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對目前我國領導干部的思想道德狀況應當做出較為準確的估計，找出影響思想道德狀況的三大根源，并采取行之有效的教育措施．

　　關鍵詞：三級結構模式　三大因素影響　四項教育措施

　　長期以來，理論界對我國各級領導干部思想道素質的估計是，多數(shù)領導干部是好的，表現(xiàn)為‘能夠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具有堅強的無產(chǎn)階級黨性’，甚至成了‘大公無私’、‘先人后己’的‘人民公仆’；
而少數(shù)領導干部染上了違反黨的優(yōu)良傳統(tǒng)的不正之風,以致于有人墮落為腐敗分子。我把這種估計，稱為‘二級結構模式’。在我看來，這種二級結構模式雖有一定的道理和功效，卻有相當大的局限性，而歷史發(fā)展到了今天，這種局限性已顯得突出起來。我認為，有必要將這種二級結構模式發(fā)展為三級結構模式：少數(shù)領導干部是好的，體現(xiàn)了類如前述的優(yōu)秀品質，其中還會生長出象孔繁森、鄭培民這樣極少數(shù)的楷模；
另有少數(shù)領導干部是差的，經(jīng)常在那里搞以權謀私，其中還會出現(xiàn)象陳希同、陳良宇這樣極少數(shù)的敗類；
而多數(shù)領導干部是較好的，但卻有復雜的社會心理，其中混有優(yōu)與劣，良與莠，雖以優(yōu)良為主體，但卻表現(xiàn)出不容忽視的缺點。從不久前對省部級、地廳級、縣處級三級干部所做的一項調查和研究中可以看出，他們中的多數(shù)在政治生活、日常工作和社會關系中，在顯示出優(yōu)良的思想道德素質的同時，也表現(xiàn)著相當程度的道德缺憾。這種道德缺憾，又與一個時期以來普遍盛行的阿諛奉承和一團和氣這兩股歪風，相互影響、相會促進，帶來了一系列應該使人高度重視的消極現(xiàn)象。本文力求對這個＂多數(shù)＂的思想道德做出較為客觀、全面地剖析，具體地揭示其歷史的和現(xiàn)實的根源，探索出較為可行的補正辦法。

　　(一)

　　對當代領導干部中的多數(shù)的思想道德狀況，進行較為客觀、全面地剖析，就會看到以下諸點．１、 他們能出以公心地貫徹執(zhí)行黨的方針政策和國家的法律法令。一方面， 我國改革開放以來所取得的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使他們越來越認識到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是完全正確的。另一方面，他們具有這樣的心理慣性，就是要跟著黨中央走，‘服從組織是天職’。只有執(zhí)行了上級指示，才有可能維持自己現(xiàn)有的地位，乃至得到提拔和重用。不難看到，黨在新時期中，運用了現(xiàn)代管理科學中的責、權、利三者統(tǒng)一的原則，在制度上做出了規(guī)定：做了官，就有相應的責任、權力和利益，升了官，責任重了，權力大了，利益也多了。這種利益驅動，在左傾錯誤泛濫年代，是難以啟齒的。那時，領導干部似乎只是在那里‘全心全意’為黨的路線而奮斗，內心中沒有任何個人利益的‘雜念’。今天，人們已公開承認領導干部私人利益的合理性與必然性。因為事情的本質正在于這里的私人利益與公共利益的一致性。但是，唯物辯證法總是在一致之處看到差別，在差別中看到對立的可能。本來，就當今社會分工的角度來說，做官只是從事社會主義事業(yè)的必要手段之一，而在私心做怪，把保官升官看得很重時，就不能正確和堅持地執(zhí)行黨的方針政策和國家的法律法令。人們看到，在那種‘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闖中央文件紅燈’和‘打文件擦邊球’的氛圍中，他們也常常陷入地方保護主義和本位主義的泥坑。當然，在他們得知中央或上級采取了堅決的態(tài)度，批評了執(zhí)行政策、法令中的錯誤傾向后，一般說來，能以及時剎車，轉入正確的軌道。

　�。�、他們對自己擔負的工作從總體上說是負責的。一方面，黨的多年教育，使他們有了為人民服務，為公共利益而工作的人生觀、價值觀。另一方面，只有在其位，謀其政，才有可能坐穩(wěn)官位，并有可能提升。但他們在私心影響下，平時喜歡維持現(xiàn)狀，而在改革年代，他們雖然也想當個改革者，但總是做‘隨大流’的改革者，既缺乏對具體問題的深入研究，，又不能提出切合實際的措施辦法，或浮在表面，或做些官樣文章，或搞短期行為，以應付上級。他們吸取了‘槍打出頭鳥’的教訓，不愿進行創(chuàng)造性的思考和工作。他們期望工作中不出現(xiàn)矛盾，設法回避矛盾。遇到難以解決而又必須解決的問題時，往往不去判斷對與錯，正與誤，從而在分清是非的基礎上按政策和法令，堅持原則，予以恰當?shù)奶幚怼６�是首先考慮如何使自己在各種沖突中，處于‘最佳位置’。他們或者因為改革時期一時難以判定具體是非，而聽之任之，或者明知是非，卻仍然使用模糊的語言，使自己有回旋余地，不致?lián)�風險，不致陷入‘捅馬蜂窩’、‘引火燒身’的境地。這正是一些單位和地方，民眾往往告狀無門或屢告無人問津的原因所在。令人遺憾的是，他們的這種工作作風，常常被一些上級和下級，乃至一些民眾，贊揚為‘政治成熟’、‘老成持重’、‘工作方法好’�！　�

　�。�、他們在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中都能表現(xiàn)出一定的正義感。一方面，人類精神歷程中的美好方面總是作用于社會成員的，這是人類社會得以延續(xù)和發(fā)展的重要保證。而他們做為當代社會較為先進的成員，更是較多地受到了善惡觀念的薰陶的。另一方面，就總的趨向看，不講正義，是難以在領導崗位上長期生存，更難以持續(xù)升遷的，尤其在上級和群眾敏感的領域中更是如此。但他們常常是私心重重，畏首畏尾．這樣，公心加私心，使他們常常表現(xiàn)出兩種心理狀態(tài)：在一些緊要關頭，在上級和群眾都矚目的地方和時刻，能夠表現(xiàn)出崇高的道德和風貌，在危難中挺身而出，奮不顧身。例如在嚴重的自然災害面前，能以發(fā)揚‘抗洪精神’，＂抗震精神＂，乃至身先士卒，與群眾一道連續(xù)奮戰(zhàn)，給上級與群眾以良好印象。而在平時，在無人監(jiān)督，特別是上級不大過問的情況下，則對自己的道德要求放松下來，乃至利用自己的地位和權力來謀取一些額外的利益了。自七十年代末‘落實政策’以來，要官給官之風，為子女和親友說情之風，在他們中間刮了起來。到了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隨著市場經(jīng)濟大潮的到來和整個社會生產(chǎn)水平的大大提高，貪圖享受和拜金主義在他們中間抬頭了。他們對自己還是有約束的：貪污盜竊、索賄是不能干的，公務活動中的特別貴重物品、禮金是不能收或收后交公的，而此外，如被相當一些上級默許或下級、群眾認可的收受一般性禮品（如逢年過節(jié)時下屬單位和個人送的禮品和少量禮金），以及用公款請客送禮，還是經(jīng)常搞的。機關中縣處級干部公車私用已屬通常，公款大吃大喝被說成是‘工作需要’。九十年代中期山西省某縣委書記每年公款吃喝已達萬元，他曾自責說自己雖不是‘萬元戶’卻是‘萬元肚’，江澤民有感于他的坦誠，在一次批示中稱他為‘有良心的共產(chǎn)黨員’。地廳級干部配有專車已屬正常之事；
為了獲取本科或研究生文憑以利升遷而不按規(guī)定參加成人考試，也被廣泛認可；
為了本地區(qū)利益而上報虛夸數(shù)字，也常常是當事人均表贊成，皆大歡喜。省部級干部在內外交往中，特別是到下面視察工作時，接受超標準、超規(guī)格接待和借機公費旅游，已屬司空見慣。而追求高檔專車之風，直到九十年代中期才在中紀委堅決督辦下得以基本解決。

　�。�、他們在處理同志關系時是注重維護團結的。一方面，他們認識到了一個幾十年來人們公認的一個道理：團結就是力量！經(jīng)過左傾錯誤泛濫年代亂斗一氣的教訓之后，尤其如此。另一方面，他們看到，鬧不團結就難以保住官位，更難以得到提升。由于把團結同私心聯(lián)系起來，同級干部之間往往是你安排了我的子女，我便安排你的妻子．在生活會上也是一團和氣，‘你好，我好，大家都好’，甚至是相互表揚與自我表揚相結合。在上下級之間出現(xiàn)了多年未見過的人身依附關系。由于深知自己的升遷，主要取決于頂頭上司的態(tài)度，下級對上級、秘書對首長的超標準的生活接待和服侍，以及絕對服從和阿諛奉承，已經(jīng)公開化，乃至被相當一些黨員和民眾所認可，并被美化為‘愛護領導──尊重黨的領導嘛！’還被解釋為‘人家是領導，占點便宜有什么？戰(zhàn)爭年代長官還要騎馬呢！’上級對下級，首長對秘書也常常是越格照顧，以求得支持，爭得選票，和對自己不軌行為的諒解。下級和秘書犯了錯誤，只要不是群眾反映強烈，不是中央或更高一級領導嚴厲督辦的問題，也總是盡力袒護，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即使給予了處分，也是執(zhí)紀不嚴，送了人情，圖了‘關懷部屬’的美名。在這種官官相護的氛圍中，還出現(xiàn)了一種似乎是反向的，然而卻導致組織渙散的現(xiàn)象：下級對其并不依附的上級領導表示不滿，甚至散布對中央領導同志極不負責任的謠傳時，只要沒涉及到自己，便一概聽之任之。更有人喜歡這類謠言，以做為自己搞不正之風時的‘參考系’和辯護自己不良行為的‘依據(jù)’。他們中還有人把不搞這種庸俗、有害的‘團結’的人，不搞阿諛奉承的人，視為‘不會協(xié)調人際關系’，‘不注意維護安定團結’，甚至指責為‘不懂規(guī)矩’、‘不知好歹’、‘鬧不團結’�！�

　　(二)

　　在揭示他們的思想道德狀況時，應該運用唯物辯證法的具體分析方法，避免簡單地使用某某‘主義’的影響，來進行抽象地說明。在這種具體分析中，人們不難發(fā)現(xiàn)，影響他們的思想道德狀況的因素有三個，即幾千年來民族文化傳統(tǒng)的心理積淀，幾十年來共產(chǎn)黨的革命傳統(tǒng)的心理輻射及其演化歷程，以及三十年來改革開放的心理撞擊。

　　１、幾千年來，我們民族文化傳統(tǒng)雖然經(jīng)過多次否定性的沖擊和批判性的洗禮，發(fā)生了一些重要的變化，但它的主要內涵卻在歷史的長河中積淀下來。人們已經(jīng)熟知，這種傳統(tǒng)的文化遺產(chǎn)，既有積極的東西，又有消極的東西，或如毛澤東所說，既有民主性的精華，又有封建性的糟粕。這里可以補充的是：根據(jù)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所提供的現(xiàn)代思維方式，精華與糟粕的界限是相對的、可變動的，主體可以根據(jù)實踐的需要設定不同的參考系，在某種時空坐標中是精華的東西，在另一種時空坐標中便成了糟粕的東西，反之亦然。以‘忠’來說，在古代封建社會中就具有復雜的內涵，它既體現(xiàn)為官吏、士大夫們忠于國家主權、民族利益，從而出現(xiàn)了岳飛、文天祥這樣的民族英雄和譚嗣同這樣的維新派英雄；
又體現(xiàn)為官吏、士大夫忠于君王個人和最高封建統(tǒng)治集團，從而出現(xiàn)了一些渺小的‘愚忠’人物，甚至在岳飛、文天祥這樣的英雄人物的行為中，也帶有‘愚忠’的消極成分。以‘和’來說，在古代封建社會中也有復雜的內涵，它既體現(xiàn)為官吏、士大夫在需要維護社會穩(wěn)定，調節(jié)正義的人們的內部關系時，所應具有的謙讓、團結、和諧、一致的寶貴精神；
又體現(xiàn)為官吏、士大夫對民族壓迫、階級壓迫，對不義行為的容忍、妥協(xié)、退讓的卑微品格。兩者又混雜在一起，發(fā)揮著正面與負面的社會效能。在‘五四’時期的中國，‘忠’與‘和’等觀念，就其主要方面來說，就全社會來看，消極性是主要的，因而當時文化革命的勇士們對之所進行的猛烈批判，雖缺乏辯證分析，帶有某種片面性，卻是完全必要的。在今天的中國，這些傳統(tǒng)觀念在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中的作用也是復雜的，它們的積極作用是明顯的，而消極作用亦不可忽視。當領導干部把自己的利益從公共利益中分離出來時，它們的消極作用就會明顯地表現(xiàn)出來。多數(shù)領導干部思想道德中的那種缺憾，即在‘保官升官’過程中出現(xiàn)的敬畏上司、人身依附、中庸之道、不講原則等社會心理，就是同古代封建社會中的‘忠’、‘和’等觀念的影響有關的。

　　2、處于世紀之交的中國人，在說到傳統(tǒng)時，不能不提及中國共產(chǎn)黨幾十年奮斗所形成的革命作風及其對幾千年來中華民族文化傳統(tǒng)批判地繼承與改造，不能不看到在五十年代通過黨和政權機關、社會團體、宣教部門的強化宣傳教育，黨的如理論聯(lián)系實際，密切聯(lián)系群眾和自我批評等作風已輻射到整個社會的各個角落。但是，隨著左傾錯誤的出現(xiàn)和發(fā)展，人們看到兩種似乎相反的趨向，在共同污染和毒害著整個社會心理。一種是直接將古人的觀念拿過來，當做一件美麗的外衣，給今人穿上。例如把‘忠’字搬出來，喊著‘忠于毛主席’的口號，就是這樣。另一種則是將古人的觀念翻出來，當成腐朽的垃圾，予以清除。例如在列舉‘和’字的罪狀后，鼓吹起‘斗爭哲學’來，就是這樣。黨在堅決糾正了自己所犯的左傾錯誤之后，全黨和和整個民族的思想觀念發(fā)生了歷史性飛躍。但由于種種原因，包括舊形而上學思維方式的做怪，人們往往從一個極端滑向另一個極端。從‘忠于毛主席’的觀念掙脫出來后，一些人同黨的思想、組織拉開了距離，出現(xiàn)了‘信仰危機’。從‘斗爭哲學’的觀念掙脫出來之后，一些人的是非觀念、善惡觀念淡薄了，不敢或不愿同壞人壞事，特別是頂頭上司的惡行做斗爭了�？梢哉f，領導干部在‘保官升官’過程中出現(xiàn)的無原則的一團和氣之風與阿諛奉承之風，是對‘文革’時期人為制造的同志之間、上下級之間的緊張狀態(tài)、不信任關系的一種反動．

　　3、傳統(tǒng)的力量無論有多大，(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也無法同現(xiàn)實的力量相比。幾千年來我們民族文化傳統(tǒng)的心理積淀和幾十年來黨的革命作風的心理輻射及其演變，都要通過現(xiàn)在正在進行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的現(xiàn)實來起作用。當代哲學詮釋學理論啟示著人們：任何理論觀念總是為特定時代、國度和具體的人、人群所加以解讀和接受的，做為客體的理論觀念必然要打上做為主體的解讀者和接受者的主觀印跡，并為解讀者和接受者所利用。很明顯，在經(jīng)濟全球化和世界多極化的歷史時期中，人們正經(jīng)受著前所未有的社會心理撞擊，從而大大拓展了人們的視界，改變了人們的曾被僵化了的思維方式，增強了人們的曾被壓抑了的主體意識，激發(fā)了人們?yōu)楂@取更高的物質享受和精神享受而奮斗的精神。多數(shù)領導干部在到改革開放前沿的大都會和發(fā)達國家考察的過程中，在觀念得到更新，知識得到豐富，思維能力得到提高的同時，深深被信息高速公路和燈紅酒綠所吸引，人類天性中的各種欲望被呼喚出來。他們一方面警告自己:不能無限制追求個人欲望，不可做違法之事，另一方面卻在可能條件下，尋覓較高的待遇和較多的收入。如果說美國學者布坎南曾提出‘尋租’理論，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資本主義國家一些官員合法收入以外所得的話，那末，人們今天也不難察覺到隱蔽在多數(shù)領導干部內心世界的這樣一種心理活動：按學歷、資歷和德才素質來說，我比那些富有的企業(yè)家要高，但收入水平卻低得多；
只要不太違法，不大過分，有點額外收入算得什么呢？這就是為什么他們的貨幣‘含金量高’，而常常能為上級和民眾認可的原因所在。難怪一位品行較好的副教授，寧愿月工資降低百余元，也要到政權機關去當一個副處長，而在不到一年的時間，他雖無惡行，甚至比周圍的同級干部還要廉潔些，身體卻由干瘦變得肥胖，花錢也變得隨便起來呢！同時，由于在經(jīng)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中，出現(xiàn)了一些不確定因素，人們常常徘徊在是與非，對與錯之間，一時不能做出決斷。而自量子力學誕生以來，現(xiàn)代科學所引發(fā)的思維方式的多元性，及其在處理復雜事物時所顯示出的功效性，又促使一些人夸大了是非的相對性。在改革時期，特別是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體制的過程中，如何處理好各種矛盾，如何在保證公共利益優(yōu)先的情況下，擴大自己的私人利益，如何將發(fā)揚民主與保持穩(wěn)定恰當?shù)亟Y合起來，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這使流行于他們中的一團和氣、阿諛奉承的歪風，得到滋養(yǎng)，便顯得可以理解了。

　　應該說，在八九十年代，黨對領導干部的狀況是有相當了解的，但由于沒有深入到社會心理這一層面中去，并且教育目標定位得不準確，以極高層次的如‘大公無私，先人后己’的標準，代替了如清正廉潔，嚴格自律這種合理的現(xiàn)實標準，在教育過程中就缺乏針對性和可操作性。在一段時間中，似乎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和革命英雄主義教育的對象，只是普通老百姓和青少年。一些領導干部忙于應付業(yè)務，并不認真反省自己、檢點自己，改造世界觀、人生觀。在自律意識放松的同時，他律意識也削弱了。相當一些地方的領導干部不參加組織生活，即使勉強參加了生活會，也不認真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有人還對黨中央提出的‘不搞政治運動’做了誤解和曲解，以為搞點不正之風，沒什么可怕的，反正再也不會發(fā)動群眾來監(jiān)督和批判自己了。在政治體制改革相對滯后，干部制度又不夠完善的情況下，提拔了一批雖無昭彰劣跡和惡行，卻只想‘穩(wěn)當做官，力求保官升官’的干部到領導崗位上來，這使多數(shù)領導干部思想道德中的那種缺憾，更加難以補正，也就不顯奇怪了。

　　針對當前領導干部的思想道德實際，有必要采取有效的措施，進行有的放矢的教育工作．

　�。�、做為全黨和全社會的領導中樞，必須對領導干部的思想道德狀況有較為準確的估計，不能在一般談論時隨意拔高，而在具體開展教育工作時又估計過低．我在十幾年前所寫的＜當代領導干部社會心理分析＞一書中，指出的＂兩頭小，中間大＂的狀況和提出的＂三級結構模式＂，似仍符合當前領導干部的實際情況．事實表明，對領導干部中的＂多數(shù)＂的思想道德狀的估計不能過高．例如，人們似已習慣了這樣的情況：他們多有＂灰色收入＂．例如家庭財產(chǎn)狀況與其合法收入明顯不符，或子女自費出國留學，或有兩三處豪華住宅，或花錢大手大腳，卻仍＂富富有余＂．偶有人提出質疑，便往往得到勸阻：＂你有確切證據(jù)他們的收入不是好來的嗎？現(xiàn)在都是這樣，當領導的，總要多占點嘛！不過分就行＂．以致在一般干部和民眾中，這種＂不過分＂的干部就算是好干部了．遺憾的是，十幾年來所規(guī)定的＂收入申報制度＂，形同虛設，人們往往只是在已經(jīng)被揭露出大量收受賄賂的腐敗分子的罪行中，才間或找到＂財產(chǎn)來源不明罪＂！問題的嚴重性還在于，面對這種大面積的＂灰色收入＂的情況，領導中樞幾乎不去觸動，擔心這會得罪＂多數(shù)＂，失去眾多的支持者，以致失去執(zhí)政的基礎．常�？吹竭@種情況：在反腐敗斗爭一開始，就聲稱＂不搞人人過關＂，給這個＂多數(shù)＂吃上寬心丸，致使這個＂多數(shù)＂連自我批評、＂亮丑＂都不做，更不能相互之間開展認真地批評了．這就造成每場斗爭除了抓住幾個早已劣跡昭彰的腐敗分子外，多數(shù)人平安無事，依然故我．許多地方的＂三講＂和＂保持先進性教育＂，走了過場，這是毫不奇怪的．其實，對這個＂多數(shù)＂的不正之風的糾正，對其＂灰色收入＂的正確處理，歸根結底是會得到他們的理解的．因為他們畢竟具有一定的思想道德水平和服從中央決定的慣性，只是看到長期以來＂不摟白不摟，不占白不占＂，只要沒有達到腐敗分子的程度，就算＂廉潔＂，就不會受到批評，才在攀比效應的影響下，參與一些不正當?shù)幕顒恿T了．不應怕他們會因為遭到批評和糾正起而反對中央，不應怕對這個＂多數(shù)＂從嚴要求和管理會引起不穩(wěn)定．

　�。病⒃趯W習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過程中，固然要提高對社會主義的本質，對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這些重大社會政治問題的認識，但與此同時還要注意解決樹立科學、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的問題。‘為人民服務’這一原則已講了幾十年，但相當一些領導干部卻不愿聯(lián)系自己的思想和行動，缺乏對人民的真情實感。而缺乏感情的支撐，正是一些領導干部盡管在理論、理智上‘懂得’為人民服務的道理，而實際上卻總是只為自己著想的重要原因。列寧當年在評魯?shù)澜鹚�編的一本書時指出：‘沒有人的感情，就從來沒有也不可能有對真理的追求�！�（《列寧全集》第２０卷，１９５８年版第２５５頁）真情實感又是人類道德理性最深刻的根源，是一個領導干部在關乎人民利益的是非問題上，防止機會主義心理的最重的法碼。目前要著重克服的是，領導干部中普遍存在的那種把本來具有的良好情感淹沒在‘保官升官’的巨大的理想主義的冰水中的現(xiàn)象。只有使領導干部的喜、怒、哀、樂同人民的喜、怒、哀、樂融為一體，共命運，同呼吸，才會在為人民做事時，充滿真情實感，而不使人感到勉強、做作。只有對好人好事發(fā)自內心地支持，對壞人壞事發(fā)自內心地反對，顯出一身正氣，才有可能真正做到‘為人民服務’。還要注意克服那種蔑視寫在文件和書本上的一系列為人民服務的原則的有害傾向。人們不難發(fā)現(xiàn)，一些知識分子剛走上領導崗位時，以文件、書本上寫明的一系列思想道德準則要求自己和別人。但過了一段時間，發(fā)現(xiàn)官場中的氣氛使自己難以嚴格按這些信條辦事，為了‘保官升官’，便開始摸氣候、看風向、拉關系，按‘官場活動規(guī)律’和＂潛規(guī)則＂辦事了。遺憾的是，世人常稱這種轉變?yōu)椤畞G掉了書呆子氣，會當領導了！’這自然更加強化了那種穩(wěn)當做官的處世哲學了。

　　３、在提倡大公無私、先人后己這種人類崇高的精神生活，并將其做為領導干部永不停息的理想修養(yǎng)目標的同時，有必要將清正廉潔，以‘私’字服從‘公’字，做為現(xiàn)實修養(yǎng)的標準，加以硬性規(guī)定，做為考核的依據(jù)，以便于在實際中操作。如果將這兩個不同的層次混同起來，并以前者代替后者，如果理論要求只在高層次上徘徊，不顧實際效果地在那里重復高而又高，甚至是玄而又玄的口號，就會使多數(shù)領導干部感到高不可攀，放松努力，導致把理想目標當成口頭蟬，也會使群眾產(chǎn)生對領導干部要求過高過急并轉而灰心失望的心理。(可參閱拙作：《理想主義與現(xiàn)實主義辯證統(tǒng)一的哲學方法論》第四節(jié)，載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４月出版的《鄧小平領導思想研究》一書)其實，領導干部即使沒有做到‘無私’，只要在公與私的矛盾中，以私服從公即可；
即使沒有做到‘后己’，只要按制度規(guī)定該享有什么待遇才去享受什么待遇，而不以權謀私，獲取另外的享樂，群眾也就滿意了。事實表明，即使達到真正的清正廉潔這一層次已屬不易，尚需領導干部做出巨大的努力。值得強調的是，大力培養(yǎng)公民意識，發(fā)揚黨內外民主，特別是黨內民主，在上下級之間建立平等關系是十分重要的。這里，有必要對馬克思主義的民主觀（含平等觀：恩格斯當年就講過‘民主這個概念中包含著社會平等的要求’［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卷，１９５７年版第６６４頁）做點說明和補正。在馬克思、恩格斯所處的歷史時代，資產(chǎn)階級民主觀如從洛克算起，已流行了近二百年，這種思想理論在取得了眾所周知的巨大成就的同時，也暴露出了特有的局限性。馬克思、恩格斯不能不在否定的意義上，對資產(chǎn)階級民主觀進行激烈的批判，并提出了無產(chǎn)階級民主觀與之相對立。由于他們多次表示反對一般地談論民主，導致在相當一些馬克思主義者的心目中，民主這面旗幟變得黯然失色了。到了列寧的時代，由于無產(chǎn)階級奪取政權的斗爭提到了日程，列寧雖然多次闡述過民主的重要性，但他重點強調的還是集中和專政。他在１９０４年發(fā)表的《進一步，退兩步》中，把‘無產(chǎn)階級的集中制’做為黨的組織原則，只是過了一年多，才采納了孟什維克的意見，在集中制的前面加上了‘民主’一詞。后來在同考茨基等人的論戰(zhàn)中，列寧在正確地指出民主的階級性的同時，又否定了一般民主的存在。他在１９１７年十月革命前夕，布爾什維克改名為共產(chǎn)黨時，甚至認為‘民主這個詞用在共產(chǎn)黨身上，┅┅在科學上不正確�！�（《列寧選集》第三卷，１９６０年版第６４頁）毛澤東在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之忽視民主制度的建設，是同國際共產(chǎn)主義運動中長期缺乏民主的傳統(tǒng)有直接關系的。他在１９５７年春季講到民主做為上層建筑‘既是目的又是手段’后，發(fā)生了反右派斗爭，便在公開發(fā)表這篇談話的夏季修改為：‘民主這個東西，有時看來似乎是目的，實際上，只是一種手段�！�（《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３６８頁）在九年后的《五一六通知》中，他甚至譴責了‘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正確提法。毛澤東的這類觀點，給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yè)造成了巨大的危害。（可參閱拙著《社會主義現(xiàn)象與哲學方法論》第五章第六節(jié)，內蒙古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今天，當我們重新審視馬克思主義的民主觀時，不能忘記我們是處在與當年馬克思、恩格斯乃至列寧有所不同的時代，來面對民主這一問題的。我們的側重點應當是弘揚我們民族和我們黨長時期以來所缺乏的民主精神，并補正馬克思主義民主觀中的某種不完全性。在高揚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所必然帶來的民主平等精神的同時，加速建設民主政治的進程，是完全必要的。要在領導干部中克服相當流行的害怕民主的心理，認真批判正在吹進大雅之堂的一團和氣之風和阿諛奉承之風，努力做到上級鼓勵下級和群眾監(jiān)督自己，首長鼓勵秘書監(jiān)督自己（目前有多少首長希望秘書監(jiān)督自己呢？）要使下級和群眾在人格上自立、自尊，真正與領導者在政治上平等。有必要繼續(xù)采用黨的十三大所提出的對話方法，因為這既便于密切領導與群眾的關系，又便于培養(yǎng)領導與群眾的民主平等精神。對于部分青年知識分子脫離國情的民主要求，需要進行有說服力的引導和教育，使之認識到民主的發(fā)展應當有序地進行。不能輕率地把急于擴大民主的要求一概說成是‘資產(chǎn)階級民主觀’，更不能以挫傷和犧牲他們要求民主和關心國家大事的政治積極性為代價，來維護虛假的、表面的‘穩(wěn)定’。事實還表明，只有將公民意識、民主精神的教育，同愛國主義、集體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教育結合起來，并納入到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中來，才能改變目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普遍存在的生硬僵化、空洞無力、效果很差的局面．

　�。�、把嚴格執(zhí)行制度與發(fā)動群眾進行監(jiān)督和管理結合起來，在目前具有十分迫切的意義．鄧小平的那句名言：‘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３３３頁），是人們所熟知的．但是，制度不是萬能的．人們不難看到，我們已經(jīng)建立了夠多的規(guī)章制度．問題在于許多領導干部不愿、不能堅持執(zhí)行，靈活性和隨意性很大．這除了要求上級組織嚴格要求下級執(zhí)行制度，嚴肅查處違反制度的人和事外，還要發(fā)動群眾進行監(jiān)督。建立、健全和執(zhí)行制度，并不排除針對一個時期中存在的主要問題，進行集中性教育。根據(jù)我國國情和歷史經(jīng)驗，這種集中性教育，會在全社會范圍內造成一種良好的社會心理氛圍，是一付重要的清醒劑和解毒劑。要充分利用黨的政治工作中的重要資源，切不可把黨的傳統(tǒng)工作方法一律視為＂左＂的做法．要走群眾路線，發(fā)動群眾并等于搞群眾運動，而搞群眾運動也并不注定會犯左傾錯誤．即使建國后的群眾運動，也并非全錯．如五十年代初的＂三反＂運動，就取得了很大成績，即使是六十年代初開展的干部＂下樓＂、＂洗澡＂活動，對干部＂干干凈凈做人＂，＂夾著尾巴做人＂，也有一定積極作用．現(xiàn)在，我們許多領導干部傲慢得很，自己一身毛病，卻根本不把群眾放在眼里，以為自己的去留和升遷只在上級那里，更以為反正群眾只知自己的表面上的一些小問題，大一點的問題也只是懷疑，并無真憑實據(jù)．須知，象＂文革＂這樣的運動之所以是錯誤的，主要不在于它是運動，而在于它的方向和政策錯了，不要犯＂群眾運動恐懼癥＂．在反腐敗斗爭中，既要懲治腐敗分子，更要教育一大片，并醫(yī)治領導干部道德心理中的病癥，補正其道德心理缺憾，使之健康起來。在群眾面前，暴露自己的錯誤，是否會喪失尊嚴、丟面子呢？應該說，那種虛假的尊嚴、面子，早就應該丟掉了！這種＂丟掉＂，正是群眾真正站立起來，行使當家作主權利，監(jiān)督＂公仆＂的必要條件．在這里，我們找到了黨的傳統(tǒng)優(yōu)良作風同現(xiàn)代民主精神的交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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