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寫這類雜感式的文字已有好些年頭了，但要說有什么“心得”卻實在說不出。大概每個人選擇什么文體作為自己寫作的載體，就像一個人選擇什么樣的女人作為老婆一樣，都有一些偶然的、不足為外人道的因素。

　　和大多數(shù)農(nóng)村出身的文學青年一樣，我最早接觸雜文是從上大學時讀魯迅的作品開始的。這話有自夸的成分，好像我讀其他類型的文學作品就不是從魯迅開始一樣。實際上，我在大學之前除了《西沙兒女》、《第二次握手》等有限的幾部“名著”外，就沒有讀過什么正經(jīng)的文藝作品。小時候家里窮，父母認為除了《語文》、《數(shù)學》之外的書都是“閑書”，看了會影響我的前程。當然主要原因是買不起。現(xiàn)在想起來也沒有什么遺憾的。上帝在一切事情上都是公平的。他在天地之間擺了兩種書：一種是有字的；
一種是無字的。有字的念得太多，無字的，也就是大自然中真正生生不息的“生命之書”就念得少了。尤其是看見現(xiàn)在的孩子，書包由“單肩”改為“雙肩”，現(xiàn)在是“雙肩”也背不動了，干脆拉一個旅行車上學，我的內(nèi)心除了同情，還有一絲暗暗的慶幸。

　　看了魯迅的雜文，那時也學著寫了一點。但慚愧得很，除了青春期的矯情，再就剩一腔報國無門的憤懣了。畢業(yè)以后，來到古都長安打工，飯碗寄托在一個專教婦女化妝打扮的雜志名下。老板是一個搞過多年情報工作的“老軍醫(yī)”——但好像不是“廣州老軍醫(yī)”，給我的任務(wù)是專為一些講人體美的欄目寫文章。我于是就把大學時從魯老師那里學來的本事痛痛快快地演習了一番。開始還沒有什么，但慢慢地，“老軍醫(yī)”的臉就掉得老長了，說，讀者就是上帝，上帝再不好，也養(yǎng)育著我們，你怎么能用雜文筆法諷刺上帝呢？其實他說的“諷刺”，不過就是善意地調(diào)侃了一下時尚的虛妄而已�！袄宪娽t(yī)”看不懂，就認為這是砸他的攤子。既然上帝不喜歡，那就干脆不寫了唄；
但不寫也不行，“老軍醫(yī)”認為這是白拿他的錢。于是就處處給你穿小鞋，小鞋穿不走，最后就唆使另外一個比他更老的“老軍醫(yī)”在會上批斗，揭發(fā)我的“罪行”，甚至不惜用當眾羞辱的辦法來逼你走。最后的結(jié)果當然是我卷著鋪蓋離開了我服務(wù)六年的雜志社。對于這場災(zāi)難，朋友們開玩笑說：“都是雜文惹的禍!”有的甚至還不懷好意地說，你應(yīng)該向魯老師索賠，魯老師去世了，還有周海嬰嘛！理由是“父債子還”。

　　失業(yè)在家，心想這下不用管“上帝”了，自己喜歡就行，于是就在斗室里信馬由韁地寫起來，甚至把自己的名字也換成了“狄馬”。第一篇是根據(jù)旅美作家林達書中提供的材料寫成的《坐著的權(quán)利》，投給了《隨筆》。主編很快就回了信，表示立即排版。發(fā)表以后，又被很多報刊轉(zhuǎn)載，甚至發(fā)行量很大的《讀者》也轉(zhuǎn)載了，就很受鼓舞。從此一發(fā)不可收。

　　這樣寫了幾年，讀者漸漸地多了起來。偶爾出去活動，朋友們介紹說，這是“雜文家狄馬”。其實我算什么“家”，不過是因為大部分文章發(fā)表在專門的雜文雜志上罷了。而我的文章卻越寫越長，因為準備的材料太多，又不懂取舍，剪裁很難，動不動就幾千上萬字的篇幅。一般的雜文刊物就發(fā)表不了了，只能投給厚的雜志。比如《書屋》、《隨筆》、《社會科學論壇》、《東方》等大型的思想文化類刊物。平常聯(lián)系的雜文編輯看見了，說，你發(fā)表在某某刊物上的長文章，第幾章第幾節(jié)就是最好的雜文，你改寫一下，給我寄過來。我于是就改出一點給他們。至于究竟是雜文還是隨筆，我實在不知道。

　　回顧自己多年來走過的路，雖然談不上一帆風順，但也不能說多災(zāi)多難。寫文章的人都這樣，不是就你一個人可憐。真正難的是給自己的文章定位。自古有諺：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別人的好。老婆究竟是自己的好，還是別人的好，男人們沒有一個肯說實話。只有文章，我真的認為不是自己的好。自古以來，文無第一，武無第二。各有各的弄法而已。如果硬要我說自己文章的特色，我認為大致可以歸納出這么幾條：

　　首先，我的文章不關(guān)涉時事。這不是我瞧不起時評家，而是我認為時評屬于新聞的范疇，雜文屬于文學的范疇。而我自己是一個天生缺乏“新聞敏感性”的人，對那些起起落落的艷情、緋聞、兇殺、會議、樓盤、股市實在沒有耐心。對于一個鬧哄哄的時代來說，盡管每天都發(fā)生很多事，但只有極少數(shù)是有意義的。因而，圣經(jīng)上說：“日光之下，并無新事�！边@不是說日光之下不發(fā)生事，也不是不發(fā)生新事，而是貌似新的事實際上都是以前的世代里反復(fù)出現(xiàn)過的舊事。也就是說，我并不看每天發(fā)生多少事，我只看發(fā)生的事有沒有意義。事情的數(shù)量本身告訴不了我們?nèi)魏伪举|(zhì)的東西。一個螞蟻搬家和十萬個螞蟻搬家在性質(zhì)上是沒有區(qū)別的，正像一顆土豆堆在地窖里和一袋土豆堆在地窖里一樣。

　　簡單地說，我只對能給這個時代帶來新質(zhì)的，有原創(chuàng)意義的，富有挑戰(zhàn)性的事情感興趣。一場聲勢浩大的晚會，喇叭吹上了天，某領(lǐng)導會見了某政要，某政要又抱住了礦難家屬的老婆哭泣，這些事情盡管每天都發(fā)生，但對我來說就等于不存在。我只對能觸動一個時代神經(jīng)的意見、信息、人物、觀念有興趣。這些事情盡管很少，但不是沒有。一旦捕捉到了，我就會用全部的精力關(guān)注、分析，以期引起人們的注意。說到底，我不想和某個人，某件事，某個階層過不去。我的目標只是推進一種思想，推進的過程中有可能觸及某些人的利益，惹得某些人不高興，但這不是我的錯，這是某種邏輯論證的必然結(jié)果。我把這類作品叫“社會批評”或“文明批評”。大致類似于魯老師早期的那些東西。

　　論證方法上我不大喜歡國內(nèi)雜文家那種怪怪說話的調(diào)子。我以為雜文也要講邏輯，講理性，要拿平常心對待自己和周圍的生活。不要以為真理在握，大棒掄人，好像天兄下凡的楊秀清。我寫文章看重的是邏輯和理性的力量，運用的也主要是分析和推理的方法。我認為一篇好的雜文不是要解決一個問題，雜文家是解決不了問題的，而是要帶給讀者一個新的看問題的角度，教給他們一種獨立分析事物的能力，進而培養(yǎng)一種獨立思考的習慣。這比發(fā)一通牢騷，說兩句風涼話要有效得多。盡管這種“效”可能暫時看不來，但只要把這顆種子種下了，遲早就會生根發(fā)芽的。

　　一句話，雜文不是“砸”文，它不是用來罵人的，也不是替誰出氣的，更不是專門和誰過不去的。雜文是教人明白事理的。再說簡單點，就是“啟蒙”。啟自己的蒙，啟別人的蒙，啟一切被人蒙騙，還以為聰明一世的人。當然首先是啟自己的蒙，不然，就成了“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了。

　　2008年9月10日草于長安飲馬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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