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各級政府喜歡在臺面上大表決心，高唱反腐倡廉的調(diào)子。他們不問作用如何，只顧作秀煽情，以表白“態(tài)度”之誠懇和堅決。

　　據(jù)2006年12月5日人民網(wǎng)報道：“河南、安徽、山西、江蘇、河北、云南、廣西七省新任紀委書記的表反腐決心,不僅表出了黨中央的反腐決心、表出了人民的反腐呼聲，同時也表出了新任紀委書記們的反腐正義�！痹圃啤Ｇ安痪�，有東北貪官沈陽原市長慕綏新，在位時的口頭禪是：“千好萬好不如人民說好，金獎銀獎不如人民夸獎！”好像在唱他家鄉(xiāng)的二人轉。還有重慶貪官原市委宣傳部長張宗海，極擅言辭：“要發(fā)揚草鞋精神，做一個草鞋公仆。為了更多百姓不穿草鞋，過上好日子，我寧愿自己永遠地穿草鞋……”真是大言不慚！另有廣西原省長成克杰聲稱：“想到廣西還有700萬人沒有脫貧，我是經(jīng)常晚上睡不好覺哇！”當年還真的有人為他的這句話感動流淚。（參閱：沙葉新：《“腐敗”文化》一文）曾有合肥市包河區(qū)委書記帶領100多位科級黨員干部到包公祠接受廉政“教育”，在包公像前宣誓，要“廉潔奉公、防腐拒變”。如此等等，名目繁多。

　　反觀西方的政客，在作施政演講時候，總是以工作的實際效果來作擔保。譬如，保證在任職期內(nèi)，官員的腐敗指數(shù)要下降到具體多少的硬性指標，以贏得選民的理解和支持。

　　這里涉及到的問題是，倫理學上有關動機與效果這對辨證范疇。持“動機論”可以說是國粹的中國式道德立場。

　　人類學家普列斯納指出：一種存在物之所以能夠作出偽裝，是因為它具有一個“內(nèi)心”，對于它們來說，謊言和奸詐都成了工具。而日常語言學派的維特根斯坦就認為：語言的意義在于它的用法，他主張把說話方式同具體特定的場景和說話者的內(nèi)心情感結合起來考察其用意。

　　進入了現(xiàn)代性社會，人們越來越不滿意傳統(tǒng)德性的“神圣”大序，有理由對于各類高調(diào)子的“動機”進行廣泛深入的質疑，為此卻了“神圣”之“魅”。

　　人們發(fā)現(xiàn)，其實中國的歷代封建王朝，任何有所作為的君主，都會出于社稷長治久安的考慮，對于下屬官員的腐敗行經(jīng)嚴厲懲處一番，有的甚至設立了專項機構和制度，如：元朝設立了督察院，清朝有密折制等，但都阻止不了整個社會和官僚機構的腐敗成風。只是有一點上，歷史呈現(xiàn)連貫性：反腐絲毫不顯示較高的品質和德行，動機之中更無任何“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價值蘊涵其內(nèi)。

　　只要倚賴于集權型體制，不管他們打著什么政治旗號和統(tǒng)治理念，任何占據(jù)統(tǒng)治地位的權勢者幾乎都是既得利益者的。因為權力是由人來掌握的，人的本性決定了，凡是權力總是需要釋放出它的最大效用，直至作用力的頂端為止。權力當然是有頂端的，它在什么地方呢？它在于被壓迫（剝削）的階級敢于反抗的極限處，在這個臨界點上，有“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的傾覆之險。因此靠權勢去腐敗得益獲利也總是有著界限的，明智者以求得適可的穩(wěn)妥為上策。正如社會學家把尼基系數(shù)大于0.5的社會，認定為具有危險性的動蕩不安那樣，去控制住系數(shù)增長。它的更基本的生物學上進化的機理，是由社會生物學家發(fā)現(xiàn)的：動物在與同類的競爭搏斗中，很少有將同類斗敗致死的，通常是讓敗局者有體面地離開便了事，要不然，則會招致“同歸于盡”式的報復，至少會導致兩敗俱傷的結局，這樣是不合算的。J·梅納德—史密斯所設計的“鴿子和老鷹”進化論博弈論模式表明：經(jīng)歷了自然選擇的動物往往稟承著“針鋒相對”的本領。（參閱[法]米歇爾·弗伊著：《社會生物學》，商務印書館1997年5月版，第52-57頁。）從這里可以看出，贏者只須保留著適可的得利便行了，毋須貪婪。

　　從靈長類進化而來的人類，生物秉性已經(jīng)滲透進了理性認識的層面。一些封建朝代的開明君主早就認識到：“以民為本”——不能過分與民相對抗。為此需要有自我克制的良好能耐，使保持著與民眾適可的妥協(xié)，以維持官民雙方心理上微妙的均勢平衡。這樣，以退為進，江山自然得以長治而久安，“安定團結”的局面得以持久維持，權勢者反而可以長遠獲利。所以，懂得統(tǒng)治權術的都會選擇合乎這種“博弈論”的統(tǒng)治。難怪到了當今時代，我們聽到了首長WJB所強調(diào)的反腐出發(fā)點，乃：“讓每個干部和領導者懂得‘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參閱：http://news.sina.com.cn/o/2007-03-17/072911432264s.shtml ），充其量不過是重復了前輩的話語而已，毫無新意，甚至還不及前輩卓越者。就比較盛唐而言，“載舟覆舟論”的始作俑者李世民，其雄才大略和施政的胸懷遠為寬闊得多。

　　再說，屬于官員個體的權力之施展絕非個人的為所欲為便行，而是有賴于組織的形式，也就是說，靠著“團隊”形式的去集體執(zhí)行，亦即需要有一個權勢階級的整體去壓迫其他的無權勢階級。這個靠著權勢去壓迫（剝削）的階級/組織/團體/黨派/集團，其成員相對于外界無疑都是既得利益者。而在這個利益集團里邊，卻也并非鐵板一塊，成員之間也同樣存在著利益分配的不均等，得益少者（往往是級別低的官員）其眼睛會紅著向得益多者看齊，于是便不會滿足，就會展開激烈的內(nèi)部競爭。

　　所以，在這種境況之中，就每個欲望腐敗的個體來說，其行為存在著極其復雜的、至少有“五重”的利益關系，須作綜合地權衡處理，以求得最佳的“博弈”結局：第一，需要個體自我作最大地自私，用社會生物學的話來說，需要盡最大限度地拷貝遺傳基因、擴充自身的基因庫，為此得盡可能去大大地貪污、斂財、包養(yǎng)二奶、炫耀地位；
第二，需要與統(tǒng)治集團維持良好關系，搞好“團隊”建設，保持自我“黨性”之良好，因為失去了統(tǒng)治集團的支持，個人是難以作為的；
第三，在與統(tǒng)治集體搞好關系中，重中之重是，又得與上級領導搞好關系，因為上級領導與本集團的利益關系并不完全同步一致，這其中又存在著若即若離的復雜情景，每個官員本身絕對的自私性與需要施與有限利他性來利用統(tǒng)治集團小集體，最后達到自私目的的欲念，常常糾葛互纏在一起；
第四，與其他成員一起，共同作出努力，使統(tǒng)治集團與民眾之間維持較為適可的利益均衡關系，就如上述所云，欲長遠得益，就非得如此：既不能搞平均主義，因這不利于己身的自私，也不能太對抗、利益分配太懸殊。另外，當發(fā)生與外界利益沖突的時候，目標一致對外，“臂膊朝里彎”；
第五，在本集團內(nèi)部，盡可能與成員之間展開自私競爭，以提高自身地位，拉開與同行官員的差距，這就符合了基因自私本性的策略。

　　這其中要害的問題是，作為統(tǒng)治集團中的普通一員來說，己身的自私腐敗，一方面直接得益，另一方面，則損害了本集團與民眾的關系，最終也必定會反饋至自身，得到不利的回報，每個腐敗官員想必也不會不知道這點。但是盡管如此，也并不會有多少程度上去延緩自身的腐敗步伐。由于做出一個針對自己利益的腐敗行為，其能直接得益的幾乎是100%比率，而由此不利所失去的，首當其沖的是累及以統(tǒng)治集團名義擔當?shù)恼�體，作為整體中的一分子（若無有效的針對腐敗官員本人的制裁措施的話），而后反饋至自身不利的回報僅僅為1/N的比率，在此，N為統(tǒng)治集團的成員總數(shù)，若分母N數(shù)目足夠地大，譬如，它是某個執(zhí)政大黨，其黨員人數(shù)甚眾，則1/N的數(shù)值便足夠地小到近乎為0！由此可見，利弊得失，一目了然——博弈論的真理就在于此！

　　由此可見，威懾以“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這樣的話語，對于普通的小官員毫無作用，可以說，就是一句空話。然而對于位于金字塔頂端的高層就大不一樣了，蓋因中國是個等級化嚴重的國度，等級的形式覆蓋于全社會各個角落，當然也將統(tǒng)治集團的體制包括進去。由等級化所顯現(xiàn)出的當然有利益分配上的不平等格局，官高權勢大者勢必利益多多，對于高官來說，即使不做腐敗事情，就連名分帳目上的利益也夠多的。因此官員級別愈高的，與本集團的利益掛鉤也就愈重（在統(tǒng)計學上稱：加權數(shù)大），他們的利益通過由集團的整體來回報就遠遠大于1/N了，這是小官員所望塵莫及的。為此故，高官對于本統(tǒng)治集團整體利益的關懷也理應多出許多許多，因此不難理解，高官們會那么起勁地高喊“反腐”、“防腐”�？上е皇菑睦�己心出發(fā)，普遍缺乏超越情懷，“反腐”、“防腐”也總是針對別人，著重是下屬的，所以無法指望他們能在體制上作出根本性的改觀業(yè)績來，就如某人欲自提頭發(fā)脫離地面那樣虛幻。所有的反腐努力僅證明著：“換湯不換藥”。

　　每個官員從自身特定的境遇出發(fā)，有的高喊“反腐”表決心，有的加速腐敗，更多的則是兩者皆備，陰陽兩面手法做人，總之，“博弈”策略很不一致。在這里，并非有多少是出于思想道德境界上的差距所致，而主要是博弈論上的利弊得失差別所然——在實際中所顯示出的，多的是由自私基因操縱的“生物人”而已！這正是在一個排斥掉普遍主義的崇高、正義的德性，缺失了形而上的終極關懷的環(huán)境氛圍里，道德風尚的真實寫照。就連陳良宇身邊的秘書秦裕，一位倫理學專業(yè)的哲學博士，研究道德問題的專家學者，也照樣腐敗不堪，“道德敗壞”（上海的媒體上描述他），何許遑論一般官員的道德教化功效？

　　200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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