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7日，中國青年報披露了拆分中國電信和重組電信產業(yè)的最新消息，政府最高決策層已經批準了名單不詳的6人小組所擬訂的方案：將中國電信劃分為南北兩大公司，其北方部分（包括中國電信華北、東北和山東等地區(qū)10個省級子公司）整體劃出，與現在的中國網通公司合并，成立新中國網通集團公司，其余省市電信公司組建為新的中國電信集團公司；
同時中國聯通和鐵通合并，組建新的中國聯通集團公司；
中國移動公司和吉通合并，組建新的中國移動集團公司，云云。

　　這一“尚不完全確定”的方案，與3個多月前招致眾多批評的中國電信雙向切分（縱向分離固話、長途、數據業(yè)務和橫向分離為若干區(qū)域公司）方案有較大的出入。當時，筆者借中國經濟時報“七問中國電信重組”，吁請幕后決策者采取公開聽證的方式，讓公眾一塊來討論名義上全民所有的中國電信的命運。時隔三月，才頒布了價格聽證新辦法，并取代信息產業(yè)部主持電信改革的某綜合經濟管理部門，顯然來不及把價格聽證的創(chuàng)新精神發(fā)揚光大到重要性超過資費調整的產業(yè)重組上。而被納入決策外圍提供咨詢的知識精英們，雖然大都反對進一步拆分中國電信，但其所言嘈雜，終被路棄。實際上，中國眾多的改革方略（如兩年前的中國電信第一次拆分）從來就無須乎公眾和“專家”的正式參與。但這一次的暗箱博弈卻與以往不同：由于行業(yè)主管部門的“失寵”，原有的主導利益集團隨之失勢，新的主導利益集團浮出水面，中國電信的命運自然是雪上加霜了。

　　我這么說，并不意味著我開始同情信息產業(yè)部和中國電信。只是因為作為主導運營商，中國電信的命運的確事關中國電信信息產業(yè)的未來，更是因為我懷疑這一次產業(yè)重組將能夠進一步改善中國電信產業(yè)改革的已有績效。

　　電信產業(yè)是我國壟斷產業(yè)改革的實驗田。在短短7年之內，通過放松管制和引入競爭，電信產業(yè)在我國已經基本形成了數網競爭的物理基礎和市場結構。而在中國電信、中國鐵通、中國“廣通”、中國聯通以及快速發(fā)展的中國網通等基礎網絡服務商之間和之外，也已經初步形成了包括移動、數據、尋呼、內容服務等競爭性的，或壟斷競爭性的服務供應商群體；
隨著衛(wèi)星通訊和移動無線接入技術更加成熟，以及互聯互通、交叉進入、移動特許、資本市場等方面的監(jiān)管進一步放松后，中國電信產業(yè)的競爭和壟斷競爭結構將更加突出。因此中國電信產業(yè)的繼續(xù)重組應該采取“在保持傳統(tǒng)縱向一體化企業(yè)的同時，允許兩家以上的新的縱向一體化企業(yè)的進入，使壟斷性的網絡元素市場過渡到寡頭競爭性的網絡元素市場，形成所謂‘數網競爭、三網融合’的市場結構”的方式。具體做法應該是：

　　·在維持現有中國電信的同時，大力推動中國鐵通和中國廣通的發(fā)展，并保持它們的縱向一體化業(yè)務結構，包括長途、市話、數據、視頻服務和網絡元素批發(fā)等。它們之間在互聯互通的基礎上平等競爭，并且毫無歧視地向潛在性競爭服務或增值服務供應商提供無障礙的網絡接入。

　　·為了保證縱向一體化運營商的競爭性服務部門與其他競爭性服務提供商之間的公平競爭，這些縱向一體化運營商的壟斷性網絡設施部門必須與其競爭性服務部門，在財務上相互分離，各自獨立核算成本。

　　·這些縱向一體化運營商也可獲得移動通訊的經營牌照，但與此同時，應該有更多的電信運營商和新的投資者擁有的企業(yè)（如海爾、聯想等）加入移動通訊市場的競爭，在移動通訊市場上最終形成不同地域范圍內的壟斷競爭性市場結構。

　　·鼓勵中國網通和中國吉通等更多的新興網絡運營商，在建設自身IP寬帶骨干網的同時，向以上縱向一體化運營商租賃本地電話網，或與它們的地方分支機構合資建網。當然也不禁止它們自我構建本地網，最終成為縱向一體化的運營商。

　　·當上述所有電信企業(yè)都完成了程度不一的民營化改革后，應該允許它們之間自由開展縱向或橫向的兼并重組，最終使電信產業(yè)告別行政監(jiān)管，而步入反壟斷監(jiān)管時代。

　　因此，電信改革目前的主要任務應該是針對已經暴露出來的問題，加強監(jiān)管和競爭制度的建立，以彌補制度建設的長期滯后。決策者應該加快組織《電信法》和《反壟斷法》的立法工作，使繼起的改革能夠在較完善的法律框架下開展。監(jiān)管機構建設、監(jiān)管權分配、互聯互通、接入定價、普遍服務、特許權拍賣等都是產業(yè)立法中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不解決這些問題，而匆忙展開新一輪的未經科學決策的產業(yè)重組，只能造成產業(yè)秩序的更加混亂，給中國電信產業(yè)帶來災難。

　　更何況，即便目前需要進行產業(yè)重組，上述方案也存在許多缺陷：

　　·雙向接入和網間結算問題。南北分離，必然帶來雙方互有接入的需求，而雙向接入的業(yè)務費分成一向是國際電信的一個棘手問題，我們連單向接入問題都處理不好，恐怕更難以解決這一問題。同時，其他運營商都需要將自己的網絡和南北電信的各部分重新兩兩互聯，而多個網絡間路由切換和選擇，皆意味著談判、協議、利益糾葛等交易成本成幾何級數的增加，并可能因計算技術規(guī)范不同和系統(tǒng)原因產生計費失誤等風險。

　　·企業(yè)效率問題。本次重組依然未涉及民營化問題，而電信領域競爭格局形成后，如果不對基礎運營商進行民營化改造，就無法建立起激勵共容的企業(yè)治理結構，內部人控制、重復建設和惡性競爭等問題可能會更加惡化，而且許多行之有效的激勵性監(jiān)管技術也難以實行。

　　·廣電進入問題。有線電視網是最佳天然的接入網競爭者，然而我國巨大的有線網絡資源，至今未取得整體甚至部分進入電信業(yè)的“合法”權力，但本次重組居然絲毫沒有涉及這一久拖未決的問題。

　　·電信競爭力問題。雖然規(guī)模大并不等于競爭力高，但它卻有可能增加國外電信巨頭進入中國電信市場的沉淀成本。將中國電信分拆，然后按習慣去海外上市引資，國外資本只需用很小的代價就能進入拆小的企業(yè)，取得經營許可后，再利用資金、技術優(yōu)勢和國內其他更小的電信運營商競爭，必然導致利潤迅速外流。國內社會資本因為無法獲得國民待遇，而坐失幫助國內電信企業(yè)擴大市場份額，提高國際競爭力的良機。這個歷史責任到時由誰來承當呢？

　　行文至此，我忍不住要再次發(fā)問：這次拆分中國電信的合理性究竟何在？自然，我無法奢望得到哪怕是一星半點的回答，但我堅信，歷史必將代替那些“捉刀者”作出否定的答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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