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義是西方隨著民族國家出現而產生，在近代從西方傳到中國的社會思潮。中國的傳統(tǒng)政治和思想文化中本來沒有民族主義的概念，我們只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華夷之辯”的概念和“天朝上國-藩屬”的關系。民族主義在中國近現代歷史上起著重大作用，特別是當中國遭到外族入侵，民族生存遭遇危機的時候�！拔逅倪\動”起因于青年學生反對列強瓜分中國，反對巴黎和會的不公正條約的民族主義，國民黨和共產黨不論在抗日戰(zhàn)爭期間還是在內戰(zhàn)期間，都高舉民族主義大旗。不過，自1949年起，民族主義的地位和價值卻是曖昧的。當涉及歷史時，它得到正面肯定，比如我們的歷史教科書講到岳飛抗金，講到文天祥的殉國，都是正面的評價；
而涉及現實時，它不像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那樣是合法意識形態(tài)的組成部分，當然也不像資本主義、封建主義、修正主義那樣遭到批判和譴責。大約在40年內，民族主義這個概念很少在話語中出現，它在我們的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中藏匿起來了。

　　興起與批判：民族主義在中國的表現

　　民族主義話語在上世紀90年代初突然冒出來，首先是因為80年代末國內巨大事變和緊接著的蘇聯東歐巨變，使得意識形態(tài)有求助于民族主義的需要。一些政治上敏感的學者和文化人感覺到這種需要，主動以民族主義言說去投合需要。在登載于1990年12月11日《人民日報》的談話中，我們看到何新宣稱“我是一個堅定的愛國主義者”。他在1992年年中寫到，明智的宣傳，是高舉愛國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旗幟，“特別應當把宏揚中華民族精神和文化傳統(tǒng)的愛國主義、民族主義，作為現代政治意識形態(tài)的核心內容。”

　　蕭功秦在“民族主義與中國轉型時期的意識形態(tài)”中提出，中國當代的現代化可以啟用以儒家主流文化為基礎的民族主義作為社會凝聚力與整合的資源。原有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tài)和經濟發(fā)展的實績是政治合法性的基礎之一，但還不夠，還不具有民族傳統(tǒng)那么豐富的歷史和文化資源。

　　1996年出版的《中國可以說不》代表了民族主義情感中狂熱和非理性的一面，它的書名，以及某些章節(jié)的標題表明此書宣泄的是反美情緒，比如，“我們不要最惠國待遇，將來也不會給你們這個待遇”、“我決不搭乘波音777”。此書的立論基礎是：美國人不但邪惡，而且愚蠢。此書的最大特點是不負責任，比如作者大談臺灣問題，不滿意現行方針，而主張“小打不如大打，晚打不如早打�！�1999年出版了一本《全球化陰影下的中國之路》，被稱為“新說不”，此書是對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的反應，作者建議中國做“壞孩子”，不要怕影響國際形象。

　　中國當代的民族主義在年輕人中，尤其是年輕學生中表現得普遍，但同時具有虛偽和粗鄙的特征。比如許多大學生可以在游行示威時扔石頭砸美國大使館，同時搶著考TOFFE和辦赴美簽證；
北京大學一個女學生，在克林頓訪問時竭力提刁難問題使他尷尬，過兩年又嫁到了美國。本來，和美國人結婚不是錯，但她在對媒體講話時對這兩件事都很炫耀。

　　雖然這段時間民族主義情緒顯得盲目、狂熱、排外、嘩眾取寵，但另一種聲音還是存在，一些學者主張對中國和外國之間發(fā)生的事件和糾紛作理性分析，要理性對待民族主義。

　　王中江認為，民族主義在現代中國起的作用是負面多于正面，他在“現代中國民族主義的誤區(qū)”一文中總結近現代的歷史事實之后說，民族主義的負面效應表現在，第一，在為民族解放運動提供推動力和為國家提供凝聚力的同時，往往又拒斥、壓抑自由民主思想；
二，在反對帝國主義的壓迫和侵略的同時，又和排外主義相聯系；
三，它常常導致認同對象的錯置：它用文化主義代替政治原則，使保衛(wèi)國家落腳于保衛(wèi)傳統(tǒng)文化，它把熱愛國家與熱愛某一個政黨相混淆。

　　孫立平在“匯入世界主流文明”中分析民族主義思潮在90年代興起的深層次原因：隨著更深地進入國際社會，西方國家已經從遙遠的模仿對象變成現實的競爭者，利益沖突頻繁發(fā)生；
與此同時，由屈辱的歷史和長期貧困所窒息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迅速復蘇。他認為，當今世界一些最旗幟鮮明堅持民族主義的國家往往也就是最抗拒現代化的主流文明的國家，有的甚至也就是當今世界上最落后的國家。因此，中國應自覺地選擇世界主流文明，自覺地融入其中，而不是另尋它路。

　　文化民族主義：中國文化優(yōu)越論面面觀

　　當代中國的民族主義有一個突出特點，就是一些知識分子、學者熱衷于證明中國文化比西方文化優(yōu)越。我把這種表現稱為文化民族主義，它的基本思想是：西方文明正面臨不可解脫的精神和文化危機，只有東方文化(實際上指的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能夠把世界從這種危機中解脫出來，因此，21世紀是中國文化的世紀。著名學者、北京大學教授季羨林是這方面的代表，他說，每種文明都有興盛衰亡的過程，西方文明占主導地位已經好多世紀，30年河東，30年河西，現在輪到東方文化占主導地位的時候了。我認為這個論點不值一駁，它和算命先生的卦辭差不多。

　　他的第二個論點認為，中國哲學的本質是“天人合一”觀，東方人信奉人類和大自然是一體，而西方思想的核心體現在英國哲學家弗蘭西斯·培根的“知識就是力量”這句話中，強調人類要利用知識認識和征服自然，現代人類面臨的環(huán)境問題、生態(tài)危機等等都是沒有處理好人與自然關系而產生的弊端。他在文章“‘天人合一’方能拯救人類”說：“我們在目前這危急存亡的時候，只有乞靈于東方的中國倫理道德思想，來正確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只有東方的倫理道德思想，只有東方的哲學思想能夠拯救人類�！蔽艺J為，季先生在這里曲解了“天人合一”的含義，中國古代的“天人合一”與環(huán)境保護本不相干，更不是現代的生態(tài)哲學。

　　經濟學家盛洪從一種新的、奇特的角度論證中華文明優(yōu)越于西方文明，他說，現在中國搞市場經濟，好像是在學西方，其實市場經濟的發(fā)明權和專利權在中國，市場經濟是從中國古代哲學家老子的“無為而治”的教誨中產生出來的。他還說，我們應該跳出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窠臼，決不能從中國在近代挨打推出中國落后。他認為西方文明的本質是競爭、崇尚武力，而中國文明的內涵是協作、和睦，中華文明比西方文明高級。除中華文明之外，其他文明都以宗教形式出現，文明的沖突不可避免，而且往往發(fā)展為武裝沖突，所以中華文明應在未來當仁不讓地起領導與整合作用。

　　盛洪的奇談怪論會遇到一個無法解開的死結，他以中國被侵略和被征服證明中國文化是文明的，西方文化是野蠻的。但是，堅持這種不要競爭的文明難道不是還會被低級的文明征服嗎？他的回答簡直就是走火入魔：是的，中華文明會被征服，但是置之死地而后生，他認為中華文明被征服、被毀滅，也就是有了鳳凰涅槃，徹底重生的機會。

　　文化民族主義有一個孿生子，那就是文化保守主義，而文化保守主義弄得不好就會滑向政治保守主義，中國的政治保守主義把民主、法治、人權等當成西方獨有的價值，與中國的傳統(tǒng)價值格格不入，遠遠不如中國的政治傳統(tǒng)，所以，中國的前途就在于復興中國古代的政治理想，堅決拒絕近現代發(fā)源于西方的政治理念。在國學熱中大力提倡“少兒讀經”的蔣慶鼓吹的“政治儒學”就是這樣的。蔣慶的政治儒學即是“王道政治”，他說：“王道政治的核心內涵是政治權力的‘三重合法性’……‘天’的合法性是指超越神圣的合法性，因為中國文化中的‘天’是具有隱性人格的主宰意志之‘天’與具有超越神圣特征的自然義理之‘天’；
‘地’的合法性是指歷史文化的合法性，因為歷史文化產生于特定的地理空間；
‘人’的合法性是指人心民意的合法性，因為人心向背與民意認同直接決定人們是否自愿服從政治權力或政治權威……王道政治揚棄民主政治，是因為民主政治的根本原則——民意合法性一重獨大——出了問題，必須建立新的政治形態(tài)，人類政治才有希望�！�

　　儒家區(qū)分“上智下愚”、“君子小人”，蔣慶也公然鼓吹人與人之間不平等，不能享受平等的政治權利。他說：“在選舉制度上，西方賢不肖一人一票的普選制度王道政治也不能接受。因為在儒家看來，現實生活中實際存在的人是不平等的，有道德上、智力上、學識上、能力上以及其它方面的種種差別，……因此，在設計政治制度時，要考慮并且尊重這種不平等……具體到選舉制度上，就不能不管人的差別一人一票，因為一人一票的所謂形式平等會造成實質上的不平等……極而言之，一個十八歲有選舉權的不肖之人與孔子的差別，可以套用尼采的話，‘人和人的差別比人和猿的差別還要大’。”

　　走進新世紀：新興的網絡民族主義

　　在2002年和2003年，中國和日本之間發(fā)生了一些事件，使得在一些青年中間反日情緒高漲，在一些城市還有一系列小規(guī)模的反日游行，但更多的反日情緒和言論是出現在互聯網上，由此出現了新一輪民族主義浪潮。由于有關言論基本上都是發(fā)布在互聯網上，所以國內和海外發(fā)明了一個新詞：“網絡民族主義”。有人把這一次的新民族主義的特點歸納為：一、與極左思潮不同，不支持專制主義；
二、與鎖國主義不同，反對媚外但不排外；
三、與暴民政治不同，沒有組織形態(tài)。

　　“網絡民族主義”這個詞很有意思，確實，由于網絡巨大的、快速的傳播功能，它為人們表達和宣泄民族主義情緒提供了平臺，同時，它使這種表達發(fā)生在網絡上而不是造成在街頭和廣場上的聚眾和示威，因而有可能顯得平和、有節(jié)制。當然也不一定就是這樣，今年3月以來的民族主義，除了是“網絡民族主義”以外，還應該加上“手機短信民族主義”，但它表現得并不平和節(jié)制，它的匿名特征為不負責任和夸張的激烈態(tài)度提供了空間，而且，我認為這種形式的宣泄很有可能對我們民族的國民性和心理素質造成壞影響，使一些人的言論和行為不一致，容易獲得廉價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的自我滿足，但很少考慮作出實際努力和付出代價。

　　新的民族主義往往只會抄襲原有的意識形態(tài)。2006年，中央電視臺播出了一個節(jié)目《大國崛起》，描述西方大國走向現代化的過程與經驗，引起爭論。一位官員兼學者批評說：西方列強的“崛起”史，就是他們帝國主義的“殖民史”、“侵略史”，同時也就是我們的“被侵略史”、“被殖民史”，對這樣的歷史頂禮膜拜是要不得的，帶有盲目崇拜西方的成分；
我們應該多宣傳我們的反抗帝國主義壓迫的歷史，也就是在20世紀社會主義思潮鼓舞下、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反抗侵略、掙脫壓迫、求得獨立自由和繁榮富強的歷史。

　　2006年初，中央電視臺播出的電視系列片《施瑯大將軍》，以提倡儒學著稱的陳明以表功的口氣說：“施瑯的電視劇是我最先倡議的。”他又表白：“我策劃這個選題，主要是想喚起國人對臺灣問題的關注，其次是想振作決策層對解決臺灣問題的意志力和決心�！彼拇狄胁活櫼磺泄ゴ蚺_灣的氣概，他說：“能力都不是最重要的，因為有了意志和決心，一次打不下，可以再來第二次、第三次。這就叫血戰(zhàn)到底”。我很驚訝，這種瘋狂好戰(zhàn)的言論怎么出自一個儒家學者之口？這說明，對民族主義的分寸把握不好，是容易走到危險道路上去的。

　　抵制家樂福：為什么經不起理性的考驗

　　在具體討論之前，可能有必要事先說明一下我的一般立場。我想，我的基本立場和朋友們一樣，和中國任何有愛國心的公民一樣。我們希望2008年北京奧運會舉辦成功；
我們希望奧運圣火的傳遞能夠順利進行，任何表達意見的權利和愿望不成其為以暴力干擾奧運圣火傳遞的理由；
我們反對西藏獨立；
我們?yōu)樵谖鞑匕l(fā)生的暴力和破壞，以及隨之而產生的其他暴力事件痛心。

　　奧運圣火在法國巴黎傳遞遭到襲擊，引起人們不愉快，這是一回事，而以號召抵制法國貨，尤其是抵制家樂福表達憤怒，表示愛國，這是另一回事。當一些人在家樂福超市門前阻止顧客進去購物，甚至用照相機、攝影機拍攝顧客，阻止和威脅他們，這已經是侵犯他人的自由和權利的違法行為。

　　我常去家樂福超市購買食品，我看到的全是中國產品和中國員工，當我剛一聽到抵制家樂福的號召時，我的第一反應是，抵制首先損害的是中國人的利益。后來我知道，家樂福在中國的員工99%是中國人，在中國賣的商品有95%以上是中國制造。我想問那些發(fā)起抵制的人：你們有什么權利，有什么理由讓無辜的中國員工和中國供應商成為懲罰的受害者？

　　對我來說，更重要的是，對社會波及面這么大，后果這么嚴重的行為，發(fā)起者絕對有責任提供充分的證據和理由。但是，人們得到的只是在網上流傳的消息，說家樂福的大股東支持西藏獨立。我感到驚訝的是，成千上萬的人因此義憤填膺、摩拳擦掌，任由沖動支配行動，(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但沒有人去追問證據是什么，證據是從什么地方得到的！后來，家樂福方面不斷作出澄清，對流言加以否定，并重申家樂福將盡全力支持北京奧運會，由于發(fā)起抵制的人沒有反駁這樣的聲明，因此我們有理由認為，原來的說法是假的。問題是，那些大叫大嚷的人怎么不問一下自己，為什么憑一條不實的流言就輕率行動？

　　我認為，這次抵制家樂福只是一個低級的錯誤，如果問題不是那么低級，比如說，如果家樂福的大股東真有被指控的行為，會有更多的人經不起理性的考驗。我的意思是說，即使真有家樂福的大股東做過被指控的行為，那也不構成抵制的理由，道理很簡單，懂得現代公司制度的人都知道，股東的政治態(tài)度并不等于公司的政策。我看到網上有人發(fā)表這樣的意見：請問這關家樂福什么事呢？你說路易威登犯了錯，而路易威登是家樂福的大股東，所以要抵制家樂福，那我引申一下：中國持有美國國債規(guī)模世界第二，可以說是美國的大股東，那是不是說美國打了伊拉克戰(zhàn)爭，一些阿拉伯國家的朋友因此要抵制中國呢？

　　有人即使在知道有關家樂福的傳言不真實之后，還堅持抵制是正確的，他們強詞奪理地說，抵制家樂福并非單一針對家樂福一家企業(yè)，更多是希望向國際社會傳達出中國民眾的聲音。這種說法等于說，宣泄情緒是天然合理的，后果是可以不管的，做一件事是否公正是可以不考慮的。

　　我想起了盧剛事件。1991年11月1日，在美國愛荷華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的中國留學生盧剛在校園中開槍打死系主任、教授和同學。對于這種喪心病狂的屠殺，按照上面的思路，美國人可以對其他中國人表達他們的悲憤，實行懲罰。但是，美國人沒有這樣做，相反，最有資格憤怒的一位死者安妮的家屬在安葬自己死去親人的當天給盧剛的家人寫了一封信，其中說：“當我們沉浸在沉重的悲痛中時，我們也在我們的關心和祈禱中紀念你們——盧剛的家人們。因為我們知道你們也一定沉浸在沉重的悲痛中，你們也一定和我們一樣為周末所發(fā)生的事所震驚。安妮相信愛和寬恕。我們也愿意在這一沉重的時刻向你們伸出我們的手，請接受我們的愛和祈禱。在這悲痛的時刻，安妮一定是希望我們心中充滿了憐憫、寬容和愛。我們清楚地知道，此刻如果有一個家庭正承受比我們更沉重的悲痛的話，那就是你們一家。我們想讓你們知道，我們與你們分擔這一份悲痛�！�

　　這次家樂福事件使我想起古斯塔夫·勒龐在他的《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一書中的評論，他說，當人們聚集成一個群體時，一種降低他們智力的機制就會發(fā)生作用；
群體不善推理，卻急于采取行動；
群體的情緒簡單、夸張、易受暗示、輕信，所以不懂懷疑與不確定性；
觀念只有采取簡單明了的形式，才能被群眾接受，只有進入無意識領域，變成感情，才會產生影響。

　　民族主義的出路：憲政愛國主義

　　從上世紀90年代到今天，民族主義情緒在中國是不斷高漲，一有機會，特別是一旦發(fā)生某種國際事件，它就會以極端、盲目的形式表現出來，這樣的事實提示我們，在現在和未來，民族主義將是中國社會思潮中最重要的主題之一，需要我們正確對待。

　　從歷史的角度看，鴉片戰(zhàn)爭以來，中國不斷受到列強的侵略和欺負，雖然中國人早已站起來了，但整個民族在近代以來所遭受的恥辱似乎還沒有雪清，對于不少人來說，這100多年來心中憋著的那一口惡氣還需要找機會暢快地吐出來�，F在，隨著中國經濟的增長，國家快速崛起，很多人心中開始躁動某種情緒，這種情緒的表現形式就是民族主義。

　　民族主義是雙面刃，它既可以傷害敵人，也可能傷害自己。民族主義只提供動力，而不提供方向，在外敵入侵時，它像戰(zhàn)馬一樣背負我們沖向戰(zhàn)場，但在更多的時候，它也可能帶著我們離開正道，去向危險的地方。因此，有必要給民族主義這匹野馬套上理性的韁繩。

　　中外歷史都向我們說明，民族主義情緒很容易壓倒理性的思考和判斷。20世紀的大哲學家羅素曾經回憶說，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前夕，他和英國劍橋大學的同事們都憂心忡忡，關心時局，并共同簽名發(fā)表聲明，要政府保持中立，不要卷入戰(zhàn)爭。但戰(zhàn)爭爆發(fā)后幾乎所有的人一夜之間就改變了態(tài)度，喪失理智地變成沙文主義者，狂熱地支持戰(zhàn)爭。羅素因為堅持反戰(zhàn)立場被著名作家威爾斯痛罵，他的好朋友、哲學家麥塔格發(fā)起運動要把他驅逐出劍橋大學。他說：“作為熱愛真理的人，所有交戰(zhàn)國的民族主義鼓動都使我惡心，作為文化的熱愛者，回復到野蠻主義使我吃驚�！�

　　我注意到一種有趣的現象，很多中國人平時還是有比較強的分析能力和批判精神，在談到日常生活中，自己身邊發(fā)生的種種不公正事情時，他們的懷疑、抨擊、判斷往往是中肯的，但一旦發(fā)生國際糾紛，一旦要他們評判發(fā)生在遙遠國度的事情，一旦有關的社會文化、法律政治、風俗習慣與我們這邊大為不同，他們的判斷能力就大大變樣了，他們一下子就變得盲目、人云亦云。我認為，民族情緒的狂熱發(fā)泄，首先是信息缺乏和信息歪曲的問題，對于人們有親身體會的事情，這種問題不存在，但對于遙遠的，跨出國界的事情，人們的幼稚、簡單甚至無知就暴露出來了。所以，理性民族主義的首要之點，是要意識到信息匱乏的問題。

　　理性民族主義還要求我們，要區(qū)別一個國家的建國理念、立國原則和它的國家利益，它的地緣政治學考慮。頭腦簡單的人往往處于兩個極端，一種人在某個西方國家與我們發(fā)生糾紛或利益沖突時，對之全盤否定，連原來承認是先進的理想、原則、制度、做法都變得一無是處，如果還有人繼續(xù)主張參考、借鑒、學習，就被扣上“崇洋媚外”或“賣國”的帽子，這與其說是有志氣，不如說是愚蠢。另一種人剛好相反，他們認為西方國家的憲政民主、法治是好的，他們的一切對外政策就是正義的，以為與他們抗爭就是否定我們原先肯定的價值，這種簡單化的思維方式也很害人。他們應該懂得，你可以是某個好球隊的粉絲，但它的球員犯了規(guī)，你不能還是叫好。

　　我覺得，當代著名政治思想家哈貝馬斯提倡的憲政愛國主義值得我們考慮。

　　我想用我們熟悉的語言來表述憲政愛國主義，它是說，一個國家的核心價值，作為把不同種族、文化、宗教、語言的人群維系在一個共同體中的東西，不是民族性，而是以憲政民主為基礎的政治文化。在一個多民族國家，以主體民族的文化歷史特性為代表的民族主義不足以成為凝聚不同民族的力量，同時，民族主義只與傳統(tǒng)文化相關，它缺乏現代政治的價值指向，比如個人的自由、權利、法治，由民族主義凝聚的共同體中的成員很可能是臣民，只有以憲政愛國主義凝聚而成的國家，其成員才是公民。

　　哈貝馬斯的這種憲政愛國主義思想還得到當代另一位政治思想家羅爾斯的支持。羅爾斯指出，在當代文化和價值多元化的情況下，要把具有不同宗教、文化傳統(tǒng)的人群維持在一個共同體之內，必須在這些文化價值之間找到交叉的、共同的東西，以形成共識，作為大家遵循的指導性原則。這種交叉共識不會是宗教、文化性的，只能是政治性的。在這種原則指導下的國家是現代政治文明的國家。

　　我認為，我們現在正處在一個人類歷史上全新的全球化時代，不論是內政還是外交，指導原則都會出現一些前所未有的特征，與近代民族國家產生和發(fā)展時期不同。民族國家不會消失，但立國理念和國與國相處的規(guī)則會有新的內容，使得國家的政治生活、公民的個人生活更文明，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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