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8月，世界迎來了“風季”。

　　8月8日，代號“北京奧運”的旋風登陸中國；
同日，代號“北高加索”的腥風登陸黑海南岸。9月1日，代號“古斯塔夫”的颶風登陸美國墨西哥灣地區(qū)四州；
同日，代號“十年九相”的“辭”風再次襲擊日本。

　　這四場風的最大亮點，還不是它們的巧合：一日兩風，兩日四風；
而是三風皆駭世，只有一風盡歡顏。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說，奧運的“溥暢”歡樂之風，就是宋玉所說的“雄風”；
而其他浸淫顛沛的“勃郁”之風，就是他所說的“雌風”，但也許我可以說，這場登陸北京的奧運雄風，雖然也像宋玉筆下的“大王之風”那樣，“目旬煥粲爛”，舞松蹈柏，但它并不“起于青萍之末”，而是起于76年前遠渡重洋的一個孤單背影。

　　一，奧運與國運

　　2003年12月底的一天，美國哈佛大學禮堂里高朋滿座，全場鴉雀無聲，所有的目光都像磁力線一樣，被講臺上的一個磁場所吸引，磁場中心是一個演講者，他講到了71年前一個人和三個國家的故事：

　　“……那是在新中國成立以前，我們只有一個運動員能夠參加奧運會，他是個短跑運動員，叫劉長春。他是坐船到美國的，他的身體已經很疲勞了，他代表中國參賽雖然沒有取得優(yōu)異成績，但就這一個人參加奧運會，牽動了全國人民的心……”

　　演講者是當時在美國訪問的中國總理溫家寶，他明確講出來的一個人叫劉長春，兩個國家是中國和美國，沒有明確講出來的第三個國家是日本。美國是1932年第10屆洛杉磯夏季奧運會的主辦國，中國是向那屆奧運會派出唯一一名運動員的參賽國，有日本什么事呢？

　　當然有。就在那屆奧運會開幕前一年的1931年9月18日，日本軍隊占領了劉長春的家鄉(xiāng)和中國東北全境，并且扶持了一個傀儡政權“滿洲國”。日本人知道，即將在美國洛杉磯舉行的第10屆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是一個機會，通過把“滿洲國”申請為獨立參賽國，并讓中國最著名的短跑運動員代表“滿洲國”參賽，就可以讓國際社會認可它對中國領土的侵占，假如這名運動員還可以獲得獎牌，那將升“滿洲”國旗，奏“滿洲”國歌，這無疑是給日本的侵略行徑頒獎，給它的非法附屬國頒發(fā)認證證書，頒獎典禮將成為加冕典禮。

　　當時的日本決策層應該清楚，奧運會即使是一個游戲，那也是一個以體育競賽為表現(xiàn)形式的國家主權游戲。這個游戲的最簡單規(guī)則是：首先，任何一個運動員要想參加這個全球最高級別的體育賽事，必須首先，是一個主權國家的公民，并要接受這個國家的委派；
其次，任何一個主權國家要委派一個運動員作為自己的代表參賽，這個運動員必須已經是它的公民，而且本人要同意作為它的代表參賽；
第三，只有主權國家或主權國家認可的地緣實體（比如中國香港、澳門和臺灣地區(qū)），才可以成為參賽國或參賽地區(qū)。

　　1932年日本統(tǒng)治下的“滿洲”，不能滿足上述規(guī)則的第二條和第三條，但占領當局想倒過來操作，企圖通過造成派運動員參賽的既成事實，讓國際社會追認、讓參賽選手默認派出“國”的合法性。于是有了日占區(qū)大連《泰東日報》1932年5月21日刊出的爆炸性新聞：“新國家滿洲國已決定派劉長春等人，代表滿洲國前往美國洛杉磯參加奧運會，而且，國際奧委會已復電承認，并要求速交滿洲國的國旗和國歌。”這則新聞此后被反復刊登了5次。

　　這期間，傀儡國政府并沒有以任何形式征得當事人劉長春的同意，而此時的劉長春，已經和母校東北大學的師生一起逃亡到了北平。他立即向校長張學良將軍表露心跡，絕不代表侵略當局參賽，并在《大公報》上發(fā)表聲明：“……茍余之良心尚在，熱血尚流，則又豈可忘卻祖國而為傀儡偽國做牛馬耶！”

　　張學良雖然不一定懂得奧運游戲的性質，但他懂得愛國的價值，和他這個學生的內心清白。于是，他作出了一個決定。1932年7月1日,他在東北大學的畢業(yè)典禮上宣布，劉長春將代表中國參加第10屆奧運會。他當場捐出8000塊銀元，作為參賽費用。7月8日，劉長春和隨行教練宋君復從上海登上“威爾遜總統(tǒng)號”郵船，啟程赴美。當他在甲板上面對茫茫大海時，不知道他是否想到他其實并不孤單，他的祖國與他同行。經過太平洋上21天的艱苦航程，7月29日下午，奧運會開幕前一天，郵船到達洛杉磯碼頭。

　　劉長春當時可能沒有意識到，他的美國之行，如其說是體育競賽之旅，不如說是他一個人對抗一個侵略國家的戰(zhàn)爭之旅，當然是不流血的道義之戰(zhàn)。他能不能拿到獎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來了，參加了，并且表達了一個被侵略、被占領的國家公民絕不屈服的意志。有這種意志的公民組成的國家，今天快不起來，明天可以快起來；
今天高不起來，明天可以高起來；
今天強不起來，明天可以強起來。否則，只能更弱更貧更慢。

　　本節(jié)簡單的結論是，能不能派運動員參加奧運會，是個主權資格問題；
能不能在奧運會獎牌榜上位于前列，是個國家實力問題；
能不能成為奧運會舉辦國，則是個國際地位問題。一個國運興隆的國家，自然有資格，有實力，有地位，自然能在奧運會上大展身手。

　　在劉長春生活的年代，中國只有資格問題，也就是說中國面臨著生死存亡，還談不上別的問題。他代表中國實現(xiàn)的第一次奧運之旅，顯示的是這個民族生命力中最頑強的部分：在任何惡劣情境中生存下去，并顯示自己的存在。

　　二，大球推動小球

　　1907年10月24日，當時的南開大學校長、全國體協(xié)董事張伯苓，在全校運動會閉幕會上作了一個演講，他在演講中提了3個問題：“……中國什么時候，才能派出一個選手參加奧運會？中國什么時候，才能派出一支隊伍參加奧運會？中國什么時候，才能舉辦一次奧運會？”

　　回答他第一個問題，中國花了25年：1932年，中國終于有一個人遠涉重洋到了美國；
如果不算1936年柏林奧運會上裝的樣子，回答他第二個問題，中國花了45年：1952年，中國派出140人的大型代表團，參加第15屆赫爾辛基夏季奧運會；
回答他的第三個問題，則整整花了一個世紀：2008年8月8日，奧運季風第一次登陸北京。有趣的是，每回答一次，中國就跨越一個時代，3次回答，跨越了3個時代，這很像是中國這名超級運動員，在歷史田徑場上的三級跳遠。

　　第一級跳躍，是從帝國到民國。1907年，中國還被稱為大清帝國，4年之后發(fā)生的辛亥革命，把中國變成了亞洲的第一個共和國。從理論上說，中國的政治制度發(fā)生了根本變革，國家主權不再是皇帝家族的私產，而由全體國民分享，所以國號為“中華民國”，政府自封為“國民政府”，執(zhí)政黨自名為“國民黨”。這樣一來，有兩種現(xiàn)代國民意識開始覺醒：一種是作為結束異族統(tǒng)治的結果，以漢民族為主體的民族主義興起；
另一種是作為結束君主統(tǒng)治的結果（這種君主統(tǒng)治被認為無力應對西方列強的欺凌），平民愛國主義激情得到釋放。

　　因愛國，而希望國家強大。于是全體國民就開始做各種各樣的強國夢，有實業(yè)強國夢，有軍事強國夢，有教育強國夢，當然還有體育強國夢……上文提到的張學良將軍大概是當時的國人中夢做得最多的人之一，他做軍事強國夢，所以做了少帥；
他做教育強國夢，所以辦了東北大學，自任校長；
還做體育強國夢，所以培養(yǎng)劉長春，把他錄入東北大學，專門為他舉辦中、德、日三國田徑邀請賽，他還代行中央政府職能，出資讓劉長春臨危受命，出征美國。

　　不過，正如毛澤東在《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一文里所說的，那時的國民政府“僅僅代表最大的富翁，并不代表老百姓，并不把老百姓放在所謂"國民"之列”。因此有中國在大陸上的第二級跳躍，從民國到人民共和國。這次跳躍在體育上的最偉大成果，就是回答了張伯苓的第二個問題，中國于1952年派出140人的大型代表團，參加第15屆赫爾辛基夏季奧運會。

　　也有兩個遺憾，一個是，當時的中國是“站”起來了，但還沒有“壯”起來，所以還要被人害，受人欺負，參加赫爾辛基奧運會的中國代表團因受各方阻撓，到達赫爾辛基時許多比賽項目業(yè)已結束，僅有3支球隊與芬蘭隊進行了4場比賽，也就是意思意思。吳傳玉參加了100米仰游比賽，成績?yōu)?分12秒3。整個代表團算是留下了一個成績，但沒有獲得一枚獎牌。

　　另一個遺憾是，有人在國際奧委會里玩弄主權游戲，要讓臺灣代表中國參加奧運會，因為中國大陸當時在聯(lián)合國沒有合法席位。中國對此做出強烈反應，先是主動缺席1956年的第16屆墨爾本奧運會，后又于1958年8月19日，由中國奧林匹克委員會（中華全國體育總會）發(fā)表聲明，中國自即日起斷絕與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的關系。這就是說，當時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權資格還沒有被國際社會，主要是聯(lián)合國認證，作為中國唯一代表向奧運會派代表團資格的合法性受到懷疑。

　　這個問題已經不是體育問題，與一個國家競技體育水平沒有關系，而與國家之間的實力對比有關系，也就是說和國際政治有關系。對這一點，毛澤東應該是看得很清楚的。當時主導世界秩序的美國打不贏朝鮮戰(zhàn)爭，特別是后來，深深陷入越南戰(zhàn)爭泥淖，讓它感覺到了中國的力量，再也不能把中國看成小菜一碟；
中國與蘇聯(lián)決裂，讓它看到了中國的價值，這個價值就是不介入霸權沖突的獨立與和平傾向，作為一個大國，中國返回國際舞臺，可以緩和東西方的緊張對峙。

　　可以這樣說，當時美國和西方對中國的需要，遠遠大于中國對美國和西方的需要。所以才出現(xiàn)了毛澤東的表侄孫女、中國外交部前副部長王海蓉描繪的中美“乒乓外交”那一幕的序幕：

　　“1971年3月21日，中國乒乓球代表團抵達日本名古屋，準備參加于28日開始的第31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

　　“在日本，美國隊提出訪華要求。消息傳回北京，外交部和國家體委聯(lián)合起草"關于不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的報告上交總理，認為目前邀請美國隊的機會尚不成熟。4月4日，總理在報告上面批注"擬同意"后呈報外公（即毛澤東——本文作者注）。

　　“4月6日，外公圈閱報告，退外交部辦理。美國乒乓球隊無緣來華似成定局。因為4月7日世乒賽就閉幕了，各國代表團將陸續(xù)回國�！�

　　本來國際政治領域中的一個傳奇故事似乎到此就夭折了，不過，美國球員科恩主動與中國球員莊則棟之間的友好互動，激起國際輿論熱烈反應，毛澤東從《參考消息》上看到報道后，4月6日晚決定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到底是什么東西觸動了毛澤東，使他改變了原來的決定，現(xiàn)在已不可考�？煽嫉氖�，美國乒乓球隊于1971年4月10日至17日訪問中國；
可考的是，半年后的1971年10月25日，第26屆聯(lián)大通過2758號決議，以76票贊成、35票反對、17票棄權的壓倒多數，通過了阿爾巴尼亞、阿爾及利亞等23國的提案，決定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lián)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把國民黨當局的代表從聯(lián)合國及所屬一切機構中驅除；
可考的是，一個月后，喬冠華率領中國代表團正式參加第26屆聯(lián)大會議。

　　這就是史稱“小球推動大球”的中美“乒乓外交”美談。把它當做外國記者的一個噱頭這樣說說也無妨，但假如把它當做一個嚴肅的國際政治事件來分析，就本末倒置了。如果沒有中國國家實力，特別是核打擊力量的增強，如果沒有中國在美蘇爭霸的全球政治中發(fā)揮的緩沖作用，如果沒有中美兩國在遏止蘇聯(lián)擴張野心方面的相互戰(zhàn)略需要，那只小小的乒乓球就不可能飛越太平洋。

　　因此，是大球推動了小球，而不是相反。不過，作為一個象征，1971年4月間在中美兩國運動員乒乓球拍子之間彈跳的小球，可以被看作當代中國和平崛起和奧運記憶的一個新起點。

　　三，第三級跳躍

　　按道理講，1971年10月，中國大陸恢復了聯(lián)合國席位，成為聯(lián)合國5個常任理事國之一，恢復國際奧委會成員國的席位應該順理成章，或者用俗話說，是分分鐘的事情。值得玩味的卻是，從美國乒乓球隊訪華開始算，中國恢復聯(lián)合國席位只花了半年時間，恢復在國際奧委會成員國的席位倒花了8年時間（1979年11月恢復），莫非國際奧委會比聯(lián)合國還牛？

　　不是更“�！�，而是更“軟”。聯(lián)合國是個硬性國際政治組織，它硬就硬在必須在利害之間作出及時選擇。讓臺灣退出聯(lián)合國雖然在價值方面違背西方理念，但那是軟的，長期的；
讓中國大陸進入聯(lián)合國，并出任常任理事，對于防止東西方兩大陣營由冷戰(zhàn)轉變?yōu)闊釕?zhàn)利益大，而且是硬的，當下的。所以，聯(lián)合國在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支持下，當年就作出了選擇。

　　奧運會組織則不然，它是軟的。它的利益主要表現(xiàn)在兩個方面，一個是較硬的利益：擴大成員國，這不僅能擴大它的影響力，還可以增加它的收益；
另一個是較軟的方面：貫徹它的宗旨。根據《奧林匹克憲章》，它的宗旨是，使體育運動為人類的和諧發(fā)展服務，(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以提高人類尊嚴；
以友誼、團結和公平競賽的精神，促進青年之間的相互理解，從而有助于建立一個更加美好與和平的世界。用6個字來表達這段話，就是和平、友誼、進步；
用8個字來表達，就是和平、友誼、尊嚴、公平。尊嚴和公平是“進步”含義的延伸。

　　顯然，在國內政治中不尊重個人尊嚴，在國際政治中讓弱小為強大作出犧牲，都不符合奧林匹克憲章�；蛟S因為前一個原因，蘇聯(lián)才缺席奧林匹克運動31年（從1921年到1952年），它能被邀請參加第15屆赫爾辛基奧運會，那可能還是因為它在反法西斯戰(zhàn)爭中為自己贏得了道義積分；
可能因為后一個原因，中國大陸8年后才恢復了在國際奧委會的席位，那還得感謝倡導解放思想和改革開放的鄧小平。猜想當年，國際奧委會顯然不愿意接受恢復中國席位的聯(lián)合國模式，那意味著開除臺灣奧委會，體育運動不愿意接受讓弱小為強大作出犧牲的政治思維；
中國當時也不愿放棄“兩極思維”，這種思維反映在臺灣問題上，就是勢不兩立，有他沒我，有我沒他，從而形成了維持現(xiàn)狀的僵局。

　　幸運的是，1978年，中國開始了20世紀的第三級跳躍，從封閉到開放。毫無疑問，這級跳躍的伏筆是毛澤東埋下的，是他在晚年讓國門對美國開了一條門縫。但是，意義更為深遠的對內開放，和范圍更為廣闊的對外開放，則開始于1978年。這次開放對于中國有全方位的意義，單從體育上就能看出端倪。在中國網編輯的“中國體育大事記”里，1977年可記載的事只有寥寥3件，1979年則記載了16件大事，其中就包括：

　　——10月25日國際奧委會執(zhí)委會在日本名古屋舉行會議，一致通過決議，恢復中國在國際奧委會的合法席位。會議確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全國性奧委會；
設在臺北的奧委會將作為中國的一個地方機構留在國際奧委會內，但它不得使用它目前所使用的歌和旗。這項決議有待于國際奧委會各國委員以通訊表決的方式予以批準。

　　——10月26日國際奧委會全體委員以通訊表決的方式批準了此決議，此后，游泳、田徑等國際體育組織相繼恢復我合法席位。

　　這幾行字雖然輕描淡寫，但它描述的事實在當代中國發(fā)展史上，卻濃筆重彩。首先，中國“軟”化了自己過去的立場，用開放思維代替了兩極思維，在臺灣放棄主權訴求的前提下，保留了它在國際奧委會的席位，這是在解決香港問題之前的創(chuàng)制行為，可以稱之為“一會兩制”，它為后來解決香港和澳門回歸問題的“一國兩制”提供了成功的探索。

　　其次，中國開始生產“軟”力量。這里的“軟”，并不是軟弱的軟，而主要是非暴力非對抗的和平力量。在中國當代的三級跳躍中，前兩跳（從帝國到民國、從民國到人民共和國）是“硬”跳，因為它們是通過革命和戰(zhàn)爭完成的跳躍，第三跳是“軟”跳，因為它想通過不流血的漸進改革道路，完成中國與世界的接軌，和向現(xiàn)代化的轉型。在國際事務中，中國反對用戰(zhàn)爭手段解決問題，主張協(xié)商與和解。

　　了解了這一點，就可以理解為什么在夢寐以求的國際奧委會席位恢復以后，中國反而忍痛割愛，沒有派代表團參加第二年在莫斯科舉行的第22屆奧運會（不是因為準備不足，中國早在1979年2月就開始了準備）。除中國外，還有美國、加拿大、聯(lián)邦德國、日本等65個國家參與了抵制。原因是眾所周知的：就在距離奧運會開幕還有7個多月時，也就是1979年12月27日，蘇聯(lián)軍隊突然開進其南方鄰國阿富汗國土。一面請各國運動員來給自己裝飾太平，一面卻派自己的士兵去別國領土殺人，這雖然有點黑色幽默，但不是中國喜歡參與的游戲。

　　從1956年到1980年，中國主動缺席了兩次奧運會，一次是1956年的墨爾本奧運會，另一次就是1980年的莫斯科奧運會。同樣是缺席，意義可不一樣。第一次缺席是為了宣示自己主權的神圣，第二次缺席則是為了宣示奧林匹克憲章的神圣，套用一首詩來說，就是：比賽誠可貴，金牌價更高，若為和平故，兩者皆可拋。從宣示主權，到宣示和平，表明中國的國家實力從硬到軟都開始增強；
開始從拒絕別人干涉，走向主動參與國際事務；
開始擔負一個大國的責任，擔負這個責任的代價就是犧牲參加一次久違的奧運會。這同時還表明，再一次在奧運大舞臺上亮相的中國，向世界亮出的是和平姿態(tài)。

　　遺憾的是，并非所有高談大國責任與和平價值的國家都愿意付出這種犧牲。就在中國、美國和其他65個國家的運動員一起退掉了飛往莫斯科的航班機票后不久，英國、法國、意大利、西班牙等國的國旗卻不止一次地在莫斯科的某個地方升起。這讓我忽然想起俄羅斯偉大詩人萊蒙托夫的兩句詩：

　　“我們也在恨，偶爾我們也在愛，

　　不管對于恨、對于愛，卻一點都不愿犧牲……”

　　這說的僅僅是詩人生活的那個時代嗎？

　　四，咖啡與伴侶

　　我在本文第一節(jié)的結論部分提及奧運與國運的相關性，但是，就像咖啡與伴侶也有相關性，但不能說咖啡就是伴侶一樣，我們也不能說奧運就是國運。

　　歷史有時比人們想象的更有戲劇性。1932年，中國第一次出現(xiàn)在洛杉磯奧運會上，只有一個人，而且沒有進入決賽；
1984年,中國再一次出現(xiàn)在洛杉磯奧運會上，有225名運動員，獲得了15枚金牌、8枚銀牌和9枚銅牌，在金牌榜上排第4。如果說洛杉磯曾經是中國跌倒的地方，半個世紀后，它又成了中國爬起的地方。不過，爬起歸爬起，還不能說是崛起。

　　金牌榜不能等同于國家實力排行榜，更不能等同于國際地位排行榜。1984年，無論是經濟實力，還是國際影響力，中國都還沒有上升到金牌榜所在的位置。更有趣的還是1988年的漢城奧運會，如果僅僅根據奧運來推測國運，你會得出一些經不起時間檢驗的結論：第一，蘇聯(lián)是世界第一帝國（它高居金牌榜首位，獲得55塊金牌，比排名第3的美國多了近20塊），第二，西方陣營輸給了東方陣營（蘇聯(lián)和民主德國排名前兩位，共獲得92枚金牌，美國和排名第5的聯(lián)邦德國加起來，只有47塊，剛過一半）；
第三，韓國已經是世界大國，它不僅是本屆奧運會舉辦國，還在金牌榜上排第4；
第四，中國從1984年以來國家實力下滑，金牌總數從15滑到5，排名從第4滑到第11。

　　誰都知道，這些推測都不是真實的，還沒有等到下屆奧運會，蘇聯(lián)就分崩離析，東方陣營成了歷史記憶，中國又超越了韓國，韓國距離世界大國還是有一段越走越遠的路程……

　　如果像某些西方評論家所比喻的那樣，冷戰(zhàn)時期，奧運被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當成了替代性戰(zhàn)場，那么就可以說，蘇聯(lián)和它的衛(wèi)星國贏得了體育之戰(zhàn)，但輸掉了經濟之戰(zhàn)和價值之戰(zhàn)，最后收獲了金牌，但輸掉了國家。從任何意義上說，在國際政治俱樂部的咖啡座上，經濟實力和普世價值是咖啡，奧運成績只能是伴侶�？Х葲]有了，只剩下伴侶，是調制不出一杯好飲料的。

　　當代中國從1978年開始的第三級跳躍的最偉大之處，就是把國家的主要精力放在了咖啡上，而不是放在伴侶上。放在咖啡上的含義，就是放在中國的和平崛起上：一是經濟平穩(wěn)高速增長，二是“理解和追求國際社會公認的基本和普遍價值”（胡錦濤主席2008年5月訪日結束時發(fā)表的中日聯(lián)合聲明），前者是國家的硬實力，后者是國家的軟實力，一個像中國這樣的大國，只有軟硬兼施，才能和平崛起。

　　作為這些追求的具體步驟，中國在經濟上把傳統(tǒng)的計劃經濟轉型為市場經濟，在社會方面開放并擴大了個人在遷徙、擇業(yè)、婚姻、就學、出國等方面的自由，在政治上廢除干部終身制，擴大非共產黨員參與權力結構的渠道，下放權力，實行村級直接選舉，縮小政黨對行政、經濟和社會生活干預的范圍；
在與國際接軌方面，中國加入了WTO，簽署了兩個國際人權公約（《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在國際事務方面，中國扮演調解者和勸和者的角色，而不是扮演沖突的一方，在“朝核”和“伊核”問題上所發(fā)揮的作用，得到了國際社會的普遍認可……所有這些，表明中國一直在努力同步推進增長持續(xù)化、經濟市場化、政治民主化和社會多元化，只要這個過程不停頓，中國的和平崛起就是可以預期的。

　　中國之所以對世界許下和平崛起的諾言，是因為中國的決策者了解，只有在和平的環(huán)境中，中國才能崛起；
只有中國崛起了，世界才會更和平。對后面這一點，鄧小平有很清晰的表述：“我可以明確地肯定地講一個觀點，中國現(xiàn)在是維護世界和平和穩(wěn)定的力量，不是破壞力量。中國發(fā)展得越強大，世界和平越靠得住�！彼�接著說，有人認為中國是“好戰(zhàn)”的，這不對，中國最希望和平，我們反對霸權主義，是為了和平，因為霸權主義是戰(zhàn)爭的根源。

　　推崇“民主和平論”的西方評論家可能不同意鄧小平的看法，在他們看來，民主國家之間不會打仗，中國還沒有變成民主國家，她的崛起還福禍難卜。這話其實只說對了一半：一個國家的侵略傾向與和平傾向與其國內政治結構確實有關系，民主國家一般比非民主國家更傾向于和平；
但還有另一半，一個國家的侵略傾向與和平傾向如何，第一要看它的政體的動態(tài)演變趨勢，第二要看動態(tài)的國際格局。為什么美國人執(zhí)意發(fā)動伊拉克戰(zhàn)爭，中國卻在幫助美國促成朝核問題六方會談？為什么中國在舉辦北京奧運和平盛會，俄羅斯軍隊卻在格魯吉亞境內動手？這只能說明，一個在國內推行漸進民主化的大國，比那些在國際上推行“單邊主義”的民主大國，更沒有侵略性。

　　我強調了作為國家實力的咖啡的作用，并不是要輕視作為其伴侶的奧運的作用。北京奧運會的成功舉辦，讓世界各國運動員和觀眾品嘗到了又香又濃的中國咖啡，伴侶的貢獻功不可沒。在此之前，很有些國際人士并不認為中國要請世界品嘗的是一杯美味咖啡，而更可能是一勺毒藥。現(xiàn)在留在他們記憶中的，應該是青島海面上相互觸吻的點點帆影，而不是相互對峙的艘艘軍艦。

　　這就是我們要與世界分享的奧運記憶，它不僅是關于一個國家的美麗傳說，也是關于她和平崛起的一個側影。

　�。▍羌谙�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公共政策部高級研究員） (來源：《中國青年報》)

相關熱詞搜索：側影 中國 崛起 和平 奧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