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前，即1998年3月，作為一個公民，我寫了一篇《向世紀之交的“兩會”進言》（以下簡稱《進言》），委托參加第九屆全國“兩會”的人大代表、委員帶到會上，希望對政治體制改革有所裨益。后在2005年第十屆全國“兩會”三次會議召開時，將這篇《進言》一字未改地發(fā)表在燕南評論上（見天益網評論專欄）。10年后的2008年3月，值第十一屆全國“兩會”召開之際，我再以公民的身份進言，衷心祝賀第十一屆全國人大、政協(xié)會議勝利召開的同時，也期望“兩會”能有一些重要的突破。

　　10年前“兩會”召開之時是鄧小平同志逝世、黨的十五大召開的第二年，又是十一屆三中全會曁改革開放的20周年，這些因素就決定了那是引人注目的一年。

　　10年后“兩會”召開之時是黨的十七大召開的第二年，也是十一屆三中全會曁改革開放的30周年，還是國人期待已久的奧運五環(huán)旗在中國飄揚之年，所有這些因素就決定了2008年更是引人注目的一年。

　　10年后和10年前相比，中國社會進步是毋庸置疑的。我國經濟總量已躍居世界第4位。但對國民更具有實際意義的是：從決策層面倡導科學發(fā)展觀，強調以人為本，注重全面協(xié)調可持續(xù)發(fā)展；
以取消農業(yè)稅、系列惠農政策、公平教育政策和城鎮(zhèn)社會保障體系及農村合作醫(yī)療體系為標志的重大民生措施出臺，對促進民眾福祉和社會公正的意義是不言而喻的；
以城市收容制度廢除和死刑復核上收最高法院為標志的法治建設也取得了明顯進步。而黨的十七大將這些進步以更大的步伐推向前進，在更寬廣的領域貫徹公平正義精神，加快公正和諧社會的建設。

　　但另一方面也不能回避：對社會發(fā)展具有關鍵性、甚至是決定性影響的政治領域，其前進的步伐便顯得十分緩慢。10年后回頭看，政治領域沒有多少看得見摸得著的變化，政體改革基本處于膠著狀態(tài)。一些當時被看好的重要措施如行政機構改革，并沒有起到人民期待的作用，而反彈的力度似乎比當初改革的力度還要大。另外一些看去頗有活力的改革試點經驗如鄉(xiāng)鎮(zhèn)長公推直選，由于種種原因還停留在“盆景”階段。

　　我在10年前的那篇進言中曾寫道：“……當前最重大的命題莫過于政治體制改革。歷史已經到了這樣一個關頭，中華民族全部歷史的發(fā)展正在日益集中于一點，這就是要求政治體制的革新�！薄叭绻�說當今的中國社會存在基本矛盾的話，那么這個基本矛盾不是別的，正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特別是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10年過去了，上述基本判斷并沒有過時。

　　10年前筆者在《進言》中指出的政治體制改革滯后滋長的諸多社會病，有的更趨嚴重，如腐敗的蔓延；
有的形式有所改變，如公有資產的私人化途徑由國企改革轉為征地、開礦以及其他方面迅速的化公為私或轉公為私；
有的轉化了形態(tài)，如下崗職工的困境轉化為失地農民的困境。總之是表現形式有所變化，表現熱點不同而已，但根源于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愈來愈厲害的摩擦則是無疑的。

　　由于政治體制改革長期滯后，不但滋長了許多并發(fā)癥，拖住了整個社會進步的后腿，也在相當程度上抵消了經濟增長帶給和應當帶給民眾的好處�，F在一方面是中國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4位，另一方面是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增長緩慢。而造成這種情況的重要原因是缺乏社會性的溝通、協(xié)調、談判機制，缺乏組織載體為低收入群體爭取應有的權利，這些顯然和政治體制有直接關系。近年由食品引發(fā)的物價高漲，進一步惡化了低收入群體的困境，拉大了貧富差距。物價高漲表面看主要是經濟原因，實際上有重要的政治因素摻雜其中，如大企業(yè)、大公司、壟斷行業(yè)包括農產品加工強勢集團對原料的控制，對價格的哄抬和操縱。

　　令人欣慰的是：黨的十七大對政治體制改革給予高度重視，將深化政體改革和擴大社會主義民主有機結合起來。第一次提出“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生命”，“人民當家作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和核心”，強調“堅持國家一切權力屬于人民，從各個層次、各個領域擴大公民有序政治參與，最廣泛地動員和組織人民依法管理國家事務和社會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yè)。”“確保權力正確行使，必須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辈⑻岢霭l(fā)展民主政治的一系列具體措施。十七屆中央二次全會研究了深化行政管理體制的問題，通過《關于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意見》，按照精減統(tǒng)一效能的原則和決策權、執(zhí)行權、監(jiān)督權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xié)調的要求，提出“進一步優(yōu)化政府結構，規(guī)范機構設置，探索實行職能有機統(tǒng)一的大部門體制，完善行政運行機制�！�

　　十七大為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留下寬廣的發(fā)揮空間，十七屆二中全會通過的《關于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意見》邁出了實際步驟。在十七大和十七屆二中全會的基礎上，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應該具有光明的前景。

　　但是使光明的前景成為現實，還需要解決一系列認識和實踐上的問題。特別是既需要防止在行政機構改革或其他試點改革中“打轉轉”的故態(tài)重現，也需要防止改革的步子邁得太大而使局面失控。

　　但從以往政體改革的軌跡看，最需要提防的還是“打轉轉”式的改革，這種改革實際上將改革導入了死胡同，使人難以看到前景，等于無限期的延滯下去。

　　有一種觀點認為，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只能“跬步”或曰“龜步”前進，這樣才能規(guī)避政治風險，在不斷微小的前進中實現政治體制改革的目標。這是一廂情愿的微改論，照此施行，其結果只能是微而不進、原地踏步。因為政治體制改革實質上是一場攻堅戰(zhàn)，是所有改革中最艱難、最艱巨、最需要硬碰硬的改革。指望以微改的方式解決這樣的攻堅難題，即使不是癡人說夢，也是一種犬儒式的理想。

　　從某種意義上說，由于中國在建立計劃經濟體制的同時建立和發(fā)展了有史以來也是世界上最龐大的權力體系，由于秦漢以來專制政治、官權政治根深蒂固的因襲性、積淀性、盤根錯節(jié)性和頑固影響性，由于惰性政治勢力的強大抵抗、反彈和消解力，使我們面臨的政治體制改革任務更為艱巨和復雜，更具攻堅的特征，因而更需要政治氣魄，需要摧枯拉朽的無畏，無堅不摧的鐵腕，大刀闊斧的手段。

　　這樣說并不意味著應該在短時間內出臺一攬子政治體制改革方案付諸實施。那既不現實也不明智。而是應從革新政治體制、實現政治現代化著眼，大膽借鑒具有普適性、符合世界政治潮流的人類政治文明成果，制定符合中國國情的政治體制改革藍圖、戰(zhàn)略和方略，以此為指導，明確地、堅定地、穩(wěn)健地、有序地、有力地、不斷深入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直至建立現代型、民主型、共和型、文明型的政治體制國家，最終實現政治傳統(tǒng)的根本轉換，完成政治體制的偉大創(chuàng)新。

　　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政治體制改革成功的關鍵在于：第一要搞好政治改革設計。即上面所說的制定政治體制改革的藍圖、戰(zhàn)略和方略。這種設計既要體現政治創(chuàng)新精神，符合現代政治發(fā)展規(guī)律；
又要充分考慮中國的國情和傳統(tǒng)，新舊政治生態(tài)的兼容和消長性，政治利益格局調整的復雜性，體現改革精神、科學精神和中國式智慧的有機結合。第二要掌握改革的主動權。立足改革制高點，明確改革方向，胸懷改革全局，自覺地、主動地、不失時機地引領改革不斷深入，一步一步向既定目標邁進。力求避免在社會危機和大眾抗議下的被動政體改革。這種被動改革由于來得太晚，面對的社會矛盾積重難返，很難有好結果。第三要掌控改革全局。不斷總結改革的經驗教訓，適時調整具體部署，既要保證改革的持續(xù)和深化，又要防止改革的紊亂和失控。

　　深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也有利于解決臺灣問題。臺獨勢力所以能要挾和爭取臺灣選民，并屢屢得逞，保衛(wèi)臺灣自由民主旗幟是其手里重要的一張牌。面對臺獨的挑戰(zhàn)，大陸不僅要有強大的硬實力、也要有相應的軟實力應對。而提升軟實力的核心是要建立符合現代政治文明通例的政治體制。

　　對中國大陸來說，2008年面臨的最大之事不是舉辦奧運會，而是發(fā)展民生（包括遏制物價高漲對中下層民生利益的嚴重侵蝕和威脅）、提升民權、維護民族主權。近期一個迫切的問題是：假如臺獨勢力的“入聯(lián)公投”得逞，中國大陸將采取何種步驟應對？

　　公民期盼 “兩會”能對此給予足夠的重視，拿出適當的辦法。

　　2008年3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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