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lián)、東歐體制瓦解，冷戰(zhàn)結束后，重新出現(xiàn)似曾相識的“新”潮流，民族主義高漲、民族沖突激化，構成對人類自身的威脅。還未滿百年的關于民族主義的學術研究，在20世紀末形成了一個前所未有規(guī)模的熱潮，最近10年間歐美學者的研究新成果汗牛充棟；
隨著國內民族主義、民粹主義的高漲，中國學者也十分關注民族主義這個議題，因為對歐美學界已有研究成果及其研究史不甚熟悉，所以國內出版界迎合這一潮流，這10年間也出版了將近20種海外學者的民族主義研究專著（僅鄙人視野所及），雖然不很系統(tǒng)，然而其中大部分都為各國學者一致公認的經典。

　　各國學者關心民族主義研究不僅出于“外患”，比如巴爾干半島、東非發(fā)生的種族屠殺，也是出于“內憂”。比如，不久前出版了中文版的《自由主義的民族主義》（原著出版于1995年；
中譯本，陶東風譯，上海世紀集團，2006年）的作者耶爾·塔米爾就是從政治實踐經驗出發(fā)，看到以色列與巴勒斯坦，都很難超越和克服民族主義的某個側面，提了“溫和的民族主義”理論（她多年作為工黨政治家，曾多年從事爭取市民權民間團體的社會活動，1999年起又擔任過兩年以色列內閣移民歸化部長，2006年春開始擔任教育部長）。又如，美國雖然1960、70年代民權運動取得成果，種族矛盾問題有所緩解，但是布什政權發(fā)動對伊拉克戰(zhàn)爭之后，反戰(zhàn)輿論又引起了美國學術界圍繞何謂愛國主義在媒體展開熱烈爭論。先是理查德·森內特（Richard Sennett）在《紐約時報》上刊出《同一性的神話》一文，對希爾頓·哈克尼（Sheldon Hackney）主持的“美國人文學科基金”為了克服國內種族之間分裂與對立，確認美國人的同一性及其共同體，制訂的題為“我的歷史就是美國的歷史”計劃提出激烈的批評，指責這一計劃追求的只是一種“裝扮成紳士的民族主義”。我國讀者熟悉的理查德·羅蒂站在哈尼克一邊也參加了論戰(zhàn)，他的觀點，1999年匯集成一本小書出版，即《筑就我們的國家：20世紀美國左派思想》（中譯本，黃宗英譯，三聯(lián)書店，2006年）。后來麻省理工大學政治哲學教授、《波士頓評論》的編輯約瑟·科恩（Joshua Cohen）把這次論戰(zhàn)中的各種觀點的論文編成《所謂愛國：關于愛國主義的局限的論爭》（For Love of Country：
Debating the Imits of Patriotism，1996）一書，該書反映了參與爭論學者們見仁見智的各種觀點。這種由論述民族主義引發(fā)的關于多元文化討論，還牽出美國國內少數民族文化在教育中地位的討論，更早一些時候，就有小施萊辛格的《美國的分裂》（Arthur M Schlasiger Jr，The Disuniting of Ameirica，1991），他和艾倫·布魯姆一樣，代表文化保守主義，強調人文教育要捍衛(wèi)、繼承美國源自歐洲的文化傳統(tǒng)重要性，來堅持愛國主義精神。因此，討論民族主義在涉及自由主義、社群主義等哲學的、思想的課題時，愛國主義是一個不容回避的問題，而今天歐美學術界里“patriotism”一詞，一般被作為對民族國家的愛和忠誠來使用的，作為與其相對的一般是用“cosmopolitanism”，所以“patriotism”往往被看作帶有排外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的傾向。為了給“patriotism”正名，同一時期出版的共和主義大師穆里齊·維羅里《關于愛國：試論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Maurizio Viroli，F(xiàn)or Love of the Comtry：
An Essay on Patriotism and Nationalism，1995）一書一開首就開誠布公說該書目的是要通過“patriotism”一詞的演變史來劃清愛國主義（patriotism）與民族主義（nationalism）這兩個詞的界限，劃清一般被作為同義詞使用的‘love of country’與‘loyalty to the nation’之間的界限。三年前高全喜曾在《論民族主義：對民族主義問題的一種自由主義的考察》（《原道》（第九輯》，大象出版社，2004年）一文中提到過此書是從共和主義角度來分析民族主義，但只言片語，語焉不詳。據說內地一流學者竟然不讀維羅里原著，之后依然以援引高氏籠統(tǒng)的二手轉述為滿足（見前“世紀中國”網頁所刊賀衛(wèi)方《周葉中教授事件及其他》）。因此，我在這里還是要向經常為“愛國”感到左右為難的內地讀者推薦這本好書，評述該書之目的是希望大家去細讀原著。

　　民族主義研究在追溯、判定民族主義現(xiàn)象和觀念的時候，有兩大流派，作為“近代主義”一派，把民族主義的發(fā)端界定在18世紀（大多認為18世紀后半）；
而“原始主義”那派的觀點是民族主義萌芽是與人類共同體產生是同步的產物。維羅里基本上持前一種“近代主義”觀點。他說：patriotism“經歷了多少世紀，作為喚起一個群體對支持共同自由的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愛、對共和政體的愛一個概念來使用”；
相反，nationalism“是在18世紀后期在歐洲產生，為了強調一個國家國民的文化的、言語的、種族的統(tǒng)一性和同一性制造出來的一個詞。”他認為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體》（中譯本，吳睿人譯，上海世紀集團，2005）中，對兩個概念不加區(qū)別，“從宗教和親族意識入手，只是作為種族主義的傾向給與否定”，這種混淆起來的敘述使得著作遜色。把它們混淆不僅是歷史的錯誤，而且實際上是極其有害的。如果能真正理解愛國主義，這個概念本身也是對民族主義的一種解毒劑。

　　維羅里雖然認為愛國主義是共和主義的歷史遺產，但是承認它最初是一種宗教感情。所有祖輩的土地，也就是家族宗教、共同體宗教圣選的土地，祖先遺體及其靈魂歸宿之地。所以不僅是一種情感，也是一種德行，是所有德行中最崇高的德性。祖國的概念包括了所有一切：自己的生命、財產、法律、信仰。是因為服從神而愛國。這種出自宗教的愛國，是轉化為近代政治的patriotism、即公共自由、公共的善概念的源頭。為西塞羅等羅馬學者所繼承，在以后奧古斯丁、托馬斯·阿奎那的著述中，甚至普通市民的人文主義的敘說中，也都可以讀到與之相關的論述。從上述觀點，我們也可以看出維羅里也不完全否認“原始主義”合理性。盡管14世紀以后，共和政體和愛人，這兩個詞在中世紀的愛國主義中已經不一起出現(xiàn)了，但是依然是意大利共和國愛國主義的關鍵詞。愛國這個詞在那時教會及其法學人士著作中，還保留著古代的含義。他們把地上的共和政體、市民的自我犧牲精神同樣運用到天國為上帝殉職理念中去。以后馬基雅維利在《佛洛倫薩史》中還是繼承了西塞羅以來的關于愛國主義的傳統(tǒng)闡釋。

　　和埃里·凱杜里的《民族主義》（中譯本，張明明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不一樣，維羅里的研究不只囿于思想史，也結合制度史探源。他指出，明確與共和主義聯(lián)系在一起的“愛國主義”，是16世紀中期才出現(xiàn)的。盡管那以后共和主義整體反復交替出現(xiàn)衰退和復活，17世紀王權統(tǒng)治的歐洲還是出現(xiàn)了幾個共和政體，愛國主義也就在這幾個共和政體中復活，在具有政治自由的土地上保留了下來，這個詞是和自由的歷史同命運的。盡管在威尼斯、那不勒斯和荷蘭還留下了愛國主義這個詞，但是并不能阻止愛國主義在歐洲大陸衰退。因為在絕對君主國家，不可能鼓勵人們去熱愛公共的善和自由。于是，愛祖國的內涵變得不一定等于愛共和政體、不一定是愛自由了，古代人的德行的概念被闡釋為是來自對祖國的愛，并不來自對自由的愛。歐洲自17世紀起來，愛國主義這個詞的內涵逐漸失去了共和主義的含義。誕生了一個最重要新詞——國家理性。

　　18世紀隨著啟蒙主義登場，傳統(tǒng)的愛國主義也重返歐洲大陸。維羅里以三位著名思想家：孟德斯鳩、盧梭和維柯的觀點為例來展開愛國主義在這一時代演變。他認為，其中以孟德斯鳩推崇愛國主義最為有力。和馬基雅維利一樣，孟氏認為“patriotism”是義務，也是德行，對特定的善的愛——愛自己祖國，強調這不是基督教的宗教道德，而是一種政治德性，，認為對祖國的愛，就是對平等的愛，是對捍衛(wèi)自由的法制的愛；
而這種政治德性正是自由的基礎。因此必須建立共和政體，來捍衛(wèi)自由。原始自然狀態(tài)中的人是平等的，近代以后只能通過法制和公民權重新獲得這種平等。但是由于人對私利追求有非常強烈的欲望，要官員和市民實踐這種德行很困難，唯一的途徑就是通過教育來抑制人們的私欲。另一方面，孟德斯鳩指出愛國與愛國主義和個人利益一致的特點。因為共和政體是國民安全、幸福的源泉，所以捍衛(wèi)法律、祖國是公民最大義務和責任，并不是犧牲個人利益，而是捍衛(wèi)自己利益。這樣，愛國也就是博愛，不僅是對父母的愛、也是對友人、同胞的愛。在標志著啟蒙思想的《百科全書》中也反映出孟德斯鳩共和愛國精神強調自由的側面對執(zhí)筆者伏爾泰的影響——強調暴政下不存在愛國主義：

　　東洋專制統(tǒng)治下，那里除了掌權者的意欲外。沒有任何法律；
人民除了對這種意欲崇拜外，沒有任何原則；
除了恐怖手段外，沒有任何統(tǒng)治原理，因為財產和生命都缺乏保

　　障，人們都沒有愛國心，甚至不知道這個詞兒，而這個詞卻表達真實和幸福的含義。

　　《百科全書》籠統(tǒng)地以“東洋”替代“專制”，維羅里在該書中所敘述的“愛國主義”演進史本身，也僅僅局限在“西歐”的維度之中，雖然沒有像漢斯·科恩（Hans Cohen）那樣明確地把民族主義分為非西歐型的和西歐型的。

　　維羅里指出，盧梭在政治道德論述中，強調愛國心最重要的含義就是公共的自由，第一是對同胞市民的愛、即政治的愛，對法律制度的愛，是善的政治的產物。雖然也包括生活方式、文化、語言、宗教和特定土地的愛在內，雖然盧梭在《論波蘭統(tǒng)治》中強調了nationalism，但他知道單有這種民族性不可能獲得真正自由，也不能作為一個真正個人生活在世界上。這一點，是他與以后的提倡以語言為基礎的精神統(tǒng)一為核心的民族主義的根本分歧。而維柯在《新科學》中，連對傳統(tǒng)愛國主義也是表示否定和懷疑的，認為古代的對祖國的愛，是一種有損人性的、所謂英雄社會的德行，與無知、迷信、兇猛、利己和貪婪聯(lián)系在一起的。只有貴族的自由、統(tǒng)治者的自由，不是民眾自由的共同體，所謂愛國主義不過是對既得利益、權力的追求，引起的戰(zhàn)爭只增加平民負擔和犧牲。

　　法國大革命之后，思想界對愛國主義認識出現(xiàn)了一些混亂，最大的轉折是18與19世紀之交年代，因為法國革命，歐洲的一些國家已經出現(xiàn)對傳統(tǒng)共和主義、對“愛國主義“普遍性的懷疑。但是還是按照傳統(tǒng)的闡釋把它作為一個政治用詞在使用。比如，在英國，愛祖國，就得愛屬于祖國那部分的同胞，所以，對剝削、壓迫自己同胞表示最大不滿的人被人們看做是最偉大的愛國者。19世紀歐洲民族國家形成的過程中，愛國主義才逐漸向民族主義變質。從追求自由質變?yōu)樽非笪幕�統(tǒng)一。對愛國主義闡釋有了兩個不同的發(fā)展方向：一，追求獨特的精神、文化的歷史的、人類的普遍性——公正、正義；
二，把特有的文化、精神的特殊性、單一國家、民族的統(tǒng)一性、同質性，放在人類的普遍的理念前面。漸產生對“Patriotism”作民族主義的新闡釋。于是，民族主義者一詞在意識形態(tài)領域里取得勝利，愛國主義這個詞就被趕出了現(xiàn)代政治思想的領域。

　　維羅里認為正是人們經歷了最為恐怖、前所未有的20世紀的極權主義體制后，為了爭取自由，理論家們才在民族主義優(yōu)勢的環(huán)境中，從古老的辭源里把“愛國主義”找回來，他們的努力在理論上、在歷史上都是有意義的。他們都顯示粗不再民族主義的語境下來重新闡釋“愛國主義”真正的內涵。維羅里所列舉的一些人物，我國讀者也都熟悉。比如，西蒙娜·薇依流亡倫敦時寫的《扎根》（中譯本，徐衛(wèi)翔譯，三聯(lián)書店，2003），通過反法西斯的路徑重新闡釋了自由的愛國主義，強調文化、精神的植根于祖國的重要性。對祖國的忠誠是對祖國歷史上最優(yōu)秀的部分忠誠，并不是要求他們同樣地尊重歷史上的帝政，因為法國人是為了實踐基督教倫理和1789年精神鼓舞下的愛國主義、是為了與“路易14世、莫拉斯之流斗爭的愛國主義，是為了發(fā)現(xiàn)法國歷史中為了自由和正義的呼聲的愛國主義。再如，意大利的克羅齊感嘆：在墨索里尼政權垮臺后，去重新發(fā)現(xiàn)意大利人的自由時候，沒有把愛國主義這個詞找回來，其原因是愛國主義被民族主義偷梁換柱了。法西斯主義者們把自己的政敵都說成是不愛國的，他們在宣傳活動中自始至終把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混為一談。本來對祖國的愛是一個道德的概念，與自由緊密相連的。又如，戰(zhàn)后堅持愛國主義的合理性，與民族主義劃清界限的是哈貝馬斯。他提出的憲法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傳統(tǒng)一刀兩斷，但是，把愛國主義與共和主義明確區(qū)別開來。對后一點，維羅里提出異議，認為哈貝馬斯誤讀了歷史。愛國主義的概念起源于羅馬時代，并不是出自亞里斯多德；
把它和公民權作為人文主義的核心，也是源自古羅馬，愛國主義與共和主義難分難舍。然而，他還是肯定哈貝馬斯提出了新的觀點：不僅更加明確了愛祖國就是愛共和政體的內涵，而且強調了對市民的愛也是其對象。另一方面，維羅里卻也肯定西方普遍的民族同一性的基礎是在市民地位普遍原理、政治確立之前就存在的、那些民族的、文化的生活方式。從這一點上也可以看出維羅里也是蘊涵地肯定了自由主義前提下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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