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熙遠：皇帝的最后一道命令——清代遺詔制作、皇權(quán)繼承與歷史書寫
發(fā)布時間:2020-06-05 來源: 幽默笑話 點擊： 
提 要
清朝以皇帝之名頒布的命令主要有制、詔、誥、敕等形式。其中詔書的目的乃向天下臣民布告國政或是垂示彝憲。其書寫格式例以「奉天承運，皇帝詔曰」開宗，用「布告中外/天下，咸使聞知」結(jié)尾。詔書多由內(nèi)閣撰擬，再呈請皇帝欽定。惟古來帝王多以死為忌諱，臣工往往無由預(yù)聞圣意以草擬遺詔，皇帝臨終前恐亦未得寓目定案。然而這一道皇帝最后的命令，卻可能是其在位中最重要的一道命令。
本文主要探討清代遺詔制作與頒布機制的沿革，同時從歷史書寫的角度，析論歷朝遺詔與帝王的自我歷史定位。清代歷朝遺詔的制作過程與書寫內(nèi)容，具體而微地反映出從早期皇權(quán)對國家機器的掌控，漸轉(zhuǎn)成后半葉國家機器對皇帝的鉗/牽制。清初諸帝或親自酌定詔稿，或于生前預(yù)擬藍本：如順治以罪己之姿痛自列舉弊政，以期懲前毖后；
康熙著眼于自我歷史定位，儼然是自傳式的墓志銘；
雍正則關(guān)注過去章程的審酌與未來政治的布局。乾隆禪位于嘉慶，所欽定的傳位詔既總結(jié)一朝政績，復(fù)宣示皇權(quán)繼承，內(nèi)容格式實有如「乾隆朝」之遺詔。嘉慶之后，皇帝的遺詔則多于死后由臣工摭拾過去上諭，或概括地總結(jié)其在位期間的國情與政績，已然不見皇帝個人掌控歷史解釋權(quán)的任何企圖。在逐漸常規(guī)化的制作過程中，皇帝個人的色彩完全黯然褪蝕在格式套語之中。早期皇帝在制度上的酌定或更張，積累而成祖宗家法，中葉之后皇帝多在祖宗家法的枷鎖下動彈不得。國家典制層建累構(gòu)，越演越繁，皇帝個人的威權(quán)卻在敷衍格套中愈形支絀。
關(guān)鍵詞：遺詔 謄黃 皇權(quán) 喪儀 歷史書寫
漢天子正號曰「皇帝」，自稱曰「朕」，臣民稱之曰「陛下」�！涿�，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戒書」。
——東漢．蔡邕（133-192），〈獨斷〉
引言：歷史論述與大眾品味
曾幾何時，史學(xué)界對英雄史觀早已棄如敝屣，而所謂「事件的歷史」（借用法國史學(xué)界的貶辭l’histoire événementielle），即使未加痛詆極毀，至少也冷眼相向，嗤之以鼻，以為小道。自詡前沿研究的史學(xué)工作者轉(zhuǎn)向考察地理氣候、器物構(gòu)式或集體心態(tài)，藉以檢視人類歷史長程發(fā)展的律則或短期波動的異變。過去構(gòu)成傳統(tǒng)歷史書寫的主軸——人物、事件與制度，儼然被屏退到史學(xué)舞臺的邊緣：所謂治世或是變局，不過聊備為過眼的場景；
突發(fā)于一時的運動與事件，頂多是增飾的插曲；
至于那些帝王將相與才子佳人，充其量只是可有可無的龍?zhí)�。歷史研究的聚光燈轉(zhuǎn)而投向過去那些沉默大眾的集體行為與普遍心態(tài)；
蕓蕓眾生的日常與變奏才是歷史舞臺的主要劇目。
吊詭的是：這些被正史凸顯或是被野史渲染的重大事件與關(guān)鍵人物，盡管已在專業(yè)史學(xué)研究的殿堂里束諸高閣，但卻在大眾流行文化中成為不斷被復(fù)制敷衍的題材，并不時經(jīng)由傳媒的炒作，生意盎然地點綴在大眾品味的拼盤中。不論是標榜考據(jù)的歷史小說，或是講究故實的清宮戲劇，特立的人物與突出的事件依舊是一般大眾用來掌握歷史脈動的重要線索。
大清王朝中雍正皇帝（1723-1735；
胤禛1678-1735）[1] 以黑馬之姿，在康熙皇帝（1662-1722；
玄燁1654-1722）倉促登遐之際奉天承運，纘繼大統(tǒng)，便是一樁最耐人尋味的歷史公案。[2] 盡管清朝歷史的發(fā)展不必然會因皇權(quán)繼位人選的改變而有根本的轉(zhuǎn)折，但這段歷史事件，卻猶如停格的畫面或回放的片段，不斷招引后世關(guān)注的目光與推敲的興趣。不僅小說作家紛紛競馳文學(xué)的想象，揣摩宮廷政治斗爭的內(nèi)幕、關(guān)鍵人物的個性與故事發(fā)展的曲折；
考證學(xué)者更有如抽絲剝繭的偵探，從現(xiàn)存史料的蛛絲馬跡中梳理頭緒，排比斷案的證據(jù)。如果現(xiàn)代與歷史之間的對話，總難免失之片段與局部，注定只是一種點對點跨時越空的跳接，那么雍正繼位一案，無疑是現(xiàn)代回溯清朝時最常駐足的歷史現(xiàn)場，其間聚訟紛紜的一個焦點，正是在于康熙遺詔是否遭到竄改。
隨著清朝銷亡，民國肇造之初，關(guān)于滿清皇室的秘辛稗史便有如雨后春筍紛紛涌現(xiàn)，并且多對雍正竄改康熙遺詔而入嗣大統(tǒng)一案指證歷歷。例如民國元年出版的《滿清外史》一書，作者天嘏便直言雍正「竊詔改竄」，描寫康熙彌留前曾手書遺詔，明白指示「朕十四皇子，即纘成大統(tǒng)」，但皇四子胤禛探知遺詔所在之處，竊得后將「十」字添筆改為「第」字。[3] 蔡東藩（1877-1945）在其初刊于一九一六年的《清史通俗演義》里，更認為是當(dāng)時北京步軍統(tǒng)領(lǐng)隆科多（?-1728）居間上下其手，將康熙臨終時支支吾吾的傳位口諭徑行剪截，捏制成遺詔。原來康熙臨終前召見隆科多入內(nèi)，命他傳旨召回皇十四子，但隆科多出來，卻遣宮監(jiān)召見皇四子胤禛入宮�？滴醣篱愫�，隆科多當(dāng)眾宣讀遺詔：「皇四子人品貴重，深肖朕躬，必能仰承大統(tǒng)，著繼朕登基，即皇帝位�！巩�(dāng)時皇八子允禩與皇九子允禟齊聲問道：「遺詔是真么？」隆科多正色回答：「誰人有幾個頭顱，敢捏造遺詔！」[4] 小說名家許嘯天（1886-1948）也在其膾炙人口的《清宮十三朝演義》里，表示康熙臨終前已有親筆遺詔，并放在正大光明殿的匾額后面，但被隆科多伺機竊取，一筆將「傳位十四皇子」改成「傳位于四皇子」，讓胤禛順理成章地承嗣繼位。[5]
清末以降各種稗官野史對雍正矯詔得位一案繪聲繪影，倒也不完全出自作者臆造，以為排滿革命進行宣傳，或為滿足閱聽大眾對宮廷政治的遐想。其實在雍正即位之際便已有類似的耳語流言四處傳揚，雍正本人便曾直言不諱：在其繼位之初，各種誹語?#123;傳早已「備聞于耳」。[6] 證諸朝鮮李朝方面的史料，朝鮮當(dāng)時訪京使者即曾聽到雍正矯詔襲位的傳言。根據(jù)朝鮮冬至行正使全城君李混和副使李萬選的記載，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皇帝崩逝之后：
十五日大學(xué)士馬齊、九門提督隆科多，及十二王等相與謀議，稱有遺詔，擁立新君后始為舉哀，二十日頒登極詔。以此多有人言，或稱秘不發(fā)喪，或稱矯詔襲位。內(nèi)間事秘，莫測端倪。而至于矯詔，則似是實狀。[7]
為了慶賀新君登極，朝鮮李朝于雍正元年（李朝景宗三年；
1723）派遣進賀正使密昌君李樴進京，李樴返國后回報進京情形，也同樣指證當(dāng)時北京確有傳言雍正的繼位乃「出于矯詔」。[8]
當(dāng)雍正六年爆發(fā)湖南士人曾靜（1679-1736）派遣弟子投書川陜總督岳鍾琪（1686-1754）勸反清廷一案。[9] 其中對雍正皇帝最切身的指控，便是他藉助隆科多之力矯詔得位。[10] 這種傳聞流布既快又廣；
不僅僻處湖南的曾靜有所耳聞，連東北也傳揚開來，例如三藩之一耿精忠（?-1682）的孫子耿六介流放在吉林三姓地方，便曾在八寶家中聽過幾位太監(jiān)私下議論康熙遺詔遭到竄改，說是「圣祖皇帝原傳十四阿哥允罊天下」，而當(dāng)時四阿哥的胤禛將遺詔里的「十」字改為「于」字。[11] 可見雍正即位之初，矯詔竊位的傳聞在京城里便已風(fēng)聲鶴唳，并且透過各種管道四散流布，既流傳海外藩邦，也逐漸擴散到陲遠地方。
一、奉天承運：政統(tǒng)賡續(xù)與皇位繼承
凡朝廷德音下逮，宣示百官曰制；
布告天下曰詔；
昭垂訓(xùn)行曰誥；
申明職守曰勅。
——乾隆朝《欽定大清會典》
清朝以皇帝之名頒布的命令主要有制、詔、誥、瀣等形式。其中詔書的目的乃向天下臣民布告國政或垂示彝憲。皇帝詔書的格套例以「奉天承運，皇帝詔曰」開宗，而用「布告天下/中外，咸使聞知」結(jié)尾。遺詔無疑是奉皇帝之名所頒布天下的最后一道命令。
當(dāng)代曾有學(xué)者慨嘆雍正奪嫡與否的公案之所以難斷，關(guān)鍵之處是因為沒有康熙的親筆遺詔。[12] 但試問古今又有多少皇帝曾于生前欽定自己的遺詔？遑論親筆撰寫�；实圻@一道最后的命令往往并非皇帝所親擬，甚至未及經(jīng)過皇帝寓目欽定，本是公開的秘密。明中葉內(nèi)閣首輔徐階（1503-1583）為明世宗朱厚熜（嘉靖，1522-1567）崩逝后所擬定的遺詔，甚至收錄在其文集里。[13] 小說家也從不諱言皇帝詔書乃由他人捉刀，在晚明馮夢龍（1574-1646）編纂的《醒世恒言》里，便有一段故事提及唐德宗晏?#123;，百官共立順宗登位。不到半年，順宗又倏忽崩殂，只得再立新君，是為憲宗。當(dāng)時有位文臣獨孤遐叔因緣際會，轉(zhuǎn)瞬間平步青云，高升翰林院學(xué)士，就是因為接連三任皇帝，前后總共四篇大行皇帝的遺詔與新君的登極詔，都出自獨孤遐叔之手——「這是朝廷極大手筆，以此累功，不次遷擢」。[14]
大部分的遺詔既不是皇帝臨終前所親自擬定，也來不及呈請賓天的皇帝寓目定稿。但是這一道最后的命令，卻往往是皇帝頒布天下最重要的一道命令。其象征意義不言可喻：朝廷透過遺詔明白宣示皇權(quán)的轉(zhuǎn)移與政統(tǒng)的賡續(xù)；
換言之，遺詔乃以大行皇帝之名昭告天下：舊主雖已賓天，然新君即將承命登基，是以帝制的運作如常，而國祚的延綿無虞。
順治元年（1644）十月，清軍已完全控制京畿，正準備大舉揮軍南下，因此特別檄諭河南、南京、浙江、江西、湖廣等地，詳細羅列南方臣民縱任流寇而不討賊勤王等各項罪狀，其中一條便是南方文武官員在沒有接獲明思宗朱由檢（1610-1644；
崇禎1627-1644）的遺詔下，竟擅立福王朱由崧（1607-1646；
弘光1644-1645），偽立新朝。言下之意，沒有得到崇禎皇帝的遺詔，福王豈能擅繼皇權(quán)，自居正統(tǒng)？事實上，崇禎之所以選擇自縊一途，恐怕已認定大明江山命脈行將斷絕，只得以身殉明，當(dāng)然不會考慮頒發(fā)遺詔。既無崇禎遺詔，明朝政權(quán)的賡續(xù)便失去法源根據(jù)，對清軍而言，從此天下政統(tǒng)變成開放之局，天命轉(zhuǎn)系于人心歸向。而禮葬崇禎的清軍，自可張揚「恭承天命」的旗幟，「爰整六師」向南方「問罪征討」。
清軍這番冠冕堂皇的興師檄文，自然是挪用漢人對皇帝遺詔奉天承運的理論預(yù)設(shè)。反觀當(dāng)時滿族本身，又何嘗有頒布「遺詔」的機制，藉以展現(xiàn)皇權(quán)正統(tǒng)賡續(xù)的象征意義？不論是清太祖努爾哈赤（1559-1626；
天命1616-1626），或是清太宗皇太極（1592-1643；
天聰1627-1635，崇德1636-1643），在其臨終之際或是賓天之后，也都沒有制作遺詔布告天下之舉�！短娓呋实蹖嶄洝穼ε瑺柟嗨篮鬀]有遺詔一事極盡美化能事：以為努爾哈赤「于國家政事、子孫遺訓(xùn)，平日皆預(yù)定告誡。臨崩，不復(fù)言及」。[15] 至于《太宗文皇帝實錄》對皇太極毫無預(yù)警的死亡，更一語帶過：表示皇太極是在「無疾」的情形下「端坐而崩」，當(dāng)時也沒有留下只字詞組，交代部族領(lǐng)導(dǎo)權(quán)的繼承人選。[16] 事實上，皇太極猝死之際滿族部族領(lǐng)導(dǎo)權(quán)的繼任人選仍在未定之天，遑論頒布遺詔。推究原委，并非這兩位開國君主臨終前來不及留下遺言安排后事，而是當(dāng)時滿族皇室根本還沒有為崩逝的領(lǐng)導(dǎo)人制作「遺詔」以昭告天下的習(xí)俗。
嚴格而言，大行皇帝的遺詔布告之際，當(dāng)是朝中皇權(quán)的轉(zhuǎn)移已成定局之后。而之所以康熙遺詔成為皇權(quán)繼承的聚訟焦點，正是因為康熙皇帝生前在二度廢儲之后，嗣君遲遲未定，其生前既無明白指定皇儲人選的諭旨，又無像雍正即位后施行秘密建儲制度的密旨。因此康熙遺詔遂變成皇權(quán)繼承唯一法律文件。也難怪一方面雍正以康熙遺詔為其繼位的合法性進行辯護，一方面民間傳言則質(zhì)疑康熙遺詔乃為雍正所竄改。
雍正究竟是「奉天」——得到康熙遺命的欽點？還是「承運」——利用康熙倉卒之際因時利導(dǎo)而奪權(quán)？對現(xiàn)代的歷史學(xué)家而言，雍正口中的人證已難招魂還陽一一對質(zhì)，當(dāng)今唯一可以進行覆核的，便是作為關(guān)鍵物證的康熙遺詔。
當(dāng)然，歷朝實錄多載有大行皇帝的遺詔全文，因此問題不在于遺詔的內(nèi)容為何，而是在于能否考掘出「原件」以供對勘檢驗。而就目前所知：康熙遺詔的「原件」不僅仍幸存于當(dāng)世，而且不止一份：兩份保存在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兩份則庋藏于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這四份中，除了北京的一份疑似鈔稿，其它三份皆蓋有滿漢文并打印璽：漢文是「皇帝之寶」，滿文轉(zhuǎn)譯成羅馬拼音為「han（汗） i（之） boobai（寶）」，確為「原件」無疑。問題是：為什么會有那么多康熙遺詔的「原件」？而這些「原件」究竟可以為雍正繼位之謎提供什么樣的解答？顯然我們必須要對清朝遺詔的制作與其書寫特性進行通盤的考察，才能厘清現(xiàn)存康熙遺詔與雍正繼位一案的可能牽連。
二、皇帝詔曰：遺詔制作與歷史書寫
�。ㄒ唬┣宕谝环葸z詔
既然當(dāng)初清軍揮兵南下的檄文中，義正辭嚴地指控南方未得崇禎遺詔的加持，那么入主中原后的清朝，為了賦予其皇權(quán)賡續(xù)「奉天承運」的正當(dāng)性，采用漢人制作遺詔的典制自然是勢在必行。
清代第一份遺詔是奉順治皇帝（1644-1661）之名頒布天下的。(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并且順治皇帝是在臨終前親自參與撰擬并作最后的欽定。順治以二十四歲的英年，《世祖章皇帝實錄》對當(dāng)時的經(jīng)過記載不免簡略：正月二日順治身體不豫，于是召見麻勒吉（?-1689）和王熙（1628-1703）兩位大學(xué)士至養(yǎng)心殿商議，皇帝「降旨一一自責(zé)」，同時立玄燁為皇太子，并以索尼、蘇克薩哈、遏必隆與鰲拜等四位大臣輔政。隨即命令麻勒吉、王熙于干清門撰擬遺詔。俟詔書經(jīng)由順治欽定之后，便由麻勒吉、賈卜嘉爾二人捧詔奏知皇太后，向諸王公、貝勒、大臣宣示。[17] 幸好當(dāng)時親身參與撰擬遺詔的當(dāng)事人王熙在其自訂年譜里有較翔實的追憶：初六日三鼓時分，他奉召進入養(yǎng)心殿，順治表示：「朕患痘，勢將不起。爾可詳聽朕言，速撰詔書」。精通滿漢文的王熙當(dāng)時「就榻前書寫，恭聆天語。五內(nèi)崩摧，淚不能止，奏對不能成語」。順治還一度勸勉王熙：「今事已至此，皆有定數(shù)。君臣遇合，緣盡則離，爾不必如此悲痛。此何時，尚可遷延從事，致誤大事！」王熙纔強忍傷痛，向皇上建議先聆聽「面諭」，隨后到干清門下西圍屏內(nèi)撰擬，再將稿本呈請順治定奪。前后「凡三次進覽，三蒙欽定」[18]，直到初七破曉時分，這份斟酌再三的遺詔終于拍板定案，而順治皇帝就在定稿的當(dāng)晚?#123;崩。
我們無法完全排除順治母親孝莊皇太后（博爾濟格吉特氏，1613-1688）在正式頒布之前介入更改遺詔內(nèi)容的可能性。[19] 不過順治崩逝后的第二天清廷便「宣讀遺詔，遣官頒行天下」[20]，孝莊皇太后當(dāng)時手握實權(quán)，若欲整治外朝或內(nèi)廷，恐無必要臨時竄改順治在奄息之前苦心孤詣擬定的遺命。況且如果宣布天下的遺詔內(nèi)容與順治欽定的原稿有實質(zhì)的出入，王熙在其自訂年譜里，豈能如此明目張膽地將撰擬遺詔的協(xié)同著作權(quán)一手兜攬？
無論如何，順治在臨終前有意主動參與自己遺詔的制作殆無疑義。即或原來的內(nèi)容可能經(jīng)過更動，但通篇遺詔乃以罪己為基?#123;，痛陳十四項施政重大缺失，期待繼位者能改弦易轍，當(dāng)是順治的本意。[21] 若以清代后來皇帝所頒布的遺詔內(nèi)容衡量，這份罪己的遺詔，與后來以揄揚政績?yōu)橹鬏S的遺詔比較起來，不免突兀，并可說是絕后之舉。但若衡諸前代皇帝遺詔書寫的前例，如此罪己之詔，卻非空前。例如明代首輔徐階為嘉靖皇帝擬定遺詔，即代為檢討種種「既違成憲，亦負初心」的罪愆。[22] 順治臨終時與王熙一起制作清朝的第一份遺詔，必然參酌前代遺詔書寫的格式與內(nèi)容。是以順治有心并主動檢討在位時的種種愆過，冀望繼位者懲前毖后，而王熙亦不以為諱，在其自訂年譜中明白揭露參與該遺詔制作的過程，正因有像明代徐階將撰擬的遺詔收入自己文集的前例可循。
（二）康熙遺詔與歷史定位
康熙賓天之后所頒布天下的遺詔，并未真正經(jīng)過康熙本人寓目欽定，乃是不爭的事實。不過這并不意味遺詔的內(nèi)容是由雍正授意或內(nèi)閣大臣?#123;空撰擬而成。若將皇位繼承人選的部分暫先存而不論，康熙遺詔基本上相當(dāng)忠實反映康熙的遺愿，主要是因為康熙在生前便對其遺詔的內(nèi)容斟酌許久，并且早在康熙五十六年時更召集諸王大臣與皇子們，明白表示「今預(yù)使爾等知朕之血誠」，遂將已預(yù)擬十年之久的遺詔內(nèi)容和盤托出。在這次關(guān)系重大的面諭中，康熙首先批評過去帝王「多以死為忌諱」，是以其所謂遺詔，多是在他們昏瞀之際由文臣「任意撰擬」，并非「中心之所欲言」。而康熙就是為了要避免重蹈覆轍，才向朝廷大臣詳細預(yù)告其遺詔的內(nèi)容，以備將來不虞。
為了比對后來六十一年的遺詔與這份五十六年所頒布的面諭，實有必要將這洋洋灑灑兩千五百多字的面諭全部引錄。其中以底線標示的部分乃是后來遺詔照本抄錄（或略加改動）的字句。而康熙遺詔在征引這份面諭大部分內(nèi)容的同時，曾將某些段落或字句重新加以排列重組，因此下面引錄面諭原文時，特別以阿拉伯?dāng)?shù)字標示出后來遺詔所擷湊的段落，以利檢視遺詔如何更動面諭原本的排序。
康熙在面諭中申述的內(nèi)容可以麤略分為七個部分：
【甲】申言帝王治天下之要：
�。�1）從來帝王之治天下，未嘗不以敬天法祖為首務(wù)。敬天法祖之實，在柔遠能邇，休養(yǎng)蒼生，公四海之利為利，一天下之心為心，體群臣，子庶民，保邦于未危，致治于未亂。夙夜孜孜，寤寐不遑，寬嚴相濟，經(jīng)權(quán)互用，以圖國家久遠之計而已。
【乙】為清朝得天下的正當(dāng)性進行辯護：
�。�2）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太祖、太宗初無取天下之心，嘗兵及京城，諸大臣咸奏云當(dāng)取，太宗皇帝曰：「明與我國素非和好，今取之甚易，但念中國之主，不忍取也�！购罅髻\李自成攻破京城，崇禎自縊，臣民相率來迎，乃翦滅闖寇，入承大統(tǒng)。昔項羽起兵攻秦，后天下卒歸于漢，其初漢高祖一泗上亭長耳。元末陳友諒等并起，后天下卒歸于明，其初明太祖一皇覺寺僧耳。我朝承席先烈，應(yīng)天順人，撫有區(qū)宇，以此見亂臣賊子無非為真主驅(qū)除耳。
【丙】自敘其壽考與在位均居歷代之首，自知大限將至，豫先親示遺命：
�。�3）今朕年將七旬，在位五十余年者，實賴天地、宗社之默佑，非予涼德之所致也。（4）朕自幼讀書，于古今道理，粗能通曉。（5）凡帝王自有天命，應(yīng)享壽考者，不能使之不享壽考；
應(yīng)享太平者，不能使之不享太平。（6）自黃帝甲子至今，四千三百五十余年，稱帝者三百有余。但秦火以前，三代之事，不可全信；
始皇元年至今，一千九百六十余年，稱帝而有年號者，二百一十有一。朕何人斯，自秦漢以下，（7）在位久者，朕為之首。古人以下矜不伐，知足知止者，為能保始終。覽三代而后，帝王踐祚久者，不能遺令聞于后世；
壽命不長者，罔知四海之疾苦。朕已老矣，在位久矣，未卜后人之議論如何；
而且以目前之事，不得不痛哭流涕，豫先隨筆自記，而猶恐天下不知吾之苦衷也。自昔帝王多以死為忌諱，每觀其遺詔，殊非帝王語氣，并非中心之所欲言，此皆昏瞀之際，覓文臣任意撰擬者。朕則不然，今豫使爾等知朕之血誠耳。
【丁】以下這一段長篇大論乃是康熙面諭的主軸：
康熙先為自己主政多年的政績定?#123;，然后為前代帝王勤劬一生辯護，藉以自況為政用心：
（8）當(dāng)日臨御至二十年，不敢逆料至三十年；
三十年，不敢逆料至四十年；
今已五十七年矣�！渡袝榉丁匪d：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五福以考終命列于第五者，誠以其難得故也。（9）今朕年將七十，子、孫、曾孫，百五十余人，天下粗安，四海承平，雖不能移風(fēng)易俗，家給人足，但孜孜汲汲，小心敬慎，夙夜不遑，未嘗少懈，數(shù)十年來，殫心竭力，有如一日，此豈僅勞苦二字所能該括耶？（10）前代帝王，或享年不永，史論概以為侈然自放，耽于酒色所致。此皆書生好為譏評，雖純?nèi)M美之君，亦必抉摘瑕疵。朕為前代帝王剖白，蓋由天下事繁，不勝勞憊之所致也。諸葛亮云：「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篂槿顺颊�，惟諸葛亮一人耳。若帝王仔肩甚重，無可旁諉，豈臣下所可比擬？臣下可仕則仕，可止則止，年老致政而歸，抱子弄孫，猶得優(yōu)游自適。為君者勤劬一生，了無休息，如舜雖稱無為而治，然身?#123;于蒼梧；
禹乘四載，胼手胝足，終于會稽。似此皆勤勞政事，巡行周歷，不遑寧處，豈可謂之崇尚無為，清靜自持乎？《易．遯卦》六爻，未嘗言及人主之事，可見人主原無晏息之地可以退藏，「鞠躬盡瘁」，誠謂此也。昔人每云帝王當(dāng)舉大綱，不必兼總細務(wù)。朕心竊不謂然，一事不謹，即貽四海之憂；
一時不謹，即貽千百世之患。不矜細行，終累大德。故朕每事必加詳慎，即如今日留一二事未理，明日即多一二事矣。若明日再務(wù)安閑，則后日愈多壅積。萬幾至重，誠難稽延。故朕蒞政，無論巨細，即奏章內(nèi)有一字之訛，必為改定發(fā)出，蓋事不敢忽，天性然也。五十余年，每多先事綢繆。四海兆人，亦皆戴朕德意，豈可執(zhí)「不必兼總細務(wù)」之言乎？（11）朕自幼強健，筋力頗佳，能挽十五力弓，發(fā)十三握箭，用兵臨戎之事，皆所優(yōu)為；
然平生未嘗妄殺一人，平定三藩，掃清漠北，皆出一心運籌，戶部帑金，非用師賑饑，未敢妄費，謂此皆小民脂膏故也。所有巡狩行宮，不施采繢，每處所費，不過一二萬金，較之河工歲費三百余萬，尚不及百分之一。幼齡讀書，即知酒色之可戒，小人之宜防，所以至老無恙。
【戊】轉(zhuǎn)言其身體日衰，但坦然面對死亡：
再度表示要在明爽之際暢言衷曲，回顧一生功業(yè)。并憂心若未對后事妥當(dāng)安排，將至天下失據(jù)：
自康熙四十七年大病之后，過傷心神，漸不及往時。況日有萬幾，皆由裁奪，每覺精神日逐于外，心血時耗于內(nèi)，恐前途倘有一時不諱，不能一言，則吾之衷曲未吐，豈不可惜？故豫于明爽之際，一一言之，可以盡一生之事，豈不快哉？人之有生必有死。如朱子之言，天地循環(huán)之理，如晝?nèi)缫�。孔子云：「居易以俟命�！菇允ベt之大道，何足懼乎？近日多病，心神恍忽，身體虛憊，動轉(zhuǎn)非人扶掖，步履難行。當(dāng)年立心以天下為己任，許死而后已之志，今朕躬抱病，怔忡健忘，故深懼顛倒是非，萬幾錯亂，心為天下盡其血，神為四海散其形，既神不守舍，心失怡養(yǎng)，目不辨遠近，耳不分是非，食少事多，豈能久存？況承平日久，人心懈怠，福盡禍至，泰去否來，元首叢脞而股肱惰。至于萬事隳壞而后，必然招天災(zāi)人害，雜然并至，雖心有余而精神不逮，悔過無及，振作不起，呻吟床榻，死不瞑目，豈不痛恨于未死？
【己】論及皇位繼承問題，強?#123;立儲大事念茲在茲：
（12）昔梁武帝亦創(chuàng)業(yè)英雄，后至耄年，為侯景所逼，遂有臺城之禍；
隋文帝亦開創(chuàng)之主，不能豫知其子煬帝之惡，卒致不克令終。又如丹毒自殺，服食吞餅，宋祖之遙見燭影之類，種種所載疑案，豈非前轍？皆由辨之不早，而且無益于國計民生。漢高祖?zhèn)鬟z命于呂后，唐太宗定儲位于長孫無忌。朕每覽此，深為恥之�；蛴行∪耍D倉卒之際，廢立可以自專，推戴一人以期后福。朕一息尚存，豈肯容此輩乎？朕之生也，并無靈異；
及其長也，亦無非常。八齡踐祚，迄今五十七年，從不許人言禎符瑞應(yīng)。如史冊所載，景星慶云、麟鳳芝草之賀，及焚珠玉于殿前，天書降于承天。此皆虛文，朕所不敢，惟日用平常，以實心行實政而已。今臣鄰奏請立儲分理，此乃慮朕有猝然之變耳。死生常理，朕所不諱，惟是天下大權(quán)，當(dāng)統(tǒng)于一。十年以來，朕將所行之事、所存之心，俱書寫封固，仍未告竣。立儲大事，朕豈忘耶？天下神器至重，倘得釋此負荷，優(yōu)游安適，無一事嬰心，便可望加增年歲。諸臣受朕深恩，何道俾朕得此息肩之日也？朕今氣血耗減，勉強支持，脫有誤萬幾，則從前五十七年之憂勤，豈不可惜？朕之苦衷血誠，一至如此。
【庚】最后以感性結(jié)尾：
重述天子奉身天下，死而后已，而今年事垂老，惟愿無事善終：
每覽老臣奏疏乞休，未嘗不為流涕。爾等有退休之時，朕何地可休息耶？但得數(shù)旬之怡養(yǎng)，保全考終之死生，朕之欣喜豈可言罄？從此歲月悠久，或得如宋高宗之年未可知也。朕年五十七歲，方有白發(fā)數(shù)莖，有以烏須藥進者，朕笑卻之曰：「古來白須皇帝有幾，朕若須須皓然，豈不為萬世之美談乎？」初年同朕共事者，今并無一人；
后進新升者，同寅協(xié)恭，奉公守法，皓首滿朝，可謂久矣，亦知足矣。朕享天下之尊、（13）四海之富，物無不有，事無不經(jīng)，至于垂老之際，不能寬懷瞬息，故視棄天下猶敝屣，視富貴如泥沙也。倘得終于無事，朕愿已足。愿爾等大小臣鄰，念朕五十余年太平天子惓惓丁寧反復(fù)之苦衷，則吾之有生考終之事畢矣。此諭已備十年，若有遺詔，無非此言，披肝露膽，罄盡五內(nèi)，朕言不再。[23]
康熙在結(jié)尾中特別指出，這份面諭已經(jīng)準備十年之久，可見從康熙四十七年的一場大病之后，他就開始為頒布天下的最后一道命令琢磨內(nèi)容。以下引錄康熙遺詔全文以資對勘。其中夾注乃是本來面諭的異文，至于未標底線的字句則是遺詔新出。在「奉天承運，皇帝詔曰」開宗之后，康熙遺詔內(nèi)容可以提綱挈領(lǐng)為九個部分：
1. 申言帝王治天下之要：
（1）從來帝王之治天下，未嘗不以敬天法祖為首務(wù)。敬天法祖之實，在柔遠能邇，休養(yǎng)蒼生，共〔公〕四海之利為利，一天下之心為心，保邦于未危，致治于未亂，夙夜孜孜，寤寐不遑，為久遠之國計〔以圖國家久遠之計〕，庶乎近之。
2. 自詡其壽考、在位時間皆冠于史冊：
�。�3）今朕年屆〔將〕七旬，在位六十一〔五十余〕年，實賴天地宗社之默佑，非朕〔予〕涼德之所致也。歷觀史冊，（6）自黃帝甲子迄〔至〕今四千三百五十余年。共三百一帝。（7）如朕在位之久者甚少〔在位久者，朕為之首〕。（8）朕〔當(dāng)日〕臨御至二十年時，不敢逆料至三十年。三十年時，不敢逆料至四十年。今已六十一〔五十七〕年矣�！渡袝榉丁匪d：「一曰壽，(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五福以考終命列于第五者，誠以其難得故也。
3. 臨御以來，為天下殫精竭慮：
�。�9＋13）今朕年已登耆〔將七十〕，富有四海，子孫〔子、孫、曾孫〕百五十余人，天下安樂〔粗安〕，朕之福亦云厚矣。即或有不虞，心亦泰然。念自御極以來，雖不敢自謂〔能〕移風(fēng)易俗、家給人足。上擬三代明圣之主，而欲致海宇升平，人民樂業(yè)�！驳匙巫渭臣�，小心敬慎，夙夜不遑，未嘗少懈，數(shù)十年來，殫心竭力，有如一日，此豈僅「勞苦」二字所能該括耶。
4. 論帝王終生為天下鞠躬盡瘁：
�。�10）前代帝王，或享年不永，史論概以為〔侈然自放，耽于〕酒色所致。此皆書生好為譏評。雖純?nèi)M美之君，亦必抉摘瑕疵。朕今為前代帝王剖白言之：蓋由天下事繁，不勝勞憊之所致也。諸葛亮云：「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篂槿顺颊�，惟諸葛亮能如此〔一人〕耳。若帝王仔肩甚重，無可旁諉，豈臣下所可比擬？臣下可仕則仕，可止則止，年老致政而歸，抱子弄孫，猶得優(yōu)游自適。為君者勤劬一生，了無休息之日。如舜雖稱無為而治，然身?#123;于蒼梧。禹乘四載，胼手胝足，終于會稽。似此皆勤勞政事，巡行周歷，不遑寧處。豈可謂之崇尚無為，清靜自持乎。《易．遯卦》六爻，未嘗言及人主之事�？梢娙酥髟瓱o晏息之地可以退藏。「鞠躬盡瘁」，誠謂此也。
5. 辯清朝得天下之正：
�。�2）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太祖、太宗初無取天下之心。嘗兵及京城，諸大臣咸〔奏〕云當(dāng)取。太宗皇帝曰：「明與我國素非和好。今欲取之甚易。但念系中國之主，不忍取也�！购罅髻\李自成攻破京城，崇禎自縊，臣民相率來迎。乃剪〔翦〕滅闖寇，入承大統(tǒng)�；榈涠Y，安葬崇禎。昔漢高祖系〔一〕泗上亭長〔耳〕，明太祖一皇覺寺僧。項羽起兵攻秦，而天下卒歸于漢；
元末陳友諒等蜂起，而天下卒歸于明�！岔椨鹌鸨デ兀筇煜伦錃w于漢，其初漢高祖系一泗上亭長耳。元末陳友諒等并起，后天下卒歸于明，其初明太祖一皇覺寺僧耳�！澄页邢攘�，應(yīng)天順人，撫有區(qū)宇。以此見亂臣賊子，無非為真主驅(qū)除也〔耳〕。（5）凡帝王自有天命，應(yīng)享壽考者，不能使之不享壽考。應(yīng)享太平者，不能使之不享太平。
6. 簡敘其學(xué)識、能力與政績：
�。�4）朕自幼讀書，于古今道理，粗能通曉。（11）又年力盛時〔朕自幼強健，筋力頗佳〕，能彎〔挽〕十五力弓，發(fā)十三把〔握〕箭。用兵臨戎之事，皆所優(yōu)為。然平生未嘗妄殺一人，平定三藩、掃清漠北，皆出一心運籌。戶部帑金，非用師賑饑，未敢妄費，謂皆小民脂膏故也。所有巡狩行宮，不施采繢。每處所費，不過一二萬金。較之河工歲費三百余萬，尚不及百分之一。（12）昔梁武帝亦創(chuàng)業(yè)英雄，后至耄年，為侯景所逼，遂有臺城之禍。隋文帝亦開創(chuàng)之主，不能預(yù)〔豫〕知其子煬帝之惡，卒致不克令終。皆由辨之不早也。
7. 囑諸王大臣于其身后當(dāng)協(xié)心保全皇祚：
�。�9）朕之子孫，百有余人。朕年已七十〔今朕年將七十，子、孫、曾孫，百五十余人〕。諸王大臣官員軍民，以及蒙古人等，無不愛惜朕年邁之人。今雖以壽終，朕亦愉悅。至太祖皇帝之子禮親王、饒余王之子孫，見今俱各安全。朕身后，爾等若能協(xié)心保全，朕亦欣然安逝。
8. 傳位胤禛：
雍親王皇四子胤禛人品貴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統(tǒng)。著繼朕登基，即皇帝位。
9. 依典制服喪：
即遵典制，持服二十七日釋服。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兩相勘照，一千兩百多字的遺詔乃脫胎于康熙五十六年的這份面諭，殆無疑義。[24] 其主要內(nèi)容幾乎是復(fù)制面諭而成，當(dāng)然，遺詔與面諭相隔五年，其中涉及年歲與年代的部分自然需要修正。末尾再補上繼位人選以及相關(guān)的喪禮儀注而成。
不過若是細究起來，盡管遺詔是從面諭摘拾拼湊而成，卻不必然完全符合康熙當(dāng)初面諭的原旨�？滴踉谖迨甑目陬^面諭難免松散蕪冗，卻是一直環(huán)繞著幾個他念茲在茲的課題而夾敘夾論。經(jīng)過剪輯后的遺詔，表面上條理井然，但在不少部分頗有割裂康熙本意之嫌。例如在面諭中，康熙申論帝王治天下之要后，便先為清朝的正統(tǒng)辯護，再論其自身政績，反觀遺詔卻將原來康熙為清朝正統(tǒng)的辯護，穿插在康熙綜論本身政績之中，使得原本在面諭中論列政績的部分在遺詔中被截成兩段，而后半部更有捉襟見肘之嫌。又如在面諭中康熙曾經(jīng)提及：
（4）朕自幼讀書，于古今道理，粗能通曉。（5）凡帝王自有天命，應(yīng)享壽考者，不能使之不享壽考。應(yīng)享太平者，不能使之不享太平。
順著其論述的脈絡(luò)，第（5）段乃是延續(xù)第（4）段而來。換言之，所謂「帝王自有天命」，應(yīng)是指康熙讀書通曉的一項道理。反觀遺詔中將兩段?#123;換，第（5）段置前，單獨起句，與后段不相連屬：
（5）凡帝王自有天命，應(yīng)享壽考者，不能使之不享壽考。應(yīng)享太平者，不能使之不享太平。（4）朕自幼讀書，于古今道理，粗能通曉。（11）又年力盛時〔朕自幼強健，筋力頗佳〕，能彎〔挽〕十五力弓，發(fā)十三把〔握〕箭。用兵臨戎之事，皆所優(yōu)為……
而第（4）段反而與第（11）段連系起來，前指其自幼讀書明理，后言其身強體健。
再者，第（12）段原為康熙面諭中論及皇位繼承的開場白，以梁武帝、隋文帝將皇權(quán)托付非人為殷鑒，強?#123;繼位人選不可不盡早甄別揀選。但這段典故被截取置入遺詔時，并未再引伸闡述，即緊接著囑咐諸王大臣當(dāng)于其死后協(xié)心保全政權(quán)，再轉(zhuǎn)到傳位胤禛一事，未免唐突。其間只字未提他如何避免步上梁武帝、隋文帝的后塵，而「早辨」出繼承其大統(tǒng)的人選。
無可諱言，繼位的雍正對康熙遺詔的確有最后定案的主導(dǎo)權(quán)，但是遺詔與面諭內(nèi)文的雷同并不能證明雍正竄改遺詔。既然康熙已清楚表明：「此諭已備十年，若有遺詔，無非此言」；
以此面諭作為將來遺詔的?#123;本正是康熙的本愿。除非康熙臨終之前有新的手諭或是口諭，否則不論誰繼承皇位，在制造康熙遺詔的過程中，都必須參考這分在朝廷里人所共知的面諭。任何康熙的繼承人在制作康熙遺詔時，沒有應(yīng)該從何處取材的問題，而是如何將這兩千五百多字的面諭，按照遺詔格式進行適當(dāng)剪裁。需要補充的，不過是皇權(quán)繼承的人選以及喪制的安排。從制度面而言，清廷既然從順治開始有制作頒布遺詔之舉，即使后來賓天的皇帝來不及于生前面諭遺詔內(nèi)容，官方恐怕也必須要制造出一份冠冕堂皇的遺詔公諸于世。換言之，即使沒有這康熙五十六年的面諭，閣臣也必然會嘗試從康熙在位六十一年來的各種詔令諭旨中摭拾片段或綜攝精義，拼湊出一部康熙遺詔來布告天下。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份長篇面諭中，康熙從頭到尾并未明言或者暗示皇位繼承的人選，這正可說明康熙在考慮其遺詔的制作時，除了繼位人選，他顯然還有更關(guān)注的課題：一為傳統(tǒng)帝制辯護；
二為大清國的正統(tǒng)辯護；
三為自己一生功業(yè)作歷史定位。而這三者并非互不相屬�？滴踔栽诿嬷I中交叉申述這三點，用意即在強?#123;他勤劬一生鞠躬盡瘁，正是為傳統(tǒng)帝制與清朝正統(tǒng)最具說服力的辯護。
（三）從密旨到遺詔：雍正對身后人事的布局
理論上遺詔賦予新君皇權(quán)繼承的正當(dāng)性，但就實際的運作而言，皇位繼承的問題早在「遺詔」繕寫之前已拍版定案。當(dāng)雍正初年開始采取秘密建儲制度，基本上解決了康熙一朝諸皇子爭儲、儲君向皇帝爭權(quán)、以及朝臣與諸皇子結(jié)黨對立等諸般政治紛擾，至此「遺詔」雖仍然具有向天下宣告繼位人選的形式功能，卻不再作為皇位繼承的直接法源依據(jù)。
必須厘清的是：置于干清宮中順治皇帝所書「正大光明」匾額后的建儲密匣里，并非皇帝的遺詔，而只是寥寥數(shù)語的傳位密旨�，F(xiàn)藏于北京故宮的道光建儲密匣，內(nèi)有諭旨兩道，其中一諭右書漢文「皇六子奕欣封為親王」，顯見道光皇帝對奕欣特殊的關(guān)愛，中書「皇四子奕詝立為皇太子」，左并有滿文，轉(zhuǎn)譯成羅馬拼音「duici age i ju huwangtaizi de ilibu」。duici 乃由duin（四）與語尾ci（第）合成，age 即「阿哥」，i ju 即奕詝之名，huawngtaizi 是漢文「皇太子」的音譯，de是為語介詞，后接動詞ilibu 乃「冊立」之意。建儲密匣的諭旨在建儲人選的關(guān)鍵詞句，乃以滿漢文并列書寫，足見慎重，或有避免字句遭到竄改或曲解的考慮。另外一諭除重述「皇四子奕詝著立為皇太子」外，并要求「爾王大臣等何待朕言，其同心贊輔，摠以國計民生為重，無恤其它」。這段親筆遺命并收錄到正式頒發(fā)的道光遺詔之中。
若依道光建儲密匣的「后例」來檢視雍正的繼位問題，那么即使康熙臨終前確已有密旨交代皇十四子為繼位人選，隆科多等人想紙上作業(yè)地將滿文「juwan duici age in jeng」（十四子胤禎）更動為「duici age in jen」（四子胤禛），必須費事地抹去「十」（juwan）字，再改變jeng一字的字尾筆法，還不如干脆摹仿康熙筆法重新改寫這道諭旨。遑論頒布天下的正式遺詔，已經(jīng)是雍正大權(quán)在握之后進行加工的產(chǎn)物，當(dāng)然不可能從中看出任何端倪，檢證康熙的遺命是否遭到竄改。
當(dāng)代學(xué)界多以為雍正遺詔乃乾隆以己意一手擘畫而成，似成定案。乾隆每年逢雍正忌日，都會盥手展讀雍正遺詔乙遍，表示其「以伸永慕，以勵惕干」之心，并且?guī)缀趺磕甓假x詩為紀[25]，彷佛他每年捧讀的確實是雍正諄諄教誨的遺言。若真如當(dāng)代學(xué)者的斷言，那乾隆此舉不僅是惺惺作態(tài)，甚至還帶著點自戀的況味，每年取出自己為父親捉刀代筆的杰作欣賞一番。許多學(xué)者之所以斷言雍正遺詔乃乾隆以己意擬就，是因為在遺詔中有段期許新君重新檢討過去雍正在刑罰禁令上的整頓：
至于國家刑罰禁令之設(shè)，所以詰奸除暴，懲貪黜邪，以端風(fēng)俗，以肅官方者也。然寬嚴之用，又必因乎其時。從前朕見人情澆薄，官吏營私，相習(xí)成風(fēng)，罔知省改，勢不得不懲治整理，以戒將來，今人心共知儆惕矣。凡各衙門條例，有從前本嚴，而朕改易從寬者，此乃從前部臣定議未協(xié)，朕與廷臣悉心斟酌而后更定，以垂永久者，應(yīng)照更定之例行。若從前之例本寬，而朕改易從嚴者，此乃整飭人心風(fēng)俗之計，原欲暫行于一時，俟諸弊革除之后，仍可酌復(fù)舊章，此朕本意也。向后遇此等事，則再加斟酌，若有應(yīng)照舊例者，仍照舊例行。[26]
許多學(xué)者即據(jù)此認定是乾隆藉雍正遺命為自己將來改弦更張預(yù)留伏筆。[27] 細繹雍正這段話，雖不是以罪己形式出發(fā)，但意在為自己過去對國家刑罰禁令的種種興革進行辯護。依照雍正的陳述，他對前朝法制的改革中，改嚴為寬之處與易寬為嚴之處，率皆有之。但事實上，他以「整飭人心風(fēng)俗」為由雷厲風(fēng)行各項措施，實多以嚴刑峻法為基?#123;。站在繼位者的立場，雍正遺詔中這番剴切指示，當(dāng)然可以作為日后?#123;整施政的法源依據(jù)。無論如何，我們不能因為雍正這番指示不符其平時以嚴苛著稱的行事風(fēng)格，便據(jù)此判斷是乾隆刻意借用已死父皇的名義背書，好讓自己日后的施政預(yù)留彈性空間。
盡管雍正暴卒之際不及交代后事，但若仔細爬梳相關(guān)史料，其實雍正對自己死后的人事與制度顯然也曾預(yù)作布局。原來雍正八年（1730）六月的一場大病曾幾乎奪走雍正的生命，不過現(xiàn)存的《雍正朝起居注》都對此事則相當(dāng)隱諱，只字未提。倒是乾隆為雍正陵寢泰陵所撰寫的〈圣德神功碑〉（乾隆二年九月，1737）里披露：雍正八年六月，「圣躬違和」的雍正特地召見他和其它親王、大學(xué)士與內(nèi)臣數(shù)人，特別「面諭遺詔大意」：
朕夙夜憂勤，惟體圣祖之心以為心，法圣祖之政以為政。因見人情澆薄、官吏徇私，罔知改省，不得不懲治以戒將來。故有從前條例本嚴而改易從寬者，乃原議未協(xié)，朕與廷臣悉心酌定，可垂永久。有從前本寬而改易從嚴者，本欲俟諸弊革除之后，酌復(fù)舊章。[28]
顯然這一段正是日后雍正遺詔中關(guān)于酌定章程的張本。由此可知雍正八年的這場大病相當(dāng)危急，使得雍正不得不在病篤之際召見親王大臣，交代遺詔的內(nèi)容，并在為自己施政辯護之余，期望繼位者對過于嚴苛的新制再行斟酌，務(wù)以寬仁為尚。因此乾隆即位后對雍正時期的章程施政每有商榷更張之舉，對他而言，不過是秉遵父親遺訓(xùn)，順理成章。
巧合的是，雍正也是在面諭遺詔的五年后崩逝。當(dāng)時面諭的完整內(nèi)容已不可知，不過和康熙一樣，雍正并未在這次公開面諭中交代繼位人選，這當(dāng)然是因為根據(jù)雍正秘密建儲的構(gòu)想，建儲密旨是在皇帝崩逝之后才得啟封公布。何況雍正的病情仍有好轉(zhuǎn)的可能。更重要的是，除了傳位人選之外，雍正在密旨中對死后人事的布局作進一步的安排。
雍正長年倚畀甚殷的重臣張廷玉（1672-1755）在其自訂年譜里曾經(jīng)透露：雍正八年「自春徂秋，(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圣躬違和，命廷玉與大學(xué)士馬爾賽（?-1732）、蔣廷錫（1669-1732）辦理一切事務(wù)，并與御醫(yī)商訂方藥。間有密旨，則命廷玉獨留�！筟29] 推敲張廷玉這段隱諱的描述，雍正的密旨應(yīng)該與他安排死后的人事布局有關(guān)，以備萬一。后來雍正經(jīng)過?#123;養(yǎng)靜攝，終得痊愈，是以《實錄》甚或是《起居注》對這段圣躬不豫的經(jīng)過，以及面諭遺詔之事皆隱而未載。雍正曾將這份密旨的內(nèi)容在雍正八年九月間密示張廷玉，在十年正月間又同時出示給鄂爾泰（1680-1745）與張廷玉兩人，當(dāng)時雍正病已痊愈，用意當(dāng)在籠絡(luò)兩位心腹大臣。因此雍正行將大漸之際，趕赴圓明園的張廷玉與鄂爾泰便向在場的親王大臣表示：「大行皇帝因傳位大事親書密旨，曾示我二人，外此無有知者。此旨收藏宮中，應(yīng)急請出以正大統(tǒng)」。當(dāng)時總管太監(jiān)表示不知密旨所在，經(jīng)張廷玉提示該密旨的樣式是「外用黃紙固封，背后寫一封字」，終才按圖索驥檢出這份雍正朱筆親書的密旨。[30] 這件事關(guān)「傳位大事」的密旨，與雍正元年八月十七日置于干清宮的建儲密旨應(yīng)有不同。[31] 因為如果只是皇位繼承人選，那總管太監(jiān)在雍正賓天之際一時遍尋不得，自可差人趕赴干清宮取下宣讀即可。可見這份置于雍正身邊的密旨除了指定傳位人選之外，還有其它重要的人事指示。就在張廷玉宣讀這份密旨后不久，受命繼位的乾隆隨即傳令內(nèi)侍宣諭：
遵皇考遺旨，令莊親王（允祿，1695-1767）、果親王（允禮，1697- 1738）、大學(xué)士鄂爾泰、張廷玉輔政。[32]
可見雍正密旨里至少有命四大臣輔政一節(jié)。當(dāng)雍正八年身體不豫預(yù)擬密旨時，也許考慮到繼位的弘歷年方二十，任命大臣輔政或有穩(wěn)定政局的需要，此亦有前例可循，例如康熙登極之初，亦有四位顧命大臣襄佐政事。不過雍正十三年，年滿廿五歲的乾隆登基，四位大臣當(dāng)然洞悉乾隆干綱獨斷的雄圖，因此隨即奏稱「不敢當(dāng)輔政之名，請照前例稱總理事務(wù)」，所得到的響應(yīng)自然是「蒙恩俞允」。[33]
在雍正遺詔的末段中特別論及莊親王允祿和果親王允禮：
莊親王心地醇良，和平謹慎，但遇事少有擔(dān)當(dāng)，然必不至于錯誤。果親王至性忠直，才識俱優(yōu)，實國家有用之材，但平日氣體清弱，不耐勞瘁，倘遇大事，諸王大臣當(dāng)體之，勿使傷損其身，若因此而損賢王之精神，不能為國家辦理政務(wù)，則甚為可惜。
這段話顯然不可能是乾隆假托父之名對兩位皇叔品評勸勉。雍正之所以特別點名這兩位親王，正是有意要托付輔佐新君的重責(zé)大任。而在評騭兩位皇弟親王的才品之后，雍正遺詔又盛稱張廷玉與鄂爾泰兩人，并明令將來得配享太廟：
大學(xué)士張廷玉器量純?nèi)�，抒誠供職，其纂修圣祖仁皇帝實錄，宣力獨多。每年遵旨繕寫上諭，悉能詳達朕意，訓(xùn)示臣民，其功甚巨。大學(xué)士鄂爾泰志秉忠貞，才優(yōu)經(jīng)濟，安民察吏，綏靖邊疆，洵為不世出之名臣。此二人者，朕可保其始終不渝。將來二臣著配享太廟，以昭恩禮。
這兩段話其實應(yīng)該都是出自雍正八年六月的密旨。當(dāng)八月二十三日雍正?#123;崩，乾隆于二十四日即向莊親王等大臣表示：要將雍正八年六月恩準張廷玉、鄂爾泰兩人配享太廟的「諭旨」?#123;入「遺詔內(nèi)頒發(fā)」，乾隆所引述雍正諭旨的內(nèi)容，與前引遺詔的內(nèi)容毫無二致。乾隆口中的這份「諭旨」，從未在雍正生前明令公布，顯然指的就是雍正八年的密旨。當(dāng)時鄂爾泰與張廷玉兩人曾一度「屢行固辭」，但乾隆堅持其「惟知遵奉皇考圣旨」，并且為了回應(yīng)鄂爾泰和張廷玉兩人「稽古典禮」的請求，乾隆特地命令總理事務(wù)的莊親王與果親王等大臣「備查古典，詳議具奏」。諸王大臣雖表示「查歷代遺詔，史不備載」，但也從善如流地考掘出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二年（1369）降旨恩準李善長（1314-1390）等七人入祀太廟的前例。因此議覆表示可將此恩典殊榮繕入遺詔，于是在八月二十五日乾隆下旨依議辦理。雍正于二十三日崩殂，遺詔則是于二十七日頒布天下，由此可見遺詔確是在二十五、六日正式撰擬定稿。[34] 在莊親王等人的奏覆中更清楚指出：「如大學(xué)士鄂爾泰、張廷玉者，久在圣明洞鑒之中，是以特書諭旨，密封內(nèi)廷。」可見雍正生前特別將這份親筆密旨先后取給鄂爾泰和張廷玉兩人讀，意在視兩人為股肱心腹。對鄂爾泰、張廷玉而言，此等恩典寫入遺詔，做為雍正的最后一道命令公布天下，等于在其生前預(yù)頒定位其終身成就的「曠代殊榮」。[35]
由此可見，在雍正遺詔的制作過程中，即使甫繼位的乾隆扮演主導(dǎo)的角色，但絕非以己意向壁虛造，大體上仍是遵照雍正八年面諭中寬仁施政的指示以及密旨中人事的安排。惟有任命四大臣輔政一節(jié)，四位親王大臣審時度勢，顯然洞悉乾隆干綱獨斷的心意，堅辭「輔政」之名，而遺詔對此付之闕如，也使得遺詔中言及兩位親王才品一節(jié)，變得相當(dāng)突兀，殊不知雍正本意乃在提及此四人之后，賦予「輔政」大任。
�。ㄋ模┖笄r期遺詔制作的制式化
遺詔的書寫在乾隆之后產(chǎn)生關(guān)鍵的變化。乾隆六十年煞有介事地封颙琰（嘉慶）為皇太子，準備翌年正式禪位。如果說遺詔至少包括三項要素：一是在位施政期間的回顧與反省，二是對身后國政的交代，三是皇位繼承人選。那么從實質(zhì)內(nèi)容上看來，乾隆在嘉慶元年正旦所頒布的傳位詔，包含了對自我歷史功績的定位，并且公布皇位繼承人選。當(dāng)然，在這份傳位詔中，乾隆也明白表示：「凡軍國重務(wù)，用人行政大端，朕未至倦勤，不敢自逸。」[36] 可見乾隆所謂傳位不過是增飾其禪位的虛名，身為太上皇帝，他依然實權(quán)在握。盡管如此，這份由乾隆親自欽定的詔書，在形式上是他以當(dāng)朝皇帝的身分頒布的最后一道命令，因此就這層意義而論，乾隆的傳位詔其實就是「乾隆」一朝的遺詔。
當(dāng)嘉慶四年乾隆以太上皇帝之尊崩殂時，并沒有所謂的「遺詔」頒布天下，因為只有皇帝可以頒布詔書。[37] 是以在名義上，朝廷頒布天下的是所謂「大行太上皇帝遺誥」。[38] 檢視該份遺誥的內(nèi)容，不免重述原來「傳位詔」里臚列其位居皇帝一甲子的文治武功，也重申當(dāng)初傳位嘉慶，以太上皇自居，并不是想要「自暇自逸，深居高拱」，是以他在傳位之后，仍然「日親訓(xùn)政」，因此在其遺誥的后半段，也續(xù)補了乾隆「訓(xùn)政」三年多來的治績。這份遺誥當(dāng)然沒有皇權(quán)授受的問題，內(nèi)容恐怕也無庸勞煩乾隆本人欽定。
干嘉政權(quán)交替猶如時代的分水嶺，反映在皇帝遺詔的制作亦然。乾隆以后，皇帝遺詔的制作多由臣工摘拾諭令，敷衍政績一番，以大行皇帝自述的口吻為自己蓋棺定論。
嘉慶遺詔頒布后月余，當(dāng)九月初六日內(nèi)閣繕呈遺詔副本以備皇帝隨時展覽之用，道光皇帝忽然發(fā)現(xiàn)嘉慶遺詔中提及乾隆降生避暑山莊之事似有蹊蹺，于是親自檢閱乾隆朝實錄，確定乾隆是在「康熙辛卯八月十三日子時，誕降于雍和宮邸�！菇又直椴榍〉挠圃娂�，發(fā)現(xiàn)其中提到降生于雍和宮之事凡三見，于是道光立即命令大學(xué)士曹振鏞（1755-1835）等人詳細查明回奏。當(dāng)初負責(zé)執(zhí)筆草擬遺詔的軍機大臣托津（1755-1833）、戴均元（1746-1840）、盧蔭溥（1760-1839）和文孚（1765-1841）等四人當(dāng)然「不勝惶悚之至」，他們回奏表示當(dāng)初根據(jù)的是嘉慶御制詩集里的腳注，有兩處皆曾載有乾隆皇帝「以辛卯歲誕生于山莊都福之庭」。他們并表示因未曾讀過乾隆朝的實錄，因此無法「深悉」其間出入。[39] 道光對此辯白當(dāng)然不滿，他指出嘉慶所寫的相關(guān)詩作乃「泛言山莊為都福之庭，并無誕降山莊之句」，問題是出在「當(dāng)日擬注臣工誤會詩意」。雖然乾隆死后所修纂的乾隆朝實錄并未刊布，但是乾隆的御制詩集「久經(jīng)頒行天下，不得諉為未讀，實屬巧辯�！挂虼私抵紝⒋怂娜私徊繃兰幼h處。四人分別遭到罷免或降級留任等懲處。[40] 當(dāng)然，作為皇位繼承者的道光本人恐怕也難辭其咎。雖然詔書多由文臣操刀，但終究是以嘉慶之名而發(fā)，而作為繼任的皇帝，道光自然是詔書著作權(quán)的唯一繼承者�，F(xiàn)存九月初七的道光上諭，原文本指嘉慶病故之際「軍機大臣敬擬遺詔，朕在諒闇之中，哀慟迫切，不忍展視，況軍機大臣多年承旨，自不至有誤�！购髞淼拦庥H筆將「不忍展視」四字圈涂刪去，并將原文改成「未經(jīng)看出錯誤之處，朕亦不能辭咎，但思軍機大臣多年承旨，自不至有誤�！巩�(dāng)是公允之論。
道光皇帝當(dāng)然深知「遺詔布告天下，為萬世征信，豈容稍有舛錯。」當(dāng)時乾隆御制詩集早已刊印天下，遲早有人發(fā)現(xiàn)遺詔記載的舛誤，這對清廷信譽威望，自然會造成嚴重的影響。因為遺詔既以嘉慶為第一人稱向天下百姓宣布，等于是嘉慶自己搞錯了父親的出生地點，對了解遺詔制作過程的人而言，這意味著道光皇帝陷父親嘉慶于不孝。
只不過當(dāng)?shù)拦獍l(fā)現(xiàn)錯誤之時，赍詔官早已馳奔各地，至少京城與部分省分已然接獲嘉慶遺詔，道光皇帝只能降旨「將原委明白宣示中外」以為補救之道。清朝的補救措施相當(dāng)徹底，從現(xiàn)存嘉慶朝《實錄》、《起居注》和《上諭檔》（稿本）看來，在七月二十五日嘉慶崩逝當(dāng)天，都明白載錄遺詔內(nèi)容，而內(nèi)容顯然都已抽換成修訂后的版本。遺詔末尾乃作：
況灤陽行宮為每歲臨幸之地，我祖、考神御在焉，予復(fù)何憾？
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的《上諭檔》（稿本）則在「神御在焉」左夾行處用小字注記「九月初九謹改」。[41] 可見九月九日后軍機處立即作業(yè)，重新制定遺詔。目前幸存于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庋藏的嘉慶遺詔，其結(jié)尾則作：
況灤陽行宮為每歲臨幸之地，我皇考所降生，予復(fù)何憾？
由此可見這份遺詔正是原先所擬定頒布天下的版本。比較原本與修訂本的內(nèi)容，前者應(yīng)該是隨同嘉慶駐蹕熱河避暑山莊的軍機大臣們，有意將嘉慶之死與乾隆之生于避暑山莊兩相聯(lián)系，做點文章。以嘉慶自己的口吻表示死于斯地，了無遺憾。后者則改成「灤陽行宮為每歲臨幸之地，我祖、考神御在焉，予復(fù)何憾�！箤ⅰ富士迹ㄇ。菇瞪５兀某伞缸妫ㄓ赫�、考（乾隆）」神御所在，不僅勉強牽強，而且也與史實不符。此處「祖、考」兩字分行頂格撰寫，顯然并非泛稱前代祖宗，而應(yīng)是指其皇祖、皇考。避暑山莊始建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滴踉谖槐毖矡岷佣啻�，胤禛即位前也曾陪侍前往，但雍正在位后十三年間卻從未去過熱河。
嘉慶遺詔的內(nèi)容出現(xiàn)如此重大的舛錯，對后來遺詔制作是否產(chǎn)生影響，不易斷定。不過嘉慶之后，臣工撰擬遺詔的內(nèi)容的確越趨保守；
不求新裁有功，但望平實無過。道光以后，咸豐、同治與光緒的遺詔幾乎與道光遺詔如出一轍，可說是以道光遺詔為樣本照畫葫蘆，流于形式。擬筆的臣工敷衍，但要努力拼湊乏善可陳的功業(yè)，也著實不易。遺詔里雖仍依例表述在位的功業(yè)，究其實已無個人的色彩。
從遺詔中書寫的口吻與時態(tài)，可以看出嘉慶之后，臣工所撰擬的遺詔多混淆了皇帝第一人稱的自道，與第三人稱的敘述。即以對皇帝臨終前身體健康狀況的描述為例，在嘉慶以前，皇帝的遺詔至少沒有時間錯亂的情形發(fā)生。順治和康熙在其遺詔中，都未提及身體不豫的情形，雍正的遺詔則表示「今朕躬不豫，奄棄臣民，在朕身生本無生，去來一如，但我皇考圣祖仁皇帝付托之重，至今日雖可自信無負，而志愿未竟，不無微憾。」臣工在乾隆遺誥中狀擬太上皇帝臨終的狀況時，乃表示「朕年壽已高，恐非醫(yī)藥所能奏效，茲殆將大漸。」嘉慶的情形至少是在「迨抵山莊，覺痰氣上壅，至夕益甚，恐弗克瘳」的情形下安排后事。
從雍正的「不豫」、乾隆的「殆將大漸」到嘉慶的「恐弗克瘳」，至少都還是以第一人稱的角度自述病況。但是道光以后遺詔的書寫，擬筆臣工使用的時態(tài)與人稱顯然都有謬誤，例如道光遺詔描寫道光降旨立皇四子奕詝為皇太子之后，「甫經(jīng)半日，神氣漸散，豈非天乎�！辜日f「神氣漸散」，哪還有力氣傳述遺詔的內(nèi)容？可見擬詔的軍機大臣雖仍是以第一人稱的口吻擬詔，卻竟又同時以第三人稱的角度對皇帝大漸的過程進行現(xiàn)場報導(dǎo)。如果說道光遺詔勉強是在道光「神氣漸散」之際完成，那么咸豐、同治與光緒等皇帝竟然在自己掛名的遺詔中就已經(jīng)「彌留不起」。在熱河猝死的咸豐皇帝在遺詔里感喟：「入夏以來，暑瀉日久，元氣愈虧，以致彌留不起，豈非天乎�！沟o接著咸豐卻又「顧念神器至重，允宜傳付元良」，于是召見朝廷重臣「令其承寫朱諭」，立皇長子為皇太子。后來同治皇帝在遺詔中同樣表示：「朕體氣素強，本年十一月適出天花，加意?#123;攝。乃邇?nèi)找詠�，元氣日虧，以致彌留不起，豈非天乎�！箍墒蔷驮凇笍浟舨黄稹沟臓顟B(tài)下，同治皇帝也「顧念統(tǒng)緒至重，亟宜傳付得人」，于是奉兩宮皇太后懿旨，由醇親王奕赯之子載湉過繼給咸豐皇帝為子，以便兄終弟及，入承大統(tǒng)。等到光緒大限來時，遺詔的內(nèi)容竟也如法炮制：先自述其「陰陽俱虧，(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以致彌留不起」。在慨嘆「豈非天乎」之后，又奉慈禧皇太后的懿旨，由攝政王載灃之子溥儀入承大統(tǒng)為嗣皇帝。盡管遺詔所述皇權(quán)傳承的經(jīng)過符合實情，同治與光緒兩朝的繼位人選都是在皇帝死后由皇太后所決定的，但是撰擬遺詔的大臣雖是以皇帝第一人稱的口吻擬詔，卻又同時以第三人稱的角度來摹寫皇帝大漸的過程，并追記其死后皇權(quán)繼承的安排，以致產(chǎn)生時序的謬誤，相當(dāng)唐突。
在康熙五十六年的面諭中，康熙曾經(jīng)慨嘆過去帝王因諱言死亡，而不愿在生前預(yù)擬遺詔，因此他通讀過去帝王的遺詔，感覺「殊非帝王語氣」。只是康熙恐怕沒有預(yù)料到，他這番評語也一體適用其百年后繼位子孫的遺詔書寫。
三、布告中外：遺詔的頒布與復(fù)制
�。ㄒ唬╊C詔、喪儀與權(quán)力轉(zhuǎn)承
遺詔的頒布，本是整個皇帝喪儀里一個關(guān)鍵的環(huán)節(jié)。順治十八年正月初七日順治皇帝福臨?#123;崩之后，翌日即頒發(fā)遺詔。當(dāng)時先由大學(xué)士麻勒吉和侍衛(wèi)賈卜嘉兩人自宮中將遺詔奉出到干清門外，由禮部尚書跪接，再從中道將遺詔奉至午門外的奉安臺上，張起黃蓋。滿漢文武各官身著素服，舉行三跪九叩禮，跪聽宣讀遺詔，然后起立舉哀，再行三跪九叩禮。禮成后，禮部官將遺詔置于龍亭內(nèi)，由中道出大清門，奉至禮部進行謄黃，隨即派遣赍詔官赴各省頒布。[42]
不過這次畢竟是清廷首度頒發(fā)遺詔，即使有明代的前例或可參考，儀式中有些關(guān)鍵的細節(jié)未遑顧及，例如當(dāng)時便沒有考慮到年僅八歲的幼主康熙在頒詔時應(yīng)如何進退出處。等到康熙六十一年禮部準備頒布康熙遺詔的典禮時，四十五歲的新君雍正立即發(fā)現(xiàn)一個切身的問題：過去的儀注并未明載新君「行禮之處」。雍正因此著問禮部：「如何不議及朕躬？」禮部照實奏稱：是因為「舊典未載」。雍正對自己在頒詔儀式中的角色不免焦慮：「遺詔自宮中捧出時，朕豈可照常靜處乎？」因此要求總理事務(wù)王大臣和禮部共同議奏。
在平常遇到頒發(fā)恩賜或恩赦等詔書之時，皇帝身為詔書的作者，理應(yīng)親自主持頒詔大典：其御座設(shè)在太和殿（順治時為皇極門），嗣王公百官行禮后，由大學(xué)士將詔書捧奉至太和殿檐下交授禮部堂官。[43] 不過遺詔畢竟與一般詔書有關(guān)鍵的不同：遺詔頒布時其名義上的主人已不在人世，而遺詔中指定的皇位繼承人——同時也是詔書著作權(quán)的繼承人——在頒詔儀式中應(yīng)該如何進退出處，必然會牽動重要的象征意義。最后禮部為新君雍正所研議的安排是：當(dāng)遺詔奉出時，皇帝在干清宮檐下西向而立，大學(xué)士奉遺詔從中道出�；实酃蚝蜻z詔經(jīng)過，再起身退回守喪的位置，即所謂「苫次」。[44]
按理說，在遺詔頒發(fā)后到登極詔頒布前，等待受命的新君應(yīng)仍居于子臣之位，因此頒詔的過程中僅是靜處于苫次，居于被動的地位。在這樣的安排之下，代表殂君的遺詔與即將嗣命的新主兩者主客關(guān)系井然：頒布遺詔的主人雖已不在，但在一旁等待遺詔正式授命的新君仍居于客位，和天下蒼生一樣，待命的嗣君亦是遺詔詔告的對象。理論上，唯有等到遺詔正式授命之后，新君才算正式繼位。
不過，當(dāng)雍正?#123;崩后，廿五歲入承大統(tǒng)的乾隆從一開始便展現(xiàn)積極的主導(dǎo)權(quán)。在乾隆要求之下，過去依例是由大學(xué)士恭奉遺詔安設(shè)于幾筵——即祭祀的靈位，但這回乾隆卻決定要「親身恭奉安設(shè)」。因此在二十七日恭頒遺詔當(dāng)天，大學(xué)士奉詔至干清宮檐下，由乾隆本人接捧遺詔之后安奉于黃案，行一跪三拜禮，然后由干清宮左門出，西向而立。接著大學(xué)士由右門進入，到黃案前行三叩禮，跪奉遺詔而由中門出。乾隆如此安排，讓新君在遺詔頒布過程中的角色有了微妙而關(guān)鍵的變化：在親自奉接遺詔的過程中，新君從被動轉(zhuǎn)為主動，借著遺詔頒布的授受儀式，無疑更凸顯出前后兩位皇帝權(quán)力的繼承關(guān)系。[45] 此后由繼任的皇帝親自將遺詔安奉于黃案之上，遂成定制。[46]
嘉慶皇帝在乾隆生前便已登基，因此就內(nèi)容而言，太上皇帝的遺誥無涉皇權(quán)轉(zhuǎn)移的課題，不過嘉慶在頒布太上皇帝遺誥的當(dāng)天便將權(quán)臣和珅（1750-1799）革職拏問，隨后并命諸王大臣會鞫，臚列廿大罪狀，賜其自盡。[47] 遺詔（遺誥）的頒布揭開國家大喪禮儀的序幕，而嘉慶急于序幕揭開之際鏟除父親倚為股肱之重臣，未免過于躁進，毫不顧念乾隆尸骨未寒，有失孝親之道。不過此舉適足以證明嘉慶雖即皇位四年之久，而真正的皇權(quán)還得等到乾隆死后方才全盤接收。隱忍多年的嘉慶或有意藉此昭示天下：他已經(jīng)正式登極，天下大權(quán)在握。
嘉慶二十五年七月廿五日嘉慶皇帝猝死于熱河避暑山莊，當(dāng)時受命繼位的道光隨侍在側(cè)，由于遺詔的制作有所拖延，因此到八月初五日始于避暑山莊舉行頒詔典禮，儀注一如前例。不過禮部官從龍亭內(nèi)奉遺詔出后，便立即驛送北京禮部。初七日嘉慶遺詔抵達京城，翌日舉行宣讀與行禮儀節(jié)，然后由禮部恭鐫謄黃，頒發(fā)天下。[48] 后來咸豐皇帝?#123;崩于熱河，便是依照嘉慶廿五年的先例辦理。[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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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剛繼位的新君而言，大行皇帝遺詔里所交代的遺命后事，本應(yīng)拳拳服膺，唯一的例外是關(guān)于服喪期間的規(guī)定。一般遺詔書寫的布局，在宣布皇位繼承人選之后，多會對死后國喪的舉行有所交代，讓天下人民奉詔后有所遵循。為大行皇帝服喪三年本是傳統(tǒng)定制，不過大行皇帝都會在遺詔中「體恤」臣民，仿效漢文帝以「日」易「月」的先例，將原本「二十七月」的喪期改成「二十七日」，在遺詔中明令在二十七日后除服。
不過剛繼位的皇帝為了表示對大行皇帝孝親思慕之心，自然要有所堅持。雍正在康熙遺詔頒布之后立即指出：
皇考遺命，一句一字，朕無不拳拳服膺。止此「二十七日除服」之詔，非敢故違。而罔極深恩，哀思迫切。雖蹈違命之愆，亦不恤也。朕言及此，曷勝嗚咽！實不能悉朕之悲思，爾諸王大臣其諒之！
諸王大臣等皆以朝政萬幾至重，難以久曠為由，請皇帝遵從遺詔所囑二十七日后除服。但雍正強?#123;「思慕之情，何能自已」，以為雖不能效法商王武丁諒陰三年的典故——將政事委托大臣處理，皇帝則在三年內(nèi)獨默不語，以表孝思之心。不過經(jīng)過朝臣幾番勸阻，雍正「勉從所請」，二十七日后釋縞素，但仍素服到雍正三年八月二十一日。[50]
等到乾隆服喪時，諸王大臣也奏稱三年之喪難以舉行，請乾隆仍依舊制，以二十七日除服。乾隆表示：「朕受皇考顧復(fù)深恩，昊天罔極，中心哀慕，實不能自已。所以欲行三年之喪，稍盡子臣之誼�！贡M管諸王大臣也援引西晉杜預(yù)（222-284）「心喪三年」之說作解，但乾隆卻堅執(zhí)杜預(yù)所論不足為訓(xùn)。他認為遺詔里「二十七日釋服」之旨是為天下臣民設(shè)言，并非用于天子一人。乾隆同時也巧妙地為前面兩位并未真正服喪三年的康熙和雍正兩人進行辯護：康熙沖齡踐祚，因此未得舉行三年之喪；
而雍正即位之時，則是「軍國重務(wù)，速應(yīng)辦理之處甚多」，只好「俯準廷臣之請」，并且盡管無法守喪三年，雍正仍然「素服齋居，三年如一日�！怪劣谇”救�，他認為經(jīng)過雍正這十三年來的「宵旰勤勞，孜孜圖治」，國家「舉凡大綱小紀，莫不悉有章程」，皆已步入軌道，因此足以讓他無后顧之憂地服完三年之喪。不過乾隆同時也向朝臣暗示：「豈行三年之喪，遂不能辦理一切事務(wù)乎？至于郊壇祭祀大典，原可并行不悖。」因此他要求諸王大臣詳稽典禮，確議具奏天子應(yīng)該如何行三年之喪。諸王大臣只得依旨研擬，結(jié)論是在百日之內(nèi)，皇帝服縞素，百日以后則去縞冠，仍著素服，二十七月后除服。[51]
雍正既開成例在先，乾隆更踵事定?#123;于后，使得后來繼任的新君難免要依樣畫葫蘆地與諸王大臣兩造往返僵持一番：一方是繼位的皇帝表示「因哀慕至情，萬不能已」，決心服喪三年；
另一方是承旨的諸王大臣力陳三年之喪難以舉行，懇請皇帝仍遵循舊制以二十七日除服。但皇帝隨即回應(yīng)「予意已定」、「心實不忍」、「于心實所難安」，堅持「仍當(dāng)恪遵古制，敬行三年之喪�！菇�(jīng)過兩造幾番往復(fù)的勸請與堅持，皇帝終于在諸臣「再三陳懇」下稍作退讓，表示「何敢以孺慕私忱，有踰成典，不得已勉從所請」，最后妥協(xié)為「縞素百日，仍素服二十七個月�！巩�(dāng)然皇帝也同時明確表示「至于郊廟祀典軍國政務(wù)，仍可于持服中綜理，兩不相妨。」[52] 言外之意，守喪盡孝與執(zhí)政治國兩者當(dāng)可并行不悖。
一如乾隆之后遺詔的制作越趨格套化，繼位皇帝在處理服喪的表演，終于也流于制式。即使當(dāng)同治皇帝載淳賓天，堂弟載湉入承大統(tǒng)為光緒皇帝，官方仍舊為四歲的嗣皇帝排演同樣一段戲碼，絲毫不考慮舊主與新君間原為堂兄弟的關(guān)系，稍微修改演出的腳本。后來光緒皇帝?#123;崩，諸王大臣又依樣畫葫蘆地奏請三年之喪窒礙難行，也代替年甫三歲的溥儀以老成的口吻降諭：「若喪服二十七日而除，于心實有不忍，除臣民服制仍各欽遵舊例，朕敬循古制持服三年以冀稍伸哀悃�！筟53] 可見隨著遺詔制作的規(guī)范化，清中葉以后的皇帝喪儀也完全套用陳式，輪番替換上場的主角新君與配角大臣，將就著一搭一唱，照本宣科地覆誦千篇一律的臺詞，敷衍這段斟酌遺詔喪期的戲碼。
（三）從中央到地方
詔書既奉皇帝之名頒布，經(jīng)禮部謄黃后，當(dāng)即透過一定管道昭告天下�？滴跛氖辏�1703）時曾議準因應(yīng)路程遠近，明確訂定禮部赍詔官赴各地頒詔往返的時限。[54] 一般而言，禮部赍詔官攜帶一分正本詔書以及若干復(fù)本謄黃，至指定各地宣讀。正本詔書與復(fù)本謄黃的區(qū)別，乃是前者在年月日處，以及詔書銜黏的接縫處蓋有「皇帝之寶」的鈐印。各地方在接獲中央的詔書或謄黃之后，除了將詔書頒到日期以題本報部察核，如有需要也會再行復(fù)制若干分遺詔下傳到轄區(qū)各地。乾隆十七年
清朝對赴各省頒詔的赍詔官、所攜帶謄黃數(shù)目與負責(zé)分頒之處，皆有詳細的規(guī)定。此后并有增減情形，表列如下：
表一：赍詔官分頒各地詔書及謄黃情形
接詔人
赍詔官
附帶謄黃
謄黃分頒地
乾隆十七年后 增減情形
直隸總督
一人
七道
天津都統(tǒng)、直隸提督、馬蘭、秦寧、天津、宣化、正定等處總兵官
乾隆三十一年，裁汰天津都統(tǒng)、減謄黃一道。
道光八年，增天津水師總兵官謄黃一道。
山東巡撫兼提督
一人
三道
青州將軍、登州、兗州總兵官
道光八年，減青州將軍，增青州副都統(tǒng)、曹州總兵官謄黃各一道。
山西巡撫兼提督
一人
三道
綏遠城將軍、太原、大同總兵官
道光八年，增綏遠城副都統(tǒng)謄黃一道。
河南巡撫兼提督
一人
二道
南陽、河北總兵官
兩江總督
一人
八道
江蘇、安徽巡撫、江寧、京口將軍、江南提督、狼山、蘇松、壽春等處總兵官
道光八年，減京口將軍，增京口副都統(tǒng)、江寧副都統(tǒng)、徐州總兵官謄黃各一道。
漕運總督、 江南河道總督、 河南山東河道總督
一人
道光八年，增江南河道總督、漕運總督赍詔官各一人。（原江南河道總督、漕運總督與河南山東河道總督共赍詔官一人）
江西巡撫兼提督
一人
二道
南贛、南昌總兵官
道光八年，減南昌總兵官，增九江總兵官謄黃各一道。
閩浙總督
一人
十二道
福建巡撫、福州將軍、水師、陸路提督、金門、汀州、海壇、臺灣、福寧、漳州、南澳、建寧等處總兵官
道光八年，增福州副都統(tǒng)謄黃一道。
浙江巡撫
一人
八道
杭州將軍、乍浦副都統(tǒng)、浙江提督、定海、黃巖、溫州、處州、衢州等處總兵官
道光八年，增杭州副都統(tǒng)謄黃一道。
湖廣總督
一人
八道
湖南、湖北巡撫、荊州將軍、湖廣提督、鎮(zhèn)筸、宜昌、永昌、襄陽等處總兵官
道光八年，減永昌、襄陽總兵官，增荊州副都統(tǒng)、湖北、湖南提督、永州、綏靖、鄖陽總兵官謄黃各一道。
陜甘總督
一人
十五道
陜西、甘肅巡撫、西安、寧夏、涼州將軍、甘肅、安西、固原提督、西寧、延綏、寧夏、肅州、涼州、興漢、河州等處總兵官
乾隆二十八年，裁汰甘肅巡撫、減謄黃一道。
道光八年，減涼州將軍、安西提督、興漢總兵官，增寧夏副都統(tǒng)謄黃各一道；
西安副都統(tǒng)謄黃二道；
涼州副都統(tǒng)西安、陜安、漢中、巴里坤等處總兵官謄黃各一道。
四川總督
一人
六道
成都副都統(tǒng)、四川提督、川北、重慶、建昌、松潘等處總兵官
乾隆四十一年，增設(shè)成都將軍、增謄黃一道。
兩廣總督
一人
九道
廣東巡撫、廣州將軍、廣東提督、左翼、右翼、瓊州、潮州、碣石、高雷等處總兵官
道光八年，減左翼、右翼、高雷各總兵官，增廣州副都統(tǒng)謄黃二道；
增水師提督、陽江、南韶連、高州等處總兵官謄黃各一道。
廣西巡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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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
三道
廣西提督、左江、右江總兵官
云貴總督
一人
十一道
云南巡撫、提督、開化、鶴麗、臨元、永北、楚姚、永順、曲尋、昭通、普洱等處總兵官
乾隆三十一年，增設(shè)騰越總兵、增謄黃一道；
裁汰永北、楚姚、永順總兵、增謄黃各一道。
道光八年，減曲尋總兵官謄黃一道。
貴州巡撫
一人
五道
貴州提督、安籠、古州、鎮(zhèn)遠、威寧等處總兵官
道光八年，減安籠總兵官，增安義總兵官謄黃一道。
不過，由中央派遣赍詔官赴各地頒詔的方式在道光十五年（1835）有重要的改革。根據(jù)道光十五年九月十一日上諭的指示，詔書「嗣后著由驛頒發(fā)，毋庸派員前往」，赍詔官的委派至此廢除。[55]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隨著各省地方重要性的升降變化，清廷對頒詔或謄黃亦有所?#123;整。例如表中臺灣總兵官原先只是奉接皇帝詔書的謄黃副本，逮至光緒十一年（1885）臺灣開始設(shè)置巡撫，兩年后，清廷更正式加頒臺灣巡撫正本的詔書，臺灣地位愈形重要，亦可由此窺見一二。
從上表可知，分頒各地的正式詔書（加蓋滿漢文「皇帝之寶」鈐印者），至少有十六份之多。因此現(xiàn)存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與臺北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康熙遺詔共有四份，其實不足為奇。[56] 詔書擬定之后，必然要進行再生產(chǎn)的過程，方能及時頒布天下，并且地方宣告之后亦需赍回中央。
當(dāng)然詔告天下的對象不僅是中土臣民，更包括外邦藩屬，自然需要遣使赍詔到朝鮮、外藩、蒙古諸國。因此域外文書如朝鮮史料中載錄清帝遺詔內(nèi)容，本不足為奇。乾隆五十五年適值弘歷八旬大壽，特諭除朝鮮之外，安南、琉球、暹羅等三國也一體頒發(fā)恩詔。[57] 此后皇帝的詔書遂頒及這些屬國。在一般的情形之下，朝廷會派遣正副使赴朝鮮頒詔，而由理藩院官赍詔往頒外藩蒙古諸部，其余諸國則或交由該國使臣赍回，或透過鄰近各國的地方督撫轉(zhuǎn)發(fā)：由兩廣總督轉(zhuǎn)發(fā)暹羅，廣西巡撫轉(zhuǎn)發(fā)越南，云貴總督轉(zhuǎn)發(fā)緬甸，閩浙總督轉(zhuǎn)發(fā)琉球。[58] 因此當(dāng)?shù)拦饣实郯l(fā)現(xiàn)頒發(fā)的嘉慶遺詔出現(xiàn)舛誤后，除了立即「降旨宣諭中外」，軍機處計算程期，推估赍詔官原頒嘉慶遺詔應(yīng)尚未抵達南方各省，因此尚未轉(zhuǎn)發(fā)琉球、暹羅、越南、緬甸等國。于是立即以六百里快遞字寄南方各省督撫，要求他們暫時將原遺詔扣留，等到更正后的遺詔發(fā)往遞補后，再經(jīng)各相關(guān)督撫轉(zhuǎn)發(fā)各國，原奉遺詔亦隨即繳回。[59]
自順治崩殂之后，清朝開始頒布遺詔，地方接詔之日便是服喪的開始。一般而言，直省文武各官于遺詔到日，皆摘冠纓，服縞素，跪候遺詔到達，然后奉至衙門內(nèi)安設(shè)，行三跪九叩禮。然后跪聽宣詔。齊立舉哀，再行三跪九叩禮。接著需要「朝夕哭臨凡三日」，二十七日后除服。官員命婦亦素服二十七日而除。至于軍民人等及其妻子則素服十三日而除。并且一月之內(nèi)不得嫁娶，百日之內(nèi)不許作樂。官兵摘冠纓三日，至第四日則照常辦事。同時以宮中大事之日為基準，百日之內(nèi)不薙發(fā)。[60] 大體上是沿襲明制。[61] 當(dāng)康熙六十一年安排大行皇帝喪禮時，清廷則進一步特別規(guī)定直省的官員「一年內(nèi)不作樂，百日內(nèi)不嫁娶」，至于一般軍、民、人等及其妻子，則從原來的十三日延長至二十七日內(nèi)素服，期間并不準祭神。此外凡有頂戴官員，以及舉、貢、生、監(jiān)、吏、典、僧、道等人，皆素服齊集于各該衙門，三日內(nèi)朝夕哭臨。此后地方奉接遺詔后的喪儀，基本上沿承康熙六十一年的定制。
遺詔赍至地方頒布，地方官員仕紳必須齊集府治，從奉接遺詔，跪聽宣讀到哭臨三日。當(dāng)順治皇帝的遺詔于二月初一日赍至蘇州，江寧巡撫朱國治（?-1673）以降的府縣官員、地方縉紳孝廉等人都齊集府治，依禮哭臨三日。等到第四天，當(dāng)?shù)厣鷨T便趁著府縣大小官紳尚在府治，事先向同情生員立場的府學(xué)教授借了鑰匙，開門進入文廟「鳴鐘擊鼓」，百余名諸生群哭于文廟。[62] 隨后眾生趕往府堂，「乘撫、按在時，跪進揭帖」，攻訐吳縣縣令任惟初盜賣倉糧等不法情事，「隨至者復(fù)有千余人號呼而來」。顯然諸生就是要利用朝廷赍詔官到地方頒布遺詔，而地方官員齊集官府的場合里，公開進行集體抗議，以揭發(fā)地方縣令的不法情弊。諸生刻意選擇在遺詔到省的第四日行動，當(dāng)然有其考慮：因為三日哭臨之禮已畢，官兵第四日起照常辦事，而省縣諸級官員仕紳尚未離府，當(dāng)時群集抗議的學(xué)生可能估量此舉雖有冒大不韙的風(fēng)險，但不至違悖禮法�？墒菑牡胤焦俚慕嵌扔^之，諸生此舉不僅公然向其權(quán)威挑戰(zhàn)，并且刻意利用國喪期間「結(jié)黨」發(fā)難，茲事體大，必然會傳回中央，省府決無法將此案范囿在地方省府的層級內(nèi)解決。是以巡撫朱國治上奏臚列諸生罪狀，第一條便是「當(dāng)哀詔初臨之日，正臣子哀痛幾絕之時。乃千百成羣，肆行無忌，震驚先帝之靈�！挂坏┕俑畬⒋丝棺h運動定?#123;為非禮違制，擾亂國喪期間社會秩序，前后遭到逮捕的十八名生員，終難免「不分首從，立決處斬」的悲劇。[63]
理論上，遺詔透過各種制式的管道「布告天下」，目的正是「咸使聞知」——讓率土之濱的所有臣民，皆得以聽讀遺詔。而遺詔頒到各省之日，正式揭開地方官民為大行皇帝服喪的序幕。清廷對江蘇哭廟一案的生員施以嚴懲，意在殺雞儆猴，以戒將來。畢竟地方迎奉遺詔并舉行國喪，必然牽涉到各階層官兵紳民的動員，而江蘇生員正是利用地方頒詔與喪儀所形成的公眾空間，進行體制外的抗爭。對清廷而言，向天下頒布遺詔，本寓有宣示中央皇權(quán)的繼承與政統(tǒng)的賡續(xù)已順利完成之意，一旦在地方宣詔的公共場域中發(fā)生失序行為，無疑是對中央的政治權(quán)威進行挑釁。
四、咸使聞知？——遺詔的解讀與集體記憶
皇帝的詔書透過中央隆重的頒詔儀式與地方慎重的接詔安排，經(jīng)過翻山越嶺的公文旅行四處布達，目的即是讓普天之下的臣民一體聞知。在皇帝所有的命令當(dāng)中，詔書無疑是人民接收圣意最直接的管道。
問題是：天下百姓對圣意的解讀不必然盡如詔書所預(yù)設(shè)的圣意。
讓我們回到引言中提及民初小說里關(guān)于雍正矯詔繼位的情節(jié)。顧名思義，這些「外史」與「演義」對史實進行種種穿鑿附會本不足為奇。只是這些敷衍故事的傳聞倒也不完全是作者?#123;空捏造而來。例如前引許嘯天的說法，他顯然誤將雍正竄詔的傳聞與胤禛即位后所創(chuàng)制的秘密建儲制度綰合起來。推敲其中原因，由于布告天下的雍正遺詔、乾隆傳位詔與嘉慶遺詔里，都曾經(jīng)清楚交代以密匣立儲安排皇位繼承人選，例如雍正遺詔即昭告天下：在雍正元年八月間，雍正于干清宮召見諸王滿漢大臣「面諭以建儲一事，親書諭旨，加以密封，收藏于干清宮最高之處，即立弘歷為皇太子之旨也�！箤τ赫蟮纳鐣蟊姸�，清朝施行秘密建儲，并非局囿于宮廷里的秘密，而是眾所周知的制度。只是一般人不必然清楚秘密建儲實為雍正初年的創(chuàng)舉。一些想象力豐富的稗官野史將秘密建儲之制和雍正矯詔繼位兩事巧妙地雜揉一起，于是故事越演越離奇。[64]
雍正皇帝后來采取非常手段對曾靜一案進行非常處理，形式上他以九五之尊降諭詰訊曾靜，實質(zhì)上借題發(fā)揮，儼然以被告的身分響應(yīng)曾靜引述傳聞中的各種指控，不厭其煩地一一辯解。后來更將相關(guān)諭旨與曾靜的供詞集結(jié)成《大義覺迷錄》一書，明令「頒布天下各府、州、縣、遠鄉(xiāng)僻壤，俾讀書士子及鄉(xiāng)曲小民共知之」，可見雍正處心積慮地想將流布的傳言拔本塞源。[65] 在詰訊曾靜的過程中，雍正特別為自己繼位不當(dāng)?shù)膫髀勌岢鲛q解：
朕自幼蒙皇考鐘愛器重，在諸兄弟之上，宮中何人不知？及至傳位于朕之遺詔，乃諸兄弟面承于御榻之前者，是以諸兄弟皆俯首臣伏于朕前，而不敢有異議。今乃云皇考欲傳位于允禵，隆科多更改遺詔傳位于朕，是尊允禵而辱朕躬，并辱皇考之旨焉。[66]
言下之意，雍正作為康熙心屬繼位人選，不僅有當(dāng)場宣讀的遺詔作為物證，也有聆聽的諸位皇子可為人證。而在《大義覺迷錄》首卷著錄的諭旨里，雍正又費盡篇幅，不僅自詡從小如何深蒙「皇考慈愛」，其誠孝屢得康熙恩諭的嘉許，更回顧康熙崩殂當(dāng)天的景況：在他尚未抵達暢春園之前，康熙已命允祉等七位皇子和當(dāng)時理藩院尚書隆科多到御榻前，明白宣諭：「皇四子人品貴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統(tǒng)，著繼朕即皇帝位�！梗ò矗涸凇洞罅x覺迷錄》所有引文中均未直呼皇四子名諱）等到當(dāng)天晚上康熙「龍馭上賓」后，隆科多更正式宣布「皇考遺詔」。[67]雍正強?#123;，兄弟中如阿其那（即允禩）、塞思黑（即允禟）等人「久蓄邪謀希冀儲位」，在康熙大漸之際，事關(guān)皇位授受，幸好有此「遺詔」，才讓這些覬覦儲位的皇子「帖無一語、俯首臣伏」。[68] 依照雍正的辯護，人證、物證一應(yīng)俱全，其得位的正當(dāng)性豈容置疑？
雍正大張旗鼓地將曾靜的供詞與他的審訊/辯解合刊成《大義覺迷錄》頒行天下，并令全國各地宣講，其目的正是要徹底將有關(guān)他得位不正的?#123;言，進行地毯式的厘清與消毒，力圖定?#123;關(guān)于他正當(dāng)繼位的歷史記憶。在《大義覺迷錄》里，雍正一再辯稱諸皇子在康熙病榻前「親承皇考付朕鴻基之遺詔」，逮至康熙賓天后隆科多又當(dāng)眾宣布「皇考遺詔」，雍正如此使用「遺詔」一詞，頗有蹊蹺，難免有混淆大眾視聽之嫌。因為對天下臣民而言，只有一種版本的康熙遺詔，那就是康熙賓天后「布告天下，咸使聞知」的那份遺詔，而世宗在雍正八年苦心孤詣刊布《大義覺迷錄》，并令天下臣民聆聽宣講，其所預(yù)設(shè)的的讀者或聽眾，自必以為其所指證歷歷的遺詔，正是康熙六十一年天下所共聞共知的那份遺詔。雍正顯然有意借用頒布天下的「遺詔」作為左證，讓讀者誤以為那份遺詔是康熙臨終前所欽定，并且明言將皇位托付給「人品貴重，深肖朕躬」的胤禛。值得注意的是，盡管相關(guān)的證據(jù)顯示雍正在刊行的《大義覺迷錄》中確有混淆視聽的辯詞，但據(jù)此并不足以推翻雍正繼位的正當(dāng)性�？梢源_定的是：雍正在康熙倉卒之間入承大統(tǒng)，各地質(zhì)疑聲浪此伏彼起，而他只能反復(fù)借助人所共知的遺詔，為其正當(dāng)性進行辯護。
只不過雍正的澄清徒啟讀者更多的疑竇，人們并未認真看待他在書中苦口婆心的辯白，也無意深究曾靜經(jīng)過雍正的「大義覺迷」之后所寫的長篇悔過之論，反而對雍正在為自己辯護時所引述的種種蜚語流言，再三玩味，?#123;添更多的想象空間，也加速流言的散播。無怪乎，當(dāng)乾隆登基之后，便立即采用刑部尚書徐本（1683-1747）的建議，明令地方停講《大義覺迷錄》，過去頒發(fā)的原書則由各省督撫匯集繳回禮部。[69]
然而乾隆畢竟也只能收繳《大義覺迷錄》的紙本紀錄，無法回收一般民間的集體記憶。乾隆年間的朝鮮使臣李◆（左「土」右「甲」；
1737-1795）在其《燕行記事．聞見雜記》里，雖也注意到《大義覺迷錄》的刊行，但是當(dāng)提及雍正繼位一案，顯然他并未接受雍正用心「覺迷」的辯辭，而仍以曾靜「執(zhí)迷」前所傳述的流言為基?#123;：
雍正即康熙之第四子，其名允禎，戊午生�？滴踔T子甚多，而德妃生二子，長即雍正，序居四；
其次即十四王允禛，以大將軍出征西撻。雍正少無德望，允禛擁兵在外，屢建大功，眾心咸屬。而康熙死，二三大臣稱以遺詔擁立允禎，物情多惑，其遺詔曰：「傳于四王允禎。」人皆疑之，以「于」字本是「十」字，而矯加一畫于其上，允禛之「真」字上頭「十」字改作「卜」字。[70]
李◆（左「土」右「甲」）不僅將雍正的「胤」字誤作「允」字，并且和皇十四子的名諱相互混淆，如此錯誤似乎匪夷所思。但仔細推敲其因，之所以會將雍正名諱誤為「允禎」，可能是因為《大義覺迷錄》并未直接提及雍正的名諱，而雍正諸兄弟早因避雍正名字中「胤」字之諱改為「允」字，如「允禩」、「允禟」等。讀過《大義覺迷錄》的李◆（左「土」右「甲」）或其它朝鮮士人不求甚解，雖然對雍正名字的發(fā)音有所聽聞，但不必然確切知道漢字的筆畫寫法，于是反而以雍正諸兄弟的輩字，推敲雍正的本名。
至于雍正名字的寫法，唯一見諸官方文字的，便是頒布天下的康熙遺詔。不僅是民初的小說演義，甚至連雍正、乾隆兩朝的朝鮮文獻中，大都將雍正的名諱「胤禛」誤植為「胤禎」，甚或是「允禎」，而當(dāng)代學(xué)者多以筆誤視之�？墒且话闶廊藢τ赫M，恐怕只有從頒布天下的康熙遺詔，或能有所聽聞。不過即使有人細讀康熙遺詔的原件，恐怕也不必然正確認識「胤鞬」的寫法。就現(xiàn)存的康熙遺詔而言，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和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庋藏的康熙遺詔各有一份是寫作「鞬」字無誤，但也各有一份的「禛」字竟作「 」[FM1] 字，右邊偏旁的「真」中間僅有兩畫，而上頭「十」字寫成「 」[FM2] ，反而近似「禎」字（參見附圖一）。(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71] 當(dāng)然，如果第一份制作的康熙遺詔曾經(jīng)上呈雍正寓目欽定，那份遺詔應(yīng)該不會出現(xiàn)誤植雍正皇帝名諱的情形，但禮部筆帖式據(jù)此第一份遺詔進行多本復(fù)制時，傳抄過程中出現(xiàn)闕筆的舛誤，而未校定改正，似乎令人匪夷所思，但檢諸現(xiàn)存的遺詔，卻是不爭的事實。無論如何，如果連部分蓋有「皇帝之寶」的原件中都出現(xiàn)「鞬」字誤寫成近似「禎」的「 」[FM3] 字，遑論依此正本詔書繼續(xù)進行復(fù)制謄黃副本，輾轉(zhuǎn)頒布到地方后，聽讀遺詔的人們以訛傳訛，若有人添附想象，自然不足為奇。當(dāng)時朝鮮使者所讀到的遺詔，極可能便是有筆誤的詔書，無怪乎大部分的朝鮮文件都寫作「禎」字。否則，傳聞的人若知道雍正的名字是「胤禛」而非「胤禎」的話，那改詔的說法反而會變得更具說服力，畢竟將「禎」字添增筆畫改為「禛」字，要比將「禛」字減抹筆畫而變成「禎」字容易許多。[72]
民間傳說將康熙遺詔與建儲密旨加以臆測聯(lián)想，將雍正名諱誤記為「禎」字，并又揣摩種種改詔篡位的可能，與其說這些記載是民初小說家的捕風(fēng)捉影，毋寧說是過去被官方權(quán)威所管控的歷史記憶，片片段段地被重新考掘或拼湊出來。這些歷史記憶當(dāng)然包括了官方正式管道所傳布的訊息，如當(dāng)初布告天下的遺詔與一度在地方宣講的《大義覺迷錄》，當(dāng)然也摻雜民間自行一再演繹的傳聞故實。而在重新考掘與拼湊的過程中，召喚這些本來便是零碎的歷史記憶，難免會經(jīng)過種種加工的作業(yè)：史實的誤判、時間的錯置與想象的添附。
唯一可以確定的是：即使雍正苦心孤詣地動員所有的力量，試圖定?#123;關(guān)于其奉天承運的歷史記憶，但是最初頒布中外的康熙遺詔既無法為他的正當(dāng)性背書，后來在各地宣講的《大義覺迷錄》也不能杜蕓蕓眾生悠悠之口。可見集體的歷史記憶，盡管可能悖離或扭曲史實，卻總帶著高度的選擇性，即使經(jīng)過政治威權(quán)的高度箝制或刻意型塑，仍自成一套衍生與?#123;節(jié)的邏輯，并且頑強至極。
附圖一：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館藏 1 （《明清檔案》登錄號037033）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館藏 2 （《明清檔案》登錄號038216）
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館藏 1
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館藏 2
結(jié) 語
清朝遺詔的制作是在入主中原之后承襲漢族舊制，或可視為從部族政權(quán)過渡到帝國體制的重要指標。清軍入關(guān)，準備南下一舉統(tǒng)一中國，在對南方諸省的檄文之中，以未奉崇禎遺詔為由，質(zhì)疑南明政府的合法性，因此入主中原后的清朝當(dāng)必采取遺詔的形式宣示其政權(quán)的承祧。即使順治無法親自參與自己遺詔的擬定，清廷恐怕也要制造出一份遺詔公告天下。透過遺詔的制作、頒布，以及所配應(yīng)舉行的大喪禮儀，無疑是向天下展示皇權(quán)正統(tǒng)的賡續(xù)不絕。
究其實，遺詔已是權(quán)力分配或斗爭底定之后的產(chǎn)物，因此從現(xiàn)存的康熙遺詔來廓清雍正繼位之謎，無異緣木求魚。若要澄清雍正是否矯詔的傳言，當(dāng)然最直接的方法便是檢核原始的遺詔文件。但是如果康熙臨終前根本沒有文字形式的遺詔交代皇位繼承的問題，自然沒有后人在遺詔原件上進行文字竄改的問題，最多只有口授諭旨在轉(zhuǎn)述的過程中是否如實傳真的問題。至于后來頒布天下的遺詔，不過是后來加工的產(chǎn)品。歸根結(jié)柢，現(xiàn)存所有康熙遺詔的原件永遠都無法解答雍正究竟是「奉天」還是「承運」。
康熙無疑是有清一代對其遺詔內(nèi)容構(gòu)思最久、經(jīng)營最力的皇帝�？滴跷迨甑拈L篇面諭，其目的即是事先預(yù)告過去一般皇帝所諱言的遺詔。暫時撇開皇位繼承的問題，該面諭所試圖擘畫的遺詔內(nèi)容，主要意在進行自我的歷史定位，可說是一種自傳式體裁的「墓志銘」。
梁啟超（1873-1929）在其〈新史學(xué)〉（1902）文中曾經(jīng)激進地批判：「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譜而已�！共⒁詾橹袊^去的歷史書寫「質(zhì)而言之，則合無數(shù)之墓志銘而成耳�！筟73] 揆諸清帝遺詔的內(nèi)容，如果掐頭去尾，略去沒有頒布遺詔的開國太祖、太宗，以及亡國的溥儀，當(dāng)中九位皇帝的遺詔（包括乾隆的遺誥）何嘗不是一朝朝連篇接續(xù)拼綴而成的清代墓志銘。除了宣布繼承皇權(quán)的人選外，并向天下布達一朝治績的回顧與政局的展望，猶如有清一代政治史浮光掠影的剪輯。當(dāng)然，清朝歷代皇帝的遺詔不可一概而論。嘉慶以前所頒布天下的遺詔，即使未經(jīng)死去的皇帝寓目欽定，但在皇帝生前多已預(yù)作安排，因此遺詔的內(nèi)容彷佛有大行皇帝的「神御」隱隱作祟其間。如果遺詔猶如帝王自我蓋棺論定的自傳，那么早期作為傳主的皇帝，其個人色彩定位了歷史基?#123;，遺詔成了祖宗家法。迨嘉慶之后，遺詔多由臣工剪輯其在位治績而成，皇帝本身的人格特質(zhì)幾乎被集體歷史功過所掩覆，遺詔的書寫多流于僵化的格式套語。比較清代歷任皇帝死后遺詔的制作，似乎具體而微地反映出從早期干綱獨斷的威權(quán)統(tǒng)治轉(zhuǎn)向規(guī)范化官僚運作的演變軌跡。盡管理論上，在帝制中國里皇帝個人的意志權(quán)威卓然超越國家既定的成文法典，清初皇帝確多有心借著遺詔的形式延續(xù)其死后的影響力，然而到后來皇權(quán)日益衰弛，遺詔的制作不過是借用皇帝的名義交代政統(tǒng)的賡續(xù)。
當(dāng)然，歷史上沒有任何政權(quán)可以一直奉天承運，百世不祧。帝制中國的最后一份遺詔是奉光緒皇帝之名頒布天下。[74] 在遺詔的末尾，清廷以光緒皇帝的口吻期許京外文武臣工，務(wù)必「精白乃心，破除積習(xí)」，依諭旨所示，按照逐年籌備事宜切實辦理，預(yù)定在九年以后完成立憲，以克終其「未竟之志」。
這部一九○九年「皇帝詔曰」的遺命，其宣示改革以安撫民心的用意昭然若揭：清廷希望透過「布告天下」的機制，使得中外世人「咸使聞知」其邁向憲政的決心，是時君主立憲無疑已成為清廷救亡圖存的最后出路。[75] 只不過，高蹈的立憲理想未免玄遠，而九年預(yù)備的時程畢竟太長，積郁經(jīng)年的中國早已民心思變，豈容聽任清朝繼續(xù)「奉天承運」下去。
后記本文構(gòu)思過程中，曾蒙莊吉發(fā)先生細心提示指點，筆者研習(xí)滿文的麤淺知識與濃厚興趣，實得自莊先生的啟迪。另在檔案史料的搜羅整理上，史語所明清檔案室的工作同仁，以及顏秀慧、簡志仲與賀香綾等同學(xué)提供種種協(xié)助；
兩位匿名審查先生對本文的修訂提出極為寶貴的建議，謹此一并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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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案：傳統(tǒng)官方用語極盡曲承尊君能事，即如人生一死，在帝王則每以婉辭狀述其從「不豫」、「大漸」到「賓天」的過程，筆者因行文方便，多沿用未改。另：盡管鮮有人以「天命」代稱太祖努爾哈赤，以「天聰」或「崇德」代指太宗皇太極，但世習(xí)多以清帝年號代稱其名諱或廟號，如以康熙稱圣祖玄燁、以雍正稱世宗胤禛等等。本文在其繼位前直呼名諱，登基后則以習(xí)用的年號或廟號代稱。孔復(fù)禮教授（Philip A. Kuhn）在其Soulstealers: 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 （《叫魂》）一書中，以「弘歷」稱「乾隆」。他了解直呼皇帝名諱為當(dāng)時禁忌，但也辯稱當(dāng)時人不會以「乾隆」稱呼在位的皇帝。見Philip A. Kuhn, Soulstealers: 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Chapter 1, note 5, 235-236。這種說法也許不盡正確，至少當(dāng)時朝鮮文獻中就以大清國的年號指稱皇帝，包括當(dāng)時在位的皇帝。
[2] 學(xué)界關(guān)于雍正繼位合法性的課題聚訟經(jīng)年，眾說紛紜，莫衷一是。馮爾康先生在《雍正繼位之謎》一書中曾將諸家異說進行提綱挈領(lǐng)的分類整理，可供參考。見馮爾康，《雍正繼位之謎》（臺北：云龍出版社，1997），1~14。
[3] 故事的原文是：「（玄燁于康熙）六十一年冬，將赴南苑行獵，適疾作，回駐暢春園，彌留時，手書遺詔曰：『朕十四皇子，即纘成大統(tǒng)�！皇幕首诱撸识_也，賢明英毅，嘗統(tǒng)帥西征，甚得西北人心，故玄燁欲立，而卒為其兄胤禎所攫。胤禎蓋偵得遺詔所在，欲私改『十』為『第』字，遂以一人入暢春園侍疾，而盡屏諸昆季，不許入內(nèi)。時玄燁已昏迷矣，有頃，忽清醒，見胤禎一人在側(cè)，詢之，知被賣，乃大怒，投枕擊之，不中，胤禎即跪而謝罪。未幾，遂宣言玄燁死矣。胤禎襲位，改元雍正，以后凡宮中文牘，遇數(shù)目字，飭必大寫，亦其挈矩之一端也。或曰：竊詔改竄之策，年羹堯?qū)嵵鞒种Ｉw胤禎之母，先私于羹堯，入宮八月，而生胤禎。至是，乃竊詔改竄，令為天下主。故當(dāng)雍正時代，羹堯權(quán)傾朝右，而卒以罪誅，說者比之呂不韋云。」見天嘏，《滿清外史．上卷》（上海：新中國圖書局，1914），11。姑不論雍正矯詔一事真假如何，這段敘述中不少地方與基本史實有所抵牾，而行文中徑將雍正名諱「胤禛」誤做「胤禎」，幾乎是民初演義小說通見的錯誤。另可見漢史氏述，《滿清興亡史》（上海：新中國圖書局，1914），第卅二節(jié)「胤禛〔禎〕之疏忌骨肉」，目錄作「胤禛」，但內(nèi)文「胤禛」與「胤禎」雜用，皆指雍正皇帝，見頁17。惟天嘏《滿清外史》的目錄雖用「胤禛」，但內(nèi)文皆用「胤禎」。殊不知「胤禎」實是皇十四子允禵的本名，與胤禛同母所生，胤禛即位后，兄弟中除皇十三子胤祥外，其它皇子的「胤」字皆避諱改為「允」字，而皇十四子胤禎則改為『允禵』。另外年羹堯（1679-1726）的年齡其實比胤禛為小，小說將年羹堯與胤禛的關(guān)系，與傳聞呂不韋私生秦王嬴政一事相互比擬，殊為不倫。
[4] 蔡東藩，《清史通俗演義》重印本（臺北：地球出版社，1982），247-248。
[5] 許嘯天，《清宮十三朝演義》（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97），302。
[6] 雍正自己便曾明白表示：「自雍正元年以來，訛傳逆黨之言是朕之失德備聞于耳，而阿其那賢孝之名，及圣祖皇帝欲傳位允禵之事亦入于耳�！挂姟洞罅x覺迷錄》（臺北：文海出版社，出版年不詳），卷2，頁268。
[7] 大韓民國文教部國史編纂委員會編纂，《同文匯考補編．使臣別單》（肅蘭：國史編纂委員會，1978），卷4，頁1633。
[8] 見《（朝鮮李朝）景宗大王實錄》（日本昭和七年〔1932〕，京城帝國大學(xué)法文學(xué)部景印李朝實錄太白山本），卷13，「景宗三年九月癸未」條，頁8。不過李樴本人對雍正的印象顯然不錯，他在雍正引見時，「觀其氣象英發(fā)，語音洪亮，侍衛(wèi)頗嚴肅，且都下人民妥帖，似無朝夕危疑之慮矣。」可見雍正繼位后，縱有流言潛布，但京城的政治秩序乃在雍正完全掌控之中。
[9] 關(guān)于曾靜一案，論者極伙。新近Jonathan D. Spence（史景遷）以其擅長的敘事筆法細繹該案來龍去脈，參見Jonathan D. Spence, Treason by the Book (New York, N.Y.: Viking, 2001)。
[10] 曾靜便曾轉(zhuǎn)述昔日在湖南聽聞的傳言：「先帝欲將大統(tǒng)傳與允禵，圣躬不豫時，降旨召允禵來京，其旨為隆科多所隱。先帝賓天之日，允禵不到。隆科多傳旨，遂立當(dāng)今」。見《大義覺迷錄》，卷3，頁350。
[11] 《大義覺迷錄》，卷3，頁352，他們甚至傳言「圣祖皇帝在暢春園病重，皇上就進一碗人參湯，不知如何，圣祖就崩了?#123;，皇上就登了位」。
[12] 馮爾康，《雍正繼位之謎》，142-143。
[13] 明．徐階，《世經(jīng)堂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事業(yè)，1997），冊79，卷5，頁439。
[14] 明．馮夢龍編，《醒世恒言》（臺北：三民書局，1989），卷25，〈獨孤生歸途鬧夢〉，503。
[15] 《太祖高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10，頁142。
[16] 《太宗文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65，頁911。
[17] 《圣祖仁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1，頁40。
[18] 王熙，《王文靖公集．年譜》，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冊214 ，頁752-753。王熙并且還為四位輔政大臣撰寫誓文。
[19] 孟森先生以為順治?#123;后所頒布天下的遺詔，是已經(jīng)過皇太后及諸王斟酌改訂，而非原詔，以為「遺詔臚列罪己各款，如昵近閹宦、內(nèi)寵逾制，皆世祖所不能自克者，故知原詔文未必然也。」見〈世祖出家事考實〉，收于《明清史論著集刊續(xù)編》（北京：中華書局，(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1986），226。后來康熙即位月余，朝廷即行革除十三衙門、誅除閹人吳良輔。
[20] 《圣祖仁皇帝實錄》，卷1，頁41。
[21] 楊啟樵先生在〈康熙遺詔與雍正踐祚〉一文中曾提及順治遺詔「臚列十三項愆尤」，恐是筆誤，應(yīng)是十四條。見楊啟樵，〈康熙遺詔與雍正踐祚〉，《揭開雍正皇帝隱密的面紗》（香港：商務(wù)印書館，2000），102-104。
[22] 例如「過求長生，遂致奸人乘機誑惑」、「禱祠日舉，土木歲興」、「郊廟之祀不親，朝講之儀久廢」等。參見《明世宗實錄》，卷566 ，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辛丑（十五日）。關(guān)于明朝歷代皇帝遺詔，可參見張哲郎，〈從明代皇帝之即位詔及遺詔論明代政權(quán)之轉(zhuǎn)移〉（上），《國立政治大學(xué)歷史學(xué)報》14期（1997，臺北），7-34；
〈從明代皇帝之即位詔及遺詔論明代政權(quán)之轉(zhuǎn)移〉（下），《國立政治大學(xué)歷史學(xué)報》15期（1998，臺北），1-27。
[23] 《圣祖仁皇帝實錄》，卷275 ，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辛未（二十一日），頁695-697。
[24] 王鍾翰先生曾以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的康熙遺詔原件與《圣祖仁皇帝實錄》所載康熙五十六年的面諭對比，以為兩者幾近雷同，足以證明圣祖遺詔乃「世宗一手遮天篡改而成」。見王鍾翰，〈清圣祖遺詔考辨〉，收入氏著，《清史新考》（沈陽：遼寧大學(xué)出版社，1997），307-329。楊啟樵先生對王氏之論有所批駁，以為遺詔出于新君之手，乃是歷朝慣例，不足以據(jù)此判斷雍正篡位與否，見前引楊啟樵，〈康熙遺詔與雍正踐祚〉一文。楊先生后又撰文重申反對意見：〈論康熙傳位與雍正遺詔〉，《古今論衡》5期（2000 ，臺北），130-138。
[25] 有詩可稽。如乾隆十五年（1750）〈八月二十三日作〉：「山莊逢國忌，默處罷游歌。此日終身恨，流陰睫眼過。謁陵方在即，存劍竟如何？遺詔重莊誦，心知愧處多�！埂队圃娂罚杖搿段臏Y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wù)印書館，1983），冊1302-1311 ，卷20，頁11。乾隆十六年（1751）〈八月二十三日作〉：「禮稱不用志終身，八月西風(fēng)最愴神。遺詔從頭十六復(fù)，難言無忝誨諄諄�！埂队圃娂�，卷30，頁12-13。乾隆廿四年（1759）〈八月二十三日皇考忌辰作〉：「二紀倐成昔，一悲直至今。北來秋序每，南望白云深。善繼曾何有，時思益弗禁。從頭讀遺詔，敢不勵初心」。并有注：「子小子每值皇考忌辰必盥手恭讀遺詔一過，志不忘也�！埂队圃娂罚�90，頁3。乾隆廿六年（1761）〈八月二十三日作〉：「鼎湖縹渺隔云天，瞥眼攀髯廿六年，遺詔墨光如昨日，一番開讀一潸然。」《御制詩集．三集》，卷16，頁17-18。乾隆三十年（1765）〈八月二十三日皇考忌辰書懷〉：「遺詔欽循三十年，初心益勵益酸然。至于隕越幸無耳，以曰顯承何有焉。敷政真慚仁必世，撫時惟覺逝如川。神馳閟寢遙瞻禮，祗恨重重隔嶺煙�！埂队圃娂�，卷52，頁11-12。乾隆三十三年（1768）〈八月二十三日作〉：「三十三畨誦遺詔，五旬八歲似親年。如何便棄臣民去，痛處無言仰望天�！埂队圃娂�，卷76，頁23。乾隆五十年（1785）〈木蘭行圍即事雜詠八首〉之五亦有「朝來南望不勝悲，罷獵年年駐蹕斯。遺詔欽瞻五十度。覲揚何有致雍熙�！共⒆⒃疲骸赴嗽露秊榛士技沙剑蚰晔侨樟T圍駐蹕。率值此烏喇岱營。自雍正十三年乙卯至今歲乙巳凡五十年。仰惟付托之重，每遇忌辰，必欽誦遺詔以伸永慕，以勵惕干�！埂队圃娂寮�，卷18，頁22。乾隆五十五年（1790）〈恭遇皇考忌辰安佑宮行禮有作歷年秋狝木蘭此日率于行宮南望展拜今年園居得于安佑宮行禮即境回思益深悲愴〉：「園居恰值忌辰日，追憶呼天即地臨，五十五番遺詔讀。倏如一瞬迅光陰�！埂队圃娂寮罚�60，頁7。
[26] 《世宗憲皇帝實錄》，卷159，頁955�，F(xiàn)存雍正遺詔原件有三件：一件藏于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滿漢文皆相當(dāng)完整。兩件藏于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號038248以及038236，較為破損。
[27] 例如馮爾康先生即論「乾隆即位，頒布雍正遺詔，增添關(guān)于政綱的內(nèi)容，如說原來實行嚴厲政治，嗣君要實行寬嚴結(jié)合的政策，這些話是乾隆的意思。」見《雍正繼位之謎》，91。并見其《雍正傳》（臺北：臺灣商務(wù)印書館，1992），630。另楊啟樵先生也以為：遺詔中所云當(dāng)年為整飭人心，施行峻法，原是暫時的措置，今后應(yīng)放寬云云，「當(dāng)是嗣主乾隆與眾大臣酌量后擬成」，見楊啟樵，〈康熙遺詔與雍正踐祚〉，104。又見白新良，《乾隆皇帝傳》（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4），17-18。
[28] 乾�。ê霘v），《御制文初集．圣德神功碑》，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301，卷15，頁14。
[29] 張廷玉，《澄懷主人自訂年譜》（張廷玉年譜）（北京：中華書局，1992），卷2，32。
[30] 張廷玉，《澄懷主人自訂年譜》，卷3，53-54。
[31] 學(xué)者多以為這份密旨內(nèi)容與雍正元年放在正大光明殿后的傳位密旨相同。例如楊啟樵，《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香港：三聯(lián)書店，1981），280-281。又見馮爾康，《雍正傳》，628。
[32] 張廷玉，《澄懷主人自訂年譜》，卷3，54。
[33] 張廷玉，《澄懷主人自訂年譜》，卷3，55。
[34] 見《高宗純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1（雍正十三年八月），頁145-146。另張廷玉自訂年譜有較詳細的記載，見《澄懷主人自訂年譜》，卷3，54-55。
[35] 鄂容安等撰，《襄勤伯鄂文端公年譜》（鄂爾泰年譜）（北京：中華書局，1993），116。
[36] 乾隆，〈丙辰元日傳位子皇帝并卻上尊號詔〉，《御制文集．余集》，卷1，《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301，頁686。
[37] 此與明代官文書有所不同：明代皇太后和皇帝一樣享有頒「詔」的權(quán)力，參見申時行編，《明會典》（北京：中華書局，1989 ，萬歷朝重修本），卷97，頁542。
[38] 民國初年倉促間所編擬的《清史稿》里數(shù)次將乾隆崩殂后所頒行的「大行太上皇帝遺誥」誤植為「遺詔」，此等謬誤或許是襲自《嘉慶實錄》而來，見覺羅勒德洪等奉敕修，《仁宗�；实蹖嶄洝罚ㄅ_北：華聯(lián)出版社，1964），卷37載「欽奉皇考遺詔」（頁7）；
又卷42有「前赴朝鮮，恭頒大行太上皇帝遺詔」（頁23）。比對《嘉慶朝起居注》所載，明確使用「遺誥」一詞，《起居注》較《實錄》貼近史實，此亦一證。檢視史語所庋藏嘉慶四年當(dāng)時各省回報的題本，亦明言所接領(lǐng)的是「大行太上皇帝遺誥」。
[39] 見托津等人奏折（嘉慶廿五年九月初七），《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冊25，編號1146，頁408。
[40] 嘉慶廿五年九月初九做出裁決：托津、戴均元退出軍機處，各降四級、留任六年無過方準開復(fù)；
盧蔭溥與文孚則仍留軍機處行走，各降五級、留任六年無過方準開復(fù)。見《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冊25，編號1158，頁411。
[41] 起居注的真實性亦可見一斑。
[42] 昆岡等奉敕撰，光緒朝《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北京：中華書局，1991），卷456，頁14。
[43] 《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316，〈禮部．頒詔〉，頁1-3。
[44] 參見《世宗憲皇帝實錄》，卷1，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頁34。
[45] 《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459，頁6-7。
[46] 例見《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464，頁10-11；
卷467，頁7。
[47] 《仁宗�；实蹖嶄洝�，卷37，嘉慶四年元月丁卯，頁418。
[48] 《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464 ，頁11。
[49] 《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469，頁11。
[50] 是時乃服完孝恭仁皇后的三年喪期。《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457 ，頁9。
[51] 《高宗純皇帝實錄》，卷2，頁163。
[52] 參對《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461，頁11；
卷467 ，頁11；
卷469，頁3、8-9；
卷473，頁11。
[53] 《清代起居注．光緒朝》，冊80，頁40428-40430。
[54] 《清會典事例》，卷316，〈禮部二七．頒詔．頒詔事宜〉，頁721b-722a。不過《清會典事例》中〈禮部．頒詔事宜〉所載錄康熙四十二年的規(guī)定中，「河道總督、河南、山西」等地的時限是「二十日」，可是在同書〈吏部．處分例〉里同樣引用康熙四十二年的規(guī)定卻作「河南、山西、河道總督，限三十日」，可見兩者應(yīng)有一處誤植。筆者遂檢索〈兵部．郵政．程限〉中所羅列各省距京程途，比較遠近，發(fā)現(xiàn)〈禮部．頒詔事宜〉所載應(yīng)是筆誤，〈吏部．處分例〉所載「三十日」是正確的。
[55] 《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316 ，頁725。另史語所藏有禮部移會內(nèi)閣典籍廳之文件可供左證，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明清史料》，編號148721。
[56] 楊啟樵先生以為當(dāng)時大幅的康熙遺詔就只有現(xiàn)存于世的四份，此論恐怕不符歷史實情。見楊啟樵，〈論康熙傳位與雍正遺詔〉，133。
[57] 《高宗純皇帝實錄》，卷1346，頁9-10。
[58] 《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316，頁15-16。
[59] 根據(jù)軍機處字寄閩浙總督董教增（1750-1822）、兩廣總督阮元（1764-1849）、云貴總督慶保（1759-1833）、福建巡撫韓克均（1765-1840）、廣東巡撫康紹鏞（1770-1834）、廣西巡撫趙慎畛（1762-1826）和云南巡撫史致光（?-1828）：「皇考大行皇帝遺詔前經(jīng)須發(fā)直省外藩，昨內(nèi)閣繕呈遺詔副本，朕恭讀之下，末有皇降生避暑山莊之語，系軍機大臣擬繕錯誤，當(dāng)經(jīng)降旨宣示中外，所有頒發(fā)琉球、暹羅、越南、緬甸四國遺詔應(yīng)由福建、廣東、廣西、云南四省轉(zhuǎn)發(fā)，計算程期，此時尚未行抵該省，著諭知各該督撫暫將頒往四國遺詔敬謹存留，該省俟更正發(fā)往后，再由該督撫轉(zhuǎn)發(fā)，仍將原奉遺詔繳回，將此由六百里各諭令知之。」參見《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冊25，編號1156，頁410。
[60] 《欽定大清會典事例．禮部喪禮》，卷456，頁14-15。
[61] 例如「哭臨三日」與一般軍民男女「素服十三日」的規(guī)定，基本上與《明會典》所載一致。見《明會典．大喪禮》，卷96，頁542。
[62] 關(guān)于儒生藉由哭廟進行儀式性的抗議，可參考陳國棟先生精彩的析論：陳國棟，〈哭廟與焚儒服：明末清初生員層的社會性動作〉，《新史學(xué)》3卷1期（1992，臺北），69-94。
[63] 相關(guān)記載并見《辛丑紀聞》及《哭廟記略》，同收入《中國野史集成》（成都：巴蜀書社，1997），冊39，302 、310-311。按：王應(yīng)奎（1683-1760 ?）《柳南隨筆》與梁章巨（1775-1849）《歸田瑣記》同載：「大行皇帝〔世廟〕遺詔至蘇，巡撫以下大臨府治，諸生從而訐吳縣令不法事。巡撫朱國治方昵令，于是諸生被系者五人。翌日，諸生群哭于文廟，復(fù)逮系至十三人，俱劾大不敬，而圣嘆與焉�！箙⒁娡鯌�(yīng)奎，《柳南隨筆》（北京：中華書局，1981），卷3，46-47 ；
梁章巨，《歸田瑣記》（北京：中華書局，1981），卷7，134。兩者記載雷同，但皆語焉不詳，似乎都以為諸生是在順治遺詔抵達的當(dāng)天便展開抗議行動，第二天又到文廟集結(jié)行動，恐怕與事實有所出入。諸生雖有意利用遺詔頒布的時機抗議不公，但不至于甘冒大不韙，完全不顧哭臨三日的喪禮規(guī)定。應(yīng)以《辛丑紀聞》及《哭廟記略》所載為據(jù)。另因此案遭到處決的生員中，有以評點《三國》、《西廂》與《水滸》等小說名世的才子金圣嘆（1608-1661）。關(guān)于其行誼及參與哭廟案的經(jīng)過，可參見陳登原，《金圣嘆傳》（上海：商務(wù)印書館，1935）。
[64] 例如當(dāng)代小說家二月河在其關(guān)于雍正王朝的系列小說中，雖以為雍正乃承旨合法繼位，并無矯詔事實，但也指證歷歷表示康熙傳位給胤禛的詔書，是由方苞（1668-1749）親手密緘，藏于干清宮「正大光明」匾額后面。并且也指證「康熙皇帝洋洋數(shù)萬言的遺詔」，就是由方苞「一字一句潤色出來的」。見二月河，《雍正皇帝．九王奪嫡》（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1993），(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162。其實康熙遺詔與清朝其它皇帝的遺詔相比確實相當(dāng)之長，不過也只有一千兩百多字。
[65] 雍正上諭：「著將呂留良、嚴鴻逵、曾靜等悖逆之言及朕諭旨，一一刊刻通行，頒布天下各府、州、縣、遠鄉(xiāng)僻壤，俾讀書士子及鄉(xiāng)曲小民共知之。并令各貯一冊于學(xué)宮之中，使將來后學(xué)新進之士，人人觀覽知悉。倘有未見此書，未聞朕旨者，經(jīng)朕隨時察出，定將該省學(xué)政及該縣教官，從重治罪�！挂姟洞罅x覺迷錄》，卷1，頁25。
[66] 《大義覺迷錄》，卷3，頁358。
[67] 按：雍正九年修定的《圣祖仁皇帝實錄》和乾隆六年纂成的《世宗憲皇帝實錄》基本上不出雍正在《大義覺迷錄》里這段證詞。據(jù)《圣祖仁皇帝實錄》載：「（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甲午丑刻，上疾大漸，命趣召皇四子胤禛于齋所，諭令速至。南郊祀典著派公吳爾占恭代。寅刻，召皇三子誠親王允祉、皇七子淳郡王允佑、皇八子貝勒允禩、皇九子貝子允禟、皇十子敦郡王允?、皇十二子貝子允祹、皇十三子胤祥、理藩院尚書隆科多至御榻前。諭曰：『皇四子胤禛人品貴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統(tǒng)。著繼朕登基，即皇帝位�！换仕淖迂范G聞?wù)亳Y至。巳刻，趨進寢宮。上告以病勢日臻之故。是日、皇四子胤禛三次進見問安。戌刻。上崩于寢宮�！咕�300，頁901�！妒雷趹椈实蹖嶄洝穭t載：「至（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甲午丑刻。圣祖疾大漸。遣官馳召上于齋所。且令速至。隨召誠親王允祉、淳郡王允佑、多羅貝勒允禩、固山貝子允禟、敦郡王允?、固山貝子允祹、皇十三子允祥、尚書隆科多至御榻前。宣諭曰：『皇四子胤禛人品貴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統(tǒng)，著繼登基，即皇帝位�！簧下�?wù)亳Y至。趨進寢宮。圣祖告以病勢日臻之故。是日上問安，進見五次。戌刻，圣祖賓天。上哀痛號呼，擗踴不已。尚書隆科多進曰：『大行皇帝深惟大計，付授鴻基。宜先定大事，方可辦理一切喪儀�！簧蠎Q哭仆地。良久乃起。趨至御榻前，撫足大慟。親為圣祖更衣�！咕�1，頁31。與《大義覺迷錄》相較，《圣祖仁皇帝實錄》多了「胤禛三次進見問安」的情節(jié)，而《世宗憲皇帝實錄》更增加了「進見五次」的紀錄，顯然意在增飾康熙雍正的密切互動關(guān)系。不過兩者都未載康熙「龍馭上賓」后，隆科多宣布康熙遺詔的這段情節(jié)。
[68] 《大義覺迷錄》，卷1，頁35。另關(guān)于康熙八子胤禩和九子胤禟改名為阿其那（Akina）和塞思黑（Seshe）一案，陳寅恪于一九四三年為姚薇元《北朝胡姓考》一書作序時即曾指出：「無論阿其那和塞思黑非滿文豬狗之音譯，世宗亦決無以豬狗名其同父之人之理」，見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臺北：里仁書局，1981），242-244。王鍾翰于其《清史余考》（沈陽：遼寧大學(xué)出版社，2001）一書中除收錄其三篇論文外，并收錄其它學(xué)者相關(guān)論文，可一并參考。
[69] 《高宗純皇帝實錄》，卷5，雍正十三年十月下，頁238b。
[70] 李◆（左「土」右「甲」），《燕行記事．聞見雜記下》，收入《燕行錄選集下》（肅蘭：成均館大學(xué)校大東文化研究院，1962），頁682。另從此段引文，亦可見朝鮮士人也用年號指稱帝名。
[71] 筆者特別感謝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準予攝制館藏兩份康熙遺詔的原件。另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庋藏的兩份康熙遺詔更已制成數(shù)字化影像，研究者可利用因特網(wǎng)直接檢索，極為便利。
[72] 將雍正名字中的「禛」字誤植為「禎」字，即在當(dāng)代學(xué)者的相關(guān)論著或是史料編纂中，竟也數(shù)見不鮮。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印之《明清檔案》（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6），在著錄館藏兩份康熙遺詔時，便曾誤將「胤禛」印成「胤禎」，見冊39，目錄頁18。惟經(jīng)筆者指出，日前歷史語言研究所正持續(xù)建構(gòu)中的數(shù)字化檔案目錄里，已將登錄數(shù)據(jù)改正。此外當(dāng)代清史名家韋慶遠先生在〈論雍干交替與治道同異〉一文中，也將雍正「胤禛」誤作「胤禎」，見《明清史新探》（北京：中國社會科學(xué)出版社，1995），195。不過這些應(yīng)該都是印刷或文稿校對時的疏失。
[73] 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新史學(xué)》（臺北：里仁書局，2000），5。
[74] 清朝最后一任皇帝溥儀，曾經(jīng)坦承花了大半輩子努力將自己改造成為一個普通的老百姓，只是皇帝這個舊身分終究是他一生揮之不去的陰影。在他臨終前，帝制的中國早已幾經(jīng)革命與解放的洗禮，溥儀沒有制作遺詔的需要，盡可向結(jié)婚五年多的妻子作最人性的告白。依照妻子李淑賢的回憶，溥儀臨終前最惦念的兩件事：第一是對不起中國共產(chǎn)黨，因為共產(chǎn)黨好不容易將他這么一個「地道的封建統(tǒng)治者」，改造成了一個「地道的公民」，然而他卻「沒給黨做什么工作」；
第二就是對不起妻子，他說：「我年歲大，又沒有錢，從各方面來說都很對不起你。你的身體很不好，也沒給你留下什么東西，現(xiàn)在又是文化革命中，沒有我了，你怎么辦？誰能管你？我最不放心的就是你��！」見李淑賢憶述，王慶祥撰寫，《我的丈夫溥儀》（北京：東方出版社，1999），188。溥儀這番遺言情真意切，自然感人。吊詭的是，這段臨終的告白之所以會被記錄下來，恐怕不是因為留下遺言的人終于成了一位「地道的公民」，而是他曾經(jīng)是一位「地道的封建統(tǒng)治者」。
[75] 關(guān)于晚清立憲運動的發(fā)展始末，可參考古偉瀛先生闡論精到的專著：《清廷的立憲運動（1905-1911）：處理變局的最后抉擇》（臺北：知音出版社，1989）。
此文刊布于《臺大歷史學(xué)報》2004年6月之第3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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