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 ] 我們處在社會學創(chuàng)始以來又一個極為復雜的時期�，F時現代性穿越了以往的束縛，追求更加自由、輕快和流暢的節(jié)奏，我們的生活也持續(xù)巨變。短暫的需要取代了對永恒的向往，流動變化比穩(wěn)定持久更具有常態(tài)性，社會和集體的事業(yè)離開了傳統(tǒng)航道，個人境遇也更為不確定和難以預見。這些再次提示我們：傳統(tǒng)理論的基礎并非想象中那樣牢不可破，反觀傳統(tǒng)、審查經典、重建理論視野和思維軌道永遠是必要的。這種“反向而行”的過程能夠顯露傳統(tǒng)理論對人本身價值目標的忽略和背離。在當代，人的主體性發(fā)展穿越了“個體化”、“個性化”階段，邁進了“個人化”里程，這是當代個人的對這個變遷時代的實踐回應，也是現時代個人與以往時代個人的標識性區(qū)別。這種分析顯示了，人是新型現代性和社會工程的主體，他通過這一過程施展才能、發(fā)揮創(chuàng)造性、型塑歷史，實現自己的期待、享受自己的生活。這是蘊含于我們時代自身的以人為本的源泉，也是人本型、創(chuàng)新型和未來型社會化理論的現實支撐。于是，如何型塑具有時代精神的精英和社會財富的繼承者，托起我們民族的生存和希望，也就再次成為理論社會學與時代和實踐的一個交匯點。

　　[ 關鍵詞 ] 舊式現代性；
傳統(tǒng)社會化理論；
新型現代性；
人的主體性；
個人化；
新型社會化理論

　　經典的價值是永久的。因為，經典能夠以開放的姿態(tài)來迎接和應對變化時代的挑戰(zhàn)，通過對自我的更新而成為永久。這正是馬克思主義社會學或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社會學所具有的一種品質。在 19 世紀，社會生活步入現代的關鍵時期，馬克思主義社會學以獨特的理論體系記述了這一空前變遷，批判了資本主義工業(yè)化制度對人的豐富內涵的剝蝕，使得作為歷史主體的人褪變成了獲得經濟剩余、實現資本積累的工具，揭示了這種社會制度再生產的特殊基礎——勞動與勞動者的異化。在以人為本的價值基礎上，馬克思主義社會學闡發(fā)了關于理想社會的構想：人 通過 自我的能動實踐，構建起“生產者的自由平等的聯合體”，使“每個人的自由發(fā)展”與“一切人的自由發(fā)展”形成相依和互促；

這樣的社會足以真正容納 每一個人的本質，包括他的“活動”、“生活”、“享受”和“財富”。這些思想一再展示著 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經久不衰的魅力。

　　在當代， 全球化過程對現代以來的社會秩序和規(guī)則體系、社會利益關系及人們的交往關系體系不斷造成根本性的沖擊，財富的創(chuàng)造、積累和分享在極大程度上已經脫離了現代性早期的狀態(tài)和方式，社會生產、分工和分化以及結構轉型對于勞動體系的深度影響，高科技對社會生活領域的廣泛滲透以及隨之而來的風險化過程等，都增加了個人生活的流變性和不確定性。在人們深感彼此更難以復制出相同的經歷和體驗的同時，構筑和分享共同的生活也就更為意義重大。正是社會生活的這些最新變化牽動著社會學理論的現時關懷。對當代社會與個人的再度觀察和分析，對傳統(tǒng)理論的根基和構架的再行審視，對人的主體性當代進程的探查，能夠使我們以新的理論眼光去領略和開發(fā)以人為本的時代意涵。

　　一、社會學理論的基石及其世紀挑戰(zhàn)

　　對于經典的挑戰(zhàn)往往是基礎性的，涉及到理論的深層和基石部分；
對于經典的更新有賴于我們思維方式的更新，我們對待基礎理論的態(tài)度首先應當給予反思和批評。這是使我們的視野和理路發(fā)生調整和轉變的前提。

　�。ㄒ唬﹤鹘y(tǒng)社會化理論：奠基性、時代個性及其問題

　　社會學理論的一塊基石 布賴恩·特納這樣認為：社會作為一種不同于私人世界和國家的領域，它的興起促成了三塊不同的核心問題域，集中體現了現代性的自我理解：個體的社會化，知識的理性以及權力的合法化。他又指出，個體的社會化（或者說社會主體性），知識的理性以及權力的合法化，這三個問題將被視為現代社會理論的規(guī)定性特征 [ [1] ](P32 、 33) 。在特納看來，在社會學理論對現代性解釋的三塊“核心問題域”，社會化理論是處于第一位的。同樣，在“現代社會理論的規(guī)定性特征”中，社會化理論被視為首要的特征。應當說，特納對社會化理論的這種評論并不為過，因為，在一些最富聲名的社會學家的思想中，這一理論確是西方社會學的一塊基石。

　　譬如，迪爾凱姆曾指出：我們研究的起點，就是要考察個人人格與社會團結的關系問題。為什么個人越變得自主，他就會越來越依賴社會？為什么在個人不斷膨脹的同時，他與社會的聯系卻越加緊密？盡管這兩者看似矛盾，但它們亦步亦趨地活動卻是不容反駁的事實 [ [2] ](P11) 。顯然，所謂“個人人格與社會團結的關系問題”正是人的社會化問題，而個人的自主性與他對社會依賴的同步發(fā)展，正表明了社會化理論的重要意義。事實上，有關社會化的思考不僅是迪爾凱姆 的“研究起點”，而且一直貫穿在他 的整個社會學理論之中。

　　對于帕森斯來說，人的社會化具有極為重大的意義。在他畢生致力于解答的 “社會系統(tǒng)如何實現自身整合”這一問題中，思考的焦點始終沒有離開過個人。通過個人的可整合性與社會系統(tǒng)的一體性、人的社會化與社會的均衡與穩(wěn)定，個人的心智活動與社會的宏觀結構等等分析，跨越了社會學、政治學、心理學、經濟學、文化人類學的研究，將個人行動與社會系統(tǒng)、行動意義與秩序規(guī)范、角色行為與制度化模式、人格結構與文化系統(tǒng)、社會化與社會控制、角色互動模式與社會變遷等，融入到一個巨型理論之中，“囊括”了此前社會學的各種不同傳統(tǒng)。按照亞歷山大的評論，帕森斯“創(chuàng)立了當代社會學論戰(zhàn)的框架” [ [3] ](P15) 。

　　其他經典時期的社會學家如齊美爾，著重探討了社會交往如何使個人屬性轉變?yōu)榱松鐣�現象，發(fā)展出共同的生活；
韋伯闡述了現代性的總體文化趨勢以及社會與個人不斷增長的工具理性和技術理性，如何將現代人變?yōu)榱死硇曰�鐵籠的囚徒；
庫利對個人的早期社會化以及初級群體的特殊作用做出了奠基性的研究；
米德分析了自我觀念在社會互動中的發(fā)生和形成過程，強調了符號互動能力在人的自我發(fā)展和角色社會化中的不可或缺的作用，等等。正是在這些努力所建構的基礎之上，逐漸匯聚成了社會化理論，構筑了社會學理論的重要基石。

　　理論的時代標記及其問題的隱伏 時代的實踐 是一切偉大思想的來源， 也是冶煉知識精華、鍛鑄理論經典的熔爐。正是在早期現代性的熔爐中、運用當時社會變遷的實踐素材，經典社會學家建構了傳統(tǒng)社會化理論。同時，這一過程也留下了時代的標記，必然在理論的價值取向、主導理念、基本內容及未來問題等方面表現出來。

　　首先，舊式現代性與傳統(tǒng)社會化理論的價值取向。隨著前現代社會秩序的迅速崩解，各個初始群體、傳統(tǒng)社區(qū)和社會之間的區(qū)隔也逐漸消融，以往狹小、松散、孤立的自然社會被熔聚為一體，形成了一種總體性的社會。約從 19 世紀始到 20 世紀中后期，現代性以全速擴展和推進，現代社會也經歷了最為關鍵的建構階段。在這一階段上， “人的獨立性” 不得不 “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馬克思），以對自然事物的掠奪、控制和轉化為前提條件。這種趨向嚴重地腐蝕了現代性變遷的革命性和進步性意義，導致了這一過程的陳舊和倒逆的實質——現代性的人為工程變?yōu)榱四康谋旧�，人卻成了實現這一工程的手段和工具，他已經喪失了實踐主體的身份，在社會工程的狂飆突進之中完全銷聲匿跡了。

　　這種時代特征融入了經典時期的學術主潮，確定了傳統(tǒng)社會化理論的價值取向——人的社會化過程并不是體現人的本身的目的、追求人的主體性價值，而是在于如何使人更加適合人為工程的需要、更大限度地發(fā)揮他的手段性和工具性作用。

　　其次，社會的組織化和集體化與傳統(tǒng)社會化理論的主導理念。現代人為工程的實施也是強化個人間及群體間的功能依聯，形成各種大型社會組織和集體的過程�；匾� 19 世紀到 20 世紀大部分時間的歷史，不難看出，社會生活的集合性主要是通過集體和組織的方式來展現的，大型社會集團和組織對于當時的社會生活發(fā)揮了支配性的作用，從資源、技術和運作方面為社會的結構化和系統(tǒng)化提供了實際支撐。在這個以集體行動構建社會的時代，現代個人正是立存于這種“集體化的社會”之中的 [ [4] ] 。

　　這種社會特征構成了傳統(tǒng)社會化理論主導理念。對于當時的社會學家來說，如何使個人的自我個性、利益要求和選擇匯入到社會的集體行動過程，實現組織和集體的目標期待，是社會化理論必須予以回答和闡述的重要內容。

　　其三，組織和集體的行動意志與傳統(tǒng)社會化理論的基本目的。這是個人與集體的聯盟最為牢固的時期。一方面，組織和集體按照自己的目標，以某種價值觀、文化方式、人為設計和安排、技術性設置等來教化和調節(jié)個人，這種意志過程所建構的集體性事實，形成了對個人的生活、勞動、參與和分享的吸納機制。另一方面，個人也在共同生活中獲得了生存的保障，發(fā)現了人生的意義和價值，建立起了自我的信念和理想，集體幾乎是能夠承載個人的全部生活的唯一載體。這種“歸化”和“被歸化”過程使集體與個人結下了神圣的盟約，將兩者的命運緊緊地捆縛在了一起。

　　于是，如何建構和維系個人與組織和集體的這種牢不可破的關系，折射在傳統(tǒng)社會化理論的基本內容之中。譬如，關于人的個性形成、文化傳遞、技能學習和發(fā)展以及“生命歷程”分析范式，關于個人的角色化、功能化、模式化和標準化論述，都貫穿了對于個人必須具備的組織和集體性能的闡述。

　　顯然，舊式現代性、社會工程的目的和價值需要、社會組織和集體的支配性地位等等，構成了傳統(tǒng)社會化理論的實踐基礎，也提供了這一理論得以展開的具體空間，與此同時也隱伏了理論在未來將遭遇的問題。

　�。ǘ�）“社會的集體化”與人的社會化理論

　　從現代性早期直到相當晚近的時期，大型社會組織和集體一直是現代社會的整體性、結構性、和諧性的支柱，也曾經是個人生活的歸依和安身立命的基礎�！吧鐣�的集體化”與“集體化的個人”的這種內在聯系，形成了傳統(tǒng)社會化理論的聚焦內容。

　　譬如，迪爾凱姆極為強調社會次級群體對于人的社會化以及社會團結的關鍵性作用，他深信，如果在政府與個人之間沒有一系列次級群體的存在，那么國家也就不可能存在下去。如果這些次級群體與個人的聯系非常緊密，那么它們就會強勁地把個人吸收到群體活動里，并以此把個人納入到社會生活的主流之中 [ [5] ](P40) 。為此， 迪爾凱姆思考了促成社會整合的三大重要機制：集體良知、國家、社會各個不同組成部分的作用，其中，“集體性”是這三大機制共有的關鍵詞。不僅如此，“集體性”實際上也是迪爾凱姆的社會學理論、宗教社會學和經驗實證研究中的一個貫通性思想。

　　帕森斯關注于社會系統(tǒng)如何解決自身的整合問題。為此，他闡述了社會系統(tǒng)自身必須具備的兩大均衡機制——社會化和社會控制，著力說明了這兩大機制的作用，個人成為了專門化的功能個體和單位行動者，作為公民、國民或法人被“化”入社會系統(tǒng)的過程，同時，社會本身也通過精巧的設計和技術運作，成為了能夠實現自我控制和均衡的制度化和結構化系統(tǒng)。盡管帕森斯像許多西方社會學家那樣，崇尚人的個性解放、肯定個人的自我價值，然而他的基本闡述仍然是，個人的追求、行動意志、行動目標、能動性努力、情境解釋的所有指向，都將服從于社會行動系統(tǒng)的功能需要，成為社會模式化體系中的構成部分。

　　傳統(tǒng)社會化理論的另一位奠基人——米德，在關于人的自我和角色的論述中，極為強調社會共同體、共享價值觀對行動過程的普遍支配作用，認為社會有組織的協調能力所產生的“選擇壓力”，促使個體使自己適應于社會環(huán)境和組織模式。他認為，個人由感知他人對自己的評價而形成自我，并進行選擇的權衡，這些人際實踐使社會組織得以建立和維持，并使社會結構得到復制。

　　舒茨是以普通人及其生活世界為研究主題的社會學家。他闡述了，生活世界是不同的行動者相互理解所形成的一種制度化結構，普通人運用自己的庫存知識對重復出現的典型情境進行處理，使情境標準化、具體事件例行化。對此，喬納森·特納尖銳地批評道：舒茨的觀點還是強調了限制，規(guī)范、價值觀、信仰、角色是一個人從內心、或有必要時則公開對情境作解釋的重要部分，它們整理了經驗和行動方式 [ [6] ](P515) 。

　　總起來說，傳統(tǒng)社會化理論作為一塊理論基石， 其深刻影響和滲透力度是其他基礎理論很難相比的。迄今為止，這一 理論仍然是極有影響的社會學基礎理論之一。今天，我們很難說這一理論體現了“人本”原則——這一原則本應是社會學理論的根基。(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因為，這一理論著意論述的是社會整體及其各種集體單元的需要，它們吸納、整合、支配甚至控制個人的社會化機制，以及個人的組織化、集體化、功能化、角色化過程。其間，個人的活力則被禁錮了，他成了各種集合體的囚徒，只能被動地接受和承載外部施加給自己的某種命運，而不是能動地展現自我、創(chuàng)造性地型塑歷史。應當說，傳統(tǒng)社會化理論表現了人本原則的極度低迷和失落。正因如此，它給后現代主義者預留了理論發(fā)揮的空間，他們斷言結構的解構、社會的碎片化、意義的喪失，宣告?zhèn)�人的死亡、宏大歷史的終結，以對傳統(tǒng)理論進行“反動”的方式再一次埋葬了以人為本。

　�。ㄈ�）在當代變遷中顫栗的理論基石

　　當歷史的腳步越來越接近 20 世紀末期，個人活力再現，社會生機回復，我們也越能感受到傳統(tǒng)理論的飄搖和顫栗。

　　哈貝馬斯對“社會邊界的動搖”帶來的人們在社會結構中的定位和生活世界的時空坐標的影響表現了極大的關注，對“社會進化”與“社會化的個人”的關系給予了較為深入的研究。他指出，疆域的拓展是與具體角色的多樣化、生活方式的多元化以及生活設計的個人化同步進行的 [ [7] ](P31) 。在《重建歷史唯物主義》一書中，哈貝馬斯著重闡述了“社會的再生產和社會成員的社會化是同一過程的兩個方面”的思想 [ [8] ](P8) ，他特別強調個人能力的提高對于社會進化的重大意義，將“個人的學習”喻為“起搏器”，認為它“預示著新的社會結構的構成” [ [9] ](P12) 。他的基本觀點是，社會本身不能單獨實現進化，只有與行為主體結合在一起才能構成有進化能力的系統(tǒng)；
只有吸取了社會化行為主體的學習能力，社會通過新的結構使自己的控制能力和調節(jié)能力達到新的水平；
只有把人們世界觀中的認識潛力用于人行為系統(tǒng)的重新組織，社會才能得以進步和發(fā)展 [ [10] ](P13) 。哈貝馬斯的討論再次凸顯了社會化理論的基礎性意義，并傳達了一種強烈的意識，即當代生活的最新變化使得社會學家必須對經典理論作出某種修正。

　　在吉登斯看來，當代社會的“去傳統(tǒng)化”使社會化的問題性更加突出。他主張，我們處在“后傳統(tǒng)社會”之中，這是一個真正新型的社會世界，因為社會紐帶不是由過去繼承而來，而是被有效建立起來的。無論在個人層次還是在集體層次上，重建社會紐帶都“是一項艱苦的事業(yè)” [ [11] ](P62) 。正因如此，吉登斯的許多研究都涉及了人的社會化。他批評傳統(tǒng)社會化理論將人的發(fā)展描述為固定的順序、不可逆轉的模式，這一歷程被當作“線性的生命計劃”，從兒童走向老年的道路只有一個方向，“不能猶豫、迂回、實驗，沒有第二次機會”。他指出，在傳統(tǒng)社會化理論中，家庭、教育、職業(yè)、婚姻以及退休都嚴格地遵循這種“線型”模式，個人的積極而能動的人生體驗以及嘗試和選擇的機會均被排斥了，人的社會化是強制實行的、單調的、盲目的和被動的，并為不同的人以相似的方式復制。這種陳舊而“傳統(tǒng)”的社會化程式使個人喪失了應有的生機和創(chuàng)造性，對于社會整合、社會團結的作用是值得懷疑的。為此，他對社會化進行了一定的重新思考，使這一過程產生出積極的效果，成為重構社會生活、重建社會團結的基礎。

　　后現代主義者則對傳統(tǒng)社會化理論采取了強烈的批判姿態(tài)。如鮑曼贊成這樣的觀點：當代文化表現出“夜總會”特征，需要最大的影響、最有力的震撼，而這一切都在快速過時，因而要不斷地制造出新的名流、流行、弱點或問題以便吸引大眾的注意 [ [12] ](P310) 。他因而認為，個人經過社會化融入到社會系統(tǒng)再生產過程的方式已經發(fā)生了深刻的變化：個人以往被塑造成生產者或士兵，現在則被組織成消費者或游戲者，從具有活動力量的勞動力載體轉變?yōu)榱四軌驅π碌拇碳ず徒涷炞鞒龇磻�和體驗的有機體，從服從規(guī)章制度“有紀律的”演員轉變?yōu)榱恕坝袆?chuàng)造能力的”演員，從與他人組合形成有意義的整體轉變?yōu)榱俗晕铱酥�、自我推進、自我平衡的單元，等等 [ [13] ](P173-174) 。鮑曼指出，“即刻被淘汰而設計的可廢棄的物體組成的世界”已經取代了“持久穩(wěn)定的事物組成的世界”，身份就像換戲裝一樣被任意采用和丟棄，終身職業(yè)已經消失，職業(yè)技能的持續(xù)時間甚至比不上獲得這些技能所花費的時間，人際關系網絡的穩(wěn)定性與可信賴性也好不到哪兒去 [ [14] ](P96) 。因此，個人對社會生活變化的“適應”更為突出，必須在身心兩方面都具有對不斷增長的新經驗進行吸收和創(chuàng)造性反應的能力，以及承受快速變化的能力、通過自我督促、自我改進而“堅持下去”的能力 [ [15] ](P174) 。

　　社會學家對于社會化的內涵、動機、目的、模式、典范行為等的觀點和解釋，都與傳統(tǒng)社會化理論形成了重大的分歧。然而，一個明顯的事實是，在一些社會學概論中，社會化內容卻出現了明顯的“壓縮”跡象，吉登斯的《社會學》就是一個典型實例 [ [16] ](P36-39) 。當然，我們也可以認為，這是由于社會化理論向社會學的其他部分發(fā)生了滲透和擴散。但是，有一點是明確的：在傳統(tǒng)社會化理論面對當代社會生活的挑戰(zhàn)之時，社會學家們的積極回應是十分有限的——他們并未因此形成新的系統(tǒng)討論。

　　也許可以說，我們面對著社會學創(chuàng)始以來最為復雜的格局。短暫的需要擠走了永恒的追求，流變比持久更具有常態(tài)性和吸引力；
個人的角色、身份、地位、職業(yè)、人際網絡的終身不變的情形已經十分罕見，個人的情感、家庭、婚姻和自我的其他特征也更具開放性和可選擇性。與此同時，經典似乎進入了絕境，學者們的觀點莫衷一是，而理論本身卻回應乏力，這些都將社會學推進了一個新的關鍵時期。是仍囿于對傳統(tǒng)知識資源的依賴，還是重建理論的起點、創(chuàng)立本土的學術基業(yè)，顯然是一個問題。然而，生活不會等待，在持續(xù)的巨變之中，它的規(guī)則徹底地變化了。

　　按照哈貝馬斯的見解，真知追求的永遠都是普遍性、永恒性和必然性 [ [17] ](P13) 。然而，個人與社會的熟悉鏡像的消失動搖了真界與幻界的劃分，我們碰觸到了真知的底線，這種感受是，真知像是建立在流沙一樣變幻的基礎之上。但是，如果個人與社會的現實鏡像是一種真實，那么對這種真實的把握也應當是真知。這意味著，我們關于個人和社會的理論視野發(fā)生了劇烈變化。從根本上說，我們需要重新尋求對“現實的人”（馬克思）進行觀察、描述和刻畫的方法。

　　二、個人主體性的當代發(fā)展與社會化理論的再次奠基

　　U . 貝克深諳背離經典的困難所在：社會學“教皇們”的圣經始終還在起作用；
他們是些極其重要的思想家，懂得錘煉必不可少的思想內容。這些范疇的創(chuàng)造者掌握著各種思想軌跡的體系，這些體系創(chuàng)造出了思維之路。社會學迄今都是在這些道路上運行的 [ [18] ](P8-9) 。因此，如果我們決意走出傳統(tǒng)社會化理論的束縛，就必須整理我們的思想軌道，并通過這一過程確定理論的基點。

　　（一）重建思想軌道和再次奠基

　　在這里，新的思考應當與傳統(tǒng)理路“反向而行”。也就是說，應當躍出與舊式現代性以及傳統(tǒng)社會化理論的價值、理念和內容的框架，以新型現代性的視野和思路來重建思想軌道和再次奠基。這樣，我們可以看到，現代性是一個社會開放和人的解放過程，它以人為規(guī)劃的社會工程為手段和工具，以人的價值需要為真正目的。而且，人始終是現代工程的實踐主體，人的主體性價值的不斷實現也始終是這一過程的唯一理由和目的。如果人為工程背離了人的價值需要這一目標，就將喪失自我存在的任何依據。

　　顯然，在現代性過程中，人的主體性的實現既是實踐的也是理論的焦點。這樣，追尋現代性變遷和人的主體性發(fā)展及其基本的認識軌跡，特別是跟蹤當代個人、組織、集體和社會生活的最新變化，有可能展開一個新的理論空間。

　　關于人的主體性，不同的學科可能會有不同的界定。在社會學中，所謂人的主體性，可以理解為人作為社會生活實踐的主體，其行動過程體現出的自主性、能動性和創(chuàng)造性。概括地說，人的主體性突出體現在自覺能動性 ，能夠使自我內在的主觀意識活動與外在的客觀實踐過程能動地形成聯結、過渡和轉化，以及 預設性的意義賦予 ， 即對自我和他人的行動動機、意圖和意義給予解釋，并對行動的目標、方式、環(huán)節(jié)等預先進行制定和設計。在社會學中，人的主體性意味著，人是對自己的實踐過程具有主導能力的行動者。

　　以人的主體性發(fā)展作為理論思考的一個基點，我們可以找到 前現代性 與現代性、舊式現代性 與 新型現代性 的一個界標。對于前現代社會與現代社會來說，人的主體性意味著一個實質性的區(qū)別：前現代社會只有極少部分人享有主體身份的特權，絕大多數社會成員很難具有獨立的主體人格和自主行動權利；
現代社會的變遷推進了人的解放，形成了主體身份的大眾化和社會化，因而現代個人能夠更為普遍地展示自我的主體性。從舊式現代性與新型現代性來看，人的主體性發(fā)展面對著兩種不同的境界，前者是以人為工程作為價值和目的、以人作為滿足工程需要的手段和工具；
后者則以實現人本身的主體性價值作為目的，可以說，以人為本是新型現代性的根本理念和實踐依據。

　�。ǘ�）人的主體性的前提、奠基與現時把握

　　“人”及其主體性就像是一種生命過程，經歷了獲得、成長，并不斷豐滿和完善，我們可以作這樣概括和描述：從自然個體發(fā)展為社會個體，使人的主體性未來發(fā)展獲得了最初的基礎，是這一總體過程的第一個階段；
早期工業(yè)化和現代性造就的社會生活集體化階段，凸顯了個人的個性化發(fā)展問題，是這一過程的第二個階段；
當代社會生活變遷使個人的完整性、獨立性和獨特性充分顯示出來，個人化成為了當今個人的一種時代性特征，這是人的主體性發(fā)展的第三個階段。

　　個體化——人的主體性的發(fā)展前提 人成為與自然事物以及其他自然生命相區(qū)別的個體，是人的主體性發(fā)展的最基本的前提。

　　人類初始的生存完全依賴于自然界，完全從屬于自然，人類也曾把自己視為與其他自然事物相同的自然存在，這種意識經歷了漫長的歲月。在很長的時期里，原始自然 與自然人群社會的關系都 呈現出 “ 渾然一體 ” 狀態(tài) 。

在此情形下， 人和自然界是直接同一的， 人類幼年與自然的關系非常質樸和簡單；

人與 自然人群是高度同質的，因為群體內部尚未形成明顯的分化，群體成員也具有基本同質特征。正 像馬克思主 義社會學所指出的， “因為自然界幾乎還沒有被歷史的進程所改變”，并指出， “ 人們對自然界的狹隘的關系制約著他們之間的狹隘的關系，而他們之間的狹隘的關系又制約著他們對自然界的狹隘的關系 ”。

[ [19] ](P35)

　　正因如此，把人看成是一種“個體”，在人類歷史進程的認識方面是一個非常重大的事件。因為，把人視為“個體”首先意味著，將“人類個體”從“自然個體”中區(qū)分并剝離了出來；
其次意味著，“人”不是一個質地相同的整體，而是有差異的不同個體單位。顯然， 人是“個體”，一方面反映了， 人 與其他自然生物或非生物“個體”永遠劃分開來了；
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人作為個體成員的 差異性在自然人群眾中呈現了出來。

　　迪爾凱姆很看重一種觀點：盧梭、孟德斯鳩、孔德以及斯賓塞等“幾乎所有思想家”有一個假設，即“自然的終點是個體”。

[ [20] ](P61) 在我們看來，人作為“個體”的觀念是這樣一個重大標志：自 然界與人以及自然群體與人的“渾然一體”，就此走上了終點 ；

人把自己從對自然界的依屬狀態(tài)中剝離了出來， 邁開了走向“社會”的漫漫途程。不僅如此，“個體的人”這一觀念也可以說是認識史和思想史上的一個里程碑。從概念的發(fā)展來看，“個體”最初是在自然史和生物史意義上使用的一個術語，它可以指稱一切自然個體，包括生命的和非生命的、人類的和非人類的。所以，“個體的人”這一思想標志著，人對自己的觀察和研究開始邁進了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的里程。

　　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從寬闊的歷史視野對人的發(fā)展進行了考察和分析，揭示了作為“自然個體”的人的終結，即是“社會人”的開端，論述了創(chuàng)造性的勞動過程如何使人突破了自然界的限制，從而開始了人和社會的真正歷史，闡釋了勞動實踐和生產方式變革的過程錘煉了人的自主性、能動性和創(chuàng)造性，為人的主體性的不斷發(fā)展提供了現實基礎。

　　個性化——人的主體性發(fā)展的奠基階段 社會生活的現代性變遷帶來了人的地位的普遍改變和提升，正式翻開了人的主體性發(fā)展的史章。(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一般認為，約 17 世紀，人類生活和社會組織發(fā)生了從傳統(tǒng)向現代的轉變。前現代的各種人類生存群體、傳統(tǒng)社區(qū)、城鄉(xiāng)區(qū)隔等自然社會逐漸被融為一體，現代民族國家得以崛起和屹立，民族的和國家的意識取代了傳統(tǒng)上松散的集體記憶和認同。至 19 和 20 世紀，現代性在西方一些國家全速推進，并加速了向世界范圍的擴散，最終形成了具有全球性影響的現代性變遷。

　　隨著現代社會生活的展現、擴展到高速推進，人的個性化發(fā)展構成了人的主體性發(fā)展的具體內容，也是其實現的基本方式。這段時期，人的個性化發(fā)展出現了兩個明顯的進程：在現代性的起始階段，打破前現代的傳統(tǒng)關系束縛、特別是封建枷鎖的禁錮，是一項歷史性任務，這決定了人的主體性發(fā)展內涵，首先是個人的身份獨立、人格自由和個性解放，這一點構成了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的思想家的思考和探索，他們以人的自由、平等、博愛的名義，起草了對未來生活有深遠影響的基本綱領。在現代性的急劇擴張階段，擺脫了傳統(tǒng)束縛的人展現了自己的實踐主體地位，這也凸顯出了一組必須回答的問題，即，如何才能使這些有自由個性和自我意志的個人整合于社會整體，成為現代組織和集體中的行動單位，以適合于社會的共同生活。因此，“組織和集體的需要與人的個性化發(fā)展”所形成的論題，匯聚了許多學科——醫(yī)學、精神病學、統(tǒng)計學、心理學、文化人類學、社會學等——的共同關注。

　　實際上，“組織和集體的需要與人的個性化發(fā)展”也是傳統(tǒng)社會化理論的研究集合點，這一理論的不同視角實際上都涉及到對這組問題的思考。例如，從文化的角度，個人如何傳遞和延續(xù)文化，以及如何內化文化及價值觀；
從社會結構的角度，個人如何被整合到社會系統(tǒng)之中，獲得社會角色和地位、滿足集體的某種功能需要；
從個人心理的角度，個人如何在家庭生活和社會交往中形成自我和個性。其中，普通心理學、實驗心理學、行為主義心理學、發(fā)展心理學及社會學等對于個人心理和人格的研究，如皮亞杰的兒童心理發(fā)展理論、弗洛伊德的人格結構理論 、哈里森的人格發(fā)展的六階段論、埃里克森的八階段論，以及庫利的“鏡中我”理論、 米德的“角色扮演”理論等等，對人的自我和個性的形成和發(fā)展及常態(tài)特征，以及形式化、標準化、模式化趨勢的分析和描述，做出了極為突出的貢獻，迄今仍是社會化理論的重要知識支撐。

　　總之，自現代性正式開啟人的主體性的發(fā)展里程，幾個世紀以來的社會轉型和變遷一直在繼續(xù)展示著人的主體性的價值意義，百多年來不同學科對于人的自我和個性的研究記述了這一發(fā)展過程，也記述了我們對這一過程的認識，所有這些都為人的主體性的未來發(fā)展奠定了基礎。

　　個人化階段——人的主體性發(fā)展的現時把握 所謂個人化，概括地說，是指當代經濟活動、社會生產和勞動、就業(yè)方式及社會生活進一步開放和快速流變的條件下，個人作為社會關系體系中的一個基本單元、作為社會行動過程中的一個實體單位，他的完整性、獨立性和獨特性的表達和展現，他的自主行動、能動抉擇、直接責任的日益凸顯過程。我們以“個人化”來描述人的主體性發(fā)展的第三個階段。在我們看來，這是當代個人正在經歷的一種過程。

　　二戰(zhàn)以后，早期現代性工業(yè)化過程建立起來的社會大生產體系不斷受到動搖，社會生活超越了以大規(guī)模集體行動來鍛造歷史的那個偉大時期。至 20 世紀末期，當代世界及中國社會出現了一些相互聯系和制約的重要趨勢。從實質上說，人的主體性的“個人化”發(fā)展是當代個人對這些最新生活動向的實踐回應。

　　1 、經濟的信息化、符碼化和數字化。隨著當代科學技術的最新發(fā)展和應用，服務性產業(yè)的發(fā)展迅速超越了工業(yè)制造業(yè)，特別是信息技術在消費領域取得了突破性進展，形成了消費信息的市場和社會需求的規(guī)�；�，信息、符碼、數字技術對各個社會生活領域（如交通、廣告、金融、法律、教育、就業(yè)、醫(yī)療、娛樂，以及家政、心理和情感等）形成了覆蓋性影響。

　　2 、經濟活動性質的轉變。計算機、信息、網絡技術 的廣泛應用，促成了 抽象化的符碼數字象征系統(tǒng)，并對當代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生活形成深度滲透，大大削弱了時空場景對事件過程的約束， 提供了資本在 全球范圍的瞬時、遠程運作的技術條件，促使經濟活動 從以生產為主體的實體經濟向以套利為目的的投機經濟的轉移，虛擬經濟迅速成長，與此同時，也造成了當代經濟活動的不確定性、高波動性和高風險性等特征。

　　3 、 生產的輕型化、小型化和微型化 。隨著社會產業(yè)結構由重型化的工業(yè)制造業(yè)向輕型化的信息服務業(yè)的轉型，以及社會生產的信息化、符碼化和數字化，社會生產體系也相應形成了 輕型化、小型化和微型化的發(fā)展 趨勢。

　　4 、 社會勞動部門進一步白領化 、年輕化、女性化。社會產業(yè)結構的轉型導致了新的勞動和分工趨勢，在這種變化中，我們可以識別出職業(yè)群體、年齡和性別這幾個具有重要意義的變項。這組趨勢意味著，個人的知識、活力和信息能力對勞動世界的影響仍在日益增加。

　　5 、勞動方式的自主化和個人化。借助計算機、網絡、傳媒等新技術，勞動時間和空間的流動性、變化性大大加強，同時彈性化也達到了空前水平，因此，勞動正在面對自主化和個人化的嶄新階段。個人真正處于勞動的核心地位，其智力、體能的具體性、多樣性得到充分發(fā)揮，能夠獨立而能動地支配和掌控勞動過程。同時，各種小規(guī)模的、個人的、家內的作業(yè)方式應運而生，勞動場所不斷多樣、多元和分散�？傊�，勞動方式出現了從未有過的靈活、流動和權變的特性。

　　6 、就業(yè)方式更富于開放和變化。各種現象表明，充分就業(yè)、長期就業(yè)、穩(wěn)定就業(yè)的觀念日益變得不合時宜，職業(yè)崗位以往固定不變的模式不斷被打破，各種形式的短期就業(yè)、臨時就業(yè)或自雇用越來越成為常態(tài)，個人對職業(yè)的選擇也愈益自由化，與此同時，抱定在一個單位、一個地區(qū)終其一生的愿望的人們日趨減少，打破了以往 個人與群體之間 “終生擁有”的盟約 。

　　7 、個人選擇的直接責任化。

科學技術的發(fā)展使得網絡通訊交往越來越普及，個人間（以及群體間、個人與群體間）的即時性溝通也越來越成為常態(tài)，時空場景對事件和行動的傳統(tǒng)制約進一步被突破，這就形成了一種“去中介化”過程，即個人必須越來越多地直接作出選擇。不僅如此，這種即時性的交往溝通方式，使不同地域、文化、性別、種族、階級階層、群體和其他個人的以往經驗和當下選擇在瞬間涌來，同時在一點上形成聚集和交錯，在此情形下，傳統(tǒng)上運用時間和空間尋找調節(jié)和磨合的機會，往往失去了可能，這更加凸顯了個人的即時選擇及直接責任。

　　總之，我們時代的現代性正在脫出以往的固定形態(tài)，越過滯澀和趔趄的階段，變得自由、輕盈、液化、流轉變移，日益趨向一種更加流暢的形態(tài)。隨著人類生活和組織模式的轉型變遷，以往社會生活所形成的集體景觀正在逐漸被改造，個人變得更為異質多元、形貌萬千、開放拓展，不斷將自己推向新的邊際發(fā)展狀態(tài)。作為多樣化的個人，我們也更加難以復制出彼此的經歷和體驗。正是在這種輕快的時代節(jié)奏下，人的主體性發(fā)展進入了我們所說的個人化階段。這種發(fā)展集中反映了當代社會和個人的種種新特征，以至于可以說，這是我們時代的個人與以往時代的個人的一種標識性區(qū)別。

　　如果說，人的主體性發(fā)展的“ 個體化 ”和“ 個性化 ” 主要 得益于自然史、生物學和心理學的描述，那么，人的主體性發(fā)展的“ 個人化 ” 則是 社會學對當代個人的刻畫。而且，這一認識能夠又一次體現社會學理論與生活實踐的相互交匯。從理論上說，關于人的主體性當代發(fā)展的社會學解釋，將促成以往社會化理論的視野和價值取向的轉變、主導理念的更新、基本內容的調整，并推進理論的整體性構想，形成具有人本型、創(chuàng)新型和未來型特征的新型社會化理論。從實踐來看，社會學對于當代個人的認識，從一個新的角度揭示了我們時代自身所蘊含的以人為本的源泉。人是新型現代性實踐和社會工程的主體，他在這一過程中施展才能、發(fā)揮創(chuàng)造性、型塑歷史，并實現自己的期待、享受自己的生活�？傊�，社會學對個人的當代特征的研究和把握，將對現時的制度安排和策略選擇形成多方面的積極影響。

　　三、個人的當代發(fā)展與社會化理論的擴展和修正

　　以新型現代性作為總體視野，以人的主體性當代發(fā)展作為理論基礎，我們可以對傳統(tǒng)社會化理論進行擴展和修正，對人的社會化的視角、類型、機構等形進行新的思考和構想。這些內容可以構成人本型、創(chuàng)新型和未來型的社會化理論的必要支撐。

　�。ㄒ唬╆P于個人化的機制

　　“個人化機制”是促使個人成為獨立和獨特的行動單元、自主和能動的行動者及直接責任人的重要機制。在現實的生活實踐中，個人化機制的具體發(fā)揮將使不同的個人經歷和展開著自己獨有的個人化過程。

　　在最一般意義上說，個人化機制最重要的方面應當包括：
自主機制 、 能動機制 、 選擇機制 、 創(chuàng)新機制 。這類機制對于個人作為創(chuàng)造性實踐能力的主體有著關鍵性的意義和作用，能夠促成和推動個人的 “ 積極行動狀態(tài) ”，形成預見性和預防性、超前性和應變性思維模式，使個人 脫離以往的 消極被動的行動模式，不再是等待管理和治理、依賴保障和救助，而是 處于即時可激活、可啟動的狀態(tài)。這就超越了將個人僅僅視為某種工具或手段的傳統(tǒng)理念，從而真正展現出以人為本原則應有的時代內涵和實踐意義。

　　此外，每一個將自己投入社會和集體事業(yè)的個人，也是一個謀求生存和生活的個人，一個追求自我價值、完善自我本質的個人。正如馬克思所認為的，個人本質與社會本 質的生產和創(chuàng)造是同一個過程，而 “每一個單個人的本質”是“他自己的活動，他自己的生活，他自己的享受，他自己的財富” [ [21] ](P24) 。這表明，從生動的、生活的個人著眼，個人化過程還具有一些與 社會實踐 直接關聯的機制，譬如：

　　公共性自我與私有性自我的轉換機制 當代個人同時面對著兩種生活空間：一是國家政府和社會的公共生活空間，二是為每個人自己所擁有的日常生活空間，社會生活的再生產是在這兩個領域中實現的。在公共生活空間中，個人作為生產者和消費者，參與對公共物品的供應、分配、消費的制定或協商，同時也參與制定并遵循有關的制度、準則、規(guī)范、慣例等。在日常生活空間中，個人通過家庭、人際交往和結群，營建屬于自己的生活風格和生活方式，塑造獨特的自我品位和情趣，使自己成為自主、自治、自律的個人。這就形成了當代個人的兩個面相，公共生活中成熟的公民與私人空間中獨立的自我是相輔相成的。因此，對公共性自我與私有性自我的轉換和協調是個人化的一種重要機制。

　　自我身份的修正機制 當今的社會生活處于一個富于變化的時期，我們比喻為“液化趨勢”，生活狀況、勞動就業(yè)、社會流動變得更加因人而異、更為個人化，傳統(tǒng)的集體記憶和命運以及行動方式發(fā)生了持續(xù)性的消解或轉變，人們在以往“社會化”過程建立起來的生活經驗正在被瓦解，個人的受教育模式、家庭、成才和成功也日益創(chuàng)造出新的模式和途徑。所有這類變化都會通過個人身份的變化反映出來，同樣，個人的身份也常常處在重新獲得的狀態(tài)，而身份選擇的開放性和自由度也日益增加。所以，個人的發(fā)展中，對自我身份的修正具有重要作用。

　　意義和價值的創(chuàng)造機制 社會本身就是一種巨大的意義共同體。人們在社會交往中生產意義、提供意義、制定意義、相互意義賦予。在此過程中，個人、群體、組織、階級階層等也尋求和表達自己的價值，通過相互間的價值認可形成一種共同生活。意義和價值既是人的主體性的表達方式，也是人的主體性的實現方式。因此，意義和價值的創(chuàng)造對于個人的生存和發(fā)展來說是不可缺少的，每一個人會以獨有的方式來進行這項活動。因此，意義和價值的創(chuàng)造是一種重要的個人化機制。

　　尋求和構建認同的機制 我們處在社會的各種差異日益凸顯和明晰的時代，個人間、群體間、階級階層間、國家和地區(qū)間以及文化間的區(qū)別和分化仍在不斷發(fā)展。然而，這僅僅是事實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差異提供了認同產生的前提；
正是在這類差異、區(qū)別和分化之中，蘊含著認同的動力。在現實生活中，多元異質的人們之間仍有著共同的關注，譬如，人們對于階級階層、地位、民族、性別、年齡等社會差別的關注，對于環(huán)境和生態(tài)、自然界和其他生命的關注，對于自己不同的文化和傳統(tǒng)的關注，這些都表明了某種共同生活、共享價值的存在。這也是人們之間產生認同的基點。所以，在個人的差異凸顯、多元異質的當今時代，(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尋求和構建認同是個人化的重要機制。

　　（二）關于社會化的理論視角和類型：進一步擴展和修正

　　關于社會化的理論視角 如前所述，傳統(tǒng)社會化理論主要采取了三個基本視角：人的個性和自我的形成，文化價值觀的內化，社會角色及其技能的獲得與發(fā)展。由此形成了關于社會化的界定：社會化是指一個人如何從最初的自然生物個體轉變?yōu)樯鐣�的個人的過程，以及一個作為社會的個人如何形成個性和自我、內化社會價值標準、學習角色技能、適應社會生活的過程，這一過程貫穿每一個人的生命始終。

[ [22] ](P81-82) 如果上述界定仍被認為是“當然”的、無需質詢的，那么對社會化的理解就很難超越以往社會學、特別是心理學和文化人類學所劃定的框架。

　　事實上，當代個人就像一面有生命的棱鏡，能夠反射出當今社會實踐的復雜面相。正因如此，當代個人的社會化也表現出不同的面相：既延襲傳統(tǒng)也開拓進取，既滿足社會整合的需要也表達個人的差異，既體現社會系體的穩(wěn)定也要求個人的自我更新。同時，當代個人的社會化也反映了這樣一種雙向過程：社會分工的發(fā)展與個人間合作的加強，社會分化和差別化的擴大與個人間協調能力的發(fā)展，社會結構的變革與個人學習和創(chuàng)新能力的提高，等等。當代個人的上述每一種面相再一次給予了我們新的啟迪：以人為本的價值基礎就在我們的生活之中；
人不是實現外在于他的某種目的的手段和工具，人本身就是人的目的和價值所在，也是通過社會實踐來實現人的價值、達成人的目的的唯一主體。重要的是，這些也啟迪了我們去把握和分析與社會生活實際息息相關的新的社會化視角。

　　例如，個人的社會交往能力的發(fā)展。經濟和社會生活的信息化、符碼化和數字化趨勢，正在擴大個人間的差異和差別，并造成人際間的隔膜和沖突以及解釋和理解的障礙。如何通過交往、溝通和表達建立相互理解，已經成為一個重大的現實問題。因此，社會交往能力的發(fā)展能夠提升人們對 一致利益的感受力，從而為達成 認同和共識、創(chuàng)造和分享共同的生活奠定基礎。

　　又如，個人的社會 合作與協調能力的提高。社會生產體系的 輕型化、小型化和微型化 趨勢，以及高科技對當代經濟、政治、文化、消費等社會領域的滲透，正在強化當代經濟、政治和社會生活的不確定性、高波動性和高風險性特征。社會風險是每一單個的階級階層、群體、組織和個人都難以獨自承受和應對的，它促成了我們時代最具有普遍性的集體命運。因此，社會合作與協調能力是現時代的個人必不可 少的一種基本素質，這種能力能夠增進人與人之間的信任、親密、友愛和團結互助關系，使我們以新的社會責任感來護衛(wèi)共同的生活。

　　再如，個人的創(chuàng)新能力的培育。勞動方式的自主化和個人化、就業(yè)方式的更加開放和變化、 知識和技術創(chuàng)新速率的提高，使得 社會生活的競爭更為激烈。因此，個人必須具有持續(xù)創(chuàng)新的能力，以便不斷形成新的優(yōu)勢 贏得未來的競爭，這一點已經成為當代個人生活的一個突出特點。

可以預見，個人創(chuàng)新能力的培育，將成為人本型、創(chuàng)新型和未來型社會化的一個核心。

　　關于社會化的類型 傳統(tǒng)社會化理論一般以過程特征為依據，將社會化區(qū)分為五種類型——初始社會化、預期社會化，發(fā)展社會化，逆向社會化，再社會化 [ [23] ](P83-84) 。如果著眼于當代社會和個人生活的變遷，我們還可以發(fā)現社會化的更多內涵和新的類型。譬如：

　　根據社會化過程是人為安排的還是自然展開的，可分為 工程型社會化 與 自然型社會化 。

　　根據社會化過程主要是使個人獲得某種專門化的職能，還是注意培育和發(fā)展個人的潛在素質，可以劃分為 功能型社會化 與 素質型社會化。

　　根據社會化過程的發(fā)生是來源于個人的外部力量，還是來源于個人的內在動力，可以分為 強制性社會化 與 自主性社會化 。

　　根據社會化過程對個人造成的心理影響及持續(xù)動力，可分為 焦慮型社會化 和 能動性社會化 。

　　根據社會化過程的基本取向，是局限于發(fā)揮個人的現實性、功利性、手段性的作用，還是注重啟迪和培養(yǎng)個人的價值追求、精神情操、理想信念，可區(qū)分為工具型社會化 與 價值型社會化 。

　　如果從社會化的性質及其對個人的行為所造成的后果為標準，則可分為 復制型社會化 與 創(chuàng)新型社會化 （或 未來性社會化） 。

　　從社會化追求的目標來劃分，則可以區(qū)分出 人的片面發(fā)展的社會化 與 人的全面發(fā)展的社會化 。

　　上述劃分只是一種大致的區(qū)分，旨在對社會化過程的某些典型特征給予類型的把握，這將有助于我們的進一步理解和研究，并不意味著它們之間是互無聯系的或截然對立的。在實際上，它們之間不僅有著密切的聯系，而且某些類型也會在一定的前提下發(fā)生包容或重疊關系。

　　從更深入的意義上說，對社會化進行新的類型劃分，能夠使舊式現代性與新型現代性在人的社會化問題上的實質性區(qū)分呈顯出來，并從某些側面表現一種新的社會化理路對于新型現代性實踐的重要意義。顯然，人的社會化不能僅僅局限于社會工程的安排、滿足某種功能的需要、依賴于外部強制性的力量，僅僅培養(yǎng)工具型的人才、復制型的社會成員，導致人的片面發(fā)展——這是舊式現代性對人的社會化要求。與之相反，我們時代的社會化應當以個人的能動性為基點、充分發(fā)揮人的自主性，培育人的良好素質，激勵人對于崇高價值的追求、使人具有不斷創(chuàng)新的能力，從而營造出人的全面發(fā)展的社會環(huán)境——這是與新型現代性實踐相應的人的社會化。

　　在此還應當指出的是，隨著“去集體化”趨勢的發(fā)展，現代性早期以來的社會集體化特征正在從現時生活舞臺上加速淡出，社會組織和集體不再是裝載個人的簡單“容器”，組織和集體在結構的彈性、形式的多元性和多樣性、制度的靈活性和可調節(jié)性等方面，仍在不斷提升。這些變化為個人的進取熱情、成就期待、創(chuàng)造能力的激活、釋放和發(fā)揮創(chuàng)造了更為有利的社會條件。因此，與社會化功能有關的社會機構，如家庭、學校、工作單位、職業(yè)群體、社團以及國家系統(tǒng)等，也面臨著新的變化和挑戰(zhàn)。在當代中國，怎樣面對新型現代性的發(fā)展情勢，怎樣塑造出一大批創(chuàng)新型個人的社會要求，是自身處于變化中的社會化機構必須回應的一個時代問題。

　　四、結語

　　�？抡J為，理論并沒有表達、反應、應用于實踐，它本身就是一種實踐 [ [24] ](P206) 。需要指出的是，具有經典意義的理論作為精心構建的一種知識體系或認識形式，并不是實踐的局部或碎片，而是涉及到實踐的根基、構架和整體系統(tǒng)。同樣道理，具有傳世影響的理論本身往往意味著一種深入持久的實踐。因此，理論的視野和路向的改變將使我們的實踐眼光發(fā)生根本轉變，這又會導致實踐的取向、目標、手段和規(guī)則的重新選擇，并促成與以往完全不同的實際效果。理論與實踐的這種一體性關系，就蘊含在我們關于社會化和個人化理論與現代性及其當代轉折的討論之中。

　　由于舊式現代性造成的一種顛倒，使得現代社會工程變?yōu)榱四康谋旧恚�人成為滿足工程需要的手段和工具，他自身作為人的目的和價值卻喪失了；
于是，人也失落了實踐的主體身份，他被湮沒在社會工程的巨影之中——傳統(tǒng)社會化理論正是社會與個人這種基本形象的學術表達。在當代，人的主體性發(fā)展日益展現了“個人化”的特征，顯示了個人作為獨立和獨特的行動單元、自主和能動的行動者及直接責任人的重要意義，重新揭示了人本身才是社會工程的目的和價值所在，人也是實施這項工程、達成自我目的、實現自我價值的實踐主體。這從一個方面表現了新型現代性實踐的基本要求，即人始終是現代性變遷過程的實踐主體，社會工程僅僅是手段性和工具性的，必須服務于人的目的和價值需要。顯然，新型現代性和人的主體性的新發(fā)展所彰顯的以人為本原則，對社會化理論提出了新的要求和目標，使得傳統(tǒng)社會化理論勢必發(fā)生一系列調整和改造，并促使社會化機構（家庭、群體、教育、勞動和職業(yè)體系，國家政府機構、傳媒、網絡等）以及相應的制度和對策的轉變。這些都將使社會化的研究和實踐進入到一個新的境界。

　　在現代性急劇變遷、全球社會日益開放、中國走進新型現代性的歷史時期，如何將眾多個人培養(yǎng)和造就成為能動的實踐主體，以此構建起創(chuàng)新型國家的微觀基礎；
如何使一代又一代青年成為具有時代精神的精英和社會財富的繼承者，由他們來托起我們民族的生存和希望——在這種時代、實踐和戰(zhàn)略的視野下，有關社會化和個人化的基本理論探討所蘊含的現時及未來意義，已經十分明確了。

　　The Image of Individual in Contemporary Era: Challenging the Theory of Socialization

　　--New Development of Subjectivity and the Source of Human-basis Thought

　　Zheng Hangsheng, Yang Min

　　(The Research Center of Sociological Theory and Method, Beijing 100872; Central Finance and Economy University, China, Beijing 100081)

　　ABSTRACT : We are in the complex period from the formation of sociology. Nowadays, modernity thrills through restriction of the past, and we pursue free, easy and fluent steps, with continuing changes in our life. Wants in brevity replace forever ideal, changes have more normality than permanence, affairs in society and collectivity deviate from traditional way, and personal condition is uncertain and difficult to be foreseen. All of those tell us that the basis of traditional theories is not so firm. It is necessary to look back tradition, to check classics and to reconstruct theoretical and thinking way. The process of rethinking will show neglects and deviation against human-basis of tradition theories. In contemporary period, the development of subjectivity passes through phases of Individual and Individuation, and now entering into the phase of Individualization, which is practical reflection of individual in the changing era, also the marking differences between individual nowadays and individual past. This analysis shows that human is the subject of new modernity and social project, who display their capability, exert their creativity, make history, realize their hopes and enjoy their life. This is the source of human-basis thought, also the reality support on socialization theory of human-basis type,(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creating type and future type. Therefore, how to mold elites with era spirit and inheritors of social wealth, and supporting our national survival and hopes are the intercrossing points of theoretical sociology with era and practice.

　　Key Words : Old Type Modernity, Traditional Socialization Theory, New Type Modernity, Subjectivity, Individualization, New Theory of Socialization

　　Introduction of Writers :

　　Zheng Hangsheng(1936-). Male, from Hangzhou, Zhejiang Province, Professor of The Research Center of Sociological Theory and Method, Ph. D. Tutor, engaged in theoretical and applied sociology research.

　　Yang Min(1955-). Female, from Beijing, Professor of Central Finance and Economy University, engaged in theoretical and applied sociology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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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卷 [ M ]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

　　[ [20] ] 愛米爾·涂爾干：孟德斯鳩與盧梭 [M]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

　　[ [21] ]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 第 42 卷， [ M ]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

　　[ [22] ] 鄭杭生主編：社會化概論新修（第三版） [ M ]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3 ．

　　[ [23] ] 鄭杭生主編：社會化概論新修（第三版） [ M ]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3 ．

　　[ [24] ] 杜小真編選：�？录� [ M ] ．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 2003

　　河北學刊， 2006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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