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陣子緬甸的僧侶上街游行，抗議軍政府的獨裁惡政，有不少人看了之后覺得很疑惑，不明白出家人怎能這么關心世事。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出家為僧就是要遠離俗世，靜心修行，政治這等骯臟的事情更是連碰都不該碰。和尚要是扯進政治，那就不夠清凈了。

　　這種說法反映了大家對佛教的誤會，以為佛教是徹底出世的一種宗教，和尚尼姑最好全部躲在山里，就算在世間弘法也只能教人自救解脫，追尋心靈上的寧和。如果真是這樣，佛教為何還要搞慈善事業(yè)，又為何還要辦學做教育呢？

　　再說政治，今天有些僧人當上了政協(xié)委員，這算不算是搞政治？中國的佛教在國家宗教局的管理之下，這又是不是和政治沾上了邊呢？為什么做政協(xié)委員，或者善頌善禱地與高官同場敲鐘念佛不是搞政治，而緬甸僧人為了受苦百姓冒雨示威就叫做搞政治呢？

　　如今我們都愛說佛教是個講和諧的宗教，最近香港還有一群高僧大德辦了一場以“和諧”為主題的大會，與胡錦濤主席主張的“和諧社會”十分配合。而這“和諧”二字在很多人看來也的確就是佛教與政治之關系的恰當描述，比起老是喜歡談政治甚至發(fā)動游行的天主教和基督教，佛教與政權的關系要好得多了。所以我們總是看到官員甚至國家領導人拜訪佛寺，甚至參加佛像的開光大典，但卻從未見過他們去教堂參觀。

　　其實佛教和政府的關系也不是自古就和氣友好的。中國佛教史上第一個偉大的護教者慧遠就曾經和東晉的獨裁者桓玄展開過一場著名的辯論。慧遠主張“沙門不敬王者”，意思是僧侶乃徹底的方外之人，有自己的理想和行為模式，因此不只不該和世俗的權威沾上邊，甚至見了皇帝也不用行俗人之大禮。他甚至認為反而是王者要多加尊敬僧人，好好把他們供養(yǎng)起來，因為比起他們帶給俗世的好處，王者的區(qū)區(qū)供養(yǎng)根本算不了什么，正所謂“濡沫之惠復，焉足語哉”。

　　不過這段維持了數十年的辯論很快就有了結論，因為對向來尊重天子權威的中國人來講，一批不守世俗禮法，不結婚生子因此不孝，不納稅服役因此不忠的家伙實在是不能忍受的�，F在你竟然還想見了皇帝不下拜，這豈不是目無王法？所以在世俗王權的淫威底下，佛教要想在中國好好地生存下去，實在不能不屈服。

　　除了漢傳佛教不得不“敬王者”,其實自從推廣佛法最力的印度阿育王開始，各地的佛教就都已經逐步找到了自己和政權間潛在的緊張關系的調解辦法了。例如武俠小說里頭常見的“法王”，它指的絕非什么武功高強的番邦國師，而是以護教傳法為己任的國王本人。原始佛教本來沒有這種概念，它純粹是大乘佛教興起之后，為了適應政治現實才發(fā)展出來的說法。

　　直到今日中南半島一帶的南傳佛教在政治上還是享有很高的地位，泰國和緬甸固然以佛教為國教，尤其前者更有備受禮遇尊貴非常的所謂“僧王”。可是就在這塊佛教傳統(tǒng)最穩(wěn)固、政府對佛教最友善的地方，卻發(fā)展出了一種關懷弱勢社群，參與社會運動，甚至不惜抗衡當權者的“左翼佛教”。

　　“左翼佛教”乃“EngagedBuddhisin”的漢譯，“EngagedBuddhisin”一般又被譯作“人間佛教”，以強調佛教入世人間的性格�？墒窃谥袊�佛學界里，“人間佛教”通常指的是由太虛大師開啟，當今的星云法師所推動的那種佛教傳統(tǒng)。這種“人間佛教”或許會教導生意人修心為善，甚至透過靜坐修持來增進自己的工作效率，但通常不會參與太過對抗性的激進活動。所以復旦大學的劉宇光教授主張把南傳佛教與歐美流行的那種“EngagedBuddhisin”譯成“左翼佛教”，好和政治傾向截然不同的“人間佛教”做個區(qū)別。

　　早在20世紀的30年代從對抗殖民政府開始，南傳的“左翼佛教”就已經發(fā)展得很興盛了。著名的越南高僧一行禪師曾經領導過反戰(zhàn)和平運動，泰國的素拉·司瓦拉差是坐過牢的反軍政府運動領袖，印度的安培德卡爾則是印度賤民解放運動的旗手，這些著名的佛教徒全都走上了一條不與當權者輕易為善，反而站在受壓迫者那一方的激進道路。就和我們最近看到的緬甸僧侶一樣，他們的表達方式是和平的，非暴力的；
而且他們采用的方法也和一般社會政治運動不同，他們強調人心的解放與社會的解放一樣重要，要改變社會的不公就不能忘記深藏在人類意識之中的偏見與執(zhí)著。所以他們雖然也是一種反抗運動，但卻是很有特色的反抗運動。

　　根據劉宇光教授的研究，“左翼佛教”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認為我們不能再按傳統(tǒng)觀點，把貪、嗔、癡等三毒單純地放在個體層面，因此也不能以為個體的解脫就必然能導致集體的解脫。相反地，在現代世界里面，“無明”（delusion）已經制度化了，成了整個社會的一部分。舉凡市場經濟帶來的階級剝削，種族偏見導致的社會隔離甚至屠殺，專制政府的壓迫，甚至工業(yè)化引起的環(huán)境破壞，這都不再是個人修行所能解決的問題，真誠的佛教徒更不能輕忽它們對世間解脫的束縛。故此，好些致力于“左翼佛教”的學者如肯·瓊斯（Ken Cones）甚至提出了佛教的社會理論。

　　緬甸的和尚不一定都擁有一套十分完整的“左翼佛教”的社會理論，而且他們修持的多半是近代南傳佛教大師馬哈希禪師的內觀禪修。在中國佛教徒眼中，這是典型的小乘佛學；
根據由來已久但卻很粗糙的簡化偏見，只有大乘佛教才會教人普度眾生，小乘佛教求的則是個人的涅槃；
為什么一群天天靜坐尋求智慧的和尚卻總是一而再、再而三地以眾生的名義走上街頭呢？

　　要回答這個問題，要理解南傳小乘開出了“左翼佛教”的根本原因，絕對不是一兩篇小文章可以解答的；
但是我們可以例舉一點來說明。

　　所謂“內觀”，在政治上最有力量的地方就在于對現世涅槃的強調。修習內觀，靜坐冥想，為的不是“積累功德”，然后擺脫下一輩子的輪回苦業(yè)，它的根本目的在于覺悟，并且是此世的覺悟，因此參與政治行動的僧侶都很關注此時此刻的日常生活。他們的禪修不是脫離俗世，而是在世的修行，日常生活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是他們內觀的材料和對象。

　　貪念、憤怒與愚昧都是他們應該在日常修行中去除的障礙。假如這些障礙正是來自政府的作為、政治的結構和社會的體制，那么他們是應該好好地繼續(xù)清修，還是設法改變現實呢？很明顯，“激進”的僧侶走上了后面那條道路。在他們看來，參與社會行動就是一種布施，因為這得耗去個人的精力、時間甚至生命；
參與社會行動更是一種修行，因為它是從現實世界的枷鎖中解脫出來的方法。從靜態(tài)的內觀禪法到非暴力的政治游行之間，實在有一以貫之的邏輯。

　　介紹這些南傳“左翼佛教”的故事，目的不是宣揚他們的理念，我只是想指出佛教的廣大多樣，絕非一般媒體呈現出來的片面形象所能概括。佛教自然是和平的宗教，但它和政權和不和平，卻是因時因地而不同的。我們覺得緬甸僧侶的行徑奇怪，是因為我們知道得太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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