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力先生的學問博大精深,治學經(jīng)驗豐富。我雖然跟從王先生三十余年,但資質愚鈍,沒有真正學好。這里僅對王力先生的治學之道談點個人的粗淺體會。

　　王力先生,字了一,1900 年8 月10 日(農(nóng)歷七月十六) 生于廣西博白縣,早年因家境貧寒,小學畢業(yè)即輟學,在家自學、并教私塾。1924 年到上海,先后入私立南方大學、國民大學學習;1926 年考進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第二期,修業(yè)一年即結業(yè)。1927 年冬赴法國留學,1932 年獲巴黎大學文學博士學位后回國,歷任清華大學、燕京大學、廣西大學、昆明西南聯(lián)合大學、廣州中山大學、嶺南大學等校教授,并曾先后擔任中山大學、嶺南大學文學院院長。1946 年創(chuàng)辦我國第一個語言學系———中山大學語言學系,1952 年至1954 年曾任該系系主任。1954 年秋調任北京大學教授,先后兼任漢語教研室主任、中文系副主任,同時擔任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委員、副主任,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顧問,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即后來的中國社會科學院) 學部委員,中國語言學會名譽會長,中國音韻學研究會名譽會長,北京市政協(xié)第二至第五屆委員,第四、五屆常務委員,全國政協(xié)第四屆委員,第五、六屆常務委員等職務。

　　王力先生是我國現(xiàn)代語言學的奠基人之一,也是著名的教育家、詩人、散文家和翻譯家。在其半個多世紀的學術生涯中,撰寫了上千萬字的學術論著,其中專著五十多部,論文近三百篇。已出版的二十卷《王力文集》主要是語言學方面的論著。他的研究工作既繼承了我國古代語言學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又充分吸收了國外語言學的研究成果;在中國的語言學從傳統(tǒng)學術向現(xiàn)代學術轉變和發(fā)展的過程中,王力先生起了重要作用。他的研究涉及漢語語言學的理論、語音、語法、詞匯、語言史、語言學史以及漢語方言、漢語詩律學等各個領域,其重點研究成果都具有開創(chuàng)性的意義,促進了學科水平上升到新的高度,對中國現(xiàn)代語言學的開拓與發(fā)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并在國內(nèi)外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

　　王力先生的治學具有他自己的突出特點。我據(jù)個人的學習體會,初步歸納為五條:第一,將傳統(tǒng)的“小學”(語文學) 和現(xiàn)代語言科學相結合。王力先生出身書香門第,他父親是個秀才,自幼就教他讀古書、習對仗。他少年時代曾閱讀了十四箱“經(jīng)史子集”,打下了深厚的國學基礎。后又在清華大學與巴黎大學學習了西方多種語言學理論和研究方法,例如法國法蘭西學派代表人物房德里耶斯(Joseph Yendryes) ,瑞士語言學家德•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 ,丹麥語言學家葉斯泊森(Otto. Jespersen) 與美國語言學家布龍菲爾德(Leonard Bloomfied) 等人的學說。王力先生運用當時先進的語言理論重新審視中國傳統(tǒng)的語文學�；蚩茖W地詮釋舊的文字、音韻、訓詁之學,例如他的《中國音韻學》(后改名為《漢語音韻學》) ,《字史》、《古語的死亡、殘留和轉生》;或深入探討漢語語音、語法、詞匯的結構系統(tǒng)、民族特點及其歷史發(fā)展的演變規(guī)律。例如上世紀30 年代他寫的《上古韻母系統(tǒng)研究》、《中國文法中的系詞》,40 年代寫的《漢越語研究》、《新訓詁學》、《中國現(xiàn)代語法》,50 年代寫的《漢語史稿》、《關于漢語有無詞類的問題》、《漢語實詞的分類》,60 年代寫的《先秦古韻擬側問題》、《略論語言的形式美》,70 年代寫的《黃侃古音學述評》、《現(xiàn)代漢語語音分析中的幾個問題》,80 年代寫的《同源字典》、《漢語語音史》等。王先生曾說:“有人說我做了許多開創(chuàng)性的漢語研究工作,其實⋯⋯只是普通語言學原理在漢語研究中的應用�！�1962 年他還發(fā)表專文《中國語言學的繼承與發(fā)展》,指出中國語言學有著重視實踐、重視材料和觀點相結合、善于吸收外國文化的優(yōu)良傳統(tǒng),應當加以繼承并發(fā)揚光大,同時應該積極研究、吸收外國新的、先進的語言學理論方法,聯(lián)系漢語的實際,以發(fā)展中國語言學。王力先生的這種觀點今天仍有現(xiàn)實的指導意義。

　　第二,將教學與科研相結合。王力先生在南北多所高等學校從事教學五十余年,培養(yǎng)了一大批語言學專門人才,桃李滿天下。他先后開設過二十多門課程。經(jīng)常根據(jù)需要開設新的課程,一邊研究,一邊教學。他編寫出來的講義,就是他的科研成果。王先生講課條理清楚,語言精練,論證充實,邏輯嚴密。所以常常是一上完課,他的講稿就可以送出版社出版,而且多是高水平的專著或教材。例如《: 中國音韻學》《、中國語文概論》(后改名《漢語講話》) 、《漢字改革》、《中國現(xiàn)代語法》、《中國語法理論》、《漢語詩律學》、《漢語史稿》(上、中、下三冊) 、《中國語言學史》、《清代古音學》以及他主編的《古代漢語》等。他30 年代在清華任教時的學生、前高等教育部長蔣南翔同志在1980 年8 月20 日祝賀王力先生八十華誕的盛會上,就曾贊揚王先生“作為教育工作者,是我國高等教育界的一個杰出的代表人物”,是“教學與科研相結合的一個典范”①。

　　第三,創(chuàng)新與求實相結合。王力先生聰慧超群,思想敏銳,在科學研究中,開創(chuàng)了多種新的漢語言學科體系,提出了許多新的見解。例如《中國文法中的系詞》一文,運用歷史比較的方法分析了大量的語料,系統(tǒng)地考察了漢語“名句”(即名詞謂語句) 句法結構的特點和系詞的產(chǎn)生及發(fā)展過程,認為上古漢語名句的主語與表明語之間不用系詞。指出純粹的系詞“是”原本是個表復指主語的指示代詞,到六朝(后來修正為漢代) 才發(fā)展為系詞。這不僅正確揭示了漢語語法的一個重要特點,而且是中國語言學家首次真正擺脫西洋語法的束縛,歷史地、求實地研究漢語自身特點而取得的重大成果。在此基礎上王力先生建立了自己的現(xiàn)代漢語語法體系。又如在古韻研究上,他提出的“脂、微分部”說,“古韻十一類二十九(或三十)部系統(tǒng)”“, 上古每個韻部只有一個主元音”“, 先秦聲調分舒、促兩大類,各又細分為長短”的學說,也都是根據(jù)豐富的材料進行科學的分析而得出的獨到的見解。又如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他先后創(chuàng)建了“漢語史體系”、“古代漢語教材(文選、通論、常用詞三結合) 體系”和“中國語言學史體系”,都是前所未有的。七八十年代他又提出了漢語同源字的理論。

　　第四,淵博與專深相結合。王力先生的學問博大精深,為學界所公認。嚴謹?shù)闹斓挛跸壬�在《紀念王力先生九十誕辰文集•序》中說:“舉凡語言學的各個門類如:音韻、訓詁、詞匯、語法、詩律都曾涉獵過,而且都有成系統(tǒng)的專著。先生之學,證古論今,融會貫通,博大與精微兼而有之,所以能夠蔚為大家。”② 王力先生不僅是杰出的語言學家,而且是著名的翻譯家、詩人和散文家。他翻譯、出版過法國莫洛亞、紀德、小仲馬、嘉禾、拉維當、米爾博、左拉、喬治桑、都德、波德萊爾等作家的小說、劇本、詩歌以及《莫里哀全集》共二十余種;他早年還撰寫了《羅馬文學》、《希臘文學》;他自己創(chuàng)作的詩歌和散文基本上收集在《龍蟲并雕齋詩集》、《王力詩論》與《龍蟲并雕齋瑣語》里。中國古典文學史家王季思先生在《讀王了一先生的

　　〈詩論〉和遺詩》一文中說:“了一先生是學者,他必須把主要精力放在學術上,詩歌創(chuàng)作對他來說只能是余事。⋯⋯然而決定于他關心國計民生的闊大胸懷愛憎分明的人生態(tài)度,追求真理、歷劫彌堅的韌勁與樂觀,他詩歌所表達的思想感情,就遠非向來所謂學人之詩所能企及。加之他對詩歌格律長期鉆研,對詩意境和詩聲律的辨證認識,他詩歌創(chuàng)作所達到的藝術境界,也非時下有些到處留題、名噪一時的詩人所能及”。王力先生的《龍蟲并雕齋瑣語》多次重版,在香港、臺灣也一再翻印(有的更名為《王力散文集》) ,影響深遠。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家袁良駿教授把王了一和梁實秋、錢鐘書三位先生推崇為抗日戰(zhàn)爭時期三大學者散文家。所以王力先生也是中國作家協(xié)會的成員,他還曾任廣東省文聯(lián)副主席。

　　第五,提高與普及相結合。王力先生作為語言學大師,不僅注重專業(yè)的學術研究,在語言科學諸多領域勤于開創(chuàng), 寫出了許多高水平的論著,取得豐碩的成果,而且非常關注語言文字學的普及與應用。他的書房就取名為“龍蟲并雕齋”。他曾解釋道“, 龍”是學術論文“, 我的文學作品(包括翻譯的作品) 以及一切普及性文章(包括一些演講) 都算是‘蟲’”。在寫于1982 年的《龍蟲并雕齋文集》(第三冊)“自序”里列舉了十三篇屬于“蟲”的文章,例如《: 雙聲疊韻的應用及其流弊》《、關于古代漢語的學習與教學》、《漢語發(fā)展史鳥瞰》、《語言與文學》、《論漢語規(guī)范化》、《推廣普通話的三個問題》、《我對語言科學研究工作的意見》等。此外,在音韻學、語法學、詩律學以及古代漢語方面,他都有與專著相配套的普及性讀物,例如:《音韻學初步》、《漢語音韻》、《中國語法綱要》(后改名《漢語語法綱要》) 、《詩詞格律概要》、《詩詞格律》、《詩詞格律十講》、《古代漢語常識》以及《虛詞的用法》、《字的形音義》等,深入淺出,擁有廣大的讀者。王力先生還在文字改革、推廣普通話和漢語規(guī)范化以及中學語文教學方面做了大量的理論的與實際工作,或撰寫文章和讀物,或參加座談討論,或做演講,觀點鮮明,通俗易懂,深受讀者歡迎,有著廣泛的影響。

　　王力先生生前將《王力文集》二十卷的稿酬捐獻出來,設立“北京大學王力語言學獎”,自1985年開始,每兩年評選一次,至今已進行了十二屆,在中國語言學界產(chǎn)生良好的影響,促進了中國語言學的發(fā)展。

　　王力先生一生著述宏富,他的治學經(jīng)驗是非常豐富的。先生晚年有幾次應邀講自己做學問的經(jīng)驗和方法,例如《談談怎樣讀書》(1979) 、《怎樣寫論文》(1981) 、《我是怎樣走上語言學道路的》(1982) 、《我的治學經(jīng)驗》(1984) 。他談到研究語言學須要有各方面的修養(yǎng),基礎要廣博、打扎實。比如:掌握普通語言學理論;打好古代漢語的基礎,能閱讀古書;學好外語,至少熟練掌握一門;還要學點文學,學點自然科學等等。這些在上述報告中都有詳細的解說。王先生三十多年來的言傳身教,我個人體會,先生做學問還具有以下兩種突出的精神:一、刻苦勤奮,時間抓得特別緊。王力先生曾對我們說:“科學研究并不神秘,第一要有時間,第二要有科學頭腦�！彼�說:“有時間才能充分占有材料,有科學頭腦才能對所占有的材料進行科學的分析。古今中外有成就的科學家都是具備這兩個條件的�！边@也是王力先生自己的經(jīng)驗之談。比如他在修訂《漢語史稿》、動手寫《漢語語音史》之前,就做了大量材料的整理與研究工作,撰寫了《詩經(jīng)韻讀》、《楚辭韻讀》、《古無去聲例證》、《經(jīng)典釋文反切考》、《玄應一切經(jīng)音義反切考》、《朱翱反切考》、《朱熹反切考》等論著。

　　王力先生特別珍惜時間,可以說是出了名的。他每天工作時間很長,而且效率高,晚年他還每天堅持工作七八個小時,所以他的成果不斷,著作等身。王先生的社會活動也是很多的,他是全國政協(xié)常委,兼職又很多,什么名譽會長、名譽校長、學術顧問、文改會委員、國家語委顧問等不下二三十個。校外活動頻繁,但他從不浪費一分鐘的時間。比如他有時上午從城里開會回家,已經(jīng)是11 點半了,但離吃飯還有一刻鐘或半小時,他仍要坐到自己的書桌前,繼續(xù)他的研究和寫作。呂叔湘先生在紀念王力先生九十誕辰時的書面發(fā)言中,就曾特別稱贊王先生珍惜時間的精神,說王先生“把所有可用的時間都用在治學上。王先生也有社會活動,也有其他干擾,但他不讓這些事情打亂他的工作”。呂先生說:“很多人常常遇到一些干擾,也許半天,也許只一兩個小時,可是心收不回來,隨隨便便就把一天報銷了。而王先生不是這樣,事情一過,他又回到他的書桌上去了。”作為老朋友,呂先生是很了解王先生的。呂先生在他的書面發(fā)言末了號召我們“學習王先生的專一的精神,學習王先生不浪費一分鐘的精神”。王力先生為什么如此珍惜時間,就是因為他對語言科學事業(yè)專心之極,把全部精力用到做學問上。王先生確是一個天才,但是天才只是指天資聰穎,必須加上勤奮才能有所成就。王先生說的“要有科學的頭腦”,也是通過刻苦努力、通過不斷的實踐培養(yǎng)出來的。王先生沒上過中學,大學也念了不到兩年,后來考上清華國學研究院,在名師的指導下,一年后結業(yè),即赴法國巴黎大學留學,獲取文學博士學位�？磥硗跸壬�確實很聰明,很幸運,但我們知道,王先生因家貧小學畢業(yè)后就失學了。(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他努力走自學的道路,讀書、習文不輟,17 歲破格做了小學教師,還當過家庭教師。20歲那年,由于一個偶然的機會,在一個學生家中發(fā)現(xiàn)了14 箱古書,經(jīng)史子集都有。王先生如獲至寶,就向主人借來,孜孜不倦、埋頭攻讀,由此打下了深厚的國學基礎。王先生在回憶這段經(jīng)歷時說:“這一年是我一生中的一個轉折點,從此才知道什么叫學問�！蓖跸壬�如果不是從年輕的時候起就有這種勤奮刻苦的精神,就不可能成就為后來的語言學大師。

　　二、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王力先生無論科學研究或講課,都非常認真。他上課時的講義都是事先準備好、寫出全文來的。講課條理清楚,重點突出,絲毫沒有一般老教授常犯的那種“跑野馬”的毛病。所以,一下課,他的講義就可以送印刷廠去打印或排版。但是,課后如發(fā)現(xiàn)錯誤或聽了同學們的正確意見,下一次上課時就在課堂上公開予以更正,并表示歉意。50 年代中,王先生完成《漢語史稿》(上、中、下三冊) 后,曾分別送請有關專家、學者提意見。記得其中“漢語語法發(fā)展史”講義油印本出來后,他親自送請呂叔湘先生審閱。1956 年漢語史編寫組一成立,王先生就派許紹早同志與我專門到呂先生府上(當時住在中關村中國科學院宿舍12 號樓) 聽取意見。呂先生也非常認真,看得很仔細,跟我們逐章逐節(jié)地談了他的看法,我們一一做了筆記,回北大向王先生匯報。他讓我們在修訂《漢語史稿》(中冊) 中,認真考慮呂先生的意見。我還記得當時武漢大學劉博平(賾)先生曾接連兩次用掛號信寄來他看了《漢語史稿》(上冊) 的意見,王先生也親自復信致謝。王力先生不僅對其同輩學者,而且對晚輩或一般讀者的意見也是虛懷若谷,只要意見正確,他都能虛心接受;或者容許有不同的意見,尊重別人的研究成果。例如50 年代末、60 年代初,鄭張尚芳同志寫信來和王力先生討論上古歌部的擬音問題,王先生采納了他的意見,將歌部擬音由[ a ]改為[ ai ] ,認為這樣更合理、更富于系統(tǒng)性。又如70年代末,他接受李思敬同志對其《音韻學初步》寫的“萬言書”;80 年代初,復旦大學研究生朱曉農(nóng)發(fā)表文章對王先生關于古代日母音值的見解提出修訂的意見,他公開答復,予以肯定。此類事例是很多的。這是王力先生一貫的鼓勵學生和年輕人不要墨守師說、要努力創(chuàng)新的思想與學風。他曾強調說過:“如果墨守師說, 學術就沒有發(fā)展了”。

　　這方面我本人也有一些親身體驗。自50 年代起我常為先生的書稿看校樣,如果發(fā)現(xiàn)他手稿中的問題并給他提出來,他總是積極對待,更正錯誤。有件事我至今記憶猶新:1983 年王先生應中華書局之約,著手修訂“清代古音學”講稿,準備出版�？墒墙�(jīng)歷“文革”之后,他的書房被迫搬動了幾次,原有的手稿怎么也找不到了。當年沒有油印講義,也不像《中國語言學史》那樣,每講完一節(jié),就將講稿交《中國語文》連載。先生有些著急,我當時擔任這門課的輔導,曾做了詳細的聽課筆記,于是翻出二十年前我記錄的筆記來,送給他參考。王先生并未照抄,而基本上是重寫。大約過了兩個多月的時間,先生把我叫了去,退還我的筆記本,并將他重新撰寫的近二十萬字的“清代古音學”文稿交給我,要我看看。這又是一次學習機會,我仔細閱讀、認真校對引文,增補腳注,同時提出一些意見或建議。比如王先生認為江永是清代古音學中審音派的創(chuàng)始人,又說段玉裁的古音學成就在清代已是登峰造極。而先生書稿中的有關章節(jié)卻寫得過于簡略,有點不相稱。他欣然接受我的建議,又重新改寫、充實了這兩章,如“段玉裁的古音學”一章的篇幅比初稿幾乎擴大了兩倍。同時,王力先生又非常堅持真理、堅持原則。

　　凡是他認為正確的,堅決維護,哪怕遭到誤解或圍攻,也決不放棄自己的觀點。例如他對黃侃先生的評論,在充分肯定其成就的同時,嚴肅批評了季剛先生違背歷史比較語言學原則及其方法論上的錯誤。從30 年代中寫《中國音韻學》(第3 編第5章第33 節(jié)) 指出黃氏在理論上犯了乞貸論證(亦即循環(huán)論證) 的錯誤,至70 年代末撰《黃侃古音學述評》進一步做了全面的、深入的和公正的分析與論證。80 年代初有些先生不理解,組織寫文章進行反攻,以維護黃氏的學說,并認為對黃氏古音體系的修正與批評,就是“叛師”。王先生無所畏懼,指出:“近來有一種很壞的風氣,凡不肯墨守師說的人叫做‘叛師’。我認為‘叛師’的說法是妨礙學術發(fā)展的。” 正因為他是為了發(fā)展學術,心中是無私的,所以能堅持真理。也正是由于王力先生具有這種務實求真的學風,才能不斷創(chuàng)新。

　　脫稿于2008 年5 月3 日

　　王力先生忌辰二十二周年

　　原載于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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