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的民主化進程猶如一柄雙刃劍，既可使某些政治人物獲得肆意戲弄和篡改歷史的自由，在“去中國化”的喧囂中把中華民國的締造者孫中山當作“外國人”，竭盡譏嘲淡化之能事，也能讓以“孫中山思想之研究與實踐”為主題的學術研討會在少數(shù)學人的執(zhí)著中苦撐至今，由1999年的第一屆辦到最近的第八屆，強勢的當權者無法憑借一紙禁令讓它胎死腹中，也不敢有人搗亂會場，政治權力的擴張并非毫無節(jié)制。凡此種種，耐人尋味。余自第一屆開始，應邀出席六次，學膚如我者還奉主辦者之囑，四度忝列大陸學者代表團之團長，襄贊其間，雖然臺灣政要贈給每屆研討會之花籃已逼近零值，研討之場面漸趨冷清，然而，以臺灣孫文學會理事長黃城教授和臺灣師大政治學研究所歷任所長、國父紀念館歷任館長為首的文弱書生知難而進，按轡前行，苦中掏樂，迄于今日，怎不令人感懷。會議之籌款與發(fā)動，自然不比國民黨主政之時那么便利，尤當選戰(zhàn)頻仍掣肘經(jīng)濟的多難之秋，籌足那些既要保障會議開支還要周謀大陸學者代表團參訪數(shù)日的孔方兄，良非易事。每訪一輪，享受那井井有條的研討與賓至如歸的參訪，除了留下一份敬意和謝意，帶走一份記憶和牽念之外，我還時常費神思忖：較之史書中那既不崇拜偶像，也不信奉鬼神，只相信自身肉體與精神所散發(fā)之力量的條頓人，二者之區(qū)別安在？

　　近世偉人孫中山畢竟不是一個應有盡有的聚寶盆，即便是萬般周全如辭海一樣豐厚，恐怕也經(jīng)不起代代狂淘。主辦者既考慮研討會的學術性，也看重學術交流的廣泛性，他們就曾逐漸向吾等提議，盡量推薦首次訪臺的大陸學者，盡量推薦新生代的學者，盡量兼顧地域之分布，切實推進民間交流。九載以還，所邀大陸學者并未狂聚大埠京、滬等地，亦不限于名牌學府，從廣州、長沙，到長春、哈爾濱，從上海、杭州，到蘭州、烏魯木齊，從部屬名校到地方院校，從漢族到滿、蒙、苗諸族，所在多有。至于臺灣地區(qū)的學者與中學生、大學生、研究生之回訪大陸各地，也有大陸學者盡量參與接待，其“遍地開花”之勢，似不亞于臺北的“紅衫軍”。主辦者之深意與學術交流之實效，已隨時間之推移而日益彰顯，同文同根之歡娛藉相互交流而級級升騰。顯然，欲期改善兩岸關系，比政治家的咬文嚼字與傳媒呼喊更重要的，恐怕還是蕓蕓眾生的自動與互動。兩岸關系原本就是兩岸人民自己的事情，只要血濃于水的兩岸同胞突破政治與地域的層層隔膜，沿著理解的橋梁復蘇文化的同體，回歸心靈的呼應，即便是有朝一日哪個政治家忽發(fā)奇想，煽動同根相煎，終將無濟于事矣。

　　臺灣的風景名勝雖遠不及廣袤遼闊的大陸那般掛一漏萬，目不暇接，當熱情的東道主將它傾家以獻時，來自大陸各方的與會者照樣可以大飽眼福，誰也不敢輕視這一方孤島的青山綠水。阿里山的日出與日月潭的清泉乃臺灣人民引以自豪的風景標志，二者并駕齊驅(qū)，馳名寰宇。在我的記憶里，在歷屆豐富多彩的參訪項目中，會議主辦者割去別的特色景點，將阿里山與日月潭一同列入，供大陸學者作奢侈性消費，惟有第一屆與第八屆。況且，由于阿里山的桀驁不馴與隨心所欲，首屆大陸學者還來不及猛揉睡眼追趕凌晨通向山頂?shù)纳�林小火車，就在那突如其來的狂風暴雨中尋暖御寒，退避三舍，頂多在撤到山腳時，跟著阿妹所涌動的旋律，哼上幾句“我站在高崗上遠處望，那一片綠波海茫茫；
你站在高崗上向下望，是誰在對你聲聲唱”來發(fā)泄一下，算是到此一游。第八屆的大陸學者卻是機緣有自，能讓神山的日出準時恭候，可謂圓滿。我雖先后三次攀登此山，惟有此次托福于其他學者，才看到日出的尊容，了卻一樁心愿。前人雖有山仁水智之說，但就臺灣之第一山與第一水而言，恐怕還得倒過來說，倒是那雄渾寬闊的日月潭才顯得胸懷博大，善解人意，無論晴雨，來者不拒。

　　參觀高等學府和故宮博物院，拜訪學術前賢，走進臺灣中央研究院等處弄斧演講，互贈著述，坦誠切磋，均不失為編織人生記憶的優(yōu)質(zhì)素材，而最讓我感動的，卻莫過于黃城教授與夫人陳邦禎教授匯集業(yè)余之精力，在富饒美麗的蘭陽平原聯(lián)袂托出的宜蘭私立中道中學。作為高等學府中人，黃城教授自己耕耘課堂、苦籌中山學術研討會還嫌不夠，硬要動員雙親捐出田產(chǎn)，邀妻辦校，去實踐本土情懷與全球視野的結合，人文與科學的結合，古典與現(xiàn)代的結合，把自己的教育理念貫徹始終，不容第三者插足，只求通過夫妻倆的精心培育，引出一群群既有文憑又有文化的國家建設之材，不卑不亢地從宜蘭水鄉(xiāng)啟程，飛向臺北，飛向大陸乃至全球，貢獻一批從中華經(jīng)典與現(xiàn)代科學精神中浸泡出的華夏公民與世界公民。中道中學自1996年建校以還，風雨兼程凡十二秋，不僅頗具規(guī)模，而且基礎夯實，不僅有高中和初中，最近又配置了由留美博士把關的高品位的“國際雙語小學”，幼稚園的建設也在抓緊規(guī)劃之中。顯然，創(chuàng)業(yè)者已在悄悄地實踐著大陸教育界說得多卻做得少的那句口號：“從娃娃抓起”。十二年過去了，中道弟子已經(jīng)跨越躍躍欲試的年輪，不慌不忙地分布臺北、臺灣乃至大洋彼岸，謀求為中道爭光了。

　　“知我者，謂我心憂；
不知我者，謂我何求？”那些不知黃城夫婦者，恐怕除了產(chǎn)生“何求”之類疑問，還能冒出某種偏見，以高校學人“不務正業(yè)”而論之。應當指出，困守書齋，心無旁鶩地專注于學術研究固然很重要，但社會的進步畢竟需要多元的價值追求與多樣的心力投入，不必強求每個學府中人都去專營那一畝三分學術自留地，非議他人投入與教書育人密切相關的基礎工程。西哲有言：“大凡懷抱個性之人，不僅是社會的良心，而且在任何一個有好政府的國度里，都是社會的動力和民族的脊梁�！逼鋵�，豈止在“好政府的國度里”，即便是在由壞政府主持的任何角落，懷抱個性的品質(zhì)優(yōu)良者尤其屬于社會的動力和民族的脊梁，不可或缺。如果我們一定要等到宜蘭私立中道中學的弟子中出現(xiàn)了諾貝爾獎得主、菲爾茲獎得主或杰出政治家之后，才肯定黃城夫婦當年投身該校的必要性，甚至追封其“著名教育家”之類頭銜，那就未免過于功利，也過于滯后了。古往今來，讀書人素以修齊治平相砥礪，博論古今，品評時政，憤世嫉俗，慷慨激昂，不可謂沒有抱負，不可謂沒有理想，然將個人抱負與理想切實化為行動而特立獨行者，能有幾何？偉人總是由凡人來扮演，倘若偉人都是由追認而產(chǎn)生，那么，人類的智慧就不過如此矣。

　　高貴的珍珠可以藏在外表粗糙和丑陋的蚌殼里，高貴的中道中學卻只能由雄渾的海天景象與秀美生動的田園風光來陪伴和襯托。六次出席臺北孫中山思想之研究與實踐學術研討會，我都寧愿辭謝某些演講邀請，接連六次隨黃城教授與陳邦禎教授走進宜蘭，走進中道中學，風雨無阻。這不僅因為走進蘭陽平原，我都能迅即找到回歸洞庭湖畔時“又見炊煙”的那種感覺，還因為我心里明白，吾友黃、陳兩教授不僅擁有一對才貌俱佳的兒女，還有他們所鐘愛的第三個孩子，那就是他們嘔心瀝血全力哺育的中道中學，后者所牽制的精力似已超出養(yǎng)育郁珊、郁棠姐弟所費心血之和。每一次參訪都有新的發(fā)現(xiàn)，都有關于中道中學飛速發(fā)展的驚喜，絲絲敬意與寬慰從心底徐徐升起，常升常新。至于在這驚喜的背后，究竟耗費過黃城兄嫂多少心血，我都不敢去仔細詢問，以免引發(fā)創(chuàng)業(yè)者的傷感，而吾等之相聚原本就是那么短暫。

　　每當離開中道中學時，我都幾乎想著同一個問題：人人都有退休賦閑的時候，黃城兄嫂退休時，還有完全屬于他倆并且可由他倆掌控的中道中學作為個人的事業(yè)而繼續(xù)投入，不會有人從中干涉和盤剝，他們的生命價值除了可以借助于所在高校弟子的成長得以延續(xù)，還能為一屆又一屆層出不窮的中道畢業(yè)生所承載，所光大，而我呢？我們呢？古賢以立德、立功、立言稱為“三不朽”，并為歷代儒者所追求，追求卻不等于擁有；
黃城、陳邦禎夫婦融德、功、言三者于中道教育之基，他們的不朽卻是完全可以期待的，一屆又一屆的中道弟子將為他們的創(chuàng)辦人和董事長去證明一切，一群又一群的中道家長也將與美麗的蘭陽平原一道，為二賢去見證一切。

　　無數(shù)無名的山巒托起阿里山日出的偉岸，無數(shù)平凡的奉獻凝聚事業(yè)的不凡與崇高。此時此刻，佇立遙遠的京畿推窗東望，我不禁想起約翰·斯特林說過的一句話：“一切經(jīng)得起時間檢驗的崇高的行動和業(yè)績都會融入人們的心靈與血脈，崇高的將更加崇高，不朽的將更加不朽�！敝斠源搜垣I給中道中學的創(chuàng)辦人黃城博士、董事長陳邦禎博士和全體中道師生，還有迎難而上苦撐中山學術研討會的發(fā)起者與籌備者，以及溥天之下的所有創(chuàng)業(yè)者和崇高者。

　　2007年11月26日晚于北京·中國政法大學

　　（該文載于《第八屆海峽兩岸孫中山思想之研究與實踐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附錄，臺北，200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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