墻內開花墻外紅，雖然不是一種必然的社會現象，但也是社會生活中客觀存在的一種現象，在現實生活中，這類例子可謂不乏其是。產生這種現象的深層原因是社會競爭。

　　競爭是人類社會的一種普遍現象。從競爭主體看，從個人到國家，都存在著競爭，只是層次和表現形式不同而已。從競爭領域看，競爭涉及到人類生產和生活的各個方面，可謂無處不有。當然，人類社會的競爭，最終都可歸結為人與人之間的競爭，這里人的欲望的無限性是產生競爭的主體性條件，而資源的有限性是產生競爭的客體性條件。資源的有限性與人的欲望的無限性是經濟學研究的基本前提，而競爭是解決這一矛盾的主要手段之一。競爭有良性競爭和惡性競爭之分。對社會而言，良性競爭是推動社會發(fā)展的動力，而惡性競爭對社會發(fā)展有巨大破壞作用。對個體而言，也是如此。良性競爭有利于個體健康成長，而惡性競爭會產生個體異化。因為惡性競爭使個體行為的手段與目的相悖。個體的目的是成長，但個體在不良競爭的環(huán)境中，個體的成長行為最終有可能對個體不利。對個人而言，競爭的目的主要是獲取兩類收益：一類是物質收益，主要是指來自物質財富方面的收益；
一類是精神收益，主要是指來自精神財富方面的收益，如社會對個人的評價等。物質收益與精神收益二者之間存在邊際替代現象，而邊際替代率取決于個人偏好。由于不同的人一般有不同的偏好，所以不同的人存在不同的物質收益與精神收益的邊際替代。有些人更偏好物質方面的收益，有些人更偏好精神方面的收益。另外，一般而言，人們對來自物質方面的收益與精神方面的收益都存在邊際效用遞減現象。也就是，隨著人們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將更多偏好追求精神方面的收益；
同樣，隨著一個人精神收益的增加，其對精神收益的效用會有所減少。

　　社會經濟距離與競爭程度成正比。所謂社會經濟距離，就是指一個人與另一個人在社會經濟交往中的利益相關程度，它既體現在空間層面，也體現在時間層面。在空間層面，如同行、同單位，社會經濟距離就較��；
不同行、不同單位，社會經濟距離就較大。在時間層面，如同時代的人，社會經濟距離就較�。�
不同時代的人，社會經濟距離就較大，并且年代越久遠，社會經濟距離就越遠。社會經濟距離不同于實際的物體之間的物理距離。社會經濟距離與物理距離是兩個不同的范疇。社會經濟距離小并不等同于物理距離�。�
社會經濟距離大也不等同于物理距離大。一般而言，人與人之間的社會經濟距離越近，相互之間的競爭就會越激烈。因為社會經濟距離越近，利益的聯(lián)系程度就會增加，從而利益的爭奪就會趨向激烈。

　　“墻內開花墻外紅”這里就與競爭與社會經濟距離成正比有關�！皦�內開花”對“墻內”和“墻外”的人而言，其作用是不同的。對“墻內”而言，由于社會經濟距離小，相互之間利益聯(lián)系的密切程度高，所以，“墻內花”更容易受到“墻內”各方的排擠和嫉妒。但對“墻外”而言，由于社會經濟距離較遠，相互之間利益聯(lián)系的密切程度低，所以“墻外”對“墻內”的“花”產生的排擠和嫉妒心態(tài)就輕，這也就容易形成“墻外紅”現象。另外，“墻內”各方由于相互了解較多，具有信息優(yōu)勢，所以，“墻內花”的缺點也就容易被夸大和傳播。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反映的就是這種情況。一個人取得的成績是不容易傳播出去的，但一個人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卻容易傳播出去。這里主要是在利益相關的情況下，甲的好事對乙而言，并不見得就是好事。由于競爭的需要，甲的好事會減少乙的效用，所以乙對甲的好事傳播的動力不足。但甲的壞事對乙而言，卻能增加乙的效用，所以乙對甲的壞事有較大的傳播動力。還有，墻內開花墻外紅，對“墻外人”而言，也有積極效應。一是滿足了一種權威主義的心理需求；
二是也可利用“墻外花”壓制“墻內花”，間接增大自己的效用和收益。所以，“墻外人”對“墻內花”扶植的積極性也就相對較高。

　　另外，還有一種現象是“生前開花死后紅”，這也可看成是一種“墻內開花墻外紅”的變種。生前死后是立足于時間層面，墻內墻外是立足于空間層面。因為社會經濟距離不僅體現在空間方面，也體現在時間方面。時間上越靠近，利益相關度就越高；
時間上越靠遠，利益相關度就越低。當人死后，其競爭行為也就終止，所以，這時一些人也就會更多從公正的角度去看待問題，當然，也有其它一些方面的考慮。對活人而言，抬高死人地位主要有兩個方面的動力：一是基于良心的需要，可獲取一種精神收益；
二是基于現實利益的考慮，因為通過抬高死人，可壓制一些活人，進而達到一種個人競爭的目的。

　　當然，“墻內開花墻外紅”和“生前開花死后紅”并不是一種必然現象，但畢竟也是一種客觀存在的現象。這種情況對個人是一種悲哀，對社會也是一種損失，所以如何規(guī)避就是一個應值得重視的問題。拿學術單位來看，外行管內行肯定問題很多，因為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內在規(guī)律，不能違背規(guī)律行事。但專家管專家，并非都是好處，也存在一個同行相輕的問題。由于專家與專家的社會經濟距離較近，這時“功高蓋主”就有可能引出一些麻煩問題。同是搞經濟學研究的，若你發(fā)表文章的數量和質量都要超過你的領導的文章的數量和質量，對領導而言，不見得心里就痛快。如文人相輕，若變成領導和被領導相輕，這對社會和個人而言就都不是好事。所以，社會要不斷進行制度創(chuàng)新，要盡可能克服這方面的弊端。一是要提倡公平競爭和良性競爭，關鍵要在制度上落到實處，要不斷進行制度創(chuàng)新。二是要建立一個更加自由的人員流動體制。流動性有利于解決局部的不均衡問題，也有利于人才和資源在全局范圍內的優(yōu)化配置。三是“墻內人”和“墻外人”要加強交流和互動，多進行信息溝通。四是要大力提倡一種理性精神。理性精神的核心就是求真、客觀，并且具有全局意識。理性精神與狹隘的個人利益主義本質上是相背的。五是要加強社會的監(jiān)督功能，要充分調動社會各方面的監(jiān)督力量，對一些不良行為要進行有效監(jiān)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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