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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康:解讀俄羅斯的精神與夢想

發(fā)布時間:2020-06-06 來源: 幽默笑話 點擊:

  

  曾子墨:今年是俄羅斯的中國年,與去年在中國舉行的俄羅斯年相呼應,兩國人民之間通過這樣的活動,應該對彼此有著更深的了解。

  中國對于俄羅斯有著一種非常特殊的情感,俄羅斯是神奇的,俄羅斯更是神秘的。那么俄羅斯在經過了巨大的輝煌之后,為什么會跌入谷底,而俄羅斯這樣一個被稱為是有精神分裂癥的民族,它的病因是什么,良方又是什么。今天有關這些問題,我們《世紀大講堂》就很榮幸地邀請到了著名的民間文化學者王康先生。

  曾子墨:歡迎王康先生。其實上次演講之后,我們反響也是非常地強烈,好多觀眾都來信說,難怪王康講俄羅斯,難怪是研究俄羅斯,因為長的確實是像列寧。今天好像看上去,“列寧”的風采是依舊不減一年之前啊。

  王康:整個20世紀對中國影響最深的莫過于俄羅斯了,既然如此,天然中國人就應該了解他們,而中國對俄國的了解,太不夠了,誤讀的那個區(qū)域程度太廣、太深。

  曾子墨:您認為最不了解的到底是什么,其實我們會覺得很奇怪,因為在20世紀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面,俄羅斯或者說前蘇聯,其實是對中國影響最大的一個民族、最大的一個國家,那么怎么會中國人對它還不了解呢?

  王康:中國人對俄羅斯的了解,建立在功利主義和意識形態(tài)的兩個基礎上,因為中國當時在上個世紀初的時候很屈辱,要尋求真理,要完成自己的民族獨立解放運動。西方很自私,沒有提供這種方案,只有俄國人,俄國人伸出了手是非常友好的、非常堅強的。但是俄羅斯不光是遙遠的北方的一個鄰國,它在精神上,它的命運,實際上跟我們中國有很多不相似的地方,所有這些不相似的,都被中國人很聰明地、也很現實地遮蔽了。

  曾子墨:具體的我們不了解的、不相似的地方都有哪些呢?

  王康:中國也有自己的思想,中國有大同理想,四海之內皆兄弟,中國是從自己的血緣關系、兄弟關系推己及人,中國是一種很樸素的、很自然的、很中庸的、也很簡單的一種方式,俄羅斯不一樣。俄羅斯那種拯救世界,是從外來的,是從天而降的,外在的東西,是上帝的一種意志,一種絕對的、永恒的目標。所以它如果有悲劇,就極其強烈,如果取得成就,就極其輝煌。這跟中國完全不一樣。

  曾子墨:那從中國人的角度來看,和俄羅斯能夠尋找到的相似之處又體現在哪些方面呢?

  王康:中國和俄國在世界大國里面,都是最后廢除帝制的。俄羅斯的秘密警察,在中國是明代的東廠、西廠;
俄羅斯的書刊檢查制度,一直到1861年農奴制度廢除之后,一直沒有廢除掉,中國的焚書坑儒有兩千多年傳統(tǒng),深重得很;
俄羅斯的絕對的沙皇專制,中國秦始皇以來的兩千多年的專制制度,那太類似了;
俄國的農奴制,中國雖然沒有完備的農奴制,但是中國的奴隸,奴性,奴隸思想,某種程度不亞于俄國人。這些都是相似性。這些相似性都是很可悲的,都是我們負面的歷史包袱。

  烏托邦究竟是什么,它給俄羅斯帶來多少美麗憧憬與悲歡離合?誰在勾畫它?誰在贊美它?誰為它顛沛流離,誰為它血流成河?從沙皇時代到紅色政權,俄羅斯的歷史上為何不斷出現公開信?誰在咆哮,誰在吶喊?又會是誰帶領俄羅斯駛往烏托邦彼岸?

  曾子墨:民間思想家王康先生再次做客世紀大講堂,為您講述《俄羅斯精神的另類解讀》。

  

  王康:大家好,謝謝子墨小姐。

  去年年底一直到現在,在紐約的林肯藝術中心,一直上映了一部戲劇,叫《烏托邦彼岸》,這是英國的一個捷克裔的作家湯姆·斯托帕的新作。這部作品氣勢宏大,俄國19世紀的主要人物,俄國的精英,代表人物都在上面。他們在這個戲劇里,對俄國的道路,俄國和歐洲的關系進行了很激烈的、很精彩的辯論,最后出場的是馬克思。馬克思出場的時候,屠格涅夫和赫爾岑正在辯論,而且提出了問題,馬克思對他們的問題不屑一顧,馬克思好像是在獨白一樣,他發(fā)出了預言,他說,最后的大搏斗一定會到來,歷史的車輪會最后地轉動一次,千百萬人的生命會中斷,但是這種中斷端的生命并不偉大,他們只是在證明一個更高級的歷史階段,更優(yōu)越的道德體系。在俄羅斯,他說,我已經看到從喀瑯施塔德到涅瓦大街陽光明媚的海灘上,到處都是掛滿尸體的大樹,只有我所創(chuàng)立的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將取得最后的勝利。

  接下來,斯托帕描寫了赫爾岑,赫爾岑對馬克思這段很血腥的獨白提出抗議,他說歷史沒有劇本,歷史沒有目的,我們唯一可以信托的,可以追求的,就是藝術,就是個人幸福的“夏日的閃電”,歷史永遠不確定。正因為如此,才給我們人類留下了自由和尊嚴的空間。

  赫爾岑是俄國的19世紀知識分子里面對暴力的烏托邦,對空想的烏托邦一直抱有警惕知識分子,但是赫爾岑知道,俄國未來的道路離不開俄羅斯的救世主義。

  當然斯托帕他不是歷史學家,他是一個戲劇家,藝術家,但是我們分明讀到的不是俄羅斯自己對俄羅斯道路的解讀,而是一名英國經驗主義者的哲學,或者一個捷克的、布拉格的一個官員、一個小布爾喬亞的人生理想。

  烏托邦是人類最古老的夢想,人類最神奇的稟賦。自然界沒有烏托邦,人類獨有的東西。烏托邦這個詞也是中文翻譯界的一個神筆。大家知道,《烏托邦》一本書是在1513年,英國的貴族、倫敦的副執(zhí)行官托馬斯·莫爾的那部名著里邊提煉出來的。那部名著名字很長,叫做《關于最完美的國家制度和烏托邦新島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書》。

  這本書背景是英國的早期工業(yè)革命開始時候,英國、歐洲開始出現了早期(資本主義)的不公正和苦難,托馬斯·莫爾希望有一個新的、沒有出現過的所謂的烏有之邦。

  在那個地方他鼓吹了烏托邦人的三條原則,第一,公民平等,這顯然是從基督教的立場出發(fā),所有的公民在法律上、在財產關系上、在人的關系上永遠平等;
第二,必須堅持對人類的永恒的堅定的愛;
第三,對權力和財富的蔑視。

  這本書寫完之后,在英國引起極大的轟動,托馬斯·莫爾有三個字是對早期資本主義的抗議,就是“羊吃人”。

  1533年,過了17個年頭,英王亨利八世把托馬斯·莫爾判成叛國罪,這在英國和歐洲的文明史上、法律史上,是一筆非常骯臟的記錄。一直到1886年,天主教會才給這位被恩格斯稱為歐洲文藝復興最完美的人物平反昭雪,追封他為圣徒,把他列為殉道者。

  托馬斯·莫爾的悲劇很深刻,我覺得比蘇格拉底的死給人類的啟示更深刻。為什么烏托邦的構思者、憧憬者,總是像托馬斯·莫爾一樣命途多舛?從《舊約圣經》以來一直到圣奧格斯丁的《上帝城》,更早有柏拉圖的《理想國》,后來康帕內拉的《太陽城》,培根的《大西洋島》,中國的從孔子的“大同理想”到陶淵明的《桃花源記》,到曹雪芹的太虛幻境,到洪秀全的太平天國,到康有為“大同書”,中外古今的烏托邦不勝枚舉。但是從托馬斯·莫爾開始,所有烏托邦的締造者,構思者,幾乎都沒有好下場。更讓人感嘆唏噓的是,烏托邦一旦被展開,幾乎所有的烏托邦都是血流成河。

  近代世界,最苦難、最動蕩、最奏響烏托邦狂想曲的是俄羅斯。普希金在閱讀了果戈里的《死魂靈》之后曾經感嘆,他說上帝呀,就像我們俄羅斯人一樣地憂傷,但是上帝也永遠在注視著俄羅斯。別爾嘉耶夫曾經評論到,這是19世紀俄國知識分子的嘆息,整個19世紀俄國知識分子的嘆息和祈禱,也是整個20世紀俄國人的嘆息和祈禱。

  俄羅斯為何如此神圣卻又如此憂傷?誰曾讓俄羅斯輝煌,誰又讓俄羅斯覺醒?第一封公開信掀起了怎樣的軒然大波?夢想與現實之間的距離要多少鮮血去填充?俄國的土地上誕生了人類迄今為止最神圣、最偉大、也最可悲的烏托邦的幻覺,這深深植根于俄國的地緣和俄國的歷史當中。

  王康:大家知道,公元988年,基輔羅斯大公,弗拉基米爾大公和拜占庭聯姻,接受了基督教。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然后發(fā)生了俄國歷史上最重大的“精神事件”。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后,第二羅馬崩潰之后,當時在東羅馬帝國影響極其深遠的幾位宗教界人士,把眼光轉向俄羅斯,轉向莫斯科。1492年,當時德高望重的一個教父,叫左西馬,他致信伊凡三世,說是俄羅斯從此成為東羅馬帝國的首都。1510年,當時權勢極大的修道院院長菲洛費致信瓦西里三世,說上帝的意志明顯地指向了俄羅斯,俄羅斯已經代表了人類和基督教的黃金時代,俄羅斯已經成為羅馬帝國和拜占庭帝國在精神和物質上的繼承人,俄羅斯就是第三羅馬。伊凡三世征服喀山之后,自封為沙皇,沙皇的意思就是古代(羅馬帝國)的凱撒大帝和蒙古大汗兩種最高的世俗權力結合在一起的一個新興世界帝國(皇帝)的稱謂。這個時候,俄國從上到下,王公貴族,僧侶,一直到普通老百姓,都有一種深深的意識,俄羅斯已經是人類的希望。

  但是俄羅斯在歷史上,充滿了和這種偉大烏托邦救世主義格格不入的現實。俄羅斯一千多年以來,就是奴役,就是人壓迫人,就是入侵,就是征服,就是血流成河。在歐洲,這種情況也曾出現。當社會上一種理想遲遲不能實現的時候;
當一個社會要完成一種轉型,遲遲沒有到達這個目的的時候;
當烏托邦的理想被變形、被背叛的時候,總有一種聲音,有一批

  人要站出來,說是先生們,你們走錯了,你們欺騙了我們,這個理想已經被背叛了!我們不

  妨把這種東西稱為公開信原則,它也許是一封信,也許是一本書,也許是一次演講。當自由沒有在歐洲降臨的時候,歐洲就處于自己的公開信時代。但丁、哥白尼、(彌爾頓)、雨果、巴爾扎克、伏爾泰,海涅,都是歐洲自由沒有降臨的時候,他們的公開信的締造者?陀^來說,歐洲、西方,所謂的公開信時代已經過去了,人們不用再用這種要付出各種高昂代價或者迫不得已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觀點。但是這也不絕對。而俄羅斯不一樣。

  俄羅斯,當俄羅斯的這種天命意識、這種拯救意識降臨的時候,俄羅斯實際上被專制、被黑暗籠罩。尼古拉一世鎮(zhèn)壓了十二月黨人之后,廣施暴政。他通過憲兵、密探、官僚和整個國家機器,迫害先進的知識界,同時他對土耳其和波斯發(fā)動戰(zhàn)爭,然后出兵華沙,鎮(zhèn)壓波蘭的民族解放運動。俄羅斯帝國的御用文人們,完全陶醉在這種虛假的貌似強大的俄國和他們的主子面前。沙皇的一個幸臣本肯多夫,他把官方的意見總結為三點,就是:俄羅斯的過去無比偉大,俄羅斯的現在無比輝煌,俄羅斯的將來將使一切最大膽的預言、最樂觀的預言黯然失色。

  1836年,俄國發(fā)生了一件不小的事情。1836年,普希金去世前一年,9月30號,俄羅斯著名的一份雜志,叫《望遠鏡》雜志,它的主編是莫斯科大學教授納杰日津,發(fā)表了一封信,哲學書信——《哲學書簡》,也叫《哲學通信》,作者是恰達耶夫。

  恰達耶夫是俄國的貴族,禁衛(wèi)軍。他用法文寫了一封信,給他的一個情人,然后由別林斯基翻譯成俄文,是俄國第一流的文獻。在這封信里面,恰達耶夫給自己定了一個原則,他說,熱愛祖國,這是壯麗的事業(yè),熱愛真理,是更壯麗的事業(yè),我只能通過真理而不是通過祖國走向上帝。他說我寧愿傷害我的祖國,我寧愿使它蒙羞,我決不說一句假話。恰達耶夫直截了當地指出,我們這個民族,從來沒有令人激動的時刻,我們從來沒有高尚的行為,我們從來沒有激動人心地讓崇高的道德發(fā)揮力量的這么一個時代,我們對人類的價值,人類的文明,沒有任何重大的貢獻,我們一直在玷污它們!我們給世界,給人類提供的僅僅是教訓!我們的本事就是奴役自己和奴役他人。他說俄國犯了一個嚴重的罪過,俄國的道德一直存在著空白,俄國犯了一種“失言癥”。《哲學書簡》發(fā)表之后,在俄國社會引起極大的轟動,連第二年普希金的去世都被遮蓋了,俄國人從上到下,不分貴賤、貧富、僧俗、老少,同聲地譴責和詛咒這個俄國的叛徒。

  莫斯科大學的大學生在官方的煽動下,揚言要對恰達耶夫實行暴力懲罰,尼古拉一世直接地干預,《望遠鏡》雜志被查封,主編納杰日津被判刑,檢察官被撤職,恰達耶夫本人被勒令永遠不能寫作,他的作品永遠不能出版,然后他被宣判為瘋子,必須接受警察和醫(yī)生的監(jiān)護。

  赫爾岑認為,恰達耶夫的《哲學書簡》是俄國漫長歷史黑夜當中放出的第一槍,它拉開了后來影響俄國極其深遠的(長達)25年關于俄國歷史命運、道路和前途的歷史大辯論的序幕,它也是俄國19世紀中葉第一封公開信。它的一個直接結果,就是造成了俄國的關于俄國的自我特性,關于俄羅斯命運的自我認識。

  恰達耶夫對俄國非常痛苦和絕望跟強烈的否定,實際上找到了俄羅斯真實的自我意識,它是俄羅斯自我認識的精神辯證法,它直接地刺激和鼓勵了斯拉夫派的誕生。

  斯拉夫派最優(yōu)秀的代言人是陀斯妥耶夫斯基,如果說他有公開信的話,就是用他的小說,感動和震撼了無數的俄國人的他的小說,

  他的小說主人公,(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全是另外一個他!度耗А愤@部小說,沙托夫是個主人公,陀斯妥耶夫斯基在《群魔》當中,對俄羅斯的民族性進行了經典的、全面的一個形容,他說在我的眼里面,人就是俄羅斯人,上帝就是俄羅斯的上帝,生活就是俄羅斯的生活。他對俄羅斯的救世主義,也進行了一個經典的表述,他說,像俄羅斯這樣一個民族,絕對不會甘于永遠做一個世界事務中的重要角色,它必須要做一個主要的、決定性的角色,否則它就不是第一流的民族。但是大家不要誤會,陀斯妥耶夫斯基是有很深刻的人類意識和世界眼光的思想家,他在《卡拉馬佐夫兄弟》里,借卡拉馬佐夫說了一句話,他說,俄羅斯人從來不是為自己而生活的,俄羅斯人是為了思想、為了一個偉大的事實,這個事實就是一百多年以來,俄羅斯人從來不是為自己,而是為歐洲和全世界而存在的。他說我有一個夢想,我想到歐羅巴去。有人說歐洲,那不過是一個墳墓,他說我知道,但是那個墳墓里埋藏著人類最高尚的、最偉大的、最天才的頭腦!在俄羅斯從來沒有出現過的最熾烈的生活、最浪漫的思想、最偉大的才華!我會去親吻這些冰涼的墳墓,我會在他們面前低下頭來,流下我的眼淚。

  熱愛為何變成絕望,理想又為何走向恐慌?革命還是承受俄羅斯人終將如何選擇?

  王康:其實不管是斯拉夫派還是西化派,都是俄國最有教養(yǎng)的、最優(yōu)秀的、最富于獻身精神的殉道者,他們對自由、對俄羅斯都一樣地熱愛,他們極富人道精神。他們之間的爭論,從來沒有發(fā)展到現代黨派你死我活的地步,他們從來沒有到了為了證明自己(正確)把對方置于死地的地步。赫爾岑說,他們就是俄羅斯的雅努斯神,就是俄羅斯的雙頭鷹,他們共同地擁有一顆心臟,就是對俄羅斯的愛。

  但是就連最徹底的斯拉夫主義者,像陀斯妥耶夫斯基,他們都絕望地發(fā)現,恰恰是在俄羅斯,“神圣”的俄羅斯,還存在著和基督教救世主義格格不入的巨大的現實,沙皇專制主義、農奴制、鞭刑、死刑、流放制度和國家官僚的邪惡和罪孽。這就提出了一個問題,這就比西化派和斯拉夫派所有的論爭更重大、更嚴峻的問題,自稱“神圣”的俄羅斯帝國、沙皇制度和整個俄羅斯國家,是否體現了基督教的救世主義精神?!

  十二月革命黨人被鎮(zhèn)壓之后,過了將近30年的黑暗時代,然后不管是貴族還是平民知識分子,開始演變成民意黨人。

  民意黨人發(fā)動了著名的“到民間去”的運動。大學生們,青年知識分子,覺得俄國太黑暗,怎么辦,必須喚醒民眾,他們散發(fā)了大量的傳單,他們辦了“自由與土地社”,創(chuàng)辦了民意黨人的雜志,各種各樣的宣言,都用公開信的方式。但是后來他們發(fā)現,俄國的農民,俄國的底層民眾盡管遭受沙皇專制的壓迫和剝削,但是他們對民意黨人的革命理想并不感冒,他們也不理解。這讓民意黨人決定用自己的鮮血和生命來喚醒民眾,他們走向了恐怖主義,他們第一次在俄國歷史上,把殉道主義、理想主義和恐怖主義結為一體。

  1881年3月1號,民意黨人經過多年的策劃,成功地刺殺了亞歷山大二世,這個事情之

  后,民意黨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很快發(fā)表了一封公開信,標題叫《致亞歷山大三世皇帝》,(亞歷山大三世)就是被刺殺者的兒子。這封信是用很精美的羊皮紙印刷好的,丟在涅瓦大街的郵筒里,然后在俄羅斯各地散發(fā)了一萬三千份。這封公開信很簡單,它提出兩條要求,第一,大赦政治犯,第二,必須重新由俄羅斯人民來決定國家制度和社會生活。然后他們說,我們在祖國和世界面前莊嚴發(fā)誓,只要新沙皇承諾放棄專制和鎮(zhèn)壓,民意黨人就從此絕對地放棄暴力,絕對地服從由自由普選產生的人民會議的決議。

  亞歷山大三世決定堅持要把這幾個謀刺者判處絞刑,托爾斯泰聽說這消息之后,決定寫信給亞歷山大三世,就是《致亞歷山大三世》,信是這樣的,他說,陛下,您現在處于上帝和祖國的十字路口。你如果實行寬恕,以善報惡,我相信,俄國所有的叛逆者們,都會從魔鬼那個地方轉到上帝這方面來,他說作為我,我托爾斯泰,我會像狗和你的奴隸一樣,匍匐在你的腳下,親吻你的腳背。他說慈悲和愛,將像泉水一樣涌出,俄羅斯就會得到拯救。

  我們可以看看,所有寫公開信這些人,他們很深刻,但是他們很天真;
他們很無私,但是他們很幼稚;
他們很無奈,他們很絕望,但是他們確實代表了真理!

  亞歷山大三世置民意黨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的公開信和托爾斯泰的公開信不顧,然后幾名謀刺者被絞死,其中包括一名叫做亞歷山大·伊里奇·烏里揚諾夫的年輕人,他是列寧的哥哥。當然,亞歷山大三世即或是一個圣徒,他也不可能接受民意黨人和托爾斯泰公開信的要求,因為他所屬的那個帝國,他所成長的環(huán)境,跟這些圣徒們,那些對真理的追求者們是完全不一樣的。如果他要寬恕這些謀刺者,帝國的敵人,那就意味著他本人就不復存在。

  俄羅斯帝國曾經是以神圣俄羅斯自命的,俄羅斯的最高統(tǒng)治者是以沙皇這個稱號自命的,到了19世紀末,經過二月革命,經過日俄戰(zhàn)爭,走到了沙俄帝國最后的地步,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出現了。這個時候,沙俄帝國已經風雨飄搖、千瘡百孔,但是并不意味著它就一定會完全壽終正寢,這里面實際上還有很多的變數。歷史是在1917年的11月份,給羅曼諾夫王朝304年的統(tǒng)治劃上了句號,俄羅斯的舊的帝國崩潰了,舊的拯救精神也失敗了,被摧毀了,俄羅斯從此誕生了一種新的、據說是真正神圣的、真正偉大的,不僅拯救俄羅斯,而且拯救全世界的新的救世主義,那就是十月革命。

  沙俄帝國300年的血雨腥風留下了無限失望與悲傷,紅色政權的誕生能否帶來一片曙光?革命的烏托邦是什么?新的公開信何時現身?俄羅斯開始了怎樣的探索?留給世界,帶給人類的將是什么?

  曾子墨:謝謝王康先生剛才給我們帶來的聲情并茂的非常精彩的演講。那如果我們看俄羅斯,包括到20世紀的蘇聯,這些年所選擇的制度,您會認為說更多的是俄羅斯的精神,無論是烏托邦的精神也好,還是彌塞亞救界主義的精神也好,造就了這樣的制度呢,還是說反之,這樣的制度可能導致了俄羅斯會有這樣的精神出現?

  王康:一個國家的命運,是它的精神造成的,還是它其他的各種各樣的,包括來自外界的偶然因素造成的,是人造成的,還是一種更神秘的來自我們未知世界的那種因素造成的?

  我覺得有兩種因素,一個是在蘇聯之前的俄羅斯的幾百年的歷史,包括它的地緣,這個地緣已經是文明化的地緣了;
另外就是外界,我上次曾經說過,如果拿破侖和希特勒沒有先后入侵俄羅斯,如果西方主要國家,尤其是法國和英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之后,尤其在《凡爾賽和約》上沒有那么自私,俄國可能還會爆發(fā)十月革命,但是十月革命的那種極端性,或者走向斯大林主義的可能性會大大減少。在這一點上,俄國的道路就像所有其他民族一樣,不僅僅是本民族的歷史地理或者主觀的努力所能夠完全解釋的,在這一點上,尤其像俄羅斯這種大國,它的命運是和全世界聯系在一起的。

  曾子墨:如果我們看今天的俄羅斯,它選擇這樣的政體,有了這樣的制度,并且重新希望在世界舞臺上成為一個大國的角色,這當中和您剛才所提到的這兩種精神,有著什么樣直接的聯系,這些精神是怎么樣體現在今天的俄羅斯的?

  王康:今天的俄羅斯和1917年前后的俄羅斯,還是面臨完全不同的歷史環(huán)境。我們現在誰也沒有能力來預言俄羅斯將來會走向什么道路,俄羅斯本來就是極其兩極化的一個國家。丘吉爾是一輩子反蘇反共的,和俄國人打了一輩子交道,他最后死之前,說俄國是一個永遠,裹著神秘面紗的謎中之謎。但是盡管如此,我們還是可以大膽地、很粗略地預言一下。將來的俄羅斯道路,天然會在,對1917年之前和之后的兩個俄國的命運進行總結的基礎上走下去,我覺得現在看來很明確的一種趨向是,俄羅斯首先要融入歐洲,在精神上,它屬于基督教世界,在地緣上,雖然它大部分,烏拉爾以東的地區(qū)都屬于亞洲,但它的政治、文化、宗教的中心在莫斯科、在彼得堡,它更多地還是屬于歐洲的范圍。

  曾子墨:好,謝謝王康先生。關于俄羅斯的精神呢,我們在網上也征集了一些問題,想和您進行溝通。這邊有一個網友的名字就叫做救世主,他說俄羅斯的救世思想產生的外部因素,剛才您提到了一些,那么它的內在原因是什么,俄羅斯它本身的使命又是什么?

  王康:首先是它的地理環(huán)境,這么大一個國家,橫跨歐亞,遍布11個時區(qū),沒有崇山峻嶺,沒有沙漠,沒有天然的自然屏障,所以它充滿了入侵和擴張,充滿了戰(zhàn)爭,它的苦難就特別深重,任何一個人、一個民族在苦難當中,會產生非同尋常的拯救意識,就像猶太民族一樣。這是小的民族、小的國家,一般來說,沒法產生的,苦難不是那么深重的民族沒法體驗和產生的這種救世精神。我覺得俄羅斯的救世精神首先產生于俄羅斯的這塊時空環(huán)境,它的外部,比如基督教的傳入,拜占庭帝國的陷落,馬克思主義的進入。列寧對盧森堡回答之后,列寧當時就是,我不要第二國際,我建立第三國際,那個時候馬克思(主義)就成為與當年的基督教一樣,來自西方的一個神圣的理想,成為了俄羅斯救世主義(新)的理論基礎,這是外國的。

  它的今天該如何定義?它的明天是強權還是民主?俄羅斯的未來能否預言?

  

  曾子墨:接下來呢請我們現場的各位觀眾,如果您有什么樣的問題,可以和王康先生進行溝通。

  提問1:謝謝曾子墨。王康先生,你好。剛才聽了你的演講,我有一個問題想問你,就

  是您談到了,因為俄羅斯特殊的一個地理環(huán)境,造成一種歐亞文化的一種沖突,還有它的歷

  史文化,還有它的那深重的苦難性,造成了它追求一種烏托邦的精神,那是否除了俄羅斯之外,還有其他的一種民族也具備這種烏托邦的精神呢?

  王康:所有的民族,甚至所有的個人,都有烏托邦理想,都有一種救世主的精神,這是人的神性。人不是神,但是人有神性;
就像人不是野獸,但是也有獸性一樣。但是,像俄羅斯這種彌賽亞救世主義,我覺得全世界獨一無二的,就像它的空間,它的國土,在全球上占六分之一,是獨一無二的一樣,這是所有的其他民族不可能經歷的。

  提問2:可以說俄羅斯更多的是一種寡頭經濟遺留下來的一種狀況,它上面這些暴富的人民使,暴富的人使得底下的人民非常非常地貧窮,像你剛才提到的公開信的原則,是否還會有人出來拯救這個,新的這種狀況,還是說這種狀況還會一直持續(xù)下去,或者說有什么改變?謝謝。

  王康:俄羅斯的現狀各說不一,我得到的信息是,俄羅斯的經濟和社會狀況在改善,而且速度比人們預料得要快得多。

  像俄羅斯這種國家,過分看重宗教、道德、精神的民族,經濟發(fā)展可能不是衡量評價他們的主要指標。普京,至于普京總統(tǒng)所有的內政外交,毫無疑問是立根于俄羅斯的現實上面的,沒有人能夠完全說,就是俄國的目前的那種,那種危機,是不是完全過去了。就像十月革命一樣,它是誕生在俄羅斯300多年專制帝國廢墟的基礎上一樣,在蘇聯74年的紅色帝國的廢墟上,能不能產生一個新的俄羅斯,一條(新的)道路,剛才我說了,我們沒法去預言它。但是有一點,現在看起來,俄羅斯經過了1991年的解體到現在,16~17年的過程,這個過程不僅沒有給人類帶來普遍的災難,它自己倒蒙受了不少東西,車臣的“叛亂”,恐怖主義,但是俄羅斯在這個過程里,它應該是一個奇跡,仍然創(chuàng)造一種奇跡,不能由咱們中國的標準來衡量它。

  我相信俄羅斯這種民族,能夠把第一顆人造衛(wèi)星送上太空的民族,產生了這么多世界級的精神偉人、巨人的這么一個民族,如果僅僅要發(fā)展GDP,對他們來說,不說是小菜一碟,也不是太難的事情,這個民族性不一樣。我曾經說過,就是俄羅斯,他們有東正教的一個結果,他們對權力和財富……不太看重,絕對不能變賣,而且俄國從來沒有產生(西方)現代資產階級的意識,像私有制,來自西方的那種現代資本主義的基礎在俄國從來不存在,這個問題不存在的情況下,俄羅斯居然能夠經濟上恢復了今天這個樣子,已經很不錯了。

  提問3:曾子墨好,王康先生好。我問一個問題,您剛剛講過了,就是俄羅斯公開信的產生問題。我還想問一下,公開信這種形式,在俄羅斯歷史上出現的原因是什么?

  王康:如果人們正常的愿望可以自由地、暢通地得到表達,沒有必要寫公開信,顯然公開信的提出來,是在民意不暢通,自由沒有被兌現的這么一個社會環(huán)境里,從廣義上來看,人類狀態(tài)永遠不完滿,永遠沒有,……永遠不可能在地球上實現,所以人類永遠需要表達自

  己對現實的不滿,在這個意義上,人類永遠處于公開信的時代。而如果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時代,它的苦難深重,它的危機深重的話,那么它就更處于狹義的公開信時代。寫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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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的人,剛才我不斷地說了,他們總是命途多舛,他們總是承擔了時代的十字架,這是他們

  必須承受的,這是他們的榮耀。

  提問4:王康先生,您好,我是研究那個憲法、行政法的,并且您在后面似乎總結到就是,它的專制似乎來自于我們蒙古對它的入侵留下來一個遺產,而自由來自它的這樣一個基督教的追求。能不能給我們講一下,就是東正教的這種基這種理念,以及它跟那個天主教,以及作為天主教的一個改變形態(tài)的這樣一個新教……之間的這樣一種關系?第二個問題就是,我們今天的主題是關于俄羅斯的啟示,那么我們研究俄羅斯是有著中國問題關懷的。那我們中國現在也在討論這樣的問題,——兩個基本的傾向是,一個就是基督教化,用西方的自由民主的這樣一種理想或者說制度來覆蓋中國原來的這種制度;
另外一個就是儒家化,用我們的傳統(tǒng)文化。我就想問一下,對于中國道路里面,構成里面,基本兩個方面,就是道統(tǒng)、正統(tǒng),您有什么看法?謝謝;蛘叨砹_斯對我們有什么啟示?

  王康:我來辯明一下,統(tǒng)治俄羅斯240年的蒙古統(tǒng)治,我堅決不認為它是我們漢民族的,我們祖宗的,孔夫子的儒家的那套思想體系,我們中國的一大悲劇就是蒙古人的入侵。

  而蒙古人對俄羅斯的將近兩個半世紀的入侵和統(tǒng)治,是絕對的軍事意義上的毫無任何現代價值的專制主義。俄羅斯,莫斯科公國后來興起之后,很多莫斯科貴族,他們的血統(tǒng)都來自蒙古人,通過千差萬別、千絲萬縷的關系,他們滲進了俄羅斯的血液當中,俄羅斯的專制主義傳統(tǒng),相當程度應該說,確實來自亞洲腹地的蒙古各部落。

  王康:俄羅斯東正教大概是這樣的,他們認為天主教,后來的新教,由于天主教在羅馬化時期完全腐朽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他們一定要追求個人的幸福,尤其是財產權,個人的利己主義的西方的基督教。西方認可,包括新教,在東正教看起來,是對基督教的背叛和玷污,而東正教一個基礎,就是俄國一千多年的村社制度,東正教的神教人員和思想家們就發(fā)展出一套理論,說在這個村社里,真正體現了上帝的兄弟之情,真正地體現了基督的精神,就是平等的精神。

  王康:道統(tǒng)和政統(tǒng)這兩個很濃厚的中國色彩的詞,放在俄羅斯的那個身上,我是第一次聽到。當然我懂你概念的意思。如果說俄羅斯的政統(tǒng)和道統(tǒng),就是俄羅斯的東正教或者彌賽亞救世主義和俄羅斯帝國、沙皇專制主義,這兩者之間,剛才我反復說了,實際上一直存在著天然的內在的沖突,俄羅斯的世俗權力,它的具體歷史過程,和它的所謂拯救精神,始終面臨沒有辦法解決的(局面),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沖突的過程,恰恰依靠這種兩極化的沖突,推動了俄國歷史的發(fā)展。

  提問5:曾子墨好,王教授好,剛才您談到的是一個俄羅斯的過去,我們從俄羅斯的歷史可以看出,俄羅斯的民主并不是很徹底的,那么俄羅斯將來如果走上那個強權專制的道路,是不是隨時都有這個可能?謝謝。

  王康:有,不能因為舊俄時代的烏托邦破滅了,不能因為前蘇聯的社會主義理想失敗了,就得出一個結論,俄國就能夠走上一條真正的光明大道,俄國的苦難和俄國的罪孽就會逐漸消失掉,不能打這個保票。

  我坦率地說,我就在普京的身上看見了某種程度的大俄羅斯主義的苗頭。存在的,俄羅

  斯走向一種新的專制,新的大國主義,甚至新的擴張的道路,始終存在。首先就是它要重新恢復帝俄時代和蘇聯時代的俄羅斯的版圖,要重新統(tǒng)一俄羅斯,這可能是將來所有俄羅斯統(tǒng)治者們、領導人們一個巨大的夢想,可能也是俄羅斯人民吧,這個生命共同體的某種愿望,它和烏克蘭的關系,格魯吉亞的關系,甚至和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的關系,甚至和波蘭、東歐這些國家的關系,將來會怎么發(fā)展,很難說。

  最近美國把導彈防御體系放在俄羅斯的門口去了,(俄羅斯)的軍界已經發(fā)出聲音,(俄羅斯)要做出強烈的軍事反應,當然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歐洲的聯合和統(tǒng)一的步伐,也讓我們可以保持另外一種樂觀態(tài)度。也許俄羅斯碰上另外一種天才人物,他真正能夠順利地把俄國真正地融進歐洲,而歐洲也敞開自己的胸懷,容納這個讓他們頭疼不已的俄羅斯。我也不奇怪,如果30年、50年之后,歐洲合眾國把俄羅斯也包括進去了,那是人類的一大進步。

  曾子墨:好,謝謝王康先生今天給我們進行的演講。的確,如果我們回顧19世紀的沙皇俄國,它所走過的這樣一條道路。彌賽亞救世主義這樣的俄羅斯精神,曾經對俄國產生過深遠的影響。

  而在下一期的節(jié)目當中呢,我們會繼續(xù)邀請到王康先生,我們會把目光投向20世紀的紅色蘇聯,來看一看20世紀的紅色蘇聯又受到了什么樣的俄羅斯精神的影響。

  

 。 鳳凰臺《世紀大講堂》·2007年11月22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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