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路可能很長，要緊處常常只有幾步，特別在年輕的時候。也許就那幾步，改變或確定了你的生活軌道。1978－1981年，是我在北大中文系讀研究生的三年，就是我一生最要緊、最值得回味的三年。

　　1977年10月22日，電臺廣播了中央招生工作會議的精神，要恢復研究生培養(yǎng)制度，號召青年報考。我突然意識到可以選擇人生的機會來了，很興奮，決定試一試。當時我從中國人民大學語文系畢業(yè)已7年，在廣東韶關地委機關當秘書，下過工廠、農(nóng)村，按說也會有升遷的機會，但總還是感到官場不太適合自己。我希望多讀點書，能做比較自由的研究工作。我妻子是北京人，當然也極力主張回北京。1978年3月，著手準備考研究生。我的興趣本在古典文學，但找不到復習材料，剛好從朋友那里借來了一本王瑤的《中國新文學史稿》（上冊），就打算考現(xiàn)代文學了。臨考只有兩個多月，又經(jīng)常下鄉(xiāng)，只能利用很少的業(yè)余時間復習，心里完全沒有譜。好在平時讀書留下一些心得筆記，順勢就寫成了3篇論文，一篇是談論現(xiàn)實主義和浪漫主義“兩結(jié)合”的，一篇是討論魯迅《傷逝》的，還有一篇是對當時正在熱火的劉心武《班主任》的評論，分別給社科院唐弢先生和北大中文系的王瑤先生寄去。這有點“投石問路”的意思。想不到很快接到北大嚴家炎老師的回信，說看了文章，“覺得寫得是好的”，他和王瑤先生歡迎我報考。這讓我吃了顆“定心丸”，信心倍增。多少年后我還非常感謝嚴老師，他是我進入北大的第一個引路人。

　　考后托人打聽，才知道光是現(xiàn)代文學就有800多人報考，最高的平均分也才70左右（據(jù)說是凌宇和錢理群得到最高分），我考得不算好，排在第15名。原計劃招6人，后來增加到8人（其中2人指定學當代文學），讓11人參加復試。我想自己肯定“沒戲”了，不料又接到了復試通知。大概因為看了我的文章，覺得還有些潛力吧，加上考慮我的工作是完全脫離了專業(yè)的（其他同學多數(shù)都是中學教師，多少接觸專業(yè)），能考到這個名次也不容易，王瑤先生特別提出破格讓我參加復試。這就是北大，考試重要，但不唯考分，教授的意見能受到尊重。破格一事我后來才知道，這真是碰到好老師了，是難得的機遇，讓我終生難忘。我自己當老師之后，便也常效法此道，考察學生除了看考分，更看重實際能力。

　　有了一個多月的準備，我復試的成績明顯上去了。先是筆試，在圖書館，有4道題，3道都是大題，每個考生都不會感到偏的，主要考察理解力和分析力。比如要求談對現(xiàn)代文學的分期的看法，沒有固定答案，但可以盡量發(fā)揮。還有面試，在文史樓，王瑤先生和嚴家炎老師主考，問了8個問題，我老老實實，不懂的就說不懂，熟悉的就盡量展開。如問到對于魯迅研究狀況的看法，我恰好有備而來，“文革”期間當“逍遙派”，反而有空東沖西撞地“雜覽”群書，自然讀遍了魯迅，對神化魯迅的傾向很反感，于是就說了一通如何“撥亂反正”和實事求是等等。大學我只上了兩年就“停課鬧革命”了，不過還是有“逍遙派”的縫隙，反而讀了許多書，積蓄了一些思考，此時不妨翻箱倒柜，大膽陳述�，F(xiàn)在想當時回答是幼稚的，兩位主考不過是放了我一馬。我終于被錄取了。

　　1978年10月9日，我到北大中文系報到，住進了29樓203室。新粉刷的宿舍油漆味很濃，十多平米，4人一間，擠得很，但心里是那樣敞亮。帶上紅底白字的北京大學�；眨ɡ蠋熞彩沁@種�；眨�，走到哪里，仿佛都有人在特別看你。那種充滿希望與活力的感覺，是很難重復的。

　　北大中文系“文革”后第一屆研究生一共招收了19名，分屬七個專業(yè)，現(xiàn)代文學專業(yè)有6位，包括錢理群、吳福輝、凌宇、趙園、陳山和我，另外還有一位來自阿根廷的華僑女生張枚珊（后來成了評論家黃子平夫人）。導師是王瑤先生和嚴家炎老師，還有樂黛云老師是副導師，負責更具體的聯(lián)絡與指導。當時研究生指導是充分發(fā)揮了集體作用的，孫玉石、唐沅、黃修己、孫慶升、袁良駿，以及謝冕、張鐘、李思孝，等等老師，都參與了具體的指導。校外的陳涌、樊駿、葉子銘、黃曼君、陸耀東等名家也請來給我們講過課。這和現(xiàn)在的狀況很不同。現(xiàn)在的研究生讀了三年書，可能只認識導師和幾位上過課的教員，學生也因?qū)�師而分出不同“門派”，彼此缺少交流。而當年的師生關系很融洽，我們和本教專業(yè)以及其他專業(yè)的許多老師都“混得”很熟。孫玉石、袁良駿老師給1977級本科生上現(xiàn)代文學基礎課，在老二教階梯教室，200多人的大課，搶不到座位就坐在水泥臺階上，我們一節(jié)不拉都跟著聽。吳組緗教授的古代小說史，金開誠老師的文藝心理學，也都是我們經(jīng)常討論的話題。語言學家朱德熙、芩麒祥、文字學家裘錫圭等，三天兩頭來研究生宿舍輔導，有時我們也向他們請教語言學等方面的問題。有一種說法，認為理想的大學學習是“從游”，如同大魚帶小魚，有那么一些有學問的教授帶領一群群小魚，在學海中自由地游來游去，長成本事。當年就有這種味道。

　　對我影響最大的是王瑤先生。我們上研究生時王先生才65歲，比我現(xiàn)在的年齡大不了多少，但感覺他是“老先生”了，特別敬畏。對不太熟悉的人，先生是不愛主動搭話的。我第一次見王先生，由孫玉石老師引見，那天晚上，他用自行車載著我從北大西門進來，經(jīng)過未名湖，繞來繞去到了鏡春園76號。書房里彌漫著淡淡的煙絲香味，挺好聞的，滿頭銀發(fā)的王先生就坐在沙發(fā)上，我有點緊張，不知道該怎么開場。王先生也只顧抽煙喝水，過了好久才三言兩語問了問情況，說我3篇文章有兩篇還可以，就那篇論《傷逝》的不好，專業(yè)知識不足，可能和多年不接觸專業(yè)有關。先生給我的第一印象就是不客套，但很真實。有學生后來回顧說見到王先生害怕，屁股只坐半個椅子。這可能是真的。我雖不致于如此，但也有被先生批評得下不來臺的時候。記得有一回向先生請教關于三十年左翼文學的問題，我正在侃侃陳述自己的觀點，他突然離開話題，“節(jié)外生枝”地問我《子夜》是寫于哪一年？我一時語塞，支支吾吾說是三十年代初。先生非常嚴厲地說，象這樣的基本史實是不可模糊的，因為直接關系到對作品內(nèi)容的理解。這很難堪，但如同得了禪悟，懂得了文學史是史學的分支之一，材料的掌握和歷史感的獲得，是至關重要的。有些細節(jié)為何記憶那么深？可能因為從中獲益了。

　　王先生其實不那么嚴厲，和他接觸多了，就很放松，話題也活躍起來。那時幾乎每十天半個月總到鏡春園聆教，先生常常都是一個話題開始，接連轉(zhuǎn)向其他多個話題，引經(jīng)據(jù)典，天馬行空，越說越投入，也越興奮。他拿著煙斗不停地抽，連喘帶咳，說話就是停不下來。先生不迂闊，有歷經(jīng)磨難的練達，談學論道瀟灑通脫，詼諧幽默，透露人生的智慧，有時卻也能感到一絲寂寞。我總看到先生在讀報，大概也是保持生活的敏感吧，輔導學生時也喜歡聯(lián)系現(xiàn)實，議論時政，品藻人物。先生是有些魏晉風度的，把學問做活了，可以知人論世，連類許多社會現(xiàn)象，可貴的是那種犀利的批判眼光。先生的名言是“不說白不說，說了也白說，白說也要說”，其意是知識分子總要有獨特的功能。這種入世的和批判的精神，對我們做人做學問都有潛移默化的影響。

　　先生的指導表面上很隨性自由，其實是講究因材施教的。他很贊賞趙園的感悟力，卻又有意提醒她訓練思維與文章的組織；
錢理群比較成型了，先生很放手，鼓勵他做周作人、胡風等在當時還有些敏感的題目。我上研究生第一年想找到一個切入點，就注意到郁達夫。那時這些領域研究剛剛起步，一切都要從頭摸起，我查閱大量資料，把郁達夫所有作品都找來看，居然編寫了一本20多萬字的《郁達夫年譜》。這在當時是第一部郁達夫年譜。我的第一篇比較正式的學術論文《論郁達夫的小說創(chuàng)作》，也發(fā)表于王瑤先生主編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叢刊》（1980年第二輯）。研究郁達夫這個作家，連帶也就熟悉了許多現(xiàn)代文學的史實。王先生對我這種注重第一手材料、注重文學史現(xiàn)象，以及以點帶面的治學方式，是肯定的。當《郁達夫年譜》打算在香港出版時，王先生還親自寫了序言。

　　碩士論文寫作那時很看重選題，因為這是一種綜合訓練，可能預示著學生今后的發(fā)展。我對郁達夫比較熟悉了，打算就寫郁達夫，可是王先生不同意。他看了我的一些讀書筆記，認為我應當選魯迅為題目。我說魯迅研究多了，很難進入。王先生就說，魯迅研究比較重要，而且難的課題只要有一點推進，也就是成績，總比老是做熟悉又容易的題目要鍛煉人。后來我就選擇了《魯迅的前期美學思想與廚川白村》做畢業(yè)論文。這個選題的確拓展了我的學術視野，對我后來的發(fā)展有開啟的作用。研究生幾年，我還先后發(fā)表過過《試評<懷舊>》、《外國文學對魯迅<狂人日記>的影響》等多篇論文，在當時也算是前沿性的探討，都和王先生的指導有關。

　　1981年我留校任教，1984至1987年又繼續(xù)從王瑤師讀博士生。那是北大中文系第一屆博士，全系只有我與陳平原兩人。我先后當了王瑤先生兩屆入室弟子，被先生的煙絲香味熏了7年，真是人生的福氣。1989年5月先生七十五歲壽辰，師友鏡春園聚會祝壽，我曾寫詩一首致賀：“吾師七五秩，著書百千章，俊邁有卓識，文史周萬象，陶詩味多酌，魯風更稱揚，玉樹發(fā)清華，惠秀溢四方，耆年尚懷國，拳拳赤子腸，鏡園不寂寞，及門長相望，寸草春暉愿，吾師壽且康”。當時先生身體不錯，興致盎然的，萬萬想不到半年之后就突然過世了。

　　讀研期間給我?guī)椭�最大的還有嚴家炎老師。我上大學時就讀過嚴老師許多著作，特別是關于《創(chuàng)業(yè)史》人物典型性的爭論，嚴老師的見解很獨特，也更能體現(xiàn)批評的眼光，我是非常敬佩的。他的文章問題意識很強，很扎實，有穿透力，為人也很嚴謹認真，人們都說他是“嚴加嚴”。有一回我有論文要投稿，請嚴老師指教，他花許多時間非常認真做了批改，教我如何突出問題，甚至連錯別字也仔細改過。我把“醇酒”錯寫為“酗酒”了，他指出這一錯意思也擰了。那情節(jié)過去快三十年了還還歷歷在目。那時他正和唐弢先生合編那本《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任務非常重，經(jīng)常進城，但仍然花許多精力給研究生上課、改文章。畢業(yè)前安排教學實習，每位研究生都要給本科生講幾節(jié)課。老錢、老吳、趙園、凌宇和陳山都是中學或者中專教師出身，自然有經(jīng)驗，只有我是頭一回上講臺，無從下手。我負責講授曹禺話劇一課，2個學時，寫了2萬字的講稿，想把所有掌握的研究信息都搬運給學生。這肯定講不完，而且效果不會好。嚴老師就認真為我刪節(jié)批改講稿，讓我懂得基礎課應當怎樣上。后來我當講師了，還常常去聽嚴老師的課，逐步提高教學水平。

　　樂黛云老師是王瑤先生的助手，我們研究生班的許多事情都是她在具體操持，我們和樂老師也最親近。入學不久，樂老師就帶著我們搜尋舊書刊，由她主編了一本《茅盾論現(xiàn)代作家作品》，是北大出版社恢復建制后正式出版的第一本書。樂老師五十多歲才開始學英文，居然達到能讀能寫的程度。她的治學思路非常活躍，當時研究尼采與現(xiàn)代文學關系，以及茅盾小說的原型批評，等等，原先都是給我們做過講座的，真讓我們大開眼界，領悟到研究的視野何等重要。后來樂老師又到美國訪學，轉(zhuǎn)向研究比較文學，但根據(jù)地還是現(xiàn)代文學，和我們的聯(lián)系幾十年沒有斷。我非常佩服樂老師，甚至一度還跟著她涉足過比較文學領域。記得北大比較文學學會的成立，大概是1980年吧，在西校門外文樓一層會議室，有20多人參加，季羨林、楊周翰等老先生都是第一批會員，樂老師是發(fā)起人，她把張隆溪、張文定和我等一些年輕人也拉進去了。我還在樂黛云老師指導下，與張隆溪合作，編選出版過《比較文學論集》和《中西比較文學論集》，還嘗試翻譯過一些論文。我的部分研究成果和比較文學有關，跟樂老師的影響分不開。不過我覺得自己的英語會話水平太臭，難于適應這門“交通之學”，后來也就“洗手不干”了。之后也有過赴美留學的機會，我也放棄了，還是主要搞現(xiàn)代文學研究。

那時還沒有學分制，不像現(xiàn)在，研究生指定了許多必修課。這在管理上可能不規(guī)范，但更有自由度，適合個性化學習。除了政治課，我們只有歷史系的《中國現(xiàn)代史專題》是必須上的，其他都是任選。老師要求我們主要就是讀書，(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先熟悉基本材料，對現(xiàn)代文學史輪廓和重要的文學現(xiàn)象有大致的了解。也沒有指定書目，現(xiàn)代文學三十年，大部分作家代表作以及相關評論，都要廣泛涉獵，尋找歷史感。錢理群比我們有經(jīng)驗，他把王瑤文學史的注釋中所列舉的許多作品和書目抄下來，順藤摸瓜，一本一本地看。我們覺得這個辦法好，如法炮制。我被推為研究生班的班長，主要任務就是到圖書館借書。那時研究生很受優(yōu)待，可以直接進入書庫，一借就是幾十本，有時庫本也可以拿出來，大家輪著看。研究生階段我們的讀書量非常大，我采取瀏覽與精讀結(jié)合，起碼看過一千多種書。許多書雖然只是過過眼，有個大致了解，但也并非雜家那種“漫羨而無所歸心”，主軸就是感受文學史氛圍�？磥硭�謂打基礎，讀書沒有足夠的量是不行的。

　　讀書報告制度那時就有了，不過我們更多的是“小班講習”，有點類似西方大學的Seminer，每位同學隔一段時間就要準備一次專題讀書報告，拿到班上“開講”。大家圍繞所講內(nèi)容展開討論，然后王瑤、嚴家炎等老師評講總結(jié)。老師看重的是有沒有問題意識，以及材料是否足于支持論點，等等。如果是比較有見地的論點，就可能得到老師的鼓勵與指引，形成論文。這種“集體會診”辦法，教會我們?nèi)绾螌ふ艺n題，寫好文章，并逐步發(fā)現(xiàn)自己，確定治學的理路。記得當時錢理群講過周作人、胡風和路翎，吳福輝講過張?zhí)煲砼c沙汀，凌宇講過沈從文和抒情小說，趙園講過俄羅斯文學與中國，陳山講過新月派，我講過郁達夫與老舍，等等。后來每位報告者都根據(jù)講習寫出論文發(fā)表，各人的學術發(fā)展，可以從當初的“小班講習”中找到源頭。

　　那是個思想解放的年代，一切都來得那樣新鮮，那樣讓人沒法準備。當《今天》的朦朧詩在澡塘門口讀報欄貼出時，我們除了驚訝，更受到?jīng)_擊，議論紛紛開始探討文學多元共生的可能性；
當張潔《愛是不能忘記的》發(fā)表后，引起的爭論就不止是文學的，更是道德的，政治的。什么真理標準討論呀，校園選舉呀，民主墻呀，行為藝術呀，薩特呀，佛羅依德呀，“東方女性美”呀，……各種思潮蜂擁而起，極大地活躍著校園精神生活。我們得到了可以充分思考、選擇的機會，對于人文學科的研究生來說，這種自由便是最肥沃的成長土壤。我們都受惠于那個年代。

　　難忘的還有研究生同學和當時的學習生活。我們讀研時都已過“而立”之年，有些快到“不惑”，而且都是拖家?guī)�小有家庭的，重來學校過集體生活，困難很大。但大家非常珍惜這個機會，都很刻苦。每天一大早到食堂吃完饅頭、咸菜和玉米粥，就到圖書館看書，下午、晚上沒有課也是到圖書館，一天讀書十二三個小時，是常有的。最難的是過外語關。我們大都是三十以上的中年了，學外語肯定要加倍付出。�？吹酵砩舷�燈后還有人在走廊燈下背字典的。和我同住一室的任瑚璉，是現(xiàn)代漢語研究生，原來學俄語，現(xiàn)在卻要過英語關，他采取的“魔鬼訓練法”，宿舍各個角落都貼滿他的英語生詞字條，和女友見面也禁止?jié)h語交談，據(jù)說有一回邊走路邊背英語還碰到電線桿，幸虧他那厚度近視眼鏡沒有打碎。果然不到一年他就讀寫全能。

　　我們那時大都還是拿工資，錢很少，又兩地分居，除了吃飯穿衣，不敢有別的什么消費�？墒桥龅胶脮�，就顧不得許多，那怕節(jié)衣縮食也得弄到。1981年《魯迅全集》出版，60元一套，等于我一個月工資了，毫不猶豫就買下了，真是嗜書如命。那時文藝體育活動比較單調(diào)。磚頭似的盒式錄音機剛面世，倒是人手一件的時髦愛物，主要練習外語，有時也聽聽音樂。舞會開始流行了，我當過一兩回看客，就再也沒有去過。看電影是大家喜歡的，五道口北京語言學院常放一些“內(nèi)部片”，我們總想辦法弄票，興高采烈騎自行車去觀賞。電視不像如今普及，要看還得到老師家里（后來29樓傳達室也有了一臺電視）。日本的《望鄉(xiāng)》，記得我是到燕東園孫玉石老師家里看的。下午五點之后大家可以伸伸筋骨了，拔河比賽便經(jīng)常在三角地一帶舉行，一大群“老童生”那么灰頭土臉賣力地鼓搗這種活動，又有那么多啦啦隊一旁當“粉絲”喝彩，實在是有趣的圖景。

　　那時的艱苦好像并不太覺得，大家都充實而快樂，用現(xiàn)在的流行語說，“幸福度”不低。記得吳福輝的表姐從加拿大回來探親，到過29樓宿舍，一進門就慨嘆“你們?nèi)兆诱婵�！”可是老吳回應說“不覺得苦，倒是快活”。老吳每到周末就在宿舍放聲唱歌，那東北味的男中音煞是好聽，也真是快活�！安挥X得苦”可能和整體氣氛有關，同學關系和諧，不同系的同學常交往，如同大家庭，彼此互相幫忙，很熟悉。后來知名的學者，如數(shù)學家張筑生、哲學家陳來、比較文學家張隆溪、外國文學家盛寧、經(jīng)濟學家梁小民、李慶云、歷史學家劉文立、評論家曾鎮(zhèn)南、古文字學家李家浩、書法家曹寶麟、語言學家馬慶株，等等，都是當時29樓的居民，許多活動也一起參加。張筑生是北大授予學位的第一位博士，非常出色的數(shù)學家，可惜英年早逝，我至今還能想起他常來中文系宿舍，蹲在地上煮“小灶”的情形。中文系宿舍緊靠29樓東頭，老錢、老吳、凌宇和張國風住202，他們每天晚上熄燈后都躺在床上侃大山，聊讀書，談人生，這也是課堂與圖書館作業(yè)的延伸吧。有時為了一個觀點他們可以吵得很“兇”，特別是凌宇，有湘西人的豪氣，聲響如雷，我們在隔壁都受干擾，但是大家從來沒有真正傷過和氣。幾十年來，我們這些同學在各自領域都取得顯著成績，大家的治學理路不同，甚至還可能有些分歧，但彼此又都還保持著北大29樓形成的友誼，這是最值得驕傲和珍惜的。

　　2008年1月29日

　　作者簡介：

　　溫儒敏，1946年生，籍貫廣東紫金。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曾任北大中文系主任。

　　1969年中國人民大學語文系畢業(yè)，曾在廣東韶關基層工作多年，1978年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讀研究生，1981年獲文學碩士學位，1987年獲文學博士學位。

　　現(xiàn)兼任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會會長，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成員，國家哲學社會科學規(guī)劃評審委員，《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叢刊》主編，人教版新課標《高中語文》教材執(zhí)行主編，教育部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修訂專家組召集人，教育部授予國家級教學名師。曾任南京大學、華東師大、西安交大、武漢大學、北京外國語大學、韓國高麗大學、法國波爾多蒙田大學等校的客座教授或兼職教授。完成4項國家級研究課題。獲得過6項國家級與省部級獎項。

　　主要從事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文學理論、比較文學和語文教育的研究與教學。主要著作有《新文學現(xiàn)實主義的流變》（1987）、《中國現(xiàn)代文學批評史》（1993）、《中國現(xiàn)代文學三十年》（合著，1998年）等10種，編著有《比較文學論文集》（1987年），《中西比較文學論集》（1988年），《高等語文》（合作，2003）等13種，發(fā)表論文約20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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