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節(jié)臨近，城里的居委會老太太們忙著到各家各戶門前貼出警告，民工返鄉(xiāng)前夕是小偷小摸的高峰，大家要提高警惕，關好門窗，小心陌生人光臨等等。于是，有人就感嘆，這春節(jié)不但鬧得生產停頓，運輸緊張，還事故頻發(fā)，治安混亂，能不能取消算了？甚至，干脆把其他兩個“黃金周”也取消算了，變成帶薪休假行不行？

　　如果早些年，我可能會舉雙手贊同此類建議。今年春節(jié)我又是在京過年，算來大概已經有好多年春節(jié)沒回老家了。外地人在北京過年真像是過黃金周，無非是放松幾天，休息幾天。春節(jié)在我眼中一直就沒有多高的地位，覺得不就是走走親戚，吃吃喝喝嗎？這親戚味越來越淡，錢味越來越重的春節(jié)，不過也罷。

　　但是，現在，我有些猶豫了。

　　一、過年的意義

　　在我孩提時的記憶中，大人們是很重視過年的。似乎一年忙到頭，就是為了過年。盡管是在文革時期，破四舊也沒把過年破了。廣播里經常講移風易俗，破除迷信。但是，家里的祭天地、祭祖宗的禮儀卻一如既往。過年從臘月廿三祭灶神那天就算正式開始了，廿四、廿五、廿六是殺雞、殺鵝、大掃除，青石板地面用水沖得干干凈凈，不留半點塵垢。到廿八凌晨一點剛過，大人們就起來了，用大灶燒好整雞、整鵝、整塊豬肉，上面插上筷子，筷子上盤上腸子，熱氣騰騰地放到供桌上，周圍擺上三茶六酒，點上一對大蠟燭，三跪六拜，祭告天地。一切結束后，父親就來叫我們起床，用燒肉的高湯煮好年糕，讓我們美餐一頓。當然，破四舊、除迷信的影響也是有的。按照風俗，祭告天地只能由家里的男子來完成，婦女都要回避。只有七、八歲的我也算是家里的男子，應該和父親一起跪拜、祭告，但我很相信廣播里的話，覺得應該破除迷信，堅決不肯拜。他們也只好作罷。到除夕晚上，再把祭過天地的雞鴨魚肉切開，做成各種菜，分五次祭祀土地爺、列祖列宗和外客太太（我至今還不知是這位外客太太是何方神圣）。輪到我們吃分歲酒時，菜早就涼透了。所以，我印象中，這頓年夜飯總不如平時的某個祭日的菜好吃。后來，有一年用上了火鍋，把涼透了的菜放到鍋里煮一煮再吃，算是神人同樂了。吃完年夜飯后，各家各戶都比賽著放鞭炮，把沉沉的黑夜照得通紅透亮，煞是熱鬧。后來，看《祝福》的魯四老爺家的過年，覺得就是如此。只不過，那時候的立場站到了祥林嫂一方，對魯四老爺家的熱鬧總投以憎恨。每當想著過年的時候可能會有多少祥林嫂在辟里啪啦的鞭炮聲中倒在路旁，我對過年的熱鬧多少抱著幾份清冷感。長大以后，對過春節(jié)的興趣總也濃不起來。

　　但是，近年來，社會心態(tài)浮躁，物欲橫流。倉廩空虛的工人農民固然不太知禮節(jié)了，社會治安不斷惡化；
高官厚祿、腰纏萬貫的新舊權貴、老板們怎么樣呢？貪污腐敗、盜竊國資、侵占扶貧款、抗洪款、拖欠工資、縱容礦難、操縱輿論、制造泡沫，一樣的“放辟邪侈無不為也”！而且，沒有后者的“放辟邪侈”，就沒有社會治安的惡化�，F在，似乎人人都想把鍋里的肉撈到自己碗里，吃不吃得了都爭著撈，根本不管養(yǎng)豬人還一口都沒吃著。這樣做，產權倒是明晰了，但就不怕養(yǎng)豬人上來把鍋和碗都打爛嗎？有些人反應很快：我端著碗跑到國外去吃不行嗎？這完全是一種末日心態(tài)，橫豎這大家庭沒有人關心了，這日子是不想過下去了。

　　有人說，“人不為己，天誅地滅”，有肉不撈到自己碗里，難道還讓它爛在鍋里嗎？古往今來，四海九洲，都一樣。人性如此，你又何必杞人憂天呢？

　　我就想起了春節(jié)，想起了祭天地祖宗的上一輩人。比如，父親是不是沒有私心？有。但父親會不會用坑蒙拐騙的方式，用殺熟的方式去賺錢？肯定不會。父親會不會為了掙得不義之財而出賣良心？肯定不會。如果父親有權，他會不會想著賺一把就跑，到國外躲起來，雖然不能光宗耀祖，但卻可以快樂逍遙？肯定不會。父親做事情，上對得起天地良心，列祖列宗，中對得起親戚朋友，下對得起子孫后代，在此前提下，他才會追求個人利益，用自己的汗水和智慧，正正當當地掙錢，清清白白地做人。我觀察父親的心態(tài)，困難時期沒有多少抱怨，日子好過了，高興但絕沒有得意忘形，仍然勤儉持家，從不揮霍浪費，而且愿意接濟親朋好友。父親是不是個理想主義者？不是。是不是讀過多少書？沒有。父親雖然沒有做到嚴格意義上的“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但是，基本上做到了。

　　是什么塑造了父親的品格？當父親跪拜天地時，他會不會產生一種敬畏之情？當父親祭祀列祖列宗時，他會不會懂得自己只是家族傳承長河中的一段，會不會產生對子孫負責的真切想象？當他敬畏天地，尊敬祖宗，愛護子孫時，他就有足夠的心胸去應對生活中的起起落落，就會有足夠的仁愛去關心親戚朋友，關心鄰居，甚至陌生人。

　　我了解父親。盡管父親長在紅旗下，但對新社會教育的印象不深，缺乏廣大的階級感情和深摯的愛國主義情懷。他也不能到像雷鋒那樣公而忘私。但是，如果我們今天社會的人都像他那樣能夠對天地、對祖先有敬畏之情，對家庭負責，心態(tài)平和，腳踏實地，在社會道德和輿論允許的前提下追求自身利益，那么，今天社會絕不會糜爛、浮躁和自私到如此地步。

　　由此，我進一步想到了家鄉(xiāng)的舅舅、舅媽、伯伯、伯母，想到了從小熟悉的那么多親戚、鄰居。他們也許文化不高，也許沒有思考過人生的意義，也許講不出多少仁義道德的大道理。但是，他們大都勤勞、善良，不浮躁，他們的個人利益是有道義界線的。

　　我印象中，在家鄉(xiāng)，無論貧富，家家戶戶都祭天地、祭祖先。也許，紹興鄉(xiāng)下的祭祀風俗之濃厚在全國是領先的。我不知道其他地方的情形怎樣，更不知道祭祀風俗之濃淡與道德品質高下的統(tǒng)計相關數據。但是，就我從小至今對周圍親戚朋友的觀察來看，與其說是報刊雜志、廣播電視、學校課堂在塑造他們的世界觀、價值觀和人生觀，不如說是逢年過節(jié)的祭祀活動在塑造他們的世界觀、價值觀和人生觀。簡單說，世界觀：天地有靈，養(yǎng)育萬物，人應該感謝天地；
價值觀：和為貴，忍為上，親幫親，鄰幫鄰，勤勞致富；
人生觀，祖先有恩，澤及后代，父母有恩，孝敬為本，上謝祖先父母之恩，下育子孫后代，即所謂“光前裕后”，人生才圓滿，到晚年才可以頤養(yǎng)天年。

　　這個推論首先是令我自己吃驚。在我自己的成長歷程中，祭祀的意義完全被黨的教育沖銷了。作為唯物主義者，我既不相信天地有靈，也不相信鬼神有靈，歷來對祭祀活動采取一種虛無主義的態(tài)度：你們祭祀是你們信，反正我不信，也不拜，但祭祀完了的菜卻是要吃的。父母兩大家族都有許多祖先要祭祀，所以，我隔三差五地可以吃到忌日酒。正因為采取了這種態(tài)度，所以，也就忽視了對祭祀的社會意義。我總是想當然地以為，道德水平的高下是和社會變遷、政策調整、宣傳教育密切相關的，和祭祀的關系不大。然而，隨著社會觀察和思考的深入，我逐漸發(fā)現，社會制度、政策、宣傳不斷變化，社會風氣也不斷變化，祭祀活動所形成的深層次的世界觀、價值觀和人生觀卻具有相當大的穩(wěn)定性。改革開放以來，社會制度發(fā)生了巨大變化，政策鼓勵人不擇手段地發(fā)財致富，流氓和妓女的行為方式領導了時代潮流，貪污腐敗者能夠官運亨通。按說，這時候人們應該突破所有的道德底線，追逐自身利益才是。但是，我注意到，只有那些不擇手段的利己精英才能系統(tǒng)地、自覺地突破所有道德底線。絕大多數普通人都要經過反復的思想解放，才能有所墮落，有所腐敗。盡管如此，還是心有不安。這才會出現“端起碗來吃肉，放下筷子罵娘”的現象�？梢猿姓J，在前三十年，政府不提倡的祭祀活動為較高的道德水準奠了基。在后二十多年，政府同樣不提倡的祭祀活動又為社會的道德淪喪提供了一個緩沖區(qū)。

　　更進一步，祭祀活動只是中國傳統(tǒng)的人生價值體系形成過程中的一個環(huán)節(jié)。從出生、啟蒙、結婚、生子直到喪葬，人生的每一步都被注入了意義，都與天地、父母、親戚、朋友相關聯。個人只是社會和自然大網絡上的一個節(jié)點，必須在與社會與自然的互動中獲得自己的位置和意義�？梢灶A料，只有在這種意義網絡中的人才能夠“倉廩實則知禮節(jié)，衣食足則知榮辱”。如果沒有這種意義網絡，那么無論倉廩多么充實，都不能知禮節(jié)、知榮辱。

　　二、新祭祀體系

　　遺憾的是，主流社會似乎壓根就不懂春節(jié)的意義。

　　在新中國的前三十年，共產黨還有資格不懂春節(jié)。雖然祭祀活動被當作封建迷信打壓，在社會價值體系形成中的意義被低估，但是，社會道德風尚卻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好。這固然是因為黨的干部隊伍普遍廉潔奉公，也是因為新社會有一套新的價值體系，新的人生意義解釋體系。

　　這套新的價值體系實際上也有其祭祀對象，那就是幾百萬烈士。天地祖先的祭祀體系是通過一系列儀式，在長期的潛移默化中起作用的。而烈士的祭祀體系則要強烈有效得多。烈士的事跡感人至深，無處不在。連環(huán)畫、小說、電影、廣播都在講烈士的故事。烈士的信仰崇高偉大又簡潔明了，為了推翻三座大山，為了消滅剝削壓迫。在日常生活中，烈士的行為又可親可近可仿可學，無非是熱愛勞動、關心集體、助人為樂。客觀上，這套新體系可以使青少年心胸開闊，與生產實踐相結合，能吃苦耐勞，能鍛煉意志，也能增長才干。我就是被這套新的集體的祭祀體系俘虜，而排斥舊的家族化的祭祀體系。對于孩子來說，天地顯得遙遠，祖先又顯得陌生，舊祭祀體系的內在意義無人解讀，更無從理解—我到現在才理解。所以，一下子就被新的祭祀體系吸引住了，這一吸引看來就是一輩子。

　　然而，這套新的祭祀體系有一個最致命的弱點，就是它自己絕不承認這是祭祀體系。共產黨自稱是唯物主義者，不相信神靈，也不相信鬼魂，凡是過去了的東西就過去了，不會再糾纏活著的人。紀念碑只是活著的人對死去的人的一種紀念，想紀念就紀念了，不想紀念就不紀念了，主動權在活人手里。這樣做，活人固然有了最大限度的主動權和解釋權，但卻從根本上斬斷了與過去的聯系，失去了敬畏，可以“肆無忌憚”了�；钪�的烈士戰(zhàn)友在享受特權或享受腐敗的時候，完全可以解釋說：“打仗為什么啊？為了后代人的享受。我替烈士享受了！”他也可以紀念烈士，但是用這種紀念法。

　　與此弱點相聯系，按照馬克思主義，這些烈士的作用頂多不過是社會進步的助產婆，有烈士也罷，無烈士也罷，就像有助產婆也罷，無助產婆也罷，社會總是要進步的，孩子總是要出生的。也就是說，新社會和烈士的關系可有可無。

　　第二大弱點是，這套新祭祀體系和現實生活相脫離，缺乏相應地補充解釋。按新的祭祀體系的要求，黨的干部就應該實行供給制，而不是等級薪水制。供給原則應該是按基本物質生活的需要分配。這樣，才符合烈士精神。但是，烈士的戰(zhàn)友們一旦回到日常生活，也有攀比心，也有名利心。如果不實行等級薪水制，這些活著的戰(zhàn)友們會很不高興，甚至可能會消極怠工。毛澤東并不情愿實行這種薪水制，直到1974年他還認為，這是和舊社會差不多的制度，即剝削制度。但是，迫于現實壓力，還是推行了薪水制。人民群眾會怎么看？人民群眾可以接受這種薪水制，只要他們別拿了錢不干事、甚至干壞事。但是，從新祭祀體系的角度看，必須系統(tǒng)地、經常地向人民群眾解釋，我們的干部頭腦中的新思想還不夠，薪水制是一種暫時的、過渡態(tài)的分配制度，是向舊思想的一種妥協(xié)，在條件成熟的時候，我們還要回到供給制。既然如此，黨的干部就不配享有烈士的從祀權，也不能在現實生活中擁有由神圣性帶來的專斷權，相應地，人民群眾應該有權力隨時注意批評監(jiān)督黨的干部。這樣，退一步說，可以不讓他們的舊思想泛濫成災，直至徹底背叛烈士；
進一步說，有可能促成他們的新思想盡快成長，使供給制的條件早日成熟。

　　這兩大弱點相結合，產生了嚴重的問題。一方面，是新祭祀體系塑造了烈士和黨的神圣性，另一方面，是缺乏神圣性的黨的各級領導可以擁有神圣性和對神圣性的解釋權。顯然，這種權力是一種專斷權。于是，到了日常工作和生活中，誰反對黨委書記、支部書記，誰就是反對黨。這樣，就使得黨委書記和支部書記個可以借神圣性而膨脹自己的私欲，使群眾感到壓抑甚至窒息。

　　這套祭祀體系還有第三大弱點，它斬斷了人的天然聯系，要求建立一個完全理想化的聯系，它把一切人際關系全都簡化成兩個字：同志。這就不能包容日常生活中人倫關系的復雜性，不能客觀地承認并利用“由孝而忠”的成長邏輯。同志之愛從何而來？犧牲精神從何而來？階級仇、民族恨只是客觀因素，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即“由孝而忠”—的樸素道德感情，是主觀因素。沒有這種主觀因素，同樣的階級仇、民族恨，可能只會產生漢奸、賣辦、走狗。這個弱點的問題在前三十年并不嚴重。改革開放以后，同志感情逐漸瓦解，日常人倫關系中的道德感亦隨之消失，(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問題就突顯出來了。

　　盡管馬克思主義理論對烈士的解釋可有可無，把紀念烈士的主動權交給了后來的活人，但是，人非草木，孰能無情？在共產黨領導層中，還有一類人，“被烈士的英魂糾纏”，念念不忘。這一類人就以毛澤東為代表。毛澤東深深懂得，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沒有幾百萬烈士的犧牲，就沒有共產黨。這哪里是歷史必然規(guī)律的作用？分明是反抗和戰(zhàn)斗精神發(fā)揮到極致，是人的能動性發(fā)揮到極致的產物。所以，消滅剝削壓迫，推翻三座大山，這是激動烈士們出生入死的大追求，他們一犧牲，這種追求就不再簡單是共產黨的理論訴求，而成了共產黨的靈魂。共產黨就再也沒有權力改寫自己的章程了。今后如果再修改黨章，與時俱進，承認剝削壓迫，烈士們不答應，共產黨就失去了合法性。然而，新中國建立以后，毛澤東通過歷次運動感受到，黨的隊伍的精神性在消退，物質性在增長，逐漸成為新的壓迫階級。他心有不甘：“我的話他們可以不聽，這不是為我個人，是為將來這個國家、這個黨，將來改變不改變顏色、走不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我很擔心，這個班交給誰我能放心。我現在還活著呢，他們就這樣！要是按照他們的作法，我以及許多先烈們畢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諸東流了。……建立新中國死了多少人？有誰認真想過？我是想過這個問題的。”（《毛澤東傳1949-1976》第1389-1390頁）正是這種烈士情懷，人民情懷，促成毛澤東發(fā)動了文化大革命。

　　毛澤東去世后，烈士之魂無體可附。烈士紀念碑還在，烈士陵園還在，電影、小說還有，但烈士之魂已經游走天外了，普通群眾已經感受不到它的存在了。人們感受到的是，在反剝削的烈士的羊頭下，已經賣的是新剝削者的狗肉。甚至更進一步，烈士被當成傻瓜嘲諷。掌握新祭祀大權的宣傳部門對各種以小人心度烈士腹的言論置若罔聞，甚至還推波助瀾。作為烈士精神杰出體現者的毛澤東，則成了各種謠言的集中攻擊對象。一下子，這個新祭祀體系被它自身的背叛者摧毀了。

　　三、為什么一定需要一個祭祀體系？

　　有人可能會認為，為什么一定需要一個祭祀體系呢？推翻一切祭祀體系，脫魅化，去魅化，人就自由了，解放了，人與人之間就徹底平等了，多好��！

　　祭祀體系實際上就是信仰體系。過去，我不但局限于自身的經歷，也自信地誤以為自己的信仰是由事實和邏輯推演出來的，是理論思考的產物。現在，認真反省自己的成長過程才發(fā)現，事實和邏輯推演只是使我能夠在紛繁復雜的社會現象面前辨別信仰、疏理信仰、增進信仰，而并不能賦予我信仰。信仰是由犧牲產生的。犧牲行為是人超越自身利益的最高境界和證明。一旦犧牲，犧牲者就證實了自己的真誠無私，證實了自己的神性，可以成為信仰的對象。犧牲者的肉身消失了，但他的追求、他的靈魂卻因此可以獲得永生，可以像火炬一樣代代往下傳遞。對于一般程度的信仰者來說，信仰至少意味著誠實、樸素、謙虛、忍讓。對于最高程度的信仰者說，信仰意味著犧牲。因而，接受信仰的過程一定是一個祭祀過程，祭祀犧牲者，認同犧牲者，而把自己奉獻到祭壇上，與祭祀對象融為一體。

　　祭祀是信仰之根。由于信仰影響著人們的日常行為，塑造著未來的歷史，所以信仰是未來之源。祭祀也成為未來之源。通過各類祭祀體系，當下的生活與過去和未來建立了聯系，個人的生活與社會整體建立了聯系，生活才能夠不浮躁，物欲才能夠被抑制，和諧的人際關系才有可能建立。我們所熟悉的，除了天地祖先祭祀和烈士祭祀外，還有基督教祭祀�；�督教所以成為一個信仰體系，不就是犧牲了一個耶穌嗎？基督教的圣經、教堂、節(jié)日不是構成一個龐大的祭祀體系嗎？教皇可以腐朽、神父可以糜爛，但是，耶穌不會腐朽，不會糜爛，《圣經》不會與時俱進，信眾就可以以耶穌之名推翻教皇，打倒神父，或者干脆“因信稱義”，廢除金字塔式的教會組織體系。教皇也許傾向于和剝削壓迫的世俗政權勾結，為世俗政權辯護，但神父可以撇開教皇，以耶穌之名創(chuàng)立“解放神學”，站到廣大勞動人民的立場上。

　　當然，祭祀并不是萬能的。就絕大多數人而言，他們是主要在反復的祭祀儀式的熏陶中接受信仰的，其程度也很不一致。對于少數理論思考能力較強的人來說，有可能擺脫反復的祭祀儀式，而直接吸收犧牲者的思想或靈魂，甚至進一步清晰地闡述犧牲者的思想，使更多的人能夠更快地理解和接受信仰。

　　所以，接下來的問題是，人為什么一定要有信仰？

　　這首先是13億人在同一片國土上相處的需要。

　　在改革開放之初，當時政界、思想界、文藝界都涌動著一股沖決一切束縛的思想解放浪潮，其核心則是人的私欲、私心的解放浪潮。無論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界有關人道主義的辯論，還是文學界的“傷痕文學”崛起，或者是中國青年報發(fā)起的“人生的路啊，為什么越走越窄”的討論，都強烈地沖擊著此前的烈士精神教育。“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銘，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被廣為傳誦。躲避崇高，告別革命，成為時代潮流。在許多思想界人士看來，這是中國的文藝復興時期，而此前的三十年則相當于是“黑暗的中世紀”。

　　但是，問題并沒有因為個性自由、解放甚至性解放而消失。在政治權力仍然高度集中的前提下，“自私自決權”的運用，“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結果，是形成了“靠權吃權”、以權謀私的局面，分配不公、兩極分化、一次性剝削重新成為社會現實。內部腐敗，對外妥協(xié)，中國社會重新成為一盤散沙，重新面臨著四分五裂的前景，重新請回了三座大山。共產黨的先烈們在地下都睡不著了！

　　到此時，一直迷信市場和制度可以協(xié)調相互沖突的私利的精英們也都慌了神。他們發(fā)現，光有市場經濟不夠，還要有民主選舉、多黨競選的政治制度；
光有政治制度不夠，還要有基督教的信仰體系來約束政治人物的行為。他們開始加入基督教！但是，晚了，改革之初他們不但摧毀了烈士信仰體系，也同時摧毀了一切信仰體系。現在，人們只信錢！一旦打開束縛著私欲的瓶子，私欲就會從一縷青煙化作“口像山洞，鼻像煙囪”的巨大魔鬼，將社會撕裂，將人心撕裂，將大自然撕裂！要讓這位魔鬼再度回到瓶子里，歷史就又得經歷一個輪回。

　　其次，信仰還是個人成長的需要。

　　信仰產生敬畏。信仰天地，對天地產生敬畏；
信仰烈士，對烈士產生敬畏；
信仰上帝，對上帝產生敬畏；
信仰祖先，對祖先產生敬畏；
信仰科學，對科學產生敬畏。

　　敬畏是學習的最強大、最持久的動力。對天地自然有敬畏之心，就會產生探索大自然奧秘的濃厚興趣，在江河湖海中與魚蝦戲耍，在大山森林中逐獵野獸，師法自然，成為一生創(chuàng)造性思維的豐富源泉；
對烈士有敬畏之心，就會對烈士的人格、追求產生深層的認同，心胸自然就開闊，祖國和人民就會在心中生根；
對上帝有敬畏之心，就容易遵守道德戒律，容易產生為他人犧牲的想法；
敬畏祖先，就容易孝敬父母，感激父母的養(yǎng)育之恩，就容易產生對下一代的責任感。對科學畏敬，學習數理化時就會變得主動、活躍，不須督促，成績自然就好。

　　就像信仰一樣，敬畏是從長輩身上傳遞下去的。如果不是唯物主義教育的影響，我想，當我平日尊敬的父親跪在地上，五體投地崇拜天地之神時，我也會對天地之神產生敬畏。你所尊敬者尊敬的東西，一定會使你同樣起敬。遺憾的是，西方的理性主義思潮所至，個人理性被夸張到極點，懷疑一切成為主流，敬畏蕩然無存。實際上，人類千百年中實踐和思考所積累起來的理性要遠高于個人理性，值得我們敬畏。離開了這種間接經驗，個人理性可能比一只猴子的理性高不了多少。懷疑一切的結果，不但上帝死了，祖先也死了，天地也死了（沒有靈性了），烈士也死了。我們今天如果說有敬畏，只敬畏一種東西，那就是科學。而這本身是懷疑一切的產物。其實，嚴格按照懷疑一切的態(tài)度，科學也需要懷疑�？茖W解決不了戰(zhàn)爭，科學解決不了剝削壓迫，科學解決不了失業(yè)，科學解決不了無限膨脹的物欲和有限的自然資源的沖突，科學解決不了成長的煩惱，科學解決不了我們面對無數選擇的困惑，科學不能把我們變得像吃飽了的豬那樣快樂，科學解決不了我們空虛和無意義感�？茖W不能告訴我們該如何與父母相處，與老師相處，與鄰居相處，與同事相處；
科學不能幫助我們謙虛謹慎、深沉執(zhí)著、臨危不懼、意志堅強�？茖W解決不了我們日常生活中的無數困擾。科學只是一種認識世界的極為有限的工具�？茖W凌駕于一切之上，成為人們的唯一敬畏對象，這不是現代人變得深刻了，而是變得膚淺了，變得不知天高地厚了。

　　敬畏是一種繼承，沒有繼承就談不上創(chuàng)新。語言文字要繼承，數理化知識要繼承，技術體系要繼承，信仰也需要繼承，智慧、勇氣、意志、道義也需要繼承。謙虛地學習、繼承人類千百年來積累起來的可靠知識、智慧，學習千百年歷史上突顯出來的仁人志士的高尚事跡和品格，舉一反三，融會貫通，身體力行，自然會發(fā)現以往的不足，而創(chuàng)新也就在其中了！相反，天天喊著創(chuàng)新，不注重學習和繼承，就是想以個人理性之淺薄與人類理性之深刻相抗衡，何其不自量力，何其浮躁，何其荒唐可笑！失去了敬畏的社會，必然是一個“砍倒大樹、繁衍蔓草”、“黃鐘毀棄、瓦釜雷鳴”的社會。要想在這種社會中去除浮躁，豈不是緣木求魚嗎？一個浮躁的人，學什么能夠有恒心呢？沒有恒心，學什么能夠有成呢？一個浮躁的社會，怎么能夠不險象環(huán)生呢？

　　信仰產生道德�？v觀世界各國，祭祀和信仰的對象主要是神、人格神、和能夠為他人犧牲的人（因而具有神性）。即使祖先崇拜，也是崇拜祖先的神性。對于兒女來說，父母就是自己的造物主，就是上帝，就是太陽。每一個人都既有獸性、又有神性。獸性是與生俱來的，神性是經過社會化教育而來的。普通的動物只有獸性，教育不出神性來。這是人和動物的根本區(qū)別。道德意味著人能夠超越自身的利益，能夠換位思考，關心他人，體現的是人的神性面。對神性的崇拜和信仰，可以使有限的生命與無限的世界聯系起來，使有限的個體利益與無限的群體利益聯系起來，從而產生高尚的道德情懷。一個沒有信仰的人，也許可以放棄個人的細小利益，或為他人效舉手之勞，但不可能放棄自身的重大利益，更不可能為社會犧牲。

　　我倡導道德市場經濟，希望道德能夠作為獨立變量加入經濟生活。在《薩繆爾森〈經濟學〉批判》中，我用市場機制的內在邏輯和事實，推演出道德加入經濟生活的必要性，并進而希望由此產生一批理想主義者�，F在看來，這希望乃是一種幼稚。對于絕大多數學生而言，這種推理邏輯再嚴密，也只能產生一時的道德激情，出了課堂，就會煙消云散。這種幼稚，說到底，是我頭腦中殘存的理性主義思維的幼稚，是理性主義、啟蒙主義思潮的狂妄自大。當今世界，所有在理性主義、啟蒙主義思維模式下舉辦的各類學校，其道德教育都極其蒼白無力。任憑社會千呼萬喚，任憑學校費盡心機，就是培養(yǎng)不出有道德的人才來。這些缺德之人可以接受制度的約束，但在制度約束不到的地方，則會產生各種社會丑惡現象。人們熟知59歲現象，不太清楚29歲現象。一個大學畢業(yè)生，工作7年以后，對企業(yè)或單位的情況熟悉了，朋友團伙結成了，可能也掌握一定權力了，鉆制度空子的條件成熟了。另一方面，結婚生子的需要日益迫切，以權換錢的動機空前強烈。兩相結合，就產生29歲現象。貪污腐敗，勾結斗角，夫妻打架，子女遭殃，個人內心浮躁、焦慮，自殺現象頻頻出現，這些都在相當程度上是道德教育失敗的結果。仔細體會一下“肆無忌憚”吧！那些沒有信仰，沒有敬畏的人，一定會肆無忌憚！

　　信仰有助于增強勇氣、堅定意志。勇氣和意志起源于體力勞動，但能成為在人生或歷史的關鍵時刻的支撐力量，則還有賴于信仰。用流行的術語說，信仰可以理解為人生規(guī)劃。如果一個人當下的行動可以和人生規(guī)劃聯系起來，那么支撐行動的不僅是眼前的損益，而是一生的規(guī)劃，甚至是與人類社會共同體相聯系的宏大事業(yè)。以一生之力突破一時之困難，以共同體的支撐突破個人的猶豫和畏縮，勇氣和意志必將百倍地增長。

　　綜上所述，一個人成長、工作和生活中絕大多數的事務都需要靠信仰來解決，而不是靠個人理性對一時一事的得失損益比較來解決。學校教育可以告訴人數理化，但是，卻會使人自由地、自信地迷失在人生的汪洋大海般的選擇和計算中。最后，“機關算盡反誤了卿卿性命”，極大地降低了生命質量！

　　四、匯聚人類之善，溝通不同的信仰體系

　　看到這里，有人可能會想，那我們已經陷入了理性主義的選擇泥沼中，怎么辦呢？難道我得去重新祭祖？或者我得去拜佛？或者我應該加入基督教？或者我應該去烈士墓前傾聽烈士的心聲？還有，不同的信仰體系之間相互拆臺，就象烈士拆了祖先的臺，耶穌拆了烈士的臺，(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默罕默德拆了耶穌的臺，佛教四大皆空，見臺就拆。

　　對此，我想，倒是一有句大白話值得回味：“宗教都是勸人向善。”我們能不能設想萬教歸一，將中國自堯、舜、禹起百代的仁人志士，直至現代的烈士，印度的釋迦牟尼，伊斯蘭世界的默罕默德，基督教的耶穌，都當作向善的典范來崇拜？其實，宗教的典籍無數，精思妙語無數，但最吸引普通公眾的，還是一些以身示法的事跡，是他們一心為解救社會甚至人類的追求。后世無數信徒崇信先賢圣哲，但大多數停留在心向神往，很少有人能夠身體力行。抓住一個善字，身體之，力行之，古今中外的仁人志士們都會點頭贊許。如此，人類的神性就可以逐漸上升，直至主導獸性。如此，人類社會就能逐漸告別“史前史”，從肉弱強食的動物世界走向人類社會。

　　但是，馬克思主義可能會認為，這不是典型的唯心主義嗎？在財產私有的前提下，善無非是施舍點小恩小惠而已，鞏固統(tǒng)治秩序而已。千百年來，有哪一種宗教真正使社會去惡歸善了嗎？思想一旦離開物質，就會笑話百出。

　　我過去也一直這樣認為，直到認識到中國革命的成功是烈士之犧牲換來的，是數百萬共產黨員在一個共同理想的感召下忍饑挨餓、頑強奮斗爭來的，是愚公移山的結果，是精衛(wèi)填海的結果，是組織化的善與組織化的惡長期較量的結果，也是雙方領導集體智慧和意志較量的結果。按照馬克思主義的階段論，1927年以后的中國應該走陳獨秀指出的路，資產階級革命已經成功，無產階級有待壯大，等著二次革命吧。

　　這里的要害差別的于，以往各類信仰所崇尚的善大多是純善，不含惡的善�！皠e人打你的左臉，把右臉也給他”、“愛惜螻蟻紗罩燈”、“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等等。但是，不含惡的善是很難做到的。人活著就要吃飯，要呼吸，要消耗資源，要消滅一些動物或植物的生命。在追求純善者看來，這些就是惡。更不要說領導一個企業(yè)或國家，其中必然包含著大量的物質欲望，因而包含著惡。所以，追求純善的結果，最多只是追求了個體之善，局部之善，對改變社會之大惡無所助益。而中國共產黨在追求社會之大善時，利用了惡、包容了惡，比如，利用了階級斗爭，利用了階級仇恨，利用了分田分地，從而利用了惡，包容了惡。雖然這些惡的成份后來造成了新社會的蛻變，但不能否認，當惡被善所主導、所利用時，不但可以成為社會的破壞性力量，也能成為社會的建設性力量。

　　五、以善為主導，以惡為基礎

　　理性主義、啟蒙主義固然造成了社會和人心的大分裂，但是，的確造就了科學和技術的昌明。如果把進步理解為技術進步的話，惡的確推動了進步。無限膨脹的欲望和兩極分化提供了技術進步的需求，追逐利潤的欲望提供了技術進步的供給。在政府有形之手的多重有效調節(jié)下，市場的無形之手，即自利，即惡，的確可以推動商品豐富，技術進步，產生好的社會后果。

　　因此，認識到理性主義、啟蒙主義話語的負面后果，正如認真到市場經濟的負面后果一樣，并不是要完全否定理性主義、啟蒙主義和市場經濟，而是希望把它們放到適當的社會和歷史位置上，發(fā)揮它們對于技術進步的積極作用。其實，善是一種稀缺資源，把善放到保護螻蟻上，是配置不當了。如果把善配置到利用惡、調節(jié)惡、引導惡的位置上，那么完全可能出現文化和制度相結合、公有和私有相結合、計劃和市場相結合、壟斷和競爭相結合的健康社會，甚至可以進一步通向人與自然和諧、人與人和諧、人內心和諧的和諧社會。

　　理性主義、啟蒙主義話語造成了西方歷史的斷裂，也造成了東方歷史的斷裂。當這種話語體系運用到社會實踐中時，就出現了20世紀兩種類型的極端的社會實踐，自由主義的極端，或專制主義的極端。可是，至今，東西方的主流社會還停留在這種制造極端實踐的話語體系中，卻以現代性自居，以文明社會自居，豈不悲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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