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時候，人能夠在瞬間感受到歷史的潮流。當我親手觸摸到鄂爾渾河谷突厥碑文之一的闕特勤碑的時候，逝去的歷史仿佛像電流一般瞬間閃過了我的腦海。碑文里的一段記載，證實了尤爾克游牧民族的祖先，奧古斯族的存在。以粟特文字商業(yè)文體寫成的突厥碑文、銘刻著曾與“蒼色的突厥”幾動干戈的奧古斯族的名稱。

　　我第一次親眼目睹闕特勤碑，是1982年7月1日的事情。碑是公元732年，較闕特勤大一歲的、其兄長毗伽可汗所樹立的。歷經千年風雪吹打，碑文依然剛勁有力。時值初夏的鄂爾渾河谷一片碧綠，草原上到處開滿了鮮花。這里可以說是最富饒的游牧地區(qū)。

　　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突厥族才不得不離開蒙古高原的牧地呢？公元744年，突厥第二帝國為回鶻所滅，之后，進入9世紀的時候，回鶻又被同屬突厥系統(tǒng)的游牧民族黠戛斯趕出了鄂爾渾谷地。那以后，黠戛斯也不得不將霸權轉讓給向西猛進的蒙古人。13世紀初，成吉思汗的三兒子、太宗窩闊臺在鄂爾渾河谷地建立了蒙古帝國的首都和林。和林位于距闕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所在的和碩柴當南行約六十公里的地方。自那以后，突厥系統(tǒng)的民族再沒有將蒙古高原納入其統(tǒng)治之下。

　　簡而言之，突厥是在武裝斗爭中失敗以后離開蒙古高原的。但是，在這一現(xiàn)象的深處，似乎還隱藏著其他因素，那就是草原。草原之路是開放的。由蒙古高原西行，可以進入準格爾草原；
再往西，便是哈薩克草原。也就是說，一條帶狀的干燥性草原橫貫歐亞大陸中部。而游牧民族的活動空間則正好是這一條帶狀的干燥草原�？梢韵胂�，西去的奧古斯族是悠然自在地融入了這一巨大的空間。

　　看過初夏之季的蒙古草原之后再回想安那托里亞的牧地時，會感覺到后者是多么狹窄。暫且不考慮冬季的條件，草原的環(huán)境是愈往西走愈差。想要在塔烏羅斯（托羅斯）山中尋找一望無際的、長得繁茂的草原是非常困難的。這種生態(tài)環(huán)境的不同，是否導致畜群管理技術上的差異呢？雖說基本技術上沒有大的差異，但在細微的方面上還是存在著一些區(qū)別。這一點，有待于今后進行更深的研究。

　　1981年7月中旬，時隔一年之后，我又重新來到了阿那瑪斯山中夏牧場上的穆斯塔法家。和1980年一樣，穆斯塔法的查得爾依然搭在雅烏相魯·丘庫爾。喬希爾·尤爾克的家家戶戶也和以往一樣地聚集在波道斯的夏牧場上。圍繞著夏牧場，他們和貝爾村的矛盾又是狼煙再起，一直沒有得到解決。一切都似乎沒有好轉的跡象。

　　穆斯塔法一家的家庭成員有了很大的變化。一年之間，減少了三個人。首先是穆斯塔法的老母親，在離開冬牧場準備遷往夏牧場的前一天突然去世了，就埋葬在冬牧場上。其次，二女兒多爾森和三女兒杰娜特都與人私奔而離開了查得爾。多爾森是在1980年即將離開秋牧場的時候跑到了貝爾村里一個小伙子那里。杰娜特則是在冬牧場上停留期間，與喬希爾·尤爾克的青年私奔的。事到如今，只好由穆斯塔法和四女兒艾麗夫、大兒子阿里的媳婦三個人來輪流看管山羊群。在勞動力減少的情況下，還要維持以前那種規(guī)模的畜群，大概是困難的。但穆斯塔法卻很樂觀，他說，只要自己還有一口氣就一定要堅持下去。

　　到穆斯塔法家后的第二天，下午三點的時候，天降大雨，下了一個小時左右。四點時分，洪流順著卡爾·德里谷地直奔而來。大雨之中，人們急急忙忙地在查得爾四周挖出了排水溝，但一點也不起作用。水位越來越高了，大伙兒只好將毛氈和飲事用具等堆在大袋子上面，然后又匆匆忙忙地在帳篷內的地面上挖了一條東西向的排水溝。洪流帶著小石子，沖刷著地面，固定帳篷的拉繩也被沖斷了，查得爾開始傾斜起來了。

　　水流一直漲到了膝蓋之上，人們分頭用力支撐著查得爾。不久，雨勢漸漸變小，洪流的速度也慢了下來。丘瓦爾（大袋子）全部浸了水，地面上留下了洪水帶來的泥土。

　　穆斯塔法說，還從來沒見過如此大的洪水襲擊夏牧場。這一次，我在他的查得爾住了五天之后離開了夏牧場。那以后，再沒有傳來有關穆斯塔法的任何消息。

　　　　　　　　　　　　　　　　　　　　　1982年秋

　　本書脫稿后，有機會來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qū)。時間是1982年的12月中旬到月底的隆冬季節(jié)。期間，有幸訪問了位于烏魯木齊市南郊天山北麓的哈薩克族的冬牧場（克滋塔烏）。哈薩克族也是突厥系統(tǒng)的游牧民族。在短短的一天當中，我向哈薩克族領教了不少有關游牧技術方面的知識。

　　　　最讓我感興趣的是，新疆的哈薩克族與安那托里亞的喬希爾·尤爾克有完全相同的、對家畜的認識體系。比如說，哈薩克族將羊的耳朵形狀分為三種。寬而下垂的耳朵叫“透克”，直挺挺地呈筒狀的長耳朵叫“克固烏斯”，向兩邊突出的短耳朵叫“求納克”。另外，除了上述三種形狀之外，有的羊還長著向兩邊長長突出的，耳幅略寬的耳朵，這則叫“沙日班”�？梢哉f，“沙日班”是“透克”和“求納克”的中間形狀。

　　雖說綿羊與山羊之間有些不同，但哈薩克族針對綿羊耳朵形狀的分類，完全與喬希爾·尤爾克的分類法相對應。“透克”與“雅布爾”，“克固烏斯”與“都沃”，“求納克”與“喬瑪克”，“沙日班”與“卡爾班”各自相對。很明顯，“求納克”與“喬瑪克”是出自于同一語根的詞匯，意思也大致相同。至于“沙日班”與“卡爾班”，“透克”與“雅布爾”，“克固烏斯”與“都沃”，則通過分析突厥語系中各方言的形態(tài)，完全有可能探明其語根和變化過程。

　　哈薩克族有關耳形的名稱，也是與羊的毛色聯(lián)系起來使用的。也就是說，毛色名和耳形特征結合起來組成一個名稱體系的特點也和喬希爾·尤爾克相同。哈薩克族認為羊的毛色是多種多樣的。比如說，單色名稱有阿克（白）、卡拉（黑）、克孜（赤）、沙日（黃）等。除此之外，還有以多色或者將身體的部分特點與耳形結合起來呼叫羊的個體的認識方法。也就是說，哈薩克族和喬希爾·尤爾克認識體系有著同樣的結構。

　　正如在本書第三章第三節(jié)的結尾部分所寫的那樣，除了喬希爾·尤爾克之外，也同樣存在著將毛色和身體特點與耳形相結合起來識別家畜的思維方法。我想，與此類同的事例今后將會增多。事例的累積，有助于從不同的角度解開分布在歐亞大陸間帶狀草原上的突厥系統(tǒng)游牧民族的歷史。只有通過探索和分析他們的社會內部的知識體系，才有可能探明游牧民族所走過的歷史行程。通過采訪哈薩克族，我堅信，這是一條認識游牧民族的正確方法。

　　　　　　　　　　　　　　　　　　　1982年12月于烏魯木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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