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煒光：零思碎想錄——寫在財稅的邊緣處
發(fā)布時間:2020-06-04 來源: 幽默笑話 點擊： 
日常讀書時的常有一些感想，隨手記下，很不成熟，謬誤之處在所難免，僅供學道同仁參考之用。
01
課堂上有學生提問，什么是“以人為本”？我講了一件200年前發(fā)生在英國的事：一群學生就要畢業(yè)了，老師把他們叫到身邊，問：你們說，在漆黑的礦井里，最貴重的東西是什么？學生們齊聲回答：是礦石。老師看了他們一眼，說道：錯了，不是礦石，是你們的生命。
02
羅馬城法院門前的廣場上矗立著那座著名的正義女神石像，我們滿懷崇敬地仰望著她那兩千年不變的莊嚴面容，只見她一手執(zhí)寶劍，一手持天平，雙眼卻被布緊緊地蒙著。雕像的背后，就是那句震撼全世界的古羅馬格言：“為了正義，哪怕它天崩地裂！”
也許是專業(yè)的原因，我想起了稅收法律，那“天平”，不就是稅收立法的正義性么？而那“寶劍”，則必是稅法的保證――國家的強制性了。對一個社會來說，正義性和強制性的均衡之處，應該就是健全的、良好的稅收法治狀態(tài)。
什么時候，我們的人民法院門前，也矗立起這樣一座正義女神雕像？或，給我們的獨角神獸的雙目也蒙上一塊布什么的�？磥�，這個問題要有我們中國的法學家和稅收學家們來回答了。
03
曾創(chuàng)立“非官方稅法學”的日本著名學者北野弘久稱，他研究稅收問題，從來不是站在征稅權力方面，而是站在納稅人一方，在納稅人中也不是站在大企業(yè)、資本家、高收入者一方，而是站在社會中，站在經濟中的弱者一方。我們的學者呢，你們經常站在哪一邊？
04
學術研究由封閉走向開放，由單一走向豐富，由禁錮走向自由的前提條件是自由表達、自由爭辯。也這個條件具備了，中國的學術才能真正擺脫政治和權力束縛的陰影，邁向獨立品格的廣闊原野�？蓱z我們的專家學者們，就是“籠門”打開時，也只會拼命地抓住籠欄，向那原野投去惶惑的目光。
05
我們經常講“國家的法律”，錯。法律只是形式上是國家的，本質上它是人民的，是屬于全體公民的。如果法律不是公民的，而僅僅是國家的，那么這個法律必定是專制的、反民主的、反法治的。而指望一個反民主、反法治的國家法律來保障公民權利，那無異于緣木求魚。
稅收何嘗不是如此？
06
為什么我們有憲法而無憲政？為什么我們有稅法而無納稅人意識？那是因為我們的憲法、稅法的背后缺乏精神世界的依托。法律制度可以照葫蘆畫瓢地移植，法律制度背后的精神力量卻源遠流長，如弗里德曼所說：“法典背后有偉大的精神運動”。
法典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精神。我們缺少的正是那種偉大的精神。
07
增長不過是業(yè)績，發(fā)展才是成果，而比結果更重要的，是看它能否為社會公眾而非少數特權群體所分享。
08
這個季節(jié)，我仰望灰色的天空，那里應該有什么，卻又什么也沒有看見。對了，是大雁。不知從何時起，這美麗的動物不來我們這里了，今后，我們的孩子們只能在圖書里去尋找大雁的蹤跡，只能在電視里欣賞那飄動的一字或人字隊形，只能看到地上有涌動的人群，再也沒有大雁飛過頭頂。大雁們，就這么永久性地消失在我們的視野。
我們丟失了大雁，大雁拋棄了我們。
09
上帝創(chuàng)世，造出鳥獸魚蟲，使之與人類相伴，于是，它們就真的把人類當作朋友，對人類的無理侵占、屠殺一再持忍讓，敢怒而不敢言。從藏羚羊慘遭獵殺、大學生殘害黑熊、“高跟鞋踩貓事件”，再到人類自身遭受某種病毒的威脅時毫不講理地成批“滅殺”無辜的動物，我們從中看到了什么？
那些人類的朋友，纖弱的生命，面臨的最大威脅并不是來自于大自然，而是我們這些看似文明的人類。它們的命運，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絕望。
上帝總是要出手相救的，只是，這一次，救的不是人類，而是鳥獸。
10
征稅之道，義然后取，人不厭取。
11
貧困的原因往往是人禍大于天災，在于窮人的選擇權被剝奪。其實問題很簡單，窮人一旦擁有權利，社會貧困問題便不難解決了。
12
人們常說，中國需要一個能夠成為權利主體的有產階層，理由是有了錢，有了資本，才談得上權利主張。但現在的問題是，有錢就有資格說話嗎？有了錢又給了錢（納稅）還不讓人說話怎么辦？根本就是兩回事，非得把這個當成那個的條件，這是什么思維方法？
13
臺灣有個知名的鄉(xiāng)土作家黃春明，窮的叮當響的時候，曾在鄉(xiāng)間小路上碰上幾個持刀劫匪。劫匪命令他：“想要命么？拿錢出來！”黃把皮包拿在手里，淡淡地說：“不如我們一起把錢拿出來，比比誰的錢少，贏的人把對方的錢拿走�！苯俜舜糇。嘈χ掌鸬蹲�，揮手要他離開。在這個故事里，真正具有幽默雅量的不是黃春明，而是劫匪先生。因為他不但接受了黃的冷笑話，還大方地放過他，為社會少省下一具尸體，留下一個了不起的作家。
我懷疑，現在大陸是否還有這樣安守“歹人本分”的劫匪。
14
是屁股決定腦袋？還是腦袋決定屁股？我的看法是，當不許、不能，也不想再用腦袋思考的時候，就只靠屁股來思考問題了。
15
國家是為人而設立的，不是人為國家而生存。與納稅人平等的是國家，而不是國家的代理機構。
16
國家的利益能高于人的生命嗎？能高于一切嗎？如果拿這個問題去問中國人，恐怕大部分人的回答是肯定的。沒聽見有那么一句歌詞么？“五星紅旗你是我的驕傲，你的名字比我的生命更重要”。
令我感到困惑的是，這世界上還有一個著名人士跟我們的觀點很一致，他的名字叫希特勒。《我的奮斗》中有兩句名言是這么說的：“生命是什么？生命就是國家，個人總是要死亡的，超越個人生命的是國家�！�
該作何理解？請教國人。
17
如果不能做到有效地約束政府的權力，同時也就意味著不能有效地保護納稅人的權利。
18
任何漠視納稅人權益的法律終究要被納稅人所漠視。
19
有好的公民才會有好的政府，有好的政府才會有好的稅收，有好的稅收才會有好的納稅人。
20
人們應該明白這樣的道理：沒有任何看似高尚的理想，也沒有任何看似誘人的利益，可以讓自己放棄自由的權利。
21
“以人為本”，首要的一點，就是尊重并保障憲法和法律賦予每一個公民的自由與權利，哪怕是一個最“卑微”的公民的最不起眼的自由與權利。唯有做到這一點，才算得上是“權為民所用”。無論如何，我們也無法躲避哈維爾曾經提出的質問：“何處是無權者的權利？
22
污濁的空氣，污濁的河流，污濁的食品，污濁的人流，我們就這洋生活在一個污濁的世界中。
但即使所有的人都喜歡污濁，我也要洗干凈自己的靈魂。
23
我家附近有一條道路叫“成都道”，每天上、下午各有幾個小時是普通車輛“限行”甚至“禁行”的時間，說是為了便于市府的官員們上下班。許是當官的嬌貴，不能稍稍受到驚擾？這樣的公安局，我看還是改改名字，叫“官安局”比較合適。
24
那晚和幾位朋友一起在新東安5層的“東來順”喝酒，席間聽洪兄說某位退休官員稱：“當我退下來以后，才知道自己下棋有多臭”，引起哄堂大笑。記得當時自己笑叉了氣。
25
美國憲法非常簡略，只有7條，加權利法案10條，也只有17條，從1787年到現在，歷時118年，只進行過17次修改，每次修改只增加1條修正案。任何人，只要愿意，都可背誦之。美國憲法用得最多的詞語是“不得”。美國憲法條文共有80個“不得”和63個“應當”。這些“不得”與“應當”均指向“國家”，即“國家、國家機構、國家法律、國家工作人員”。再看中華人民共和國1982年憲法中，其中有36個“不得”、“應當”，無一指向“國家”，只有0.33個指向“國家機關”，即憲法第三十六條：“……任何國家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不得強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其余“不得”、“應當”均指向“地方、組織、團體、公民、個人”。
不妨翻翻我們的憲法，看看里面有沒有這樣的“不得”、“應當”，有幾個，針對的是誰？
26
人的一切權利源自天賦，一切人造之物，如國家、法律、制度、規(guī)章、秩序，均在人的天賦權利之下。人的自由止于國家的不自由，人的權利之所至，就是國家的義務之所至，人的權利建立在國家的義務之上，無國家義務保障的權利必為虛假之權利。
27
現代化社會是分殊化的社會，不可能沒有矛盾，不可能沒有沖突，不可能沒有裂痕。一個好的社會要敢于正視這些不和諧因素的客觀性，有能力用完善的法律制度和道德力量調和矛盾，化解沖突，彌合裂痕。所以，未來我們能夠形成和諧社會的唯一可能性卻來自于那個我們并不怎么喜歡的多元化社會。
多元化不會使中國的天塌下來，相反，如果有意設置障礙，阻止社會的多元化發(fā)展，才真的有可能使我們的“天”徹底坍塌。
28
經常聽到一句話：“政策是好政策，只是讓下面的歪嘴和尚念壞了�！毖韵轮�，問題出在政策執(zhí)行過程中。要我看，這不是正確的說法。如果一項政策在實踐過程中頻頻出現帶有普遍的問題，那它決不能說是個好政策，甚至是個惡的政策。比如，那個已經被廢棄的《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
29
人之所以建立國家，是為了讓國家聽從人的命令，為人的需求服務。有誰見過不聽人的使喚，甚至反過來教訓人、使喚人、改造人的國家，而最終能給人帶來福祉的國家？毫無疑問，沒有。
這個已被無數人的鮮血和生命證明過的結論，還用得著我們在21世紀再去證明一次嗎？國家，無論被人們粉飾得多么崇高偉大，都只是一部為人服務的機器。
如此而已，豈有他哉？
30
公民的納稅義務不必寫入憲法，因為憲法是公法，而公法是用來規(guī)范國家、政府的權力的。對公民的納稅要求，有稅法就夠了。
如果一定要在憲法里寫入稅收條款，那首先也應當是對納稅人權利的規(guī)定，而不是像現在這樣，只在第五十六條規(guī)定出納稅人的義務。
31
從納稅人承受的稅負來看，我們的政府可能是世界上最昂貴的政府了，這從它所提供的公共服務的數量和質量就可以清晰地看出來。
32
從今往后，維持政府運作的稅收必須從每一個公民的財產中直接獲得，這是中國近年來發(fā)生的最大變化。重要的是，這個變化將繼續(xù)下去，以致翻天覆地。
33
我們的社會里，只要有一個人感覺不到幸福，那么任何人（或組織）都沒有權利說他是幸福的。
34
一個簡單的事實是，誰在養(yǎng)活中國，誰就不可能長期處于被管制和被剝奪的客體地位。
35
在一個不尊重納稅人權利的社會里，不可能造就出自覺守法的納稅人來。
36
數億農民苦干了數十年，竟然在半個世紀的時間里都沒有改變無社保、無醫(yī)療保障、無養(yǎng)老金，無義務教育，無平等身份，無自由遷徙權利和職業(yè)選擇權的局面，并且至今仍在不斷地被邊緣化。究竟是農民太多了，還是這個國家的農村政策有大問題？
37
骯臟的烏塘小鎮(zhèn)，天下著黑雨，道路泥濘，仿佛空氣中都彌漫著煤塵。在這街上行走，由于礦難不斷，迎面走來的每個女人都可能是寡婦。她們在丈夫活著的時候，天天為隨時可能降臨的災禍而提心吊膽，丈夫死了，老人孩子一擔兩頭。街頭巷尾游蕩著的每一襲廉價的花衫里，都裹著一顆傷痕累累的心。
我第一次聽說，礦區(qū)里流行著一種“嫁死”的規(guī)則，女人先上好節(jié)育環(huán)、買好保險單再嫁給曠工，專等著丈夫井下遇難，到時拿錢就走，另嫁他人。
礦區(qū)最可憐的，還不是女人，是男人。他們下井如同下地獄，就是能活著回來，這種“嫁死”的婚姻能給他們帶來什么幸福？
這一切都記載于遲子建的新作《世界上所有的夜晚》里，她曾以作家的身份到礦區(qū)烏塘鎮(zhèn)深入生活，滿懷同情地記錄下那里的人和事。它們的殘酷血腥和對人性黑暗面的深刻揭示，將在中國歷史上寫下重重的一筆，任誰也抹不掉的。
38
在冷峻有如刀鋒的歷史已經挑落了蒙滿塵灰的現代神話30年之后，現在仍在有人不斷地揀起它的殘片碎屑，拼湊出新的現代神話，并且還在樂此不疲地拼湊下去。
難道我們是個酷愛神話的民族么？
39
對待知識分子的態(tài)度標志著一個社會的文明程度，而對待流浪漢的態(tài)度，則可考驗這個民族的良心。
40
“我是一位在苦難以外的幸運者，但是，不能止住悲慟。”一位朋友在讀了我的《風中的蘆葦》后說過這樣一句話。它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至今不忘。
41
善意與幫助像是一個球，當你毫不遲疑的將球拋向對你招手的人時，會有那么一天，當你在招手時，也會有個球飛到你的手中。(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或許，不只一個。
42
有兩條船，一條船發(fā)現危險馬上通報乘客，且積極組織力量排險；
另一條船出現危險竭力封鎖消息，且把“散布危險言論”的人統(tǒng)統(tǒng)關起來，甚至殺掉。
你乘哪條船？
43
當代的中國人可能沒有幾個人知道，1911年武昌革命前夕，那個由清政府自己建立的資政院曾迫使清政府放棄其獨立財權，并將當年清政府的財政預算核減掉了7790萬兩白銀。要知道，紐約市僅僅是在此之前的1908年才剛剛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份對政府開支進行詳細監(jiān)督審查的現代預算。敢對皇權說“不”，而且這個“不”竟然還“說”成了，不能不說是這個皇權專制大帝國幾千年未有的大進步，其歷史意義可以說超出了當年發(fā)生的革命。
那時的中國人，竟是如此了不起，以致讓我頗感意外。
44
人類只有一個地球，如果失去綠色屏障的保護，人類，還有地球上所有的生命，都會被宇宙無情地抹掉，毫無蹤跡。
45
稅收的用途是一個最直觀、最客觀、最準確的尺度，它使一切花言巧語都無法自圓其說。
46
美國學者孔飛力說：“我們最難以判斷的，是‘盛世’在普通人的眼里究竟意味著什么，人們對于生活正向何種方向發(fā)生變化，是變好還是變壞，是變得更安全還是更不安全等問題的態(tài)度，同我們期待在經濟發(fā)展時會發(fā)生的情況，可能大相徑庭。從一個十八世紀中國普通老百姓的角度來看，商業(yè)的發(fā)展大概并不意味著他可以致富或他的生活會變得更安全，反而意味著在一個充滿競爭并十分擁擠的社會中，他的生存空間更小了。商業(yè)與制造業(yè)的發(fā)展使得處于巨大壓力下的農村家庭能夠生存下去，但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最大限度地投入每個人的勞力。從歷史的眼光來看，當時經濟的生氣勃勃給我們以深刻印象；
但對生活在那個時代的大多數人來說，活生生的現實則是這種在難以預料的環(huán)境中為生存所作的掙扎奮斗。”
他說的是十八世紀的中國，但是不是感覺也像是在說現實的中國？
47
9％、10％……中國經濟不可能永無止境地如此增長下去，任何經濟體既有繁榮也就會有衰落。在發(fā)展到一定階段時，由于各種內外部條件的約束、不確定性的增加（如不可避免的國際化），制度、政策方面的不合理因素就會提高經濟停滯、蕭條甚至危機的爆發(fā)釋放出來。我們或許無法預計它何時發(fā)生，但我們可以肯定地說，它總有一天會發(fā)生。這不過是事物發(fā)展的客觀規(guī)律使然，再正常不過。此外我們還知道，在發(fā)生危機的時候，與憲政民主的制度安排相比，威權體制將會充分暴露出它在應付種種社會矛盾上張力不足的弱點。印尼及拉美一些國家的政治結構面對經濟危機不堪一擊的拙劣表現和東亞一些新興工業(yè)化國家因及時完成國家體制的憲政轉型而能夠比較平穩(wěn)地讀過金融危機的事實，兩者之間形成鮮明的對照，也早已給后進的中國提供了鮮活的經驗�！笆袌鼋洕褪菓椪洕保@就是結論。
可惜，到目前為止，還沒見到中國在構建憲政民主這一現代民主政治的元規(guī)則上邁出實質性的步伐，也沒見到它成為中國學者主流的聲音。在等什么呢？等著危機爆發(fā)么？
48
虛假慣了的人，已經不懂得真實的可貴，已經不相信真實的真實，甚至還會挺身而出，主動地挑戰(zhàn)真實、維護虛假。因為虛假已經成了這些人的思維定式，再也無法改變了。
49
中國人面對歷史很像一個結巴，總是不斷地重復著老掉牙的信息，比如那句“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幾段改朝換代的宮廷把戲被我們敘說的天花亂墜，卻看不出多少思想內含和真正的歷史價值。我們講別人的歷史很流暢，批判別人的制度毫不留情，因為沒有壓力，張嘴就說，以偏概全也不要緊，錯了也不必負什么責任，可一進入我們自己的語境，頓時就又變成結巴了。有時候，我們還會變成啞巴。
但也不是任何情況下都可以當啞巴，“閉嘴”也不是人人可以享受的一種自由。更多的時候，我們只能而且必須“表態(tài)”。這時候就看出當結巴的好處了：既發(fā)出了自己的聲音，又沒有什么實際內容，安全又保險，何樂而不為？
然而，不管是結巴還是啞巴，都是一種病態(tài)，名字叫“失語癥”。其病理大約是，本來十分正常的神經中樞，在長期壓抑下的局部或整體性壞死，并且不可復原。
沒有自由思維和自由表達機制，何來民族自信？何來文化振興，何來文化全球？
樂此不疲精神抖擻地集體性地選擇當結巴的我們，繼續(xù)結結巴巴地走向22世紀。
50
舍棄中國經濟問題的政治內涵、只談經濟改革的改革，或是將此要問題升級為根本問題、試圖通過解決這些次要問題來解決根本的改革，或許能收效于一時，但是它將使積累下來的問題將會更加嚴重，最后整個社會勢必將以更為復雜的形式或更加慘重的代價來承擔這種“改革”所帶來的后果。這樣的改革注定不能成功。
51
經濟學在一定意義上說就是問題學。學者沒有對現行制度和體制歌功頌德的義務，他們工作的價值恰恰在于找出現行制度和體制存在的弊病和問題，在進行充分而盡可能求是的基礎上找出克服和解決這些弊病和問題的方法。
52
在中國，從來就只有問題， 而沒有“純粹的”經濟問題。避開中國財政、經濟問題的政治原因去探求解決那些問題的方法，無異于編織皇帝的新衣，是在制造偽理論，會使問題永遠也得不到真正的解決。
53
當一個政府的稅收行為還不透明的時候，稅收就只能是國家維持自身運轉或維護特權階層利益的手段，與社會公平無關，與人民的權利無關。在這樣的制度環(huán)境下，我反對新增任何稅收。不管經濟學家們鼓吹得多么天花亂墜，都反對。
54
邵燕祥先生在 《想起了經濟民主》一文里，曾建議各級黨代會開會時，本屆黨委應該向大會報告黨的經費收支和黨產經營情況。據他自己說，沒有聽到回應。老先生勇氣可嘉，是否知道，自己已觸犯了“雷區(qū)”？
從理論上說，國土和人民，以及國家資源、公共財產和人民的私有財產，不能再像古代社會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士，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那樣，可以任由執(zhí)政者統(tǒng)統(tǒng)當作私產自行處置；
也表明，承認了國產與黨產在所有權上是有區(qū)別的，不容混淆。一方面，國家允許黨產依法運作，另一方面，黨組織不得超越法律支配和侵占國有資產。
我們不知道龐大的“國有資產”里的那一部分屬于黨產，或者黨產是否包含在“國有資產”里面，更不知道到目前為止，中國共產黨擁有了多少黨產，是怎樣積累起來的。人們，尤其是咱7000萬黨員們，在談到這個問題時無不謹慎小心。
但有個道理無論如何不會錯的：黨產，不是個人隱私，不屬于政團的秘密，如同一切國家、團體和私人的經濟活動一樣，應該也必須置于輿論監(jiān)督和司法監(jiān)督之下。這是一個現代法治社會的應有之義。
支持邵燕祥，作為一名忠誠的中國共產黨黨員。
55
汽油遇上火會燃燒，水燒到攝氏100度會沸騰，狗急了會跳墻，兔子急了會咬人，這樣的道理盡人皆知。事實上，許多惡性發(fā)生的條件，是我們親手創(chuàng)造的。可是，多數情況下，在我們一點一滴地“積累”事情發(fā)生異變的條件之時，自己并不清楚這樣做的結果是什么。
56
一個國家要是出現了財政危機，責任肯定在這個國家的政府，而且肯定是源于政府財政支出的無度。
57
如果民眾沒有獨立思考和表達自己意愿的權利，制度的安排和政策的制定就會也只能在暗箱中操作，“誰官大誰說了算”。那么，人們對社會矛盾的認識便會只停留在事物的表層，解決矛盾的對策也就會局限于孤立的個別事件。于是，我們便會頻頻地領教什么叫作“屢禁不止”，什么叫作“愈演愈烈”。
58
獨尊比焚書更可怕，因為焚書不過是把幾本書扔進了火堆，獨尊卻可以從根本上摧毀所有的文化。中國歷史上獨尊儒術的結果，固然使百花凋謝，但首先是儒學自身遭到閹割。
神話了的儒學，不過是一具僵死的軀殼而已。
59
逃稅是人們?yōu)閷怪囟�、維護自己的財產權益而產生的一種本能的行為，不合法，卻可以理解。
60
一個社會如果多數人都被短期行為所裹挾，熱衷于急功近利搞表面文章，那一定是陷入了某種深刻的危機，一定是意識到了前途的不美妙，一定是對未來喪失了信心。而只有對未來完全失了信心的人，才會一門心思只顧眼前、不管將來。
61
如果官員的手里掌握著資源配置的大權，而這種權力又缺乏制約和監(jiān)督，那么，腐敗是必然的。權利越大越腐敗。因為經濟學告訴我們，人都是“經濟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符合人的本性。如果我坐到了胡長青、成克杰的位置，身邊到處是機會，伸伸手就來錢，甚至不必伸手也來錢，我也會犯錯誤。因為我不是焦裕祿，不是孔繁森，我只是個普通人。
所以，設置游戲規(guī)則的原則，應當也必須以防范普通人的“伸手”為起點。
62
脫離納稅人義務而片面強調“應盡義務”的納稅宣傳，比如那個老掉牙的口號：“依法納稅是每個公民的光榮義務”，除了重現與強化國人對納稅逆反心理的歷史沉淀之外，什么用也沒有。
納稅人不需要“光榮”，他們需要的是“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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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納稅人的角度說，他是不是盡了太多的義務而很少享受到應有的權利，這是衡量稅收是否具有掠奪性的主要標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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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沒有免費的午餐，同理，世界上也沒有免費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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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人以為只有中國是社會主義，而且是世界上唯一的、正牌的社會主義，在他們看來，中國怎么搞都是社會主義，外國人怎么搞都是資本主義，其實未必就是如此。僅從社會福利這一點就可以看出，如今世界上許多國家都更像“社會主義”，只有中國，并不怎么像。
66
“百姓可以承受”的說法，目前正成為壟斷性公共產品和服務漲價的理由，官員們理直氣壯地說，醫(yī)療費、學費、房價、水費、電費、燃氣費等的多次調價，限制在“老百姓”可承受的范圍之內。于是有人這樣質疑：“百姓可承受”，公共產品就可漲價？問得好！我以為還可以繼續(xù)追問，“百姓可以承受”，究竟是“百姓”自己得出的結論，還是官員們替“百姓”得出的結論？如果是后者，那么誰給你們的權力可以代替人民的判斷？你們的結論能不能得到人民的認可？得不到人民認可的決策你們還認為是可以堅持下去嗎？這些問題，官員們回答得了么？
67
言與行、說與做的分離，甚至完全相悖，構成了當代中國人最大的道德困境，至少到現在為止，還看不到我們能夠擺脫這困境的跡象。
68
福利經濟學里有個“帕累托改進”，簡單說就是一部分人的財富可以增加，但其他人的財富不能減少。因此它有個基本原則是一定要被堅持的，這就是公平。
接下來，什么是公平？公平不是一般人理解你跟我、我跟他之間收入、財富水平的的平等，而是看起始條件，也就是競爭起點是不是平等，看起點而不是看結果。也就是說，給你機會，但是你也必須允許別人獲得同樣的機會。這才是真正的公平，在公平之上才談得上效率問題。如果一個社會是個不公平的社會，它怎么可能產生效率？
所以中國人總是大談什么效率與公平誰優(yōu)先，爭來爭去，不過是個偽問題，永遠找不到正確答案，因為那個爭論不休的的問題實際上不存在。
69
我們的真話、實話，只能在私下里說，而不是在公開場合毫無顧忌毫不恐懼地說。有人在公開場合（比如開大會時）說幾句真話就能獲得異乎尋常的掌聲，那絕對不是個正常的現象。
70
與自己的傳統(tǒng)文化相比，當代中國人的思想意識不能說沒有一點變化，但卻沒有根本性的變化，或僅有細微的不足道的變化。
一個人的腦袋不斷變大不見得就是好事，如果他不是變得更聰明、更懂得科學。
71
我國的大、中、小學教材存在著一個通�。喝鄙賹θ诵员旧怼⑷说淖饑篮蜋嗬�、獨立思考的意識和能力的內容。從來都是教育學生“信”什么，從來不告訴學生“不信”什么。這樣的課本，是把原本正常的人變成奴才的好教材，卻無法培養(yǎng)出現代意義的公民。
72
從一個社會采取何種方式解決自身出現的矛盾，選擇什么手段處理內部紛爭，便能大致了解它的多高的文明程度。
73
我喜歡讀歷史，卻又怕讀歷史。因為，回首那一段段塵封多年的歷史的時候，發(fā)現有些部分早已被強令遺忘，而另外一部分卻被人一次次地提醒。結果是，我們記住的是該忘記的歷史，而忘記的又是該記住的歷史。
74
真正的學者，應秉持公正、中立的立場，以追求真理和正義為己任。然而，在中國的許多“主流經濟學家”那里，我們看不到這些品質。他們把既有的規(guī)則作為不必質疑的前提，缺少制度批判和規(guī)范性探索的思想鋒芒。他們之所以屢遭非議，(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主要的并不是其觀點的對錯，而是缺乏獨立的地位和意識。在公眾面前，他們更像是“宮廷人”。
既然是“宮廷”的人，他們主要任務便是關注于如何為政府增加賦稅收入，“提高國家財力”，探究貿易過程是否對自己的主人有利。至于如何約束政府的斂財行為，如何保護納稅人的權力，如何控制政府的預算支出等等，便難以進入他們的視野。經濟學在中國，成了一門“告訴政府應當如何征稅、如何運用征稅權”，“向政府決策人提供建議”之類的技術性的東西。
對這種“宮廷理財學”，馬克思、恩格斯都曾用非常尖刻的語言毫不客氣地予以諷刺（見《資本論》卷一跋；
《馬恩選集》卷二，37頁）。
如今的經濟學家們，初衷不改，他們或進入政府當了大官，或千方百計討好政府官員以獲得更多“項目”的課題費，或毫不避諱地充當某個利益集團的代言人，或繼續(xù)為官員或利益集團攫取公共資源出謀劃策，總之，都是大忙人。這種經濟學泛濫成災的結果，用布坎南的話來說：“那些聰明的大玩家按照自己的利益操縱現行規(guī)則，眾人競相仿效的不再是圣賢，而是這些耍小聰明的人”。
問題在于，在我們這個社會里，聰明人比比皆是，智慧卻越來越貧乏。
75
在一個普遍缺乏誠信和不道德的環(huán)境里，如何教育自己的學生恪守誠信和道德，一直是令我感到極為困惑的問題，百思不得其解。
76
軟弱的、愚昧的、一盤散沙的、不知“權利”為何物的國民，怎么“轉變”都是奴才，不可能成為真正的納稅人。
77
如果開會時只能聽到一種聲音，那就不是開會，是上課，甚至連上課也不是。
78
坦率地說，我們是一個特別善于講假話、空話、虛話、套話，甚至胡話的民族，遺憾的是，至少到目前為止，還看不到我們不說這些“話”的希望。
79
稅權是一種“被壟斷的暴力”，它“施暴”的對象是公民的財產權。現代國家必須通過一定的人權制度安排來制約稅權，防范稅權的無限擴張，并制止它滑向脫離人民意志的方向。
80
思想是無罪的，對思想進行審判，像抽刀斷水一樣荒唐可笑。企圖用威權的力量、行政甚至是法律的力量強行灌輸推行某種思想，而將別的思想打進地獄的行為，才是徹頭徹尾的犯罪。
只有思想自由的土地，才會有聰明才智如雨后春筍如春日花雨般地噴薄而出，思想自由的民族，才是有美好希望的有燦爛前途的民族。
81
亞當·斯密在《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中專論賦稅時提出了良好稅制四原則，即賦稅平等、賦稅確定、納稅手續(xù)方便以及征稅過程的節(jié)約。這四條原則的其中任何一條都把納稅人的權力包括在內。那么，我們的稅收原則是什么？
既然公共權力機構的決策關系到公民個人的利益，公民就應該有過問和參與的機會，而且參與的機會應該是平等的，不應只是少數人的特權。
82
經濟合作與發(fā)展組織（OECD）組織專家對19世紀以來世界主要國家的經濟發(fā)展狀況進行了比較精細和全面的定量測算，其研究成果發(fā)表在麥迪森著《世界二百年回顧》（北京：改革出版社，1997）一書中。研究結果表明，在GDP總量（單位：百萬1990年國際美元）方面，1820年，中國199212，高居世界首位；
當時西方最發(fā)達的國家英國34829，位居世界第四；
居第二、三位的是印度（110982）和法國（37397）。中國GDP占世界總量的28.7%,比印、法、英三國共占26.5%的總和還要多，其發(fā)達程度相當于今天的美國。問題是，就是達到最富的水平，又如何呢？恐怕不會有人認為滿清王朝是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蕶鄬Ｖ平y(tǒng)治下的中國，民眾個人的生命、財產和自由毫無保障，盡管它是富有的，但卻是世界上最孱弱的國家之一，這才有了后來發(fā)生的歷史。
這個道理今天并沒有過時。對于一個國家來說，經濟目標只是它的追求之一。比起經濟目標來，更重要的是公民個人的自由和發(fā)展，如不受壓迫、自由遷徙、自由表達、免于恐懼、健康保障和良好的教育等等，都是個人應享有的自由。只有個人自由得到充分尊重和法律保障的國家，才是真正的強國。
83
個人的自由，平等和追求幸福的權利是不可剝奪的，以國家的名義也不行。這就是公民應當享受的和必須維護的基本人權，這就是法律必須保障和保護的公民權利。踐踏人權，就是與人類為敵。
84
康德說，有兩個東西令他感到敬畏，一個是頭頂上浩瀚的星空，一個是“我心中的道德律令”。
我們敬畏什么？權力？
85
至少在微觀層面上，除了民眾日常生活決策已經較少再受干預外，其它幾乎所有的行業(yè)或領域，仍無處不在地受到來自政府權力的強力干預，這種干預甚至可以一直延伸到私人部門而不能停止，而一切民眾之貧窮、社保、醫(yī)保、教育和公共服務等等問題的解決過程卻常常找不到政府的影子，使這些領域皆處于營養(yǎng)不良和救濟制度嚴重欠缺的狀況之中難以自拔。這就是當今中國的真實寫照。
結論跟西方人的差不多：中國還不是一個真正的市場化國家。。
86
真理的身上總是布滿了傷痕，常常不得不蜷縮在某個角落，而謊言卻總是能登上大雅之堂，到處招搖撞騙。這世界就是這么奇怪，事情總是反著來。
87
偉大的思想總是誕生于逆境中、漫罵聲里甚至屠刀之下，而決不可能出現在鮮花和歡呼聲中。
88
現在網絡上流傳著我在2004年說過的一句話：“道在民間”，我為此而高興，說明越來越多的人知道并接受了這個觀念。的確如此，中國的真正的文化傳統(tǒng)，中國人的思想精華，現今社會所有有價值的東西，統(tǒng)統(tǒng)不在“圣人”的經典里，也不在某某領導人的“重要思想”里。中國人所有珍貴的東西都在人民中間，并永久地保留在人民中間。只有在那里，才能找到我們民族真正的希望。
89
我們不善于總結自己歷史上優(yōu)秀的文化，而是把應該繼承的文明一點點地丟失；
我們不善于向外國學習，只是躉來一些雞毛蒜皮的文明成果并把它們當作自己的成就來炫耀，而拒絕接受真正的人類共有文明。實際上，我們是踏著自己的不太光彩的歷史足跡，重復著自己早已經歷過的悲劇，一圈圈地兜著歷史的大圈子，樂此不疲。
90
很多時候，我們懷著一顆正義的心，卻總是閉著眼睛前行。
91
稅收既然是一種公共活動，它就必須符合公共道德。橫征暴斂違背了公共道德，因而它不是稅收，是野蠻。只不過實施這種野蠻的不是強盜，而是政府。
92
桂林興安城的靈渠邊上有一座奉祀當年建渠有功者的“四賢祠”，明清風格的建筑，因紀念四位在靈渠修建和維修過程中的杰出先賢而得名，里面存有一些歌功頌德的石碑。奇怪的是，在這碑群里，還藏著一塊《》，上刻有文字：浮加賦稅冒功累民興安知事呂徳慎之紀念碑，中華民國五年冬月闔邑公立”。簡簡單單的碑文淋漓盡致地刻畫出了一位貪官的丑惡嘴臉，在這祠中與四位先賢同堂共處，其中功過，任人評說。
浮加賦稅，冒功累民。
興安知事呂德慎之紀念碑
民國五年冬月闔邑公立
這是當地人對曾這里橫征暴斂搞得民不聊生的一位“縣太爺”的控訴。
各種各樣的紀念碑見過不少，但是，“劣政碑”卻是頭一次看到。
如果在“三年困難時期”餓死人甚眾的河南信陽、在槍斃民主義士林昭的上海龍華機場的第三條跑道上，在興建“豆腐渣”工程的長江堤岸邊，也豎起這樣一塊“劣政碑”，我想，不會是毫無益處的吧？
93
國家征稅自有其宏偉及合理的目的，但公民對這一目的的達成并不“當然”地負有法律上的義務，因為稅收不是任何“單方意志”所能決定的。即使強行作出什么決定，其行為也僅具有暫時性。
94
“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無代表則無稅），這個經典表述揭示了稅收法定主義最基本的含義，即稅權歸于人民。是人民選出的代表將征稅權授予政府，而不是政府天生就擁有這個權力。
95
沒有法律根據，國家便不能課稅，公民也不得被要求交納稅款。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基本法起草小組的成員，我將致力于把這一法律精神寫進這部神圣的稅法。
96
“民主不能當飯吃”，這是反對民主的一個白癡級的理由。因為歷史早已證明過無數次，自由民主的制度從未制造過饑荒和“人禍”，這不是偶然的現象。無論在經濟比較富足的歐美國家，還是經濟比較貧困的國家，如印度、博茨瓦納獨立后的津巴布韋。也就是說，民主能當飯吃，而且還能吃得不錯。
97
生活是一個向往和獲取自由的過程，然而大多數人與此背道而馳。
98
民主制度本身和它的運作方式各國存在差異，有它的局限性和缺陷，這本來很正常，人類就是要在民主的實踐中不斷完善它、發(fā)展它。但有人卻據此企圖把它從人類社會中抹掉。正如波蘭杰出的女革命家羅莎·盧森堡指出的：“托洛茨基和列寧找到的糾正辦法即取消一切民主制，卻比這一辦法所要制止的壞事更壞，因為它堵塞了唯一能夠糾正社會制度天生缺陷的一切機會。這就是人民群眾的積極的、不受限制的、朝氣蓬勃的政治生活�！�
扼殺民主，隨之而來的就是專制的種種罪惡，難道不是已經被人類歷史反復證明過了的道理嗎？
99
單一的政治結構歷來是某個單一的政治勢力占據主導地位和擁有可以支配一切的絕對優(yōu)勢，這樣的社會即使有憲法和法律，也是某個占據絕對優(yōu)勢的政治勢力的意志的單方面表達，而不會有真正的法治。因為在絕對意志占優(yōu)勢的國家里，一個至高無上的人和一個集團隨時可以把他或他們的任何想法變成法律，然后他或他們就可以聲稱自己是“依法辦事”的。
按照這個邏輯推理，希特勒也可以說是“依法”把猶太人送進集中營、焚尸爐的。
100
發(fā)生在“文革”中的一切罪惡，包括對于人民基本權利的藐視和剝奪，包括對人的思想和言論的統(tǒng)治、禁錮與扭曲，包括任意剝奪人的自由與生命，在中國的歷史長河中是永遠不會被忘記的，它作為中國人心中最黑暗最恥辱的一頁載入史冊。這些駭人聽聞的罪惡是中國人自己“制造的”，也必須由中國人自己消化、消除，永遠不再犯類似的錯誤。
101
在阿克頓看來，政治生活中最可怕的局面，是“道德與宗教不分，政治與道德不分”，整個國家“只有一個立法者和一個權威”。在這位世界著名的歷史學家的全部著作中，貫穿著一個春秋筆法的我們本土的史學研究中不見蹤影的基本立場，即人間所能享受的所有自由――無論是宗教自由還是世俗自由，皆為權力平衡的產物，有兩千年皇權專制“傳統(tǒng)”并至今抱著“高度一致”觀念不放的中國人對此可能有更深切的體會。于是，當阿克頓說“只要某個單一的明確目標成為國家的最高目的，無論該目標是某個階級的優(yōu)勢地位、國家的安全或權力、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還是對某個抽象觀念的支持，此時的國家走向專制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100多年過去了，今天的我們不知是應該佩服這位智者的遠見卓識，還是應該為我們的愚鈍和孤陋寡聞而羞愧。
102
在只有一種思想、一個權威、一個立法者的地方，人們或許會表示服從，卻不可能產生對自己的行為承擔責任的愿望和勇氣，即使他做了惡、殺了人，也不會主動承認，更不會真誠懺悔。這就像一條船，凡是登上這船的人，必須絕對聽命于船長的意志，個人自由被完全剝奪。在這船上，組織高于個體，紀律高于個性，服從高于創(chuàng)造，傾聽高于思考，彈藥重于食糧。這條瘋狂的船向一切敢于阻止它前進的力量開戰(zhàn)，無論這力量是來自外部，還是內部。
大概不必再說下去了，我們大家都知道如此瘋狂的結果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103
楊絳先生在《我們仨》一書中說：“一九九七年春，阿瑗去世。一九九八年歲末，鐘書去世。我們三人就此失散了。就這么輕易地失散了�！篱g好物不堅牢，彩云易散琉璃脆’�，F在，只剩下了我一人”，“我清醒地看到以前當作‘我們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棧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還在尋覓歸途�！�
初讀這些話心情未免惆悵，細思之卻覺得先生只是說出了一個必會發(fā)生的事實。是的，我們夫婦也有一個女兒雯雯，總有一天，“我們仨”也會失散，我的書房也會空無一人，我的那些最心愛的書也會流落到知道的什么地方，我，我們每個人命中注定，都只是這世界上的一個匆匆過客。唯一讓我心安、欣慰的是，我是一個以真理為家、行走于真理之道的人，是一個擁有精神家園的人。
這樣，我就放心了，我，我們仨，終是有家可歸的人，冥冥之中，我們還會聚在一起的。
104
人的大腦是用來思考的，(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而且只能用來思考。如果我們空長著一個萬物之靈的大腦卻不用，我們跟動物就沒什么兩樣。你就是吃一輩子飯，拉一輩子屎，也還是沒有任何價值。如果有人不讓你思考，不要理他，因為思考是你的權力，誰也管不著。人類一思考，上帝就微笑。
105
看著日本大阪產業(yè)大學門口鐫刻著的該校校訓：“致力于培養(yǎng)卓越的普通人”，不禁有些感慨，我們的大學誰會把這樣的話當做校訓？記得學校組織校慶之類的活動時，往往會請來一批“優(yōu)秀校友”坐在主席臺上，挨個介紹下來，不是“部長”、“省長”、“局長”，就是“名人”、“經濟學家”。其實，日常生活中絕大部分都是平平常常的普通人，他們在工作中表現得非常卓越，為社會做出貢獻，他們就不優(yōu)秀嗎？就沒有資格坐在那個該死的主席臺上嗎？
衡量一個國家或者一所大學校教育是否成功的標準并不是它培養(yǎng)了幾位總統(tǒng)、多少政府長官、名人，而是看它使多少國民接受了優(yōu)質的高等教育，培養(yǎng)了多少優(yōu)秀的“普通人”，這才是關系到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基本素質的根本大事。
106
大學是產生和傳播思想的場所，而不是僅僅用來講授現成知識的地方，這是大學與其他課堂的最大區(qū)別。
107
僵化的教育對人的傷害，不僅僅在于它傳授了一些過時的知識或陳腐的觀念，更嚴重的是，它在竭力摧毀人的思維功能。讓人費解的是，現在從學校出來的學生，怎么會如此的懼怕獨立思考。
108
一個國家的大學教育是其民族精神最清晰的體現和其生活方式最精確的縮影。
109
1919年6月的一天，52歲的國學大師章太炎在少年中國學會發(fā)表演說，他以長者的身份，針對青少年存在的弱點提出了幾點告誡。接著，28歲的歸國留學生胡適登臺，宣布章先生所說“都是消極的忠告”不足為誡。我在想，如今的大學里還有可能發(fā)生類似的一幕嗎？
110
應該為“批判”一詞正名。批判，其實是一個中性動詞，與哲學上的“揚棄”一詞相近。其基本含義，是先分析而后作出理性判斷，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所謂繼承，也只能在批判的基礎上的繼承�，F在很多人空喊繼承，卻不見其提倡批判，這不是在繼承，而是誤入歧途。最可怕的是他們竟然把這些未加批判、鑒別的文化全鍋端給青少年，讓他們去死記硬背，還美其名曰“讀經”，這就不是自己迷失的問題了，簡直是在作孽。
111
如果你跟他（不管是誰）的意見永遠一致，那就是說，你的意見是多余的�；蛘呤橇硗庖环N可能：你怕他，以致于不敢說出自己的真實想法。
112
中國人歷來無從伸張自己的意愿，更無從決定自己的命運，而只能生存在由少數人強加在自己頭上的政統(tǒng)范式中。數千年了，竟一直未發(fā)生任何實質性的變化。
自己表演得再精彩，只要脖子上還套著一根繩索，你就是一只猴子。
113
1764年的一天深夜，一場大火燒毀了哈佛的圖書館，很多珍貴的古書絕籍被毀于一旦，讓人痛心疾首。第二天這場重大事故學校上下得知，有名學生尤其面色凝重。
突發(fā)的火災把這名普通學生推到了一個特殊的位置，逼迫他作出選擇。在這之前，他違反圖書館規(guī)則，悄悄把哈佛牧師捐贈的一本書帶出館外，準備優(yōu)哉游哉地閱讀完后再歸還。突然之間，這本書就成為哈佛捐贈的250本書中的惟一珍本。怎么辦？是神鬼不知地據為己有，還是光明坦蕩地承認錯誤？一番激烈的思想斗爭后，惴惴不安的學生終于敲開了校長辦公室的房間，說明理由后，鄭重地將書還給學校。霍里厄克校長接下來的舉動更令人吃驚，收下書表示感謝，對學生的勇氣和誠實予以褒獎，然后又把他開除出校。
哈佛的理念是：讓校規(guī)看守哈佛，比用其他東西看守哈佛更安全有效。
114
遠處開過一輛汽車，同行的外國朋友驚訝地回過頭來：“好滿的一車填鴨�。 蔽覒嵟耍骸昂f！那是我們的一車學生。”
115
北大老校長蔡元培說過：大學，不是大樓，不是職業(yè)技術培訓機構，也不是升官發(fā)財的預備所。大學是研究高深學問的地方。
我倒是覺得，如今的大學，恰恰只是符合前三個標準。
116
悲觀的說，我們知之甚少，樂觀地說，我們正在一天天地多起來。但我們還得明白一點，我們知道得越多，我們未知的領域也就越多。
“我所知道的就是我知道的很少。”知道這話是誰說的嗎？
蘇格拉底。
117
周鯁生認為1927年以前的北京大學最令他懷念，這多少有點令人意外，但卻在情理之中。周說，那時候的北大，教學、研究及行政管理是完全獨立和自由的，沒有什么人可以隨意干預。大學有學府的尊嚴，學術有不可以物質標準計量之價值，教授、學者們有充分的自尊心，在社會上有凜然不可侵犯的權威。哦，“舊社會”的大學，跟我們想當然的那個樣子竟是如此的不一樣。
“舊大學”早已離我們遠去，我們只能望著它的背影嘆息。
118
市場經濟與公民的個人自由之間，就像一枚硬幣的兩面，有著無法分割的聯系，這是一個中國人至今尚未想明白的道理。哈耶克早在60年前就指出，即使行使權力的人動機十分高尚，但他無法掌握市場活動中諸多個人根據不斷變動的信息分別作出的決定，也就難以為“目標的重要性等級制定出公認的統(tǒng)一尺度”。于是，那些通過外力影響市場選擇的行為，如政府為擴大需求而實行的盲目擴大公共支出、竭澤而漁地征收賦稅以及專斷的分配政策等，其后果必然是，它把大量可能的獲利機會都變成權力尋租，大大減少經濟活動中新創(chuàng)價值的機會，并窒息整個國家或民族創(chuàng)造性精神和活動。這不僅與個人自由不相容，而且與合理的生活秩序、社會繁榮、文明的發(fā)展邏輯統(tǒng)統(tǒng)背道而馳。因此，一切以強制力為后盾或有壟斷傾向的權力都必須受到限制，包括使那些聲稱“一心為民造福的”的權力。
一個社會要想保持持續(xù)進步的活力，就必須向著不可預見、不可計劃的未知領域開放，而要建立這樣一個開放的社會，就必須保證每一個公民都享有打破舊模式、創(chuàng)造新事物、建立新規(guī)范的自由，而要使公民確實享有上述自由，就必須建立憲政民主制度，以使政府的權力受到限制。過于強大的政府權力之下，無公民自由可言，也就無發(fā)展的活力和動力可言。這就是哈耶克“進步社會”的邏輯。
讀讀哈耶克的名著《通往奴役之路》吧，它會給你所有的答案。
119
千年暗室，一燈即明。要是沒有這一燈之明，世界就會永遠淹沒在沉沉的暗夜當中。
120
一個國家要想進步，首先要鼓勵人們獨立思考、自由言說，允許各種“異見”存在，而不是什么保持一致、求同存異。人群中有不同的觀點和意見是非常正常的事，萬眾異口同聲，肯定有問題。
121
在中國，如果有什么必須嚴加禁止的，那就是公開主張專制和包藏在所謂民族主義中的法西斯思想。其他的思想和觀點，都應當受到鼓勵和保護。
122
中國是個從古到今都是一個“求同”的國家，據說最后要達到“世界大同”。這種制度，是歷代統(tǒng)治者極端維護自己私利的結果。不過，人家那是皇權專制制度，維護的是自己的家天下，可以理解，問題是，現在還求那個“同”做什么？難道還在追求私利？還要維護專制皇權？既然不是，那為什么要人們統(tǒng)一思想？難道思想是能夠統(tǒng)一得起來的么？
123
托爾斯泰長高爾基40歲，如果不是托翁身體結實、長壽，他倆相識的機率是很小的�？墒聦嵤�，他們還是相會了。在談話中，當托翁聽高爾基講完他童年和少年時期的曲折經歷后，既同情又感動，禁不住淚流滿面。他說：“那樣的生活足以將您變成賊，騙子或殺人犯，而您卻成了一位作家。您使我無法不對那您充滿敬意�！备郀柣卮穑骸澳鞘且驗樘焓挂恢卑殡S著我成長�！�
高爾基所說的天使，是他的母親。
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是由窮人和富人組成的。窮人的貧困、窮人的死亡，對于富人來說決不是福音；
窮人的孩子都成了罪犯，足以讓富人的后代們喪膽；
窮人過不好，這世界上終歸不會有人好過。
上帝差遣天使來到人間，充當孩子們的母親，她用自己純潔的乳汁哺育他們，用自己博大無邊的愛滋養(yǎng)他們，她使窮人的孩子成為有教養(yǎng)的人，成為對社會有用的人，成為在富人面前不再卑躬屈膝的人。如果沒有母親，這罪惡的世界早就崩潰了。
愿我們的孩子，中國的孩子，數量龐大的窮孩子，都能從自己的母親身上發(fā)現天使的身影。
124
只要有一顆星，黑夜便被戰(zhàn)勝，因為，黑夜現出了原形；
真理代表著光明，只要有一點縫隙，就能照亮整個大地，因為大地渴望著光明。
125
1994—2004年十年之間，我國有770萬家個體戶在人間“蒸發(fā)”，這應該視作一場不曾為人們所關注的巨大災難，它的后果將逐漸體現出來，同時也證明著政府的那些調整貧富分化的宏觀經濟政策的失敗。令人扼腕的是，這一群體已喪失了獲取所得的機會，他們中的一個比例有可能加入貧困者的行列。
自找麻煩，宏觀調控可不是這么個搞法。
126
沒有選舉權就只能是消費者的牢騷，而不是政治選民的意見。牢騷的結果仍然是結果的不公正和不平等，消費者除了繼續(xù)接受，無其他選擇。
127
中央往上“收權”，不過是政府間權力的轉移，它只能約束地方政府不為“害”，而無法促使地方政府真正履行為民眾服務的職能。
128
“改革”無任何神圣意義可言，它不過是一個中性詞，是政府在面臨危機時的一種不得已的選擇，其正面含義，要靠給人民帶來的福祉來獲取。
129
在中國歷史上，自由從來就是權勢者的專利，而普通百姓總是處于被欺壓、被侵犯的地位而不得翻身，且找不到任何伸冤的門坎。憂憤日復一日地聚積，只有在兵荒馬亂、社會失控的時候才釋放出來。仿佛突然之間，暴民成批地涌現出來，復仇的火焰迅速燃燒，輝煌的大廈迅速坍塌。
130
理想的法治狀態(tài)應該是：在這樣的社會中，每個人和任何人都是平等的關系，沒有人可以置于法律之上，也沒有人不受法律的保護。
131
淤泥里可以開出圣潔的蓮花，黑暗里能孕育出希望的光明，但謊言里卻不可能誕生出真實。
132
1970年，在工人體育場10萬人的“打倒”聲里，遇羅克被宣判死刑。他是那個時代許許多多因言獲罪、或死罪的無辜者之一。驚人的歷史悲劇留給后人的教訓是，公開持不同甚至反對意見和立場不應是罪，而是人的一種自由和權利。
133
沒有人可以剝奪我們內在的自由和尊嚴，除非我們自己甘愿放棄。
134
也許，當國民自由獨立地表達自己的思想見解的時候，他們并沒有說出什么剛被發(fā)現的偉大真理，有時甚至不過像那個真誠的小孩一樣，說了一句皇帝什么也沒有穿的實話而已，或者就像趙高指鹿為馬的時候，站出來說那根本就不是馬，而是鹿，也是大實話。但這卻是對權威的挑戰(zhàn)，是對話語權壟斷的挑戰(zhàn)。那些滿腹經綸的先生，那些吃官家飯說官家話的專家們，當社會需要他們在公共問題上表現出自己的良知和立場的時候，又有幾個敢于這么做？
135
自由表達并不能夠保證一個國家、一個社會不會發(fā)生悲劇，但是，起碼可以保證一個國家、一個社會不會步調一致整體性地陷入悲劇，且難以自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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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部分內容以《稅語》為題發(fā)表于《市民》雜志2006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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