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表面不存在社會分化的蘇聯在瞬間解體的癥結是：存在著被長期掩蓋的突出社會矛盾――官僚特權階層同民眾的矛盾。對權力的壟斷和控制，是維護官僚特權階層的根本前提。當前的中國，影響全局的最突出矛盾或最重要關系是官民關系；
可能面臨的最大危險是壟斷權力＋自由市場經濟。解決之道在于體制改革――新的中國政制模式應是，適度的集權＋有序的民主。

　　如何在貧富分化、社會充滿矛盾的條件下創(chuàng)造一個相對和諧的社會環(huán)境，蘇聯與西方國家情況和經驗教訓不相同，但因其制度與中國相近，因此，對中國具有更直接的借鑒意義。

　　一、官僚特權階層是社會主義制度的顛覆者

　　一直到戈爾巴喬夫上臺執(zhí)政時，蘇聯還是清一色的公有制和指令性的計劃經濟，并有一整套社會保障體制，因此，在表面上，蘇聯社會似乎沒有什么分化，在戈爾巴喬夫改革前也好像是穩(wěn)定的。但進入戈爾巴喬夫改革沒幾年，蘇聯社會發(fā)生了劇變，瞬間解體。其癥結是什么呢？

　　癥結就是，蘇聯社會存在著一個龐大的官僚特權階層。而官僚特權階層同廣大民眾的矛盾，正是蘇聯社會一個被長期掩蓋著的突出社會矛盾。

　　“十月革命”前，列寧設想的國家是人人參與管理：既人人都“當官”，又人人都不是“官”；
于是，舊社會的官僚機構、官僚主義也就不復存在了�！笆�月革命”勝利后不久，列寧就改變了前面的看法，他看到這個國家“按黨綱規(guī)定是通過勞動者來實行管理的機關，而實際上卻是通過無產階級先進階層來為勞動者實行管理”的機關1，也就是說，黨代表人民實行管理。我們在此姑且將之稱為黨代管制”。按照列寧的設想，要防止國家機關由社會公仆變?yōu)樯鐣�主人，辦法只能是“民主”。作為列寧接班人的斯大林，在他宣布蘇聯基本建成社會主義的時候，認為蘇聯只存在工農兩個階級和知識分子，而且這些社會集團的界線正在消除，其經濟矛盾、政治矛盾也在縮小和消失�；�于這樣的認識和判斷，蘇聯政府不可能承認存在著一個“管理者階層”，不可能承認這個階層與廣大工農和知識分子存在著“矛盾”。但這個問題始終是社會主義運動中各種類型的理論家和活動家十分關注的問題。

　　20 世紀 20-30 年代，托洛茨基就先后提出“老近衛(wèi)軍”發(fā)生“官僚主義化”2，蘇聯形成了一個和社會主義背道而馳的“官僚集團”、“特殊階層”的警告。50 年代，南斯拉夫的吉拉斯（舊譯德熱拉斯）發(fā)表了《新階級》一書，首次提出：共產黨在掌權以后，以黨為核心和基礎，由那些因壟斷行政大權而享有種種特權和經濟優(yōu)先權的人們構成了一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新階級”3。在 60 年代的中蘇大論戰(zhàn)中，中共在“九評”中也提出：蘇聯已形成特權階層，它是“蘇聯資產階級”主要組成部分，是“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主要的社會基礎。在“文革”前夕，毛澤東提出：中國出現了一個“官僚主義者階級”，他們是社會主義運動的斗爭對象和革命對象。470 年代中期，捷克斯洛伐克的奧塔·u38177X克認為，蘇聯形成一個新的特權階層，這個階層的產生是同高度中央集權制和壟斷的政治體制分不開的5。筆者在此暫不評論上述觀點以及提出者的政治傾向，只是通過歷史的回顧重點指出，特權階層問題在社會主義運動史上曾一再引起特別的關注。在今天的中國，相關學界在蘇聯存在一個官僚特權階層這個問題上也存有共識。

　　在蘇聯社會主義制度下，為什么會形成官僚特權階層，其生成條件是什么？這個階層形成的經濟條件或物質基礎，是對國家和社會財富的支配和直接、間接的占有。在缺乏民主管理的條件下，名義上是公有制，實際上勞動者同生產資料仍然處于分離狀態(tài)，管理階層對生產資料的直接支配使生產資料很容易變成“官有制”。這個階層形成的思想條件，是對意識形態(tài)的嚴密和全面的控制，使這個階層失去輿論的監(jiān)督。這種文化統(tǒng)制主義正是為這個階層的經濟和政治特權服務的。

　　當然，政治條件是這個官僚特權階層形成的最重要條件。對權力的壟斷和控制，是維護這個階層的根本前提。歸根到底，民主（民主選舉、民主監(jiān)督、民主管理）的缺失使共產黨的理想、宗旨、主義難以體現，使廣大民眾的根本利益得不到具體的制度和體制保證。其中的關鍵是，廣泛實行的自上而下的委任制使得民主選舉流于形式，甚至干脆連形式也不講。在這樣的政治條件下，這個管理階層很容易形成自己的特殊利益，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在工資、津貼、出國、住房、用車、醫(yī)療待遇、食品供應以及家屬、子女的上學、就業(yè)等幾乎所有的方面都享有特權和特殊待遇。漸漸的，這個階層從經濟地位、生活方式到世界觀、價值觀就同廣大民眾拉開了差距，即我們常說的“脫離群眾”，甚至同中下層民眾格格不入。

　　然而，對廣大民眾進行共產主義理想、社會主義信念教育的也正是這個階層！廣大民眾也就越來越不信他們講的這一套了。筆者幾年前曾撰文講到：“對蘇聯社會主義傳統(tǒng)價值觀念最有力的沖擊，莫過于蘇聯權貴們自己的表演。當蘇聯的平民百姓從有限的孔隙中窺見這些傳統(tǒng)價值觀念的布道者是如何熱衷到西方‘禁地’旅行，如何嗜好西方的時髦商品時，過‘左’的、悖乎常理的那些說教，便成了使權貴們難堪的諷刺，連體現社會精神文明的‘正品’也受到重重傷害而少有市場�！�6這正是我們常說的“信仰危機”、“信任危機”的真正根源。

　　有一個被反復引用的數據很說明問題：在蘇聯解體過程中，有過一次民意測驗，調查蘇聯共產黨代表什么人的利益。結果，被調查者認為代表官員、干部、機關工作人員的竟占83%，而認為代表勞動人民的只占 7%，代表工人的只占 4%，代表全體黨員的占 11%。在蘇聯的民眾用語中，老百姓是以“我們”和“他們”來表達蘇聯社會這種分化和社會矛盾的。但是，昏聵的蘇聯執(zhí)政者們既沒有通過變革打破舊的社會結構，建立新的社會體系，從根本上化解上述社會矛盾的眼光和能力，又死抱著既得利益，從而因循守舊、安于現狀，結果使得問題積重難返。

　　戈爾巴喬夫錯誤的改革方針、政策催化了蘇聯社會的政治動蕩、思想混亂。在“自由選舉”的條件下，廣大選民不投共產黨的票了。在 1991 年 6 月俄羅斯全民直接選舉總統(tǒng)的決戰(zhàn)中，有著“反特權英雄”桂冠的葉利欽得票 57.3%，而作為共產黨代表的雷日科夫得票率僅為 16.85%。這絕非偶然。在東歐劇變中，也發(fā)生了類似的情況。這是一個最最重要的歷史事實，一個應該使人刻骨銘心的歷史教訓。民眾在這一關鍵歷史時刻的選擇并非不明智。如果繞開這一點去談蘇東劇變的教訓，無疑是隔靴搔癢。

　　當然，我們同時也應該看到，在蘇聯體制下，廣大民眾是有比較充分的社會保障的，官僚特權階層受到了一定的限制，特權與腐敗現象遠非社會轉軌時期可比。也許由于這個原因，執(zhí)政者階層中一部分早已完全拋棄共產黨人觀念者更愿意擺脫正統(tǒng)思想、傳統(tǒng)體制的束縛。

　　一部分人在社會轉軌、在市場化、私有化的變革大潮中，看到了新的機會，越來越自覺地脫下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的衣衫，利用權力肆無忌憚地掠奪和侵吞國家和社會財產，形成“新俄羅斯人”這一新的權貴階層。于是，革除舊體制和弊端變成了整個地拋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

　　為什么說官僚特權階層變成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顛覆者？還有一個被反復引用的、很說明問題的材料：據俄羅斯《消息報》報道，到 1996 年，俄羅斯總統(tǒng)葉利欽周圍高官的 75%、政府中的 74.3%、地方精英中的82.3%是前蘇聯的官員7。難怪有的西方學者說，蘇聯共產黨是惟一在自己的葬禮上致富的政黨。

　　二、官民矛盾是當前中國最突出的矛盾

　　蘇聯的教訓，對中國有著直接的借鑒意義。中國現在的情況和勃列日涅夫時期在經濟、政治和意識形態(tài)上都有很大的區(qū)別。經濟上，二十幾年的深刻改革使中國建立起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fā)展的所有制結構，并把公有制同市場經濟結合起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政治上，在民主的基礎上正在把共產黨領導同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三者有機地結合起來，原來過分集權的狀況正逐步地改善；
意識形態(tài)上，在把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同文化的多樣化結合起來。所有這些，都有利于逐步消除形成蘇聯式官僚特權階層的條件。

　　盡管如此，中國并非可以高枕無憂，并沒有充分的根據可以認為中國完全可以避免蘇聯的前車之鑒。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的決定號召全黨：“我們要始終保持清醒頭腦，居安思危，……更加積極主動地正視矛盾，化解矛盾……不斷促進社會和諧。”

　　正視矛盾，首先就要正視當前中國最突出的、影響全局的矛盾。這個矛盾是什么？我們構建和諧社會要抓的“主干工程”是什么？

　　筆者認為，當前中國最突出的矛盾、最重要的“關系”問題是官民關系，即黨群、干群關系。

　　——中國引起上下同憂的是貧富差距的拉大，民眾痛恨的是富的一端的兩種人：為官不正——官員中的腐敗分子和為富不仁——違法經營暴富者。這是互相勾結的兩個小人群，后者以前者為靠山。

　　——干部腐敗勢頭仍猛。2006 年 6 月，全國檢察工作會議公布，3 年來，全國檢察機關查辦的縣處級以上的官員有 9633 人8。

　　——少數官員的腐敗激起民憤，引發(fā)了群體沖突事件，其中，多數事件是由“土地糾紛”中的“官民矛盾”尖銳而引起，其實質是少數官員以國家的名義征地，與房地產商相勾結，非法批地、違法用地、賤賣土地，賣地所得又常常下落不明，失地農民被迫奮起抗爭。據國土資源部檢查發(fā)現，在一段時間里，被查的城市中違法用地占總用地的比例，少的為 60%，多的達 90%9。改革開放以來近 30 年間，中國的耕地減少了 1 億多畝。在江南水鄉(xiāng)，有的開發(fā)區(qū)用地每畝也就二三萬元，如果和最近國家規(guī)定的工業(yè)用地每畝最低 4 萬多元、較高的達50 多萬元相比較，貪官與奸商從“圈地”中卷走了國家和農民多少錢？

　　——在中國現行行政管理體制下，政府同時扮演決策者和執(zhí)行者、管理者與監(jiān)督者的多重角色，極易“利益自身化”、“與民爭利”。雖說中國在總的方向上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取向，但直到目前，政府對資源分配、收入分配和壟斷行業(yè)的管理權依然很大，遠沒有從體制上解決“管理”與“服務”的關系。由之而來的問題很多，尤其突出表現為行政管理費用的大幅上升，中國的行政開支占財政總開支的比例比國外不少國家大得多，且近年還在攀升。1978 年，中國行政開支占財政總支出比重為 4.7%，2003 年增至 19%，2005 年進一步增加到 24%。而在 2003 年，日本的這個比例僅為 2.38%，即使在發(fā)達國家中比較高的美國，也只有 9.9%10。

　　中國的行政開銷如此龐大？這些錢花到哪里去了？有統(tǒng)計稱，僅公車消費、公款吃喝、出國“考察”這三項一年就有 9 千億，也有的說是 6 千億，不管是前者，還是后者，政府花錢太多、甚至瞎花錢、且不受監(jiān)督則是社會的共識。以上還沒有包括蓋豪華辦公大樓、搞高檔裝修、競相辦節(jié)、辦“論壇”上的巨額開支。對于各級政府花錢大手大腳、鋪張浪費嚴重的問題，中央政府是意識到的，溫家寶總理也在廉政工作會議上作了嚴厲的批評。

　　盡管行政開支連年巨幅增長，但與此同時，政府對教育、公共衛(wèi)生、社會保障等公共建設則投入不足。比如，在公共衛(wèi)生上中國政府的投入比例甚至比經濟情況遠不及中國的許多發(fā)展中國家都低得多，即使是在政府投入的有限的醫(yī)療費用中，很大一部分又是為以黨政干部為主體的特殊群體服務的11，而與占中國人口一大半的農民毫不相干。

　　其實，上述問題也是中共十六大以來黨和政府努力謀求解決的問題。在中共十六大六中全會的決定中就提出：“黨風正則干群和，干群和則社會穩(wěn)”。在該決定的最后一節(jié)更為具體而鮮明地強調：“以正確行使權力為重點，用改革的辦法推進反腐倡廉制度建設”；
“以保證廉潔從政為目標，加強對領導機關和領導干部的監(jiān)督”；
“堅持立黨為公，執(zhí)政為民”；
“建設服務型政府”，等等。中國政府、執(zhí)政黨若能按照六中全會精神去做，中國突出的“官民關系”存在著改善的可能。

　　三、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任務更加突出

　　1、對官僚特權階層的理論認知

　　抑制和消除官僚特權階層的斗爭，是一場長期的曲折的斗爭和體制改革、體制創(chuàng)新的過程。這場斗爭關乎東方國家社會主義和執(zhí)政的共產黨的命運，因此，必須從理論到實踐認真對待，深入研究。

　　第一，對官僚特權階層、既得利益集團問題，既要正視，也不要太敏感。官僚特權分子猶如人體中的癌細胞：癌細胞幾乎人人都有，但是否形成腫塊則不一定；
腫瘤又有早、中、晚不同的階段，(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以及不同的部位。因此，不必談癌色變。解決問題的關鍵，是及時發(fā)現，對癥治療，力求抑制以至消除它。但是，如果諱疾忌醫(yī)，聽天由命，極可能加速擴散，轉入晚期，到了這個地步，就不僅僅止于麻煩了。

　　第二，不能把所有的黨政干部都視為官僚特權分子，在現階段的中國，官僚特權分子只是干部中的少數。至于官僚特權階層是否只包括干部階層中違法亂紀的腐敗分子，還可進一步討論。有人說，“合法”的就不是特權，透視這句貌似正確的話的背后，將會發(fā)現當權力高度集中的體制尚未得到改革時，某些法規(guī)就可能體現了程度不同的特權現象。一旦這類現象普遍化了，擴大化了，長期化、制度化了，則整個管理階層的性質也就變了。盡管這個時候這個階層中還會有相當一批干部不愧為人民的公仆，是努力為人民執(zhí)政的。

　　第三，要把特權和合理的收入差距區(qū)分開。近 90 年的世界社會主義實踐經驗說明，平均主義的分配政策是社會發(fā)展的障礙。任何社會，收入差距都是難以避免的。巴黎公社原則中的公務員領取熟練工人的工資，在實踐中很難執(zhí)行。社會主義國家既要堅持社會公平原則，又要承認合理的差距：共同富裕不是一朝一夕可以達到的。但什么是“合理差距”的“度”，尚有一個不斷實踐、不斷總結的過程。而“合理”主要指有利經濟發(fā)展、人民福祉和社會進步。

　　第四，官僚特權階層問題，是一個官民關系問題，是一個體制問題，解決之道是體制進一步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的加強。

　　2、政治體制改革中突出的任務

　　筆者認為，中國當前要避免的最大危險是壟斷權力+自由市場經濟。后者只講效率，不講公平；
前者只講集權、權威，回避民主。二者都既有理論，又有社會力量。貪官與奸商的勾結就是其結合的形式。這種“結合”，一旦由局部現象發(fā)展為全局性的，那么，中國就危險了。好在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領導集體，反腐倡廉的方針是明確的，行動是堅決的。

　　中國的現實情況使政治體制改革任務更加突出，筆者提出，中國政制的“模式”應是“適度的集權+有序的民主”：“集權”，即中央的權威是需要的，但要適度，要受到限制；
民主，是基礎，是發(fā)展方向，但必須有序、可控。

　　中國政制模式的轉型，將是漸進的過程。而在當前及今后一段時間里，有幾個突出的體制改革任務需要解決：要把黨管（干部）與民選、民監(jiān)、民管結合起來，正如中共自己所提出的，要把黨的領導同人民當家作主、同依法治國有機結合起來；
科學執(zhí)政、民主執(zhí)政、依法執(zhí)政，這“三個結合”、“三個執(zhí)政”是實踐和理論的大進步，但這里必須強調以民主為基礎；
在各級立法機構和各種涉及廣大民眾利益的決策機構中，要增加中下層民眾的比例（全國人大中工農代表的比例由改革開放初的 46%下降為目前的 18%左右），實際說明，社會精英（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很難完全代表社會中下層群眾的呼聲和利益要求。

　　最后，筆者想強調的是：官民關系要有個“妥協(xié)”之策。所謂妥協(xié)，就是利益的協(xié)調，要把不同的群體結合起來，這種結合正是“和諧”的本質。所謂“和而不同”，是因為存在“不同”因而有“和”的任務。（作者：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

　　參考文獻：

　　1 《列寧全集》中文第 2 版，人民出版社，第 36 卷第 155 頁。

　　2 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參見（波）伊薩克·u22810X伊徹：《流亡的先知——托洛茨基 （1929-1940）》，中譯本，中央編譯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28-335 頁。

　　3 （南）密洛凡•德熱拉斯：《新階級（對共產主義的分析）》，中譯本，世界知識出版社 1963 年版，第 35頁。

　　4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11 冊，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66 頁。

　　5 （捷）奧塔·u38177X克：《共產主義政權體系》，中譯本，江蘇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57、59、79、100 頁。

　　6 黃宗良：《書屋論政——蘇聯模式政治體制及其變易》，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71 頁。

　　7 （俄）《消息報》1996 年 1 月 10 日。

　　8 《北京青年報》2006 年 6 月 30 日。

　　9 《新聞晨報》2006 年 6 月 6 日。

　　10 《中國青年報》2006 年 3 月 6 日。

　　11 《中國青年報》2006 年 9 月 19 日。

　　來源：中國與世界觀察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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