毨釙先生《委員當然可替本群體代言，代表才不行》（南都3-21）部分觀點我很認同，但對該文認為“政協的性質（或作用）類似院外壓力集團”有異議。現實中，政協可能是起著類似國外院外壓力集團的作用。但法治國家的院外壓力集團必須自籌資金，不能花財政錢，不能有現任公職人員。政協卻兩條占齊，既然如此，就沒有理由把政協看成院外壓力集團。

　　如果非要花財政錢養(yǎng)一個類似院外壓力集團的機構，我國人大、政協的構成情況也會把事情弄得很荒唐。什么樣的構成？先看人大。撇開公民選舉權真實與否的憲法問題，撇開代表名額分配上是按四個農村人口相當于一個城市人口來算的城鄉(xiāng)公民權利不平等問題，撇開官員該不該兼任人大代表的問題，等等。僅就人大代表的構成看，是官員、名人、富人居于主體地位。這已經極端不平衡。而政協按界別產生——說是協商推薦產生，其實更多是點卯產生，這次香港一些新增全國政協委員談感想時一不留神就說出了自己是“被任命為政協委員”的。但管它是協商推薦還是點卯，按界別產生，加之政協實際人員構成跟人大一樣官員居多，而除官員外，則主要是本來就在人大擁有不少席位的企業(yè)界人士、演藝界名人或名人之后，卻沒有或幾乎沒有工人、農民委員，而人大好歹多少有工人、農民的代表。這無疑是對人大那種已經很不平衡的情況的進一步強化。雖說政協不象人大擁有立法權，但話語權和對立法的影響一點不弱，如果再考慮到兩個機構官員多、名人多、企業(yè)界人士多的構成特點是大同小異，那么，就對國家立法和政策走向的影響來說，這種按界別產生委員的結果必然是使強勢的更加強勢，無聲的更加無聲。事實上，有些群體，哪怕人數眾多，由于在這些機構的缺位，他們的聲音和訴求要想達到決策層面，是難上加難。這是要出大問題的。

　　所以我要重申：不管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他們是“代言人”，但決不應該是特定階層、行業(yè)群體的代言人，不管他或她原本屬哪個群體。為公眾代言，以社會公共利益為念，是基本準則。順便說明一下，在我國語境下，“公共利益”的確常常成了虛偽說辭。然而，有人虛偽對待、玩弄“公共利益”，不等于不存在公共利益。事實上，任何社會都存在需要維護和推進的公共利益。只是，真實的公共利益不由什么壟斷了“公益”解釋權的人或機構來宣示，而是要在理性辯論過程中呈現，在各階層之間、政府與人民之間的有效互動中呈現。

　　作為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占據在這個位置上，其職責就是要表達盡可能廣泛的民意、維護盡可能廣泛的利益，而不是謀自己私利。當然，這決不能訴諸他們的個人品質，而是需要問責、罷免等一系列配套的制度安排來阻止他們把這個位置當成逐私利的工具。但最根本的還是要改革現行人大代表產生制度，調整政協職能和改革政協委員產生方式。如果由選舉產生，一般來說，每個選區(qū)都有不同階層的選民，任何人想要勝出，都必須爭取各階層選民的支持。勝出者就決不會是任何特定階層或群體的代言人。別的不說，對選民反應預期的顧及就會制約他們的言行。所以，真正重要的并不在于代表出自哪個群體，而在于公民是不是真實的參與了選擇。

　　我覺得，這次爭論至少再次表明：由公民自己選擇自己代表的問題繞不過去了。

　　2008-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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