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4年前后小額信貸扶貧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杜曉山等人引入中國以后，人們對于小額信貸扶貧實行高利率一直表示不理解，有的甚至把高利率當成了“罪過”，提出了許多質疑、責難。包括筆者在內的一些學者曾先后發(fā)表文章，反復論述了小額信貸扶貧之所以采用高利率，原因在于低利率貸款很容易被農村中的強勢人群“搶奪”、作為農村中弱勢人群的貧困戶輪不上低利率貸款、高利率才排除了非貧困戶、高利率才能彌補小額信貸機構的成本等道理。然而，人們的思想轉彎并不是輕而易舉的。直到2006年6月，亞行高級小額信貸專家費爾南多撰寫的報告《小額信貸高利率的理解及處理辦法》發(fā)表；
2006年底，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助理易綱博士發(fā)表談話指出，農村金融機構貸款利率應當比市場貸款利率稍高一些；
2007年3月1日，亞行駐中國代表處副代表兼首席經濟學家湯敏博士在《中國青年報》發(fā)表《小額信貸為什么要有高利率》后，許多人才不持反對態(tài)度。

　　近年來，堅持反對小額信貸高利率的人又提出了以下反對理由：一是農民不愿意貸高利率的小額信貸款，因為貸款只夠給銀行做貢獻；
二是高利率最有可能產生農民還不起款，成為“貸奴”，進而被迫喪失信譽；
三是高利率其實是高利貸盤剝貧困戶。

　　作為小額信貸扶貧到戶的實踐者和研究者之一，筆者認為有必要用試點村的實踐和貧困戶的要求，來說明問題。

　　一、貧困戶為什么愿意接受并歡迎高利率？

　　我在農村調查時，曾多次聽到貧困戶要求小額信貸服務的強烈呼聲。至于利率，我聽到的有兩種聲音：一種是地方政府官員、村干部和富裕戶的聲音，他們要求利率越低越好；
另一種是貧困戶的聲音，他們當然也希望利率越低越好，但是當他們弄明白低利率輪不著他們使用的時候，也就一致同意高利率了。

　　在此，舉一個我親歷的事件。2006年7月2日——5日，聯合國大學高級官員梁洛輝博士、泰國清邁大學卡諾科（Kanok）教授來華，對我主持的全球環(huán)境基金（GEF）/ 聯合國開發(fā)計劃署（UNDP）援助的“中國云南省山地生態(tài)系統(tǒng)生物多樣性保護試驗示范項目（YUEP）”進行終期評估，當評估到小額信貸子項目時，項目村村民在村民大會上一致稱贊小額信貸對他們的幫助；
一致要求小額信貸項目繼續(xù)下去，并擴大規(guī)模；
而對于項目小額信貸高于當地農村信用合作社的利率（年利率9．6%——12%），沒有一個村民認為高了；
由于村民們不認為小額信貸利率高，村干部和富裕戶也就不便持否定意見。

　　那末，貧困戶為什么愿意接受并歡迎高利率呢？其中的最主要原因在于，低利率輪不到他們。

　　低利率當然意味著貧困貸款者的收入增加。如果一個社會、或者說一個村莊里中沒有貧富之分，大家都處于同等的貧困之中，那么，政府和社會從扶貧出發(fā)的小額信貸，就完全可以采用低利率貸款、乃至于貼息貸款。但是在一個貧困地區(qū)的村莊里，總是有一些農戶由于文化水平較高、會經營、關系廣、家庭勞動力多等種種原因而相對富裕些，另一些農戶相對貧困些。在出現貧富差距的村莊，相對富裕些的農戶作為村里的強勢人群，往往掌握者資源、機會等的決策權、分配權乃至于話語權。當國家、社會有了諸如低利率貸款、貼息貸款等某種優(yōu)惠政策時，村里的強勢人群就一定是自己、自己的親朋好友優(yōu)先占有、壟斷享受。這種優(yōu)先占有、壟斷享受，可以是明目張膽式的、巧取豪奪式的，也可以是事出有因式的、理直氣壯式的。而貧困戶由于是弱勢人群，在村里沒有勢力，沒有話語權、決策權，當然就輪不上了。

　　我國自1980年代中期大規(guī)模扶貧以來，曾經實行過的低利率扶貧貸款和貼息扶貧貸款等大量事實證明，低利率扶貧貸款和貼息扶貧貸款先是被地方政府用于大辦工業(yè)項目，而工業(yè)項目極少成功，即使個別成功者，提供的就業(yè)機會還不夠黨政干部的子女們就業(yè)呢！在此，我不但不反對黨政干部的子女們就業(yè)，而且認為社會應當提供更多崗位讓他們就業(yè)。問題在于，貧困地區(qū)用低利率扶貧貸款和貼息扶貧貸款搞的扶貧工業(yè)項目，名義上是扶貧，實際上是“扶富”，真正的貧困戶根本就不沾邊。爾后，我們糾正了工業(yè)扶貧的思路，轉而推行農業(yè)開發(fā)扶貧，而農業(yè)開發(fā)中的低利率貸款和貼息貸款，大部分也被農村中的大戶、相對富裕戶和村干部們等強勢人群使用了。我們當然可以用貧困戶沒有能力來解釋。這種解釋認為，只有大戶、相對富裕戶和村干部們才有能力，讓他們用低利率扶貧貸款和貼息扶貧貸款辦農業(yè)扶貧開發(fā)“公司”，讓“公司”帶動貧困農戶就業(yè)、做種養(yǎng)基地，從而實現“雙贏”。但是，人們都可以看到，不少地方的“公司+貧困農戶”的結果，最終公司賺錢了，卻沒有帶動多少貧困戶。至于那些大戶、相對富裕戶和村干部們采用種種欺詐、瞞騙等非法手段，侵吞低利率扶貧貸款、貼息扶貧貸款，各地都屢屢發(fā)生，禁而不絕，更是說明這種低利率扶貧貸款、貼息扶貧貸款的制度設計出了問題，也可以說并不是一種好的扶貧制度。

　　研究到這里，有的社會精英提出了兩個質疑：一是為什么不對地方官員、村干部、農村中富裕戶進行道德教育？二是為什么財政不多撥些低利率扶貧貸款、貼息扶貧貸款，滿足農村重的各類農戶需求？我覺得，這兩個質疑問的好。先看道德教育。道德教育對于人們的行為是有一定的約束作用的，但是總的看制度的作用更為重要、更為根本。鄧小平曾經說過，制度好，可以防止人犯錯誤，制度不好，連毛澤東那樣的偉人也會犯錯誤。低利率扶貧貸款和貼息扶貧貸款，就是不好的制度設計，因此我們不能怪罪農村中的村干部、相對富裕戶的道德不好。再看財政撥款，低利率扶貧貸款和貼息扶貧貸款當然是撥的越多越好，但是財政撥款是一個不同利益集團的博弈過程。在我國現實條件下，我們至今尚沒有找到讓財政多撥些扶貧貸款的體制與機制。

　　經濟學、社會學乃至于所有的科學，研究的第一個前提是弄清楚研究的約束條件。研究問題離開了現實的環(huán)境條件，那不叫科學研究，不過是空想主義者的“烏托邦”和“憤青”式發(fā)發(fā)牢騷而已！我先后調查過數十個小額信貸項目，從沒有聽到過貧困戶不顧現實條件而提出過分低利率的、不切實際的要求的。我為此常常感嘆，貧困農民怎么就比城市里精英還明白事理呢？！

　　二、高利率是怎樣把富人和強勢人群排除在扶貧活動之外的？

　　高利率才把富人和強勢人群排除在扶貧活動之外，這是中外小額信貸扶貧到戶的一個基本原則和普遍經驗。這是因為，大戶、村干部和富人等強勢人群，當然也是要發(fā)展家庭經營的，他們需要的貸款可以輕而易舉的從農村信用合作社、農業(yè)銀行等金融機構獲得，而且利率沒有小額信貸的高；
反過來說，小額信貸實行高利率，他們如果大腦思維正常，也就不會看上眼了。由此而來，大戶、村干部和富人等強勢人群看不上了，那么，高利率的小額信貸也就留給了貧困戶使用。

　　當然，小額信貸還有其它的制度設計，共同防止了大戶、村干部和富人等強勢人群與貧困戶“搶奪”：例如，小額度，使他們看不上；
短周期，使他們不屑于使用；
整貸零還，使他們不耐煩使用；
貸款者會議，使他們覺得使用不劃算；
如此等等。

　　三、高利率在適應貧困戶家庭經濟實力和經營能力的同時，還賦予其作為人的尊嚴

　　貧困戶在使用高利率的小額信貸的過程中，還自然而然的養(yǎng)成了一種與先富裕起來的人群一樣的尊嚴。在沒有小額信貸時，他們在村莊里是貧困戶，不但家庭收入少，生活質量不高，而且心情受到壓抑。這主要是我國社會環(huán)境不正常，例如貧困者被排在了曾被各級政府官員和我國主流媒體所謂“治窮先治愚”和“治窮先治懶”的“愚昧”、“懶惰”之另冊，久而久之，往往滋生了一種矮人一截、低人一等的心理，在村莊里人、特別是先富裕起來的人群面前抬不起頭來。

　　奇怪的是，我們的各級政府官員和主流媒體利用所謂的“治窮先治愚”和“治窮先治懶”等完全錯誤的理論和口號，把貧困戶打入“愚昧”、“懶惰”之另冊，另一方面又裝模作樣的提出“扶貧先扶志”、“扶貧先扶智”等模棱兩可的理論與口號，真有點不把貧困戶折騰成“精神錯亂”不罷休的味道！在這樣的社會輿論環(huán)境條件下，貧困戶那里還能抬得起頭來？！

　　令人欣慰和鼓舞的是，在那些小額信貸扶貧到戶的地方，貧困戶中的女主人、男主人共同使用高于當地農村信用合作社利率的小額貸款創(chuàng)業(yè)，而不是吃救濟，腰桿子一開始就直了起來，或做種植業(yè)、養(yǎng)殖業(yè)，或做小買賣，都是靠自己的本領賺錢。當他們拿到自己一筆久盼的創(chuàng)收收入時，這怎么不令他們分外的高興！？雖然是小額信貸，本錢不多，賺的錢有限，有的還不夠城里的富人一包香煙錢，更不溝到酒店的一頓飯錢，但是對于貧困戶來說，卻是他們的勞動報酬，更是一種希望。這種希望能讓他們全家振作精神，能讓家中主人公重拾信心，可以使他們在村里、在社會上獲得作為人的尊嚴和一定的話語權。在與人平等交往的歡樂中，他們理直氣壯了起來！

　　四、貧困戶付得起高利率嗎？

　　貧困戶之所以付得起小額信貸的高利率，原因在于他們原有的家庭經營起點太低，發(fā)展的空間太少，賺錢的空間很大。例如，他們的家庭種植業(yè)，由于貧困，他們原來就很少采用良種，很少施用化肥，因此產量不高，一年的收獲不夠溫飽。他們不是不想采用良種，也更不是不想施用化肥，而是他們沒有現金收入，買不起。如果他們能夠從小額信貸組織貸到幾百元錢，那么就可以購買良種和化肥，就可以使產量大幅度增加。而在種植業(yè)產量大幅度增加的情況下，一方面就可以“填飽肚子”，解決溫飽問題；
另一方面也就可以歸還小額信貸的高利息。

　　五、利率多高才合適？

　　那么，小額信貸的利率，究竟多高才合適？總的說，小額信貸的利率一定要高于官方利率。之所以要高于官方利率，是從排除農村中的大戶、富裕戶和村干部等強勢人群、讓他們到現有“官辦”的農村信用合作社、農業(yè)銀行去貸低一些的、以官方利率為準的貸款。

　　在國外，小額信貸的利率普遍較高。小額信貸的發(fā)源地——孟加拉國鄉(xiāng)村銀行GB模式在1991年前，一年期的年利率為16%，1991年上升到20%。湯敏先生指出：“小額貸款的利率高與不高，要看跟誰比。小額貸款是給貧困人群的貸款。他們很難拿到商業(yè)貸款。雖然商業(yè)利率較低，但對他們來說是可望而不可及的。高利貸才是他們唯一有可能借到的錢。如果與農村的高利貸相比，小額貸款的利率并不高。表一也列出了各國高利貸的利率。例如， 在印度尼西亞，高利貸的利率要高達120%以上，遠遠高于28%的小額貸款利率。”

　　表一：
商業(yè)銀行、高利貸、小額貸款機構的年利率 (2003年)

　　國家商業(yè)銀行年利率小額貸款機構年利率非正規(guī)資源（如高利貸）年利率

　　印度尼西亞18%28-63%120%

　　柬埔寨18%45%120-180%

　　尼泊爾11.5%18-24%60-120%

　　印度12-15%20-40%24-120%

　　菲律賓24-29%60-80%120+%

　　孟加拉國10-13%20-35%180-240%

　　資料來源：湯敏：小額信貸為什么要有高利率，新浪財經2007年3月1日。

　　湯敏先生的論述，也回答了有的人關于小額信貸利率有可能變成農村中新高利貸的疑問。其實，如果我們用經濟學的供求定律來觀察，就可以發(fā)現，當農村中“官辦”金融、正規(guī)金融比較繁榮，能夠滿足各類農民貸款需求的情況下，高利貸也就沒有存在的條件。高利貸之所以能夠在我國農村各地普遍存在，而且禁而不絕，恰恰說明我國的農村金融太落后、太蕭條了。而改革農村金融、繁榮農村金融，至今尚看不出有什么真正的舉措。在這樣的情況下，允許并大力發(fā)展小額信貸，給貧困戶一個貸款的機會，這對于遏制農村高利貸，顯然也是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讓貧困戶在小額信貸和高利貸之間作個選擇，貧困戶難道不會選擇小額信貸嗎？！

　　有種議論認為，高利貸殘酷剝削獲貸者，只要嚴厲打擊、堅決取締，就可以天下太平，也就沒有必要允許小額信貸高利率的存在。這種議論的主觀愿望是好的。但是這種議論忘記了我國社會的現實情況是，有關部門從來就是對高利貸嚴厲打擊、堅決取締的，不過從來就沒有消滅過。這是因為，一是農村社會有很大的貸款需求，貧困戶有很大的貸款需求；
二是我們的所謂“農村金融主力軍”根本就滿足不了社會對貸款的需求，更滿足不了貧困戶對貸款的需求。

　　值得慶幸的是，我國的法律還是實事求是的。最高法院曾對農村高利貸作過司法解釋，規(guī)定法律保護國家所定利率4倍以內的民間借貸。這也就是說，(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小額信貸的高利率不能、也不會高于最高法院規(guī)定的官方利率的4倍。

　　六、社會上對高利率的指責說明了什么？

　　我在農村調查時，曾經看到過三類要求小額信貸低利率的機構和個人：一類是農村中的大戶、富人和村干部等強勢人群，他們要求低利率，當然是出于自己“搶奪”小額信貸這塊扶貧資源“蛋糕”之目的；
二是各級政府官員，他們主要是對于小額信貸的宗旨、特征和運作不熟悉，怕高利率被人指責為“不是扶貧”；
三是社會精英，他們主要是對于中國的國情、社情、村情不了解，凡事從自以為“良好”的愿望出發(fā)，至于有什么效果則是不管的。對于這些朋友，我的判斷是他們肯定不是真心幫助貧困戶，而是幫助非貧困戶。當然，非貧困戶也是需要得到幫助的，因為我國的農村金融畢竟離農民的需求，呈現出機構太少、產品太單一、服務太差、監(jiān)督太薄弱、內部治理太糟糕了！

　　特別是，我國地方政府自1990年代后期運作的小額信貸，后來在所謂“規(guī)范”的旗號下，普遍放棄了高利率以及其它小額信貸的特證，從而也就被“異化”為傳統(tǒng)的農村信貸，貧困戶普遍貸不著，也就不再是扶貧了。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fā)展研究所扶貧經濟社先后在河北省易縣、淶水，河南省虞城、南召和陜西丹鳳縣建立了扶貧分社，進行小額信貸試驗。陜西丹鳳試驗點后來演變成了當地政府主導的小額信貸扶貧項目，利率由8%降到了3%。政府的主觀意圖是好的，就是通過低利率貸款幫助農民脫貧，但這混淆了信貸與救濟的區(qū)別，扶貧社長期的虧空就難以彌補。杜曉山教授回答記者提問時曾指出，經驗表明，政府干預程度越大，經營效果往往越差。如果是短期項目，還可以依靠政府，但如果是長期運作，則一定要與政府脫鉤。正是出于這方面的考慮，他們最后關閉了在丹鳳的試點。如今，河北易縣、淶水、河南南召、虞城等四個試點項目都已經與政府脫鉤。

　　七、農村信用合作社迅速調高利率說明了什么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小額信貸高利率被我國有關部門接受后，很快便在農村信用合作社推廣應用。2001年12月7 日，中國人民銀行印發(fā)《農村信用社農戶小額信用貸款管理指導意見》中明確提出，農戶小額信用貸款利率在現行利率基礎上，可以適當優(yōu)惠，實際上就是放開上浮的限制。這樣一來，由于缺乏競爭，農信社在貸款利率定價方面完全處于“強勢”地位，特別是放寬利率限制后，針對農戶的貸款利率定價偏高，部分農信社的貸款利率更是一浮到頂。

　　例如，廣西壯族自治區(qū)百色市全轄農信社實行基準利率及下浮的貸款額只占總貸款的1.6%，利率定價在(1，1.3)、(1.3，1.5)、(1.5，2)三個區(qū)間的占比分別為29.80%、41.64%、26.93%，一年期貸款加權平均利率達8.3592%，實行貸款上浮定價的比例明顯偏高�！叭�農”貸款利率浮動幅度普遍在上浮20%一50%的水平，其中小額信貸利率普通上浮30一40%，個別縣小額信貸最高上浮達100%。其它地區(qū)的農村信用合作社的情況大同小異，也都趁機提高了利率，但是其它方面的服務，并不見有什么改進。其結果，高利率的小額貸款與低收益水平的農業(yè)生產矛盾十分突出，小額貸款體現不出緩解農戶貸款難和促進農民增收的作用，反而增加了農民貸款的利息支出，影響了農戶申請信貸的積極性。特別是，農村信用合作社這樣高的利率，還壓制了以扶貧為目的的小額信貸的發(fā)展空間。

　　八、小額信貸的利息怎樣分配？

　　小額信貸的利息分配原則，主要是彌補組織的成本以及保障可持續(xù)發(fā)展。在孟加拉國鄉(xiāng)村銀行GB模式中，利息主要用于工作人員的報酬。因為他們工作人員的待遇高于其它正規(guī)金融機構，這是因為小額信貸組織是“送貸上門”，工作量遠遠大于其它正規(guī)金融機構，同時也有一個使其熱愛小額信貸工作、激勵并穩(wěn)定人心的作用。

　　中國的小額信貸經歷了曲折的發(fā)展歷程，目前仍在維持的，主要是兩個方面的組織：一是國際組織援助的組織，包括中國社會科學院杜曉山等人的扶貧經濟社等，大約有300多家，特點是有國際背景，規(guī)模不是很大，運作相對規(guī)范，利息主要用于補充機構的成本；
另一是中國政府出資、或政府給予特殊優(yōu)惠政策背景的、后來由農業(yè)銀行或農村信用合作社運作的、并不特別以扶貧為對象的、實際上的傳統(tǒng)的農業(yè)貸款中的小額度貸款，運作雖然早已背離小額信貸規(guī)范，但是畢竟面對著的是農村中的一批低收入戶，利息主要轉化為金融機構的利潤。

　　這樣一來，政府應該出于扶貧的目的，對于小額信貸組織免征營業(yè)稅、減征個人所得稅，也就是清理中的事。但是，在我國尚不見政府有此方面的規(guī)定。

　　在我主持的全球環(huán)境基金（GEF）/ 聯合國開發(fā)計劃署（UNDP）援助的“中國云南省山地生態(tài)系統(tǒng)生物多樣性保護試驗示范項目（YUEP）”小額信貸子項目，由于小額信貸的性質是“村民所有，村民運作，村民監(jiān)督，村民受益”，不允許項目村外的鄉(xiāng)鎮(zhèn)和縣的任何組織和個人分享利息，因此村民討論決定的利息分配采用“三三三制”，即1/3用于運作者（新成立的村保護與發(fā)展組織）的誤工補貼；
1/3用于自然保護區(qū)保護；
1/3用于擴大小額信貸基金的本金。這樣，就使項目實現了扶貧、保護區(qū)保護和村民民主的“三贏”，也使項目具有了可持續(xù)性。由于是國際性的保護與扶貧項目，也就沒有交稅的事。

　　參考文獻：

　　1．湯敏：小額信貸為什么要有高利率，新浪財經2007年03月01日。

　　2．周善葆：西部山區(qū)農村小額信貸發(fā)展問題探析，南方金觸2007年第8期。

　　3．袁蓉君：亞行：降低小額貸款利率關鍵是減少成本，搜狐財經2006年0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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