架飛機帶了大量黨和國家機密材料準備飛到蘇聯(lián)去，就是這架飛機的飛行員發(fā)現(xiàn)問題后，經(jīng)過斗爭，飛機被迫降，但這個飛行員被打死了�！保�74）康庭梓的“分析”和鄧小平的“個人判斷”，說到底也都是一種推測�？磥�，康是同意鄧小平的“個人判斷”，唯這一判斷與康所述潘景寅的舉動相悖。

　　民間研究者于此各有說法，王年一、陳昭稱：一種觀點是林立果做賊心虛，要求“機組人員越少越好”；
另一種說法來自張寧：林立果曾交代機場人員給飛機加滿油，機上所有人員留機待命不準下機休息，但大部分人沒有遵從；
“還有第三種推測，那就是潘景寅等人可能領受了某種特別指令去完成一個偉大而神圣的使命——必須使該機飛出國境，又必須以犧牲自己的生命為代價是它墜毀。潘景寅會不會為了減少犧牲而故意這樣做呢？”（75）

　　這真是一個大膽的假設！但是缺乏了小心的求證。由于256號專機起飛后一直未與地面聯(lián)絡，飛機上的“黑匣子”又下落不明，飛機墜毀原因缺乏直接證據(jù)。有別于官方渠道的分析，近年類似上述第三種推測的“陰謀說”和“蘇聯(lián)導彈擊毀說”在部分民間研究者中流行。

　　“蘇聯(lián)導彈擊毀說”以陳曉寧《質(zhì)疑林彪913事件》為發(fā)端。陳曉寧該文得出的“9月12日夜林彪出走梗概”為“256飛機從蘇、蒙邊境調(diào)轉(zhuǎn)機頭，向中國返回－向中國方向飛行一段距離后，到達溫都爾汗附近－蘇、蒙方面在跟蹤了256飛機的航跡后認為：此機既非迷航，也非叛逃，而是在有意利用民航飛機刺探完蘇、蒙方面的防空雷達后想逃回中國。于是下令向其開火－256飛機中彈發(fā)生爆炸，并引起大火。飛機仍能飛行一段，只好盤旋尋找迫降地點，并帶著大火進行迫降。由于火太大，256飛機已經(jīng)沒有時間進行盤旋以耗盡機腹主油箱的燃油了，所以只能帶著2.5噸油用機腹著陸。飛機著陸時動作有誤并且機腹油箱破裂引發(fā)大火，大爆炸，導致機毀人亡�！保�76）繼陳曉寧的文章之后，互聯(lián)網(wǎng)上先后出現(xiàn)過的、持“蘇聯(lián)導彈擊毀說”的文章有王年一、吳潤生的《蘇聯(lián)導彈擊落林彪座機》（77）及“京城孤魂”的《是誰干掉了256專機？》（78）

　　“陰謀說”似乎始于王年一、陳昭的《256號飛機是在空中先起火后迫降的》。（79）該文稱：“究竟是什么原因?qū)е?56飛機空中起火呢？有人認為是被蘇軍導彈擊中，也有人認為是被中國武器擊中。除此之外，許多人（包括筆者）認為還有一個可能性是該機在起飛前安放了爆炸物，在空中的適當時機被引爆，造成飛機在空中起火�！背诸愃朴^點的是近年在互聯(lián)網(wǎng)上發(fā)表的“區(qū)區(qū)不才”的《“不才”林彪913系列》，該系列文章認為256號專機急于帶油進行野外降落，而且從飛機起飛到此時剛好是2個小時，“原因只有一個，飛機上發(fā)生了萬分緊急的情況，這個情況緊急到潘景寅在不到1分鐘的時間內(nèi)必須著陸，這個情況比帶油降落、起火燃燒更危險”，因為中央早就洞悉了林彪一伙準備乘飛機外逃的陰謀，“而且有足夠的時間進行相關安排，林彪在逃亡中途機毀人亡就決不可能是意外”。（80）

　　“蘇聯(lián)導彈擊毀說”、“陰謀說”均為推測，缺乏有力的證據(jù)支持。

　　王海和孫一先的回憶錄，則分別引述了“913事件”后由王海牽頭組織的空軍專家組關于256號專機墜毀原因的結(jié)論。（81）以目前持異議者所能掌握的資料來看，尚難推翻這一結(jié)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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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潤生承認，林彪是天才的軍事家。唯“歷史經(jīng)驗證明，凡軍事家不宜從政，戰(zhàn)爭結(jié)束后就該退隱，如有新的戰(zhàn)爭發(fā)生方可東山再起。因為他們的血液中充滿了軍事家的基因，很難灌輸進政治家的元素了。‘換血’的成功率極低極低，林彪同樣未能超越這一規(guī)律。”（82）

　　吳潤生認為，作為軍事家的林彪，為什么不宜從政？因為他對政治和政治家有天然的偏見。此外，林彪對理論不屑，沒有理論水平；
對儒學矛盾，沒有“禪讓”、“禮讓”、“謙讓”、“退讓”、“忍讓”精神。真正具備政治家全才的人物比較罕見。顯然，林彪不是。吳潤生還認為，林彪在“夫妻恩愛”、“兒女情長”方面的缺陷十分明顯的。這也是葬送他政治前程的重要因素。

　　梁由之在《百年五牛圖之五：關于林彪》（83）一文中談及了林彪不少優(yōu)點，也列舉了林彪的一些缺陷：1.不知自己；
2.不夠謹細；
3.器量偏于狹窄；
4.兩面派；
5.心不夠黑，皮不夠厚。

　�。ū疚臑榫W(wǎng)絡文章，未詳是否余汝信先生所作，注釋亦難以找到，僅供大家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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