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化學系的“叛徒”

　　真的可以用上一句老話“日月如梭”，1957年我跨進北京大學校門，如今已經整整半個世紀過去。

　　在北京大學的那些日子里，只要看一下我的褲腳管，就知道是化學系的學生，因為那時候我?guī)缀鯖]有一條長褲的褲腳管上不是布滿小洞的�；瘜W是一門實驗性科學，化學系的學生們成天泡在實驗室里，跟酸呀、堿呀打交道，一不小心，酸液、堿液就在我的褲腳管上留下“印章”——一個個小洞孔。

　　如今，很多人都以為我是北京大學中文系的畢業(yè)生，而我卻一直難忘在那座充滿各種怪味的化學樓里度過的日日夜夜。

　　我十一歲就開始在溫州發(fā)表詩作，從小喜歡文學。高中的時候，我企盼著報考北京大學中文系新聞專業(yè)。我心目中的理想，是當“無冕之王”——記者。在溫州同一幢大樓里長大，小時候常跟我下陸軍棋的朋友——戈悟覺，在我之前考上了北京大學中文系新聞專業(yè)，給了我莫大的鼓舞。可是，他給我來信，北京大學中文系新聞專業(yè)在1957年只招五十名，而且有一半是“調干生”。也就是說，實際上只招二十多名新生，一個省攤不到一名。我對北大文科其他的系沒有興趣，而我又非要考北大不可，于是，我從文改理，改考北大化學系。

　　我選擇化學系，多半是因為姐姐學化學。父親聽說我報考化學系，很高興，他說：“念化學好呀，將來可以做肥皂、做雪花膏，總有一碗飯吃。”就這樣，我以第一志愿報考北京大學化學系。好在我的理科成績也不錯，錄取了。

　　我在北京大學化學系念了六年之后（當時北大理科六年制），我沒有去“做肥皂、做雪花膏”，只在上海一家化學研究所呆了一個月，就“跳槽”到電影制片廠，當了十八年編導。然后進入上海作家協(xié)會，成為專業(yè)作家。雖然我成了化學系的“叛徒”，雖然當時的化學系系主任嚴仁蔭教授嘆息“白教你了”，我仍懷念在北京大學化學系度過的六個春秋，至今我的心中仍有濃濃的化學情結。

　　化學系是“動手派”

　　我在采訪我的同鄉(xiāng)、著名數(shù)學家蘇步青教授的時候，曾經問及，為什么溫州出了那么多的數(shù)學家——世界上有二十多個大學的數(shù)學系系主任是溫州人。蘇老回答說：“學物理、化學，離不開實驗室，而學數(shù)學只需要一支筆，一張紙。那時候溫州太窮，所以我們只能選擇學習數(shù)學�！�

　　確實，實驗室是化學的陣地。一進化學系，老師就教我做化學實驗的技巧。比如，用煤氣噴燈燒彎玻璃管而保持彎角的圓滑，用空心鉆在厚厚的橡皮塞上打出又平又直的圓孔，諸如此類都是化學系學生的基本功。后來，我在五年級進入光譜分析專業(yè)，必須用車床在碳電極上車出平整的圓坑，要在暗房里熟練地把譜片進行顯影、定影�？梢哉f，化學系的學生必須是“動手派”。

　　大約是受到化學系這種“動手派”訓練的影響，我的“動手”能力從此大為提高。不久前，當朋友見到我拿著電鉆在墻上鉆孔，看到家中的三個水斗以及自來水管之類都是我自己安裝，臉上露出驚訝的神色，我說：“我是化學系畢業(yè)的呀�！敝劣陔娔X的修理、自己安裝電腦的操作系統(tǒng)之類，同樣是“動手派”的成果。

　　有一次，我在做實驗時，把坩堝鉗頭朝下放在桌上，傅鷹教授走過來，一句話也不講，把鉗子啪的一聲翻過來，鉗頭朝上。然后只問我三個字：“為什么?”我想了一下，說道：“鉗頭朝下，放在桌面上，容易沾上臟東西。再用坩堝鉗夾坩堝時，臟東西就容易落進坩堝，影響實驗結果�！彼c點頭，笑了，走開了。雖然這次他只問我三個字，卻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從此，我不論做什么實驗，總是養(yǎng)成把坩堝鉗、坩堝蓋之類朝上放在桌上的習慣。后來，就連燒菜的時候，取下鍋蓋，也總是朝上放在桌子上。

　　化學實驗室里辟有專門的天平室。所有的天平都安裝在堅實的大理石桌面上，即便汽車從化學樓附近駛過也不致使天平抖動。每架天平都安放在一個玻璃柜里，使用時只拉開一扇玻璃。我總是屏著呼吸秤樣品，以免吸氣、呼氣使天平晃動。1958年“大煉鋼鐵”的時候，各地急需一批化驗員，以分析鐵礦石的含鐵量、煤的含硫量�；瘜W系師生奉命前往各地舉辦化驗員訓練班。才念二年級的我被派到湖南去。在山區(qū)、在農村，哪里買得起高精度天平？“動手派”出奇招，想出巧辦法，用一根鋼絲就解決了問題：先在鋼絲的一端掛了一塊砝碼，彎曲到一定的程度，畫好記號。然后把樣品掛上去，同樣彎到那個記號，就表明樣品的重量跟砝碼的重量相等。如此低廉簡易的工具，精確度并不低于化學樓里那些昂貴的天平。

　　經受嚴格的科學訓練

　　北大注重給學生打下扎實的學業(yè)基礎。按照當時的化學系學制，前三年學化學基礎課，四至五年級學專業(yè)課，六年級做畢業(yè)論文。

　　化學基礎課有微分學，積分學，解析幾何，概率論，普通物理；
普通化學，分析化學，有機化學，物理化學，結晶化學，物質結構，高分子化學，化學工藝學，無線電基礎，放射化學；

　　四年級時，我分在分析化學專業(yè)。分析化學專業(yè)課有電容量分析，極譜分析，稀有元素分析，有機試劑，光度分析，儀器技術，化學分析法；

　　另外，還有公共基礎課──俄語，英語，中共黨史，自然辯證法，政治經濟學。

　　上了兩年專業(yè)課之后，在六年級那一年做畢業(yè)論文，我是在一臺Q24石英中型攝譜儀旁度過的。我當時在分析化學專業(yè)之中，學的是光譜分析。這個專業(yè)總共三名學生，其中除我之外，另兩名是從外校調來的進修生。我的畢業(yè)論文題目是《純氧化鉭中雜質的載體法光譜分析》。光譜分析是年輕的專業(yè)，老師也都是年輕人。我的導師原本是余先生，他剛跟我談了一次話，就到東德（當時叫“民主德國”）留學了。接替余先生的便是李安模老師，他剛從蘇聯(lián)留學歸來不久，是一位朝氣蓬勃的青年教師（后來在1995年擔任北京大學副校長）。

　　這樣，在一年的時間里，我在李安模老師的指導下，從查閱英文、俄文文獻開始，然后設計實驗方案，直到實驗結果分析，寫出論文，完成論文答辯。這一步步科學程序，使我得到嚴格的科學訓練。

　　我的實驗室在化學樓對面的地學樓二樓。每當我用光譜儀攝譜前，總是先戴好墨鏡，以防強烈的光線刺激眼睛。我要打開光譜儀上的排風機，因為在攝譜時會產生氣味刺鼻的臭氧。拍好譜片之后，便到旁邊的暗室里，顯影、定影，然后再用測譜議測量光譜強度。當時，我試驗了上百種化學物質，以求尋找到一種催化劑（載體），提高光譜分析的靈敏度。我在實驗中發(fā)現(xiàn)，鹵化銀能夠明顯提高光譜分析的靈敏度。在鹵化銀之中，以氯化銀的效果最佳。我第一次嘗到科學發(fā)現(xiàn)的快樂和興奮。

　　對于這一發(fā)現(xiàn)，李安模先生也非常高興，給予肯定，并要求我對于鹵化銀為什么能夠提高光譜分析靈敏度的機制進行探討。我的畢業(yè)論文《純氧化鉭中雜質的載體法光譜分析》全文一萬多字，1963年夏日在化學樓底樓的大教室里通過答辯之后，我便拿到燙著金字的北京大學畢業(yè)文憑，分配到上海。1964年，在中國化學學會分析化學學術會議上，李安模先生宣讀了這一論文，并于同年收入《中國化學學會分析化學學術會議論文摘要集》，署名是“李安模，葉永烈（北京大學）”。這篇論文正準備全文發(fā)表于權威性的《化學學報》的時候，“文革”開始了，《化學學報》�？�，論文未能全文發(fā)表。

　　盡管畢業(yè)之后我“背叛”了化學，但是嚴格的科學訓練使我在文學創(chuàng)作中受益匪淺。我的采訪、對于種種史料的查證、辨?zhèn)喂Ψ蛞约皩τ诒姸噘Y料的井井有條的管理，便得益于北京大學化學系的科學訓練。

　　化學深刻影響我的創(chuàng)作

　　化學深刻地影響了我的創(chuàng)作之路。

　　在化學系上三年級的時候，我成為《十萬個為什么》的主要作者�！妒f個為什么》迄今發(fā)行量超過一億冊。倘若我念的是中文系，那就不可能寫出《十萬個為什么》。

　　在化學系上四年級的時候，我寫出了《小靈通漫游未來》。這本書第一次印刷便印了三百萬冊，而如今取名于這本書、經我授權的“小靈通”手機，用戶超過一億。倘若我念的是中文系，同樣不可能寫出《小靈通漫游未來》。

　　盡管此后我的創(chuàng)作轉向小說、散文和當代重大政治題材的長篇紀實文學，化學仍給我以啟示，以幫助。

　　當代文學是與現(xiàn)代科學緊密相關。六年的化學薰陶，使我在文學創(chuàng)作中遭遇科學問題的時候迎刃而解。

　　在美國硅谷采訪的時候，有人問起港臺為什么稱之為“矽谷”？我作了關于“硅”與“矽”的“化學說明”：

　　硅是一種化學元素的名稱，即“Si”。在化學上，凡是金屬元素都寫成“金”字旁（例外的是汞），而硅寫成“石”字旁，表明是非金屬元素。硅是在地殼中的含量，僅次于氧，占地殼總重量的百分之二十六。我們腳下的大地的重要成分便是硅的化合物——二氧化硅。石英，就是很純凈的二氧化硅。從二氧化硅中可以提取純硅。純硅是鋼灰色的八面晶體。純硅晶體切成薄片，便稱“硅片”。如今各種集成電路，其實就是用硅片做成的。正因為這樣，硅成為高科技的“主角”。

　　硅的中文名字，原本命名為矽。1953年，中國科學院決定把“矽”改稱為“硅”，原因是“矽”與另一化學元素“錫”同音。這一改稱，應當說是很正確的。這么一來，在上化學課上，老師原本說到“二氧化矽”，跟“二氧化錫”分不清楚，必須在黑板上寫一下，學生才明白。改稱之后，“二氧化硅”、“二氧化錫”不同音，也就沒有那樣的麻煩了。

　　然而，臺灣不改，盡管他們也知道把“矽”改稱為“硅”是正確的——這誠如簡體字比繁體字書寫要方便得多，中國大陸采用簡體字，臺灣仍沿用繁體字。那時候的香港，沿襲臺灣的習慣，所以在香港也仍稱“矽”。

　　“硅谷”與“矽谷”的差異，也就是這么來的。

　　倘若不是畢業(yè)于北京大學化學系，我也就不會講出這么一番“化學道理”。

　　在北京自來水公司采訪時，參觀那里的水質化驗室。我一進門，就認出眼前的一臺儀器是極譜議，使接待方感到吃驚。當他們知道我是“化學出身”，于是在談論自來水雜質的含量“PPM”（即百萬分之一，亦即10的6次方）之類的時候，就用不著向我作解釋了。

　　同樣，近年來的種種新聞，諸如關于紅心鴨蛋的“蘇丹紅”，導致俄羅斯間諜利特維年科之死的“釙”，美國查出中國多種牙膏的“二甘醇”過量，還有什么“硒含量”、“鋅含量”、“鋁含量”等等，我一下子就能明白。我非常關注俄羅斯間諜利特維年科之死，醞釀著以這一撲朔迷離的事件在“釙”的背景中展開，寫一部長篇小說。不言而喻，倘若我不是出身化學，也許就不會著手這樣充滿化學氛圍的間諜小說的創(chuàng)作。

　　當然，我也有不明白的時候：理發(fā)店張貼的“負離子燙發(fā)”、“游離子燙發(fā)”之類，令我百思不解。在我看來，那只是挾化學之“高深”來“蒙”顧客的一種商業(yè)手段而已。

　　最近，北大化學系57級的同學們?yōu)榱藨c賀50周年“級慶”，在杭州大聚會。“游離”于化學大軍之外的我（他們大都是中國化學會會員，唯獨我是中國作家協(xié)會會員），感觸良多，寫下此文，以紀念當年我的“化學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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